心情和壓力會影響免疫系統嗎？(圖）

在下黃昏鳥 發表於  2013-12-23 17:48

　　

　　圖片來源：hlj.sina.com.cn

　　(文/J.Marchant)斯蒂夫·科爾在讀博士后的時候，曾經有個不同尋常的愛好：他喜歡給藝術品買家和他們可能會喜歡的藝術家牽線搭橋。他本來就很喜歡觀賞藝術品，而這項愛好更為這個過程錦上添花。「這裡有了額外的一層目的。能夠為自己特別欣賞的藝術家尋找知音，這種感覺真是太棒了。」

　　在那個時候，這充其量是項古怪的副業，現在他已身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卡曾斯心理神經免疫學中心的教授了。不過，最近的發現卻讓他自己不禁猜測，當初他幫助那些被埋沒的藝術品找到知音時所感受到的高興與使命感會不會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說不定，這種心情對免疫系統也有幫助。

　　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多數有自尊心的分子生物學家都對這個想法嗤之以鼻。如今，多項研究都以證據表明，精神狀態會影響身體健康，比如壓力。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很難解釋在分子層面上精神狀態是如何起作用的——為什麼主觀情緒竟會與極其複雜的神經與免疫系統的生理機能有所關聯呢？尋找其間的解釋的學科，就是所謂的心理神經免疫學（PNI），可它也常因為缺乏嚴謹而受到詬病。科爾表示，他的目標就是修正這些，而他選擇的手段就是全基因組轉錄分析：查看基因在細胞中表達的廣泛模式。他說：「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個窮追不捨的跟蹤者。這些精神狀態到底是怎樣擴散到身體的其他地方的呢？

　　科爾與同事一起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們提出，像壓力、孤獨這樣的負面精神狀態會驅動廣泛的基因表達程序，形成我們抵抗疾病的能力，並從而使得免疫增強。如果他是正確的話，那麼，人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就會對很多東西產生影響，從糖尿病、心臟病這些慢性病的風險到艾滋病和癌症的進展級數莫不如此。現在科爾更換了策略，從負面情緒轉移到「快樂」那更為含混迷茫的領地中去。這是招險棋；已經有人批評他的工作是一廂情願、流於說教了。然而，一旦成功，成果也將是顯著的——人們發現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科爾和同事認為，我們的心情會影響到和免疫相關的基因表達。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如果你跟任何優秀的神經生物學家或免疫學家談起PNI，他們絕對會付之一笑。」斯蒂芬·斯梅爾如是說，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免疫學家，卻並不供職於卡曾斯中心，「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話題就該永遠被人遺忘。有朝一日我們需要面對它，並努力理解免疫系統與神經系統是如何互動的。」好心情是最佳藥物？

　　在1964年，身為雜誌編輯的諾曼·卡曾斯被診斷患有強直性脊柱炎，這是種危及生命的自體免疫疾病，而且康復的概率只有1/500。卡曾斯拒絕了醫生的預測，並開展了自己的快樂療法，包括按時觀看馬克思兄弟的電影（譯註：馬克思兄弟是一個活躍於美國三十年代的四人喜劇團體，熱衷於表演荒誕不經的內容），並把自己戲劇般的康復歸功於它。之後，他建立了卡曾斯中心，該中心是獻給那些研究心理因素是否真的會讓人們保持健康的人的。

　　當時，主流科學對這個觀點拒不承認。他們認為，不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情緒，都不可能影響到生理的健康。但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初期的實驗顯示，大腦與免疫系統是直接相聯繫的——部分神經系統與免疫相關的器官連結，比如胸腺和骨髓，另外，免疫細胞中也有神經遞質的受體，表明其間是有聯繫的。

　　這些連結似乎有臨床上的實質意義，至少在壓力的病例中如此。最早展示這一點的是病毒學家羅納德·格拉瑟，他目前身為哥倫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學行為醫學研究院主任。他回憶道：「當我在1980年代開展工作的時候，包括我自己在內，根本沒有人相信壓力的作用。」格拉瑟和同事們從醫學生身上取得血樣，並發現：在緊張的考試期間，他們體內的抵抗病毒的免疫細胞的活性比較低，而對人類皰疹病毒第四型的抗體的水平卻更高了，表明壓力已危及他們的免疫系統，並使得平時的潛隱病毒重新活躍。

　　從那時起，PNI的領域就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世界各地的醫學院都自豪於自己的身心醫學，PNI只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如今，人們已經接受了如下觀點：身體對壓力的反應會抑制部分免疫系統，從長期來講，還會引發有害級別的炎症。包括從1967年起就在跟蹤數千名英國公務員身體狀況的白廳研究在內大型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長期的工作壓力會增加冠心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風險。多愁多病

　　PNI研究特別傾向於考察每種免疫細胞，單個基因的表達，或信使分子的水平，比如壓力激素皮質醇和叫做細胞因子的免疫信使蛋白質。但是，科爾希望可以對整個系統如何運轉這件事有所了解。

　　他的第一次嘗試是2007年的著作：《試看寂寞》。社會隔離在所有已知的對身體虛弱造成風險的心理因素中是最可怕的之一，然而，它到底如何導致健康問題卻無人知曉，我們同樣不知道，是否有第三種因素參與進來？孤獨的人可能不像別人那樣飲食正常，或定期去看醫生。

　　科爾和他的同事們考察了六個長年孤獨者白細胞中基因的表達，「長年孤獨」的意思是，他們幾年來一直聲稱自己感到寂寞或與世隔絕，並恐懼其他人；還有八個人作為對照組，他們表示自己有很棒的朋友和社會支持。在人類基因組的約22,000個基因之中，研究人員發現了209 個基因，在孤獨者與其他人身上有所區別：它們要麼被調高，以製造更多的特有的蛋白質，要麼被調低，蛋白質也少了。隨機看來，每種基因看上去都有差別，但從整體來看，科爾卻感到震驚。在未受到調控的基因中，竟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跟發炎反應有關，而很多被調低的基因有抗病毒的作用。而社交正常的人則恰如其反。雖然這只是個小型研究，但它最早建立起了心理風險因素與基因表達的廣泛潛在變化之間的關聯。

　　

　　孤獨的人和擅長社交的人免疫基因的表達可能是不一樣的。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自那時起，研究者們就在一個93人的組中再次得到了那個結果，科爾說，他還觀察到了人們在面對不同的社交挫折時基因表達也體現出了相似的變化，這些挫折從即將到來的喪親之痛到低等社會-經濟地位。

　　他說，該結果有革命性的意義。緊密結合在社會群體中的早期人類會面對較高的被病毒感染的危險，因此加強的抗病毒基因更加有利。與之相對的是，離群索居或面對壓力的人受傷從而被細菌感染的風險更高，因此他們需要調高那些與發炎有關的基因。但現代的壓力導致了長期和無益的發炎，隨著時間的積累，炎症就會損傷身體的組織，增加慢性病的危險，比如動脈粥樣硬化，癌症和糖尿病。

　　對斯梅爾這樣的經典免疫學家而言，科爾的結果是「有魅力而且令人驚嘆的觀察」，但還不夠有說服力。在將來的工作中，他希望能看到更多生理學的途徑被確定下來。「除非你能對這套機制有一個完整的了解，否則不確定和懷疑主義是一定存在的。」他說。紐約市洛克菲勒大學的免疫學家亞歷山大·塔拉霍夫斯基也持這種觀點，他說，確定具體的機制——比如說，什麼神經遞質能產生什麼樣的特定作用——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大腦和免疫系統都非常複雜。因此，科爾的研究「讓你思考社交困難可能有什麼樣的結果，卻不能真的告訴你這是如何起作用的。」

　

　亞特蘭大的喬治亞州科技學院綜合基因組學中心主任格雷格·吉布森則希望看到更大型的研究，不過他認為，就算還不能理解這一機制的每個細節，科爾正在揭露的「遺傳結構」的大局還是值得研究的。「很多人都在從整個基因組的角度看問題，但他們只關注屈指可數的幾個『佼佼者』，這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請你暫斂愁顏，稍感歡欣

　　在2010年，科爾收到了一封來自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的郵件，她是他研究生時的朋友，現在正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研究情緒幸福。「還記得我嗎？」她說。她對快樂和其他正面情緒狀態在生物學上的相互關聯很感興趣，並建議和科爾組成搭檔，合作研究。科爾已經關注壓力與逆境好幾年了，他覺得建議太好了。「我已經厭倦了現在這種不明不白的情況。」他如是說。

　　如果從整體上來說PNI的可信度有點問題的話，研究幸福則更加撲朔迷離。它比壓力更加不易測量——像皮質醇這樣我們可以訴諸的生物學標記並不存在，我們也不能在實驗室中喚起幸福感，而且主流的生物學家對問卷調查之類的模糊的數據收集方法比較不屑一顧。

　　一個方法是，看看有沒有辦法測量壓力對基因表達所引起的不利影響是否得到了緩解。科爾參與了三個旨在如此嘗試的小型隨機對照試驗，研究包括了45個受到壓力的看護者和40個孤獨的成年人，它發現，關於冥想的課程改變了參與者白血球中的基因表達譜——發炎的基因被抗病毒的基因所取代了。在供職於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大學的心理腫瘤學家邁克爾·安托尼所開展的第三個實驗中，200名罹患早期乳腺癌的婦女參加了不同的課程，比起參加的是為期一天的教學講座的對照組而言，那些參加了為期十周的壓力管理課程的女性體內與發炎和新陳代謝有關的基因下調了。同時，對一型干擾素（該干擾素既會對抗腫瘤也會對抗病毒）起反應的基因在參與壓力管理課程的婦女身上也得到了上調。「我們的結論是，心情的確會有影響，」安托尼說，「如果我們改變了心理。那麼生理也會相應地改變。」

　　科爾和弗雷德里克森則想要走的更遠。他們希望考察的不是抑制壓力的益處，而是當人們幸福的時候身體內發生的事。 他們從頭到尾一共詢問了80位參與者14個問題，比如他們在上個星期感到快樂和滿足，以及生活有意義的頻率是多少。這些問題旨在分辨兩種在心理學上不同的快樂：享樂主義的幸福（最典型的就是物質和肉體上的愉悅，比如享用美餐和性愛）以及心靈上的快樂，（從據有崇高意義或目的的活動中得到的更深層次的滿足，比如知識追求，社會關係或慈善事業）

　　令研究者們大吃一驚的是，兩種不同的快樂在影響基因表達時所起的作用不同。當人們認為前景有意義或有目的時，他們的基因表達譜也顯得順利，而如果人們只有享樂時的愉悅，基因表達譜竟然與那些面對困難的人很像。

　　一個解釋是：心靈的幸福會直接令免疫系統受益。但科爾卻認為壓力才是原因所在。他說，如果一個人只是單純地被空虛的消費所推動，那麼他們全部的愉悅也就只能從他們個人所處的環境中獲得。這樣，他們一旦遇到困難，就將面臨極大的壓力。但如果人們關注的是超越自己的東西——比如社區、政治、藝術——那麼每天的壓力也許就不那麼要緊了。可以說，心靈的幸福或許是我們感到威脅和不安時的緩衝劑，潛在地改善了我們的健康。科爾說：「為自己投資是件好事，但同時也要兼顧其他事。」積極心態的危險

　　這種建議正是科爾的工作中最招致非議的部分。健康心理學家詹姆斯·科因是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榮休教授，他說科爾與弗雷德里克森的幸福研究規模實在太小，並不能說明什麼有用的問題。他還說，試驗中心靈的幸福和肉體的享樂實在緊密相連，根本就是同一回事。科因說，早期的結果被過分誇大了。「他們聲稱，你要是選對了，你就會健健康康。不然，你就死定了。」

　　科因希望整個PNI領域研究者們在有科學證實之前，不要再公然宣稱積極心態對健康的好處了。「他們出書、辦工作坊，教給人們怎樣過他們的那種生活。」

　　比如說弗雷德里克森就寫過兩本暢銷書，其中之一是《積極性》（Crown Archetype, 2009），其中聲稱，如果能把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保持在某個特定的比率（準確的來說是2.9013），那麼人就會健康。這本書受到了某些註明的心理學家的讚揚，比如丹尼爾·戈爾曼和馬丁·塞利格曼，但該比率背後的一套等式卻在今年遭到了阿蘭·索卡爾的批評（此君的著名事迹是，他於1996年在《社會文本》雜誌上故意發表了一篇無稽之談，旨在暴露文化研究領域的缺乏嚴謹），他指出，那些等式基於一份1962年關於空氣流動的參數，跟心理學的數據根本沒關係。弗雷德里克森承認她在數學上確實有問題——她是基於一份關於團隊複雜動力學的同行審查的論文得出那些數據的，但她依然秉持那本書所描述的基本原則。「情感會對健康有所影響，這一點是有足夠的證據支持的。」

　　科爾和弗雷德里克森同樣認為，他們的研究規模尚小，並需要重複。但他們也聲稱，之前的研究結果已經可以確認他們使用的調查問卷，而且也能證實，其所測量的那兩種情感狀態雖然高度相關，卻是不一樣的。他們同樣注意到，其間的關聯並不意味著這兩者是同一回事：比如說，高度和重量也是密切相關的，但說的並不是同一回事。弗雷德里克森說，每一種快樂都會激發起另一種，「但我們可以努力弄明白哪種才對健康有利」。

　　在PNI領域中被稱為一廂情願的人絕不止這些研究者們。正面情緒的神奇功效的例證之一，就是這個領域的奠基人那在書本雜誌上廣為流傳的故事，也受到了質疑。免疫學者認為，卡曾斯所患的根本不是強直性脊椎炎，而是風濕性多肌痛症，這種病往往能夠自愈。他的「健康可能是自己恢復的」 ，科爾說。

　　雖然遭到了批評，而且其工作實際上也才剛剛起步，科爾還是覺得，積極情緒可以壓倒困難帶來的生物學效應的證據還是讓他非常振奮的——這已經給他自己的生活帶來了變化。雖然他已經沒有時間再去關心藝術品的買賣了，他已經全然接受了這份興趣施惠於他的方式。他說，「我已經把大部分的工作和私人時間都用來避免或克服糟糕的事情了，現在，我要花更多時間思考自己到底想在有生之年做些什麼，不管生命還剩多少年，有哪些地方是我真正願意去的。」

　　本文編譯自Nature News：Immunology: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