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不讓人敬重？

來源: 淡黃柳

　　 前不久我用將近十萬字篇幅寫了三篇文章：《焚書：懲治知識分子的律外之律》、《禁錮：戮害知識分子的刑外之刑》和《文禍：誅殺知識分子的法外之法》，最後歸攏在《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嘆》標題下，形成一個系列，藉助於歷史事件講述專制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懲治、戮害與誅殺，為他們的悲劇性命運鳴不平。文章發出以後，接到很多朋友來信，在某些聚會場合也引起大家討論，大部分對我的觀點表示支持，也有的提出了質疑，認為歷史和現實當中很多社會罪惡都是知識分子所為，如此籠統地把知識分子描述為專制主義受害者有為他們脫罪之嫌。支持和讚揚的話看一看、聽一聽也就過去了，而對於這種批評，我卻沉思良久，心裡久久不能平靜。

　　 我當然不能辯解我所有作品（包括長篇小說）對知識分子的剖析與抨擊遠比對專制主義更為直接和深刻，朋友們的批評其實正是我孜孜以求要達到的地方，但是朋友們不可能閱讀我的全部作品，而《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嘆》的確在抨擊專制主義之時沒有特彆強調知識分子的罪惡，所以我只能認為朋友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必須感謝他們的這個提醒。

　　 究竟應當怎樣看待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搞什麼一分為二的「兩分法」,用最簡潔的語言來概括這個群體的特徵，該怎樣說呢？我覺得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學術平庸、道德墮落、思想消極、人格扭曲、政治反動的群體，是一個非常不讓人敬重乃至於鄙視的群體。他們遊走於統治集團邊緣，由於坐穩了奴隸寶座而頤指氣使，抑止不住想要炫耀自己的奴隸地位；他們喪失了自由思想能力，精神上出現了嚴重的陽痿徵狀，萎靡而疲軟，稍有正義之舉就大汗淋漓，驚恐萬狀，逃避男人的責任，蜷縮到角落裡瑟瑟發抖；他們的精神被極度扭曲，性格變得刁鑽而古怪，對強者極盡奴顏婢膝逢迎拍馬之能事，對弱者絕無同情憐憫之心充滿不屑之色；遇到統治集團向民眾和自己的同類施展淫威，他們總是情不自禁想做一些卑鄙下流的傷害人的勾當，試圖得到主子的進一步賞識，以此獲得更多的恩寵；在沒有主子的場合他們就想當所有人的主子，對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慾望絲毫不亞於主子，其攫取和佔有的手段比主子們更加卑鄙無恥更加殘忍粗暴。

　　 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從歷史和現實兩個角度看。

　　 縱觀歷史，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固然有人「重道義，輕王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疾首砭時弊，揮淚書民情」，然而它的主流部分卻無一例外成為了統治集團的幫凶，有的甚至成為了統治機器中關鍵部位的零件。中國古代典籍中充斥著給統治者提供的馭民之術，正是知識分子所為，很多時候你甚至無法在知識分子與統治集團人物之間做明確劃分。王國維感嘆中國的文學家、思想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並非空穴來風，他概括出的正是我上面所說的那種情形。「大政治家」還是知識分子嗎？我認為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了。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知識分子孜孜於「食王爵祿報王恩」、「忠君報國」、「君尊臣卑」、「君命臣隨」，構成了綿延數千年的獨到一景——先秦諸子百家普遍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北山》），殊途同歸地加入到了為皇權專制主義出謀劃策並進而得到「王」「君」庇護的人的行列。孟子所言「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孟子·萬章上》），「君臣，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孟子·王制》），老子主張「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老子·二十五章》）,劃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疆域，幾乎所有知識分子故事都發生在這個範圍以內。

　　 現實又如何呢？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清王朝黑暗腐朽的專制主義統治，卻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和革命不徹底性，社會陷入到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然而也正是這種無政府主義狀態，不僅給中國共產黨人登上歷史舞台創造了良機，也為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空間。正是在這短暫的歷史空間內，中國才得以出現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出現了令人矚目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

　　 進入1949年，隨著大一統國家政權的建立，知識分子在混亂年代偶然得到的自由空間頓時被一種並不陌生的強制力量所侵佔，知識分子的健康人格和自由靈魂被鋒利的國家意志所切割，變得七零八碎，精神創造力隨之萎縮。以文學界為例，不要說更無恥的作家，就是在我們心目中佔有很高地位的茅盾（除了作為中國作家協會領導人貫徹國家意志以及和青年人談創作之外幾乎沒有創作任何值得談論的作品）、巴金（《懺悔錄》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沒有超出民眾一般見解的水平）、曹禺（我們已經認不出這個寫作了《雷雨》、《日出》的戲劇大師了）、冰心（一盞兒童文學小品《小橘燈》讓這個人榮耀了幾十個春秋）、周揚（很難認為這個人還是文藝理論家了，他在履行國家職責時犯下的罪惡並不比國家機器本身來得溫柔，儘管他晚年有了某種程度的懺悔）、丁玲（晚年成為了堅定的國家意志維護者和捍衛者）等著名作家又怎麼樣？哪一個人的精神生活沒有被侵擾？哪一個人的靈魂沒有留下污漬？所有這些人在被國家抬愛的同時創造力全部衰竭，幾乎沒有寫出任何有價值的文字，而他們不是傻瓜，不是庸才，他們是真正有才華的人，曾經代表這個民族文化創造力最高點的人！是真正的大師！就連他們都被國家意志犬儒化、家禽化成了如此猥瑣的模樣，你還不能想象更大面積的作家之處境，他們會怎樣言、怎樣行，會有怎樣的嘴臉嗎？

　　 所有這些，蓋因於國家對他們的豢養、縱容和鼓勵，就像中國歷史上如同過江之鯽風光在「利出一孔」的專制主義通道上的人一樣。毛澤東著名的「皮毛之說」，非常形象生動準確地概括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現實狀況。

　　 千萬不要以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僅僅是「改朝換代」，一個專制朝廷替代另一個專制朝廷，不是這樣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比這個要深刻得多。一個專制朝廷替代另一個專制朝廷的「革命」並不改變社會結構和民間社會的基礎，並不改變幾乎所有人類在所有歷史時期內都在實行的私有制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在「消滅私有制」的大纛下不僅改變了社會結構，同時也改變了民間社會結構，徹底摧毀了幾千年來發展起來的民間社會基礎，一切民間意義上的社會組織（宗族、宗教、學校、商會、行會、會館、同鄉會等所謂「中間團體」）都被解散了，這就是說，除了中國共產黨這個超級存在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團體存在；社會肌體不是由無數細胞組成，它成為了一個超級細胞；在這片皇天后土之上，除了中國共產黨這棵大樹，任何樹木雜草都不能再生長。有了這樣徹底的「革命」，處在正常位置的事物必將發生位移，改變其存在方式，或者乾脆消失為無，於是，我們賴以存在的這個世界就進入到一種奇境，我們看到和感覺到的東西都有了一種夢幻般的色彩。

　　 知識分子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奇境之中，耐人尋味的問題是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面對的慣常事物，所以，知識分子變化問題也就變得簡單起來，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這個本應秉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群體，大面積地成為了依附在統治集團皮上的毛。

　　 在皇權專制主義特別堅固的地方，皮當然極為堅韌，皮上的毛也隨之油光發亮，好不滋潤，歷經六十年，中國知識分子用虛弱、妥協、卑鄙和墮落為自己書寫了一段極不光彩的歷史，成為了虛偽和不義的象徵，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犯下了許許多多不容寬宥的罪惡，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知識分子就沒有專制主義的延續和輝煌，這個曖昧猥瑣的群體構成了統治集團腳下的特殊磚石，他們由於被踩到而發出幸福的呻吟，就像被皇上寵幸的宮娥由於精神和肉體的極度舒適發出叫床的顫音。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當正義與良知審視這個世界的時候，當人們注目於統治集團腳下那個幸福群體的時候，當所有正派人都聽到精神賣淫的人在專制主義淫威下發出寡廉鮮恥的呻吟的時候，歷史審判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不說遠古，只說眼前。

　　 你現在再看上個世紀30年代那些用熱血書寫思想史的知識分子，還能夠找得出幾個進入1949年以後還沒有精神失貞的人？依附在皮上的知識分子在國家宴會大廳、在無知民眾面前炫耀他們油光發亮的毛色的時候，你還能夠找到沒有被專制主義精斑污染的哲學、史學和文學嗎？換一句話說，整整一個甲子，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為人類貢獻了幾個夠格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我們有什麼能夠拿得出手的哲學、史學和文學著作？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滾滾洪流中，中國知識分子是高揚在潮頭的浪花還是潛沉在河底的污泥？在無可遏止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是道義責任的擔當者還是蠅營狗苟追名逐利之徒？哪些人在用良知低語？哪些人在用偽善自鳴？

　　 此不能不查。

　　

　　 2.大師，大師？大師！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這片荒涼的思想文化原野上，我們竟然神奇般地擁有了很多著名哲學家、著名歷史學家、著名作家、著名文化學者，我們甚至擁有了很多所謂的「大師」。

　　 說「大師」，在當下當然無法迴避余秋雨先生。

　　 儘管我很多文章探討的都是知識分子問題，卻很少提到作為知識分子的余秋雨，這裡有兩個原因，一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余先生成為了褒貶有加的人，成為了某種文化符號，說好的人和說壞的人都熱心談論余秋雨，我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再去湊熱鬧；二是我對余先生的印象比較中庸，不像說好的人那樣認為絕對好，也不像說壞的人那樣認為絕對壞，這意味著我對這個人沒有什麼特別的觀感，沒有什麼要特別說的話。但是今天，為了話題的需要，我卻不得不談一談余秋雨先生了。

　　 我最初讀余先生的散文是起了一些激動的，與同時代作家比，余先生作品雖然遠離思想，就其文化含量和文筆之流暢、風格之雋永來說，當為皎皎者。就在我敬佩余先生的時候，余先生本身卻陷入到了種種是非當中，有幾個人甚至跳出來大罵余秋雨無良，文化大革命當中如何如何之類，更有人認為他的散文一錢不值，挑了很多毛病，似乎連常識都成了問題……我頗不以為然，我感覺在這些討伐揶揄的文章中，有的帶有濃厚的嘩眾取寵味道——這也是文學江湖的常態，我曾經在文學界親眼看到靠罵名人而成為名人的人。這時候我當然沒有興趣說什麼。

　　 後來余秋雨大師的社會活動很多，很讓人矚目，很巍峨顯赫，人們的非議似乎也弱了一些，我很為余先生感到欣慰——誰不希望自己的祖國出現一個令我們感到驕傲和自豪的文化大師呢？沒想到這時候出了一件令人十分驚詫的事情，「5·12」汶川大地震之後，余先生寫了《含淚勸告災民》一文，引起了處在悲憤之中的國人巨大反響，討伐之聲不絕於耳，就好像中國突然出現了一個公敵，一個在人們精神傷口上撒鹽的傢伙，趕忙找來那篇惹禍的文章來看，看過以後，我長嘆一聲：「余秋雨先生，你錯了，你這次真的錯了。」

　　 錯在哪裡？我不斷章取義，我把它一字不漏地轉引到這裡，請讀者鑒別。

　　 下面是原文——

　　

昨天從海外一些媒體看到，災區一些家長捧著遇難子女的照片請願，要求通過法律訴訟來懲處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學校領導和承包商。從畫面上看得出，警察們正用溫和的方式勸解，但家長們情緒激烈。由此，那些已經很長時間找不到反華借口的媒體又開始進行反華宣傳了，誣陷性的說法有四點：1、是天災，更是人禍；2、官方宣布，這事法院不受理；3、五個境外記者拍攝這種場面時被公安「短時間拘留」，詢問他們的身份；4、難道地震真使中國民主了嗎？



　　 為此，我要含淚向這些請願災民作如下勸告——

　　 你們所遭遇的喪子之痛，全國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億人在同一時間全

　　 部肅立，默哀三分鐘，這肯定是人類歷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儀式。悼念對象，就有你們的孩子。在全國哀悼日，一位佛學大師對我說，有十幾億人護持，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薩，會一直佑護中國。我想，你們的孩子如果九天有靈，也一定已經安寧。

　　 校舍建造的質量，當然必須追究，那些偷工減料的建築承包商和其他責任者，必須受到法律嚴懲。我現在想不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還會有什麼機構膽敢包庇這些人。你們請願所說的話，其實早已是各級政府和廣大民眾的決心。但是，這需要有一個過程。

　　 因為，無論怎麼說，這次大災難主要還是天災。當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倖存的學校，但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僅僅從一個角度來論定。已經有好幾位國際地震專家說，地震到了七點八級，理論上一切房屋都會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這次四川，是八級！

　　 有了這個主因，再要論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煩得多了，需要有較長時間的科學檢測和辯論，而且要經得起國際同等級的災測比照。我希望有關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遺體之後儘力保護校舍倒塌的實物證據，以便今後進行司法技術調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為還有更危急的事。

　　 堰塞湖的問題是懸在幾十萬人頭上的凶劍，衛生防疫問題也急不可待，災區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還在氣喘吁吁地忙於救災，人口大幅度流動，一切都處於臨時狀態，因此，確實很難快速騰出手來處理已經倒塌的校舍建築質量的法律問題。我想，你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幾百萬活著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麼樣？

　　 你們受災以來的傑出表現，已經為整個中華民族贏來了最高尊嚴。你們一定不會否認，這些天來，無論是中國的各級政府、軍隊、武警、醫生，還是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國的救援者、志願者都盡心儘力、令人感動。只有當這些里裡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後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因此，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余秋雨先生有很多名頭，他自己也很沾沾自喜這些東西（我後面會談到），但是在我腦子裡得到認同的，似乎不是什麼大師，而是「著名的文化學者」，我覺得他擔得起這個稱號。但是這篇在特殊時期出籠引起巨大驚詫的大作，有多少文化人的良知呢？含蘊著的怎樣的文化信息呢？不客氣地說，一點兒也沒有，它與文化沒有任何關係，完完全全是一篇替政府擺脫責任、壓制民眾正義訴求的文書！就像網民憤怒指出的那樣，此篇文章的作者已經不是什麼文化學者，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國家官吏，一個忠誠的鷹犬，一個為虎作倀的走狗，一個賣身的妓女，一個在街頭欺辱弱者的混混兒。

　　 說實在的，我心情很複雜，絕對沒有幸災樂禍，更沒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寫文章進行嘲諷的興趣，我想的是：余先生你何苦招惹政治這個東西？你看有多麻煩？頗為余先生痛惜。痛惜之餘，我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是余先生大意了么？如果仔細一些，余先生是不是可以不寫這樣的文章？

　　 答案讓我極為驚愕：完全不是什麼仔細不仔細的問題，余先生是不可能不寫這篇文章的。就像任何事物都在顯現中展示它的本質一樣，余秋雨正是通過此類文章展示著「學者」情懷、保持「大師」身份的，沒有這個東西，他的一切光環都將黯然失色，他可能什麼都不是。

　　 難道還有一種沒有顯現的強大力量，決定著余秋雨之所以為余秋雨，決定著他的大師身份？我先暫時不做回答，再引述一件與汶川大地震有關的事情，這件事情將有利於我們辨析究竟是什麼力量確定著「大師」、「學者」、「作家」 的本質，「大師」、「學者」、「作家」又是因何變得肆無忌憚卑鄙無恥起來的。

　　 就在余秋雨發表《含淚勸告災民》以後不久，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王兆山在《齊魯晚報》發表了一首詩詞，全文如下——

　　

　　 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

　　 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共歡呼。
　　

　　 如果把看到余秋雨先生的雄文比喻為看到了沒有被遮掩的屁股，那麼，王副主席的這首《江城子》只能說是一攤大便了——如此拙劣幼稚、缺德無恥、辱沒八輩祖宗的文字（在我看來不抵三年級小學生水平），像是由國家利用納稅人大量血汗錢供養出來的作家寫出來的東西嗎？像是一個佔據很高官位的省作協副主席寫出來的東西嗎？我們假設這位王兆山精神正常，不是基因有問題導致先天愚型，也沒有什麼癲癇病的抽風癥狀，對災區人更沒有「就是做鬼也不會放過你」的仇視心態，那他為什麼非要「騷情」（陝北方言，逗弄、諂媚的意思）官方，寫下這些丟人現眼、讓人指著脊梁骨罵的文字呢？

　　 這裡出現了一個奇妙的巧合：我們質疑余秋雨的問題正是應當質疑王兆山的問題——是兩位先生大意了么？如果仔細一些，兩位是不是可以不寫這樣的文章？答案竟然也完全相同，就像任何事物都在顯現中展示它的本質一樣，兩位先生通過此類文章顯示其作為「學者」和「作家」對某種力量之忠誠，至於災民如何，道義如何，良知如何，全部不在他們考慮之內，因為他們深知，沒有這種力量的支撐，他們的一切光環都將黯然失色，他們佔有的一切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都將化為泡影，他們也就什麼都不是了。

　　 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極為簡單的數學問題。

　　 難道真的有一種強大力量，決定著余秋雨之所以為余秋雨，王兆山之所以為王兆山？

　　 當然有！

　 3.國家意志對知識分子人格的切割

　　

　　 美國政治哲學家萊斯利·里普森（1912-2000）寫過一本名為《政治學的重大問題》的書，其中一章談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的形成、發展和它們的某些基本特徵，很令人信服，我覺得他的論述有助於回答上面提出的問題。

　　 下面我就藉助里普森的觀點簡單概括一下我們面臨的社會政治條件。

　　 萊斯利·里普森認為二十世紀有兩大毒瘤，一個是法西斯主義，一個是共產主義，這兩者在制度層面都表現為典型的極權主義寡頭政治特徵。寡頭政治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政治寡頭用宗教和世俗（革命）的方式將統治者與人民描述為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別，把統治者和根據統治者意志組建起來的政府等同於國家，從而建立起這樣一個奇怪的邏輯：反對統治者就是反對政府，反對政府就是反對國家，反對國家就是反對革命……這個邏輯成為了所有極權主義政權的國家意志和意識形態。

　　 當獨裁者壟斷政府權力的時候，統治者必然會把國家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人民只是隸屬於那個特權階級的臣民。里普森特別指出，「我們在20世紀一黨制國家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什麼意思呢？在一黨專制的國家，統治者要滲入民眾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們接管政府，取消一切有可能阻礙黨的發展的制度設施，就像蘇聯共產黨取消俄國杜馬、墨索里尼廢除內閣制一樣；這些制度設施即使不被消滅，也會遭到閹割，就像希特勒允許帝國國會的存在一樣，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成為所謂「橡皮圖章」一樣。在這種條件下，國家只能變成黨的附屬物——成為黨的附屬物的國家必然枯萎，因為它被黨的癌細胞的肆意擴散吞噬了。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超級存在，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與之抗衡，正如我們親身經歷的那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歷史境況，一種超級存在橫亘在我們的存在之上，決定著我們的生死，決定著我們的人生圖景，決定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活動方式；你做的必須是國家允許和鼓勵做的，非如此你就犯了大逆，我們的命運從最終意義上來說，除了國家意志的「安排」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

　　 這樣一個「超國家」，當然需要一整套政治運作程序，包括政府機構、政府組織和社會結構的調整和變化，其中當然也包括我上面說到過的國家意志管制。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人用十幾年時間建立和完善了這套政治運作程序，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成為了專制統治集團得心應手的工具，從而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經歷了這場反人類的政治運動之後，政府組織和社會結構乃至於文化形態也就具有了極權主義的所有政治特徵。改革開放有限度表面地消除和遮掩了極權主義政治中最反動的部分，其餘的東西則以「打左燈，向右轉」的方式保留了下來。這種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沒有改變極權主義政治運作程序的情況下，實際上進一步強化了政府權力，在經濟行為中有意染紅資本主義最野蠻最黑暗的部分，對社會和民眾的掠奪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猖獗，更加肆無忌憚。

　　 極權主義政體最典型的邪惡表現在於它假設當權者絕對優秀，永遠正確。在這種狂妄信念支配下，它用統治集團的特殊利益來代替人民的普遍福祉。極權主義統治實際上是一種特權統治，這種統治方式就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利欲熏心、貪得無厭、人格猥瑣、道德低下的人麇集到統治集團周圍，形成一個又一個所謂的特殊利益集團——政治精英集團，文化精英集團之類。

　　 儘管我不願意，仍舊不得不指出，以余秋雨先生為標誌的所謂「文化精英集團」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正是社會畸形發展導致的像磁鐵一樣把利欲熏心、貪得無厭、人格猥瑣、道德低下的人吸引到統治集團身邊的特殊利益集團，正是這個所謂「文化精英集團」的出現，決定了我們正在談論的所有事情為什麼會發生和怎樣發生。

　　 里普森認為，極權主義統治是一種未經人民同意的統治，必須使用武力和特務手段（告密、監視、拘押）才能夠維持其生存，無論希特勒、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都未能出其左右。這樣就造成了一種獨有的社會文化現象：從人數上說，極權主義統治者屬於絕對少數，但是當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機器成為他們維護私利的工具的時候，當他們無所顧忌地對人民使用武力和特務手段的時候，最大多數的人民也就成為了最微弱人群，成為了被放牧、被宰割的犧牲品。在這種情況下，以余秋雨為代表的那個麇集在統治集團周圍的「文化精英集團」難道僅僅是「文化」的「精英集團」嗎？他們難道僅僅具有「利益」的屬性嗎？我不這樣認為。事實上，這些人通過自己的言行早已經成為了極權主義政體中的一個特殊因子，即帶有特務性質的集團的人物。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文化界代表人物（所有人——我這裡說的是所有人，不是一部分，不是幾個人，更不是某個人，是一個群體，一個集團）的醜惡表演——「批《武訓傳》」中連篇累牘的檄文，「反右派鬥爭」中的口誅筆伐，「大躍進運動」中所有那些造假文章，「三年自然災害」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大量出籠的鼓吹階級鬥爭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和美術作品，「中蘇論戰」期間慷慨激昂而又似是而非的理論喧嚷，「文化大革命」期間難以計數的懷念和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歌曲，顛倒黑白的歷史學專論，「評法批儒運動」中對歷史的恣意凌辱和猥褻，改革開放以後對所謂「資產階級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討，對流行歌曲乃至於人民著裝進行干預的白紙黑字……樁樁件件，全部出自知識分子之手。

　　 這哪裡還是什麼文化行為？這分明是一個墮落群體自願填寫的賣身契約，是妓女身價的名牌，是白紙黑字寫下的陷害同類的偽證，是對統治者效忠的誓言，是向專制者告密的文書，是作為文化幫凶看著主子臉色對道義與良知實施的血淋淋殺戮。

　　 在強大的國家意志管治下，極權主義政體轉變了武裝力量的職能，把本應當用來保護人民利益的武裝力量用來保護統治階級的安全，成為了鎮壓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工具，這樣，不可避免最終將會建立起一個大家所熟知的警察國家。我們三十年代在法西斯德國看到過這種情形，五十年代在南美洲看到過這種情形，六十年代在非洲大陸看到過這種情形，七十年代在南亞看到過這種情形，八十年代末期之前在蘇聯和東歐看到過這種情形，當然，這更是我們全天候享受的「殊榮」，我們甚至無法做年代上的區分。

　　 這裡有一個奇怪的歷史現象：警察國家並不永遠表現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劍拔弩張的狀態，相反，在大多數時間裡他們彼此相安無事，日子似乎過得很和諧，既沒有罷工也沒有遊行，更沒有反抗的槍聲，這是因為，在極權主義條件下，統治者絕對有實力讓被統治者接受這樣一種默契：要麼，你得到安全，像其他任何人那樣活著；要麼，你爭取自由，你將遭遇牢獄之災，你不可能既得到魚又得到熊掌，世界上沒有那麼便宜的事！除非萬不得已，誰願意去承受牢獄之災呢？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安全，放棄自由，這也是人的本能，這就等於默認了統治者為他們規定出來的生存狀況。我們享受了六十年和諧生活，我們甚至對養活了我們的政府感恩戴德，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實現的。這是一種讓人悲哀的狀況。

　　 更讓人悲哀的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當統治者不得不妥協向人民讓利，人民的生活與以前相比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以後，對自由和民主的訴求不是更強烈，反而會變得更加不那麼迫切——歷代統治者都熟知這個規律，所以，當一個社會被統治者掠奪到即將爆炸的時候，常常就會有「仁政」和「王道」出來，強調所謂「親民」、「愛民」、「安民」、「惠民」，適當收斂掠奪的手段，君主所謂「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左傳·昭公三十年》；「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國語·楚語上》不過是為了「用民」，「利君」，是為了消泯人民中的憤懣，延緩衝突。統治者的這個招數在很多情況下是管用的，這也是歷史的戲劇為什麼總是反覆上演的原因之一。

　　 這裡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當知識分子們面臨「要麼安全，要麼自由」的國家意志警告的時候，他們有什麼信念有什麼理由選擇自由而不選擇安全呢？沒有信念也沒有理由，沒有。在極權主義狀態下，個體對自由的追求通常意味著被排斥，被貶抑，甚至被逮捕，甚至失去生命，除非一些靈魂特別高潔的人，是沒有人敢於如此安排自己命運的。一個靈魂平庸齷齪的人只能選擇安全而放棄自由，只能被「改造」為社會所需要的那種形態，於是，那些不斷從官方獲取名譽、地位和利益的知識分子就成為了一些背離民眾、背離理性與良知的人。

　　 二，當人民失去把「公民自由」作為生存第一要務的條件的時候，世界將會

　　 出現一種被我稱之為「社會凝滯」的狀態，在淺層表現為道德滑落、良知泯滅、人性扭曲，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社會醜行橫行於世，這種狀況將會對那些被豢養的文人產生極大的心理影響——不是使他們義無反顧地肩負起社會良知的責任，而是使他們在依仗國家權力為虎作倀的時候減輕了內心的罪惡感，變的愈發無形，愈發醜惡……這就是我在本節標題中表達的意思：國家意志完成了對知識分子人格的最終切割，使這個群體成為了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成為了標準意義上的「既得文化利益集團」。

　　 無論歷史還是現實，都為我們提供了無數這方面的佐證。特殊文化利益集團在歷史和現實當中的醜陋乃至於罪惡，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幾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即使在漫漫兩千多年皇權專制主義的嚴酷統治之下，人民對於讀書人的失望與怨恨也從來沒有達到今天這個程度，真正是前所未有的「斯文掃地」，對這種境況，真不知道該為之感到高興呢，還是該為之感到沮喪？

　　 知識分子之所以不那麼讓人敬重，淵源於某種獨特的文化，淵源於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對於知識分子人格的扭曲，猶如漢娜·阿倫特所言：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目標不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人的內心，它要改變和最終改變的是人性。惡源於惡，知識分子內心不斷充盈起來的惡不是無源之水，不是某些人天生虛偽天生狡詐天生混蛋，那些惡只是極權主義之惡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沿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皮毛之說」，可以這樣表述：「皮」的質地決定了「毛」的狀態，「毛」是「皮」的表象。

　　 有了這個判斷，我們就好來進一步談論我們的「大師」了。

　　

　　 4.毛之炫

　　

　　 前幾天我從網上讀到余秋雨先生一篇問答體長文《無網生活又一年》（2009年2月10日）。如果沒有讀到這篇文章，我也許仍舊固守原來的姿態，不對余秋雨先生說任何不恭敬的話，但是這篇文章首先讓我從心底里對余先生不恭敬了起來，於是就想說一點兒什麼，所以才有了寫作此文的念頭。

　　 余秋雨先生在這片文章中究竟說了什麼，以至於使我產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呢？我還是引述原文，請讀者明鑒。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的引述沒有迴避「問方」的話，在這篇很愉快的談話中，我有理由認為「問方」的關注正是余先生所樂意回答的問題，否則這就不是愉快的談話了，也不會變成文章來到我們眼前了；還有，黑體字是我標註出來的，目的是希望引起讀者注意。

　　 下面是引述文字——

　　

　　 ▼前不久，我應邀到北京釣魚台國賓館領取「2008中國文化創意傑出成就獎」，《中關村》雜誌又為我補發了新浪網等單位前些年投票評選的「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中國）」獎。為此，我接受了好幾位北京、天津的記者的採訪……在上海，我又獲得了《新民周刊》、復旦大學和幾個網站一起評選的「1978-2008創新上海30年風雲人物」獎，而《文化苦旅》又被評為「30年影響上海最大的一本書」。為此，又接受了上海、江蘇、浙江的記者們的採訪。

　　 ▼問：您被評為「創新上海30年風雲人物」，有何感想？

　　 答：我上台領這份獎是很傷感，因為同時獲獎的幾個人不能來了，只來了家屬代領。他們在這三十年間都與我保持著極好的關係。例如：巴金、謝晉、陳逸飛、汪道涵、王元化。坐在我邊上的是阮儀三教授，他在三十年間為保護中國的古城鎮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他如此高齡，一見面還在與我暢談下一步的保護計劃，令我感動。

　　 ▼問：今年獲「中國文化創意傑出成就獎」的，全國只評出十名，其中包括奧運會總導演張藝謀先生。從評委會和網上投票的評語看，大家高度評價您最早與電視媒體結合，把「深度研究、親歷考察、有效傳播」三項很難統一的使命合於一體的貢獻，而且特別指出，您「在多數文化人批評傳統文化的時候投身對傳統文化的苦旅，而在多數文化人痴迷國學的時候又呼籲創新」的逆反行為。看來，您是不太贊成「國學熱」的，能不能多談幾句？

　　 答：我高度評價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可以由我的舊著《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和最新整理出版的《尋覓中華》、《摩挲大地》幾本書證明。

　　 ▼問：據報道，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大師工作室」新樓已經落成。記得去年上海市教委為這個大師工作室授牌的時候，網上有幾個人對「大師」這個名詞曾經有過一點酸酸的妒嫉，讀起來非常好玩。對此，你既沒有回應也沒有後退，確實體現了一種大家風範。

　　 答：我沒有回應，是因為不知道有人在議論。

　　 ▼問：去年網上還議論過一件與您有關的小事：您出生的老家申請要把您家老宅列為保護名錄，也有少數網民認為不妥。這事您知道嗎？

　　 答：完全不知道。但你這一說，我立即可以猜想事情的起因。好多年前，有幾個鄉親找到我，說我出生的房子每年有很多海外讀者前來參觀，但這個房子早已賣給一家農民，參觀者一來，常常要從田間把農民找到，開鎖開門，屋裡又是人家的起居擺設，陌生人進去很不方便。對此，我向家鄉小鎮的文化站打聽了一下，原來我的作品被收入很多境外地區的漢語課本，在台灣，我是被收入他們中學語文課本的唯一大陸作家。被收入課本的作品，主要與我的家鄉、老屋有關，因此師生們就紛紛來參觀了。國外作家來參觀的，也不少。這種情景，給那家買了我家老屋的農民帶來極大的騷擾。因此，我在十年前就把這個老屋重新買回，捐贈給了鎮文化站，還配備了與我回憶比較接近的老傢具。這件事，中央電視台還先後報道過三次。但是，即使這樣，鎮里也派不出多餘的勞動力來管理這個老屋，更缺少相應的接待能力，因此成了家鄉的一件小小麻煩事。他們申請縣裡加以保護，估計是為了解決這個麻煩。這件事，我對家鄉是負疚的。但我想過多次，也沒有想出妥善的辦法，希望廣大網友幫我出出主意。

　　 ▼問：2008年網上有關您的最大議論，是您在512地震之後發表過幾篇談話，其中一篇是含淚勸告請願民眾暫停請願行動。那些民眾是請願要求懲治造成校舍倒塌的建築承包商和相關官員，您勸告他們在堰塞湖即將決堤的時刻先以大局為重，回帳篷休息，以後再作道理。對這件事，第一天有幾個人攻擊您是阻止請願，不少網友沒細看您的文章也跟著他們走了，但第二、第三天後絕大多數網友站到了您的一邊。我在香港鳳凰衛視上看到台灣著名社會評論家南方朔先生高度評價您在這件事上「體現了高度的道德良知」。對此，您還有話要說嗎？

　　 答：這個歷時一天的網上風波，我當時就聽說了。我當時就立即作出判斷，網友多數是粗心的，網上生活多數是「標題生活」，因此特別容易受人挑唆，上當受騙。幸好，一天之後形勢逆轉，絕大多數人都理解了我。我的那兩次談話，有以下幾個重點被人故意掩蓋了，我需在這裡重新加以說明。

　　 一，我在那篇博客談話的一開頭就指出，「校舍建造的質量，必須追究，那些偷工減料的建築承包商和其他責任者，必須受到法律嚴懲」。但是，我必須憑著良知把真相告訴請願者：由於這次特大地震毀壞了絕大多數住房，而毀壞的程度又完全是無規則的（例如，一街之隔，毀壞的狀況就完全不同），因此已經無法由倒塌的事實來懲處建築承包商；二，我還必須告訴請願民眾，在現代，懲處建築承包商必須通過法律手段，而法律必須依靠物證。因此，我在那篇談話中鄭重向有關方面提出，「在搜救生命、挖掘遺體之後儘力保護校舍倒塌的實物證據，以便今後進行司法技術調查」。我是第一個提出這樣的要求的，但我心裡明白，在經過一次次大規模的翻挖搶救之後，這樣的實物證據已經很難完整保存；三，我心裡更明白，這些為數不多的請願民眾，舉著自己孩子的照片跪在那裡，其實也知道已經很難取證論罪，也沒有別的企圖，只是在以一種最哀傷的方式繼續著一種悼念。他們是一群需要獲得精神救助的心理受災人，從醫學上也應該阻斷他們的這種沉溺。但是，我當時又無法對他們本人這麼說，因此只能從大局出發來引導他們走出精神陷阱。這樣的勸告，當然是含淚的了；四，我還必須告訴請願民眾，那幾天堰塞湖的問題極其兇險，直接威脅著幾十萬人的生命，大家都在組織大規模的人口轉移，國內外民眾都心懸一線，因此他們無論如何不應該再跪在那裡了。

事實證明，很多受傷害比他們更嚴重的民眾也像我一樣去勸告了，效果很好。我實在不明白，那些在網上反對我勸告的文人，到底認為應該怎麼做？是讓這些可憐的家長一直跪在那裡？那又要跪到什麼時候？市長已經與他們跪在一起了，難道一定要他們跪到法庭開庭？而且，我還要問這些文人：你們認為法院應該如何懲處建築商和相關責任者？把所有倒塌房子的建築商都抓起來嗎？那麼，那些堅固無比卻也轟然倒塌的大工廠又怎麼算？我覺得，這些文人是想利用可憐的家長做政治文章，這對這些家長來說實在是一種強加，很不道德。

　　 ▼問：您當時在災區現場的講述，四川電視台一再重播，我都仔細看了。後來，您又從災區飛到北京，在中央電視台向全國民眾講述，又通過香港鳳凰衛視向世界華人講述，影響巨大，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大災難中的精神責任。反對您講話的人，就是那幾個一直在誹謗您的人，例如北京的余X、肖XX、上海的沙XX，等等，直到現在他們還在海外的反華媒體中歪曲您的地震講話，您不想反擊嗎？

　　 ▼答：對他們，我從不理會。十年前，他們得知我在文革期間雖家破人亡還參加過周恩來總理直接布置的複課教材編寫組，便顛倒是非，引來不明真相的人長時間圍攻，我連眉毛都沒有動一動。這次地震事件，讓我更鄙視他們了。全國人民都在救災、默哀、勸慰、互助，他們這幾個人的人卻一直在說反話，潑涼水，聲稱要「保持距離」。他們一不捐款，二不到災區，只熱衷於在海外媒體上「妖魔化中國」，一會兒說「這次大地震是三峽大壩引起的」，一會兒說「地震預報被隱瞞」，一會兒說「死亡人數被隱瞞」，一會兒說「地震捐款被貪污」，一會兒說「地震是上帝對中國人的懲罰」。到最後，居然造謠說，「余秋雨阻止了民眾請願」，實在是無可理喻。想表演自己「持不同政見」的姿態，也應該挑一個別的時間呀，怎麼偏偏挑中了十三億人大悲慟、大救援的時間？我知道他們瘋狂崇拜美國，這是他們的自由，但請他們摸著良心比一比，美國新奧爾良的颶風災難的救援工作，與中國相比怎麼樣？我親自到新奧爾良考察過，我勸他們也去看一看。另外，我還要請他們捫心自問，他們在海外媒體上一直以「代表民意」自居，但是，今天的中國民眾，到底有幾個會站在他們一邊？

　　

　　 誰都能夠看出來余秋雨在這篇文章中要傳達什麼信息。

　　 我不認為這裡傳達的是某個人的信息，它傳達的實際上是一個群體的心理

　　 信息，一個既得利益文化集團的心理信息。我看到的不是一根而是很多根油光鋥亮的毛愜意地搖晃著，炫耀著，因為它們知道它所依附的皮仍舊堅韌，它們不認為這個事實會改變，它們知道自己目前享有的一切究竟源於何處，它們有理由認為自己是大師，有理由為自己得到的一切感到驕傲和自豪。因為，在那樣多的知識分子中間，只有它們得到了那麼多國家榮譽，只有它們受到國家宣傳機器如此的青睞和喝彩，只有它們得到長久佔有國家意識形態講壇的特權，只有它們成為被很多人尊敬和讚賞的明星和偶像。

　　 兩相比較，那些選擇了「自由」而遊離於體制之外的思想者，那些離經叛道地進行什麼「面諍」的傻瓜，那些很不聰明地「與朝廷相忤者」，那些「天下無道則忍」的人，一個個日子過得棲棲遑遑，整個人生無臭無味，有的甚至不為人知地遭遇牢獄之災……不全部是極為愚蠢的人么？愚蠢的人有愚蠢的人的去處，聰明人自然有聰明人的結局，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余秋雨和王兆山兩位先生也許會說，我們怎樣活著怎樣做事情是我們的事情，跟你有什麼關係？我們活得滋潤活得風光那是我們的造化，你想活得滋潤活得風光你有這個本事么？你信奉「自由」、信奉「民主」，不是落得個「陋室空堂」、「衰草枯楊」、「黃土隴頭埋白骨」的結局么？我「食王爵祿報王恩」，「擇膏梁」，「紫蟒長」，最終「金滿箱，銀滿箱」，「今宵紅綃帳里卧鴛鴦」，礙著你什麼了？你們到底是怎麼了？！

　　 沒礙著我們什麼，我們也沒怎麼，說說而已。

　　

　　 5.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

　　

　　 我注意到了洶湧在網上的鞭撻和揶揄余秋雨先生和王兆山副主席的文字（今天我還看到有人沿用余先生《含淚勸告災民》文體擬寫《含淚勸告「新星」號失蹤者家屬》），說實在的，我比當事人還緊張，覺得那些文字具有巨大的殺傷力，我非常擔心地想：如果被鞭撻和揶揄的人尚有羞恥之心，一定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兩位同時或兩位中的一位自殺也未可知。但是，我隨後就發現事情並非如同我想象的那樣嚴重，沒有人自殺，也沒有人因此茶飯不進，日子過不下去，相反，從余先生這篇《無網生活又一年》中，我看到的是一位完全沒有羞恥之心、既不知道自省又不願意懺悔的人的怨恨。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網上那些「遭報應」之類的妄談一錢不值，你用這個嚇唬不了大師——人家既不相信鬼也不相信神，既不相信前世也不相信來生，你去「報應」誰？當這些人坐擁顯赫地位、利益和名聲的時候，什麼道德的審判，人民的清算，都是一些沒用的勞什子。

　　 我們當然可以慨嘆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害怕的東西是很可怕的，也僅僅是一句慨嘆，人家有人家的邏輯，正是這種邏輯使他們刀槍不入，固若金湯——他們清楚地知道，是國家力量守護著他們，即使缺德缺到了家，即使他們往災民的心靈傷口上一把又一把地撒鹽，「災民」拿他們也莫可奈何——這裡僅僅是「勸告」，而且是「含淚」的，如果哪一天余秋雨先生偷看到國家臉色慍怒，於是也突然生氣，開口罵你八輩祖宗，一巴掌把你打得順著嘴角流血，一腳把你踹倒在地震廢墟里，你又能怎麼樣？

　　 你看得到什麼東西站在他身後，你知道有一種毀滅性力量無時無刻不在對你虎視眈眈，除非你甘願做一個人事不知的豬狗，去好好享受你的「存欄權」，並且哼哼唧唧說自己很和諧很幸福，否則，余秋雨、王兆山們就把你給治了，還犯得上主人動手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這句話絕對不像字面上那麼輕鬆，它每一個字都沾著高尚者的鮮血，每一個字都沾著被高尚者呵護的人的眼淚。在我看來，沒有任何話語比這20個字更準確地概括出了我們身在其中的歷史與現實。

　　 所以，儘管前面已經有了表述，在這裡我還想換一種說法，進一步概括我想表達的意思：一定要看到，卑鄙者是倚仗卑鄙的國家意志而卑鄙，因此這種卑鄙就絕不簡單是個人道德問題，在宏觀意義上它甚至與個人的道德狀態無關，它僅僅是病變了的社會肌體的一個部分，就像癌瘤是人的肌體的一部分，而癌細胞又是癌瘤的一部分一樣。它們從人的健康肌體中汲取營養，反過來又侵蝕和毒害健康肌體，癌細胞起著衝鋒陷陣的作用，「文化精英集團」又是癌細胞中極為兇惡的一種，它所造成的社會潰爛至今沒有引起歷史學家和文化學者——或許是因為沒有潰變為癌細胞的歷史學家和文化學者太少之故——的注意，不能不說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情。

　　 所以，寄望於道德的審判使非道德向道德轉化的想法是天真的，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你無法用推拿按摩的手法使其起死回生，只要道路在，你就無法制止那些人向那裡狂奔，哪怕前面就是死亡的終點。

　　 真的沒有辦法了么？真的沒有辦法了。

　　 我想，讀者讀到這句話一定很沮喪，甚至很生氣：「陳行之，你這個人不地道，說來說去，你總得讓人相信未來還有一點兒光亮吧？缺德的人就永遠風光下去了？竟然就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了？」

　　 有一種辦法，那就是宗教的審判。

　　 中國有宗教嗎？有。在文化意義上，中國人的宗教不是上帝，不是佛陀，也不是真主，而是歷史——基督教信託於上帝的東西，佛教信託於佛陀的東西，伊斯蘭教信託於真主的東西，大多數中國人是信託給歷史的，他們把褒揚正義、懲治罪惡的全部願望都寄託給了歷史，「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還是來看社會發展規律。

　　 我很欣賞美國歐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這本書，雖然將近20年以後世界局勢的發展使福山某些觀點顯得偏頗，但是他談論歷史和現實的方式，我認為是好的。歷史是歷史的歷史，現實是現實的現實，作為歷史和現實的延續，必然會有緣於歷史和現實的未來，猶如生物學的一個鏈條：在土壤、空氣、水和樹木、枝葉、花朵之後，必然會有果實。

　　 我們不說終結，只說果實。

　　 萊斯利·里普森在《政治學的重大問題》中是這樣談論「果實」的：任何非民主的極權主義者最終都會陷入絕境——當人民認為一部分人依仗國家權力貪得無厭，揮霍無度，而人民完全被剝奪、被凌辱之時，儘管軍隊、警察和監獄都在「國家」手中，人民仍舊會將生死置之度外，奮起進行反抗。蘇聯和東歐發生的巨變清楚地表明，那些大大小小的極權主義國家潰解的根源在於它們自身罪孽深重，不是人民，而是掌握了國家政權的特殊利益集團——包括依附在特殊利益集團身上的文化精英集團——摧毀了它們，特殊利益集團和它們的附庸才是一個國家最為兇惡的敵人。

　　 這就是歷史之果，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它遲早要來，你只要種下種子，你就能夠看到幼芽，你只要看到幼芽就能夠看到枝葉，看到花朵，當然，你也就必將收穫到果實。對於特殊利益集團來說，果實當然是苦澀的，而對於人民來說，卻是遍嘗了苦澀之後享受到的甘甜——很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已經在為此奮鬥，而這些人目前正在被余秋雨們嘲諷，正在被他們「含淚勸告」。

　　 當歷史無可阻擋，腐朽的國家機器潰解為一堆廢銅爛鐵的時候，「文化精英集團」將會怎樣呢？這個問題於我們今天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具體到余秋雨先生以及王兆山者流，可以肯定他們將連糞便也不是了，無臭無味，一抹煙塵而已，屹立在祖國大地上的將是那些被他們侮辱過的人，是那些並非「精英」的人，是用一腔鮮血澆灌了這塊土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