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楚：正在上演的中國宗教戰爭

2014-06-30

趙楚 戰略學者

最近在大陸很多地方，都在發生政府強行拆毀基督教禮拜設施的事件。這件事的奇怪之處在於，這些教堂和禮拜場所絕大多數都不是自來就有的，而是近30年來陸續建成的，當其逐步建設成型，當地的政府實際上是眼開眼閉，寧願不管的，否則，以大陸現行的管制體制，這些設施根本不可能建設起來。換言之，今日的全國範圍的望十字架而興師的大規模平毀行動是出自新領導班子的意志，因此，這些設施今日的強行拆毀與教眾的堅定維護對抗就成了觀察中國社會和政治政策的一個指標性對象。

宗教信仰在歷史上引起的社會劇烈衝突是常見的，中世紀基督教歐洲國家與新興的伊斯蘭力量的十字軍戰爭固然早已為人所知，在歐洲自中世紀向近代化民族國家轉化的過程中，不同基督信仰族群的衝突也是無比慘烈的，30年戰爭才為這一沖突大致劃下句號。無論在歐洲國家內部，還是在伊斯蘭信仰族群的內部，因為宗教派別不同而導致致命對抗可以說至今仍在中東各種熱點問題上餘燼復燃。拋開對宗教和信仰真理的價值討論不談（因為一旦涉及此點，則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和分歧），宗教及國家相關政策在歷史與社會發展中狀況本身也包含著嚴肅的社會與治理研究意義。

中國大陸近30年來宗教信仰熱情的復興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曾經在1949之後被污名化和嚴厲制裁的宗教界首先因為改革開放政策的需要而重新贏得正面形象，因為執政黨歷史上三大戰略法寶之一為統一戰線政策，宗教界本是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之一。在中國環境下，宗教又與新疆、寧夏、西藏和青海等地的民族聚居地區政策相關，因此，對宗教壓制採取紓緩的政策，可以說是在這些地區推行管制的前提之一。

就內地地區來說，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及中產階級色彩的人群中，基督教為代表的信仰擴張迅猛，這直接地由於一個原因，那就是，在布爾什維克的信仰代用品徹底失敗之後，社會需要在一個萬花筒般劇烈變動的世界上尋找心靈的歸宿，以便依託這種歸宿重建足以令個人安身立命的倫理生活。質言之，基督教信仰的擴張雖有外部交流擴大，外部宗教的傳教努力重新找到介面的原因，但其內生條件卻是主要和首要的。這些年來，對各種家庭教會與非官方控制的信仰團體屢加打壓，但絲毫未能削弱信仰的熱情。這便是明證。

30年來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實際上對中國大陸本身的舊有政治與權力結構也造成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其剛性的結構未變，但實際上，這些結構已經做出了適應時代的巨大修改。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術語本身就表明，當局已經承認，曾支付難以計算的鮮血代價建立布爾什維克信仰政教合一國家已經失敗；而奉行幾達30年的「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戰略則等於宣布，國家的權力雖然仍竭力保持專政的狀態，但已經退縮到經濟生活的領域，因而把曾經盡力把持和包辦的心靈與精神生活領域還給了社會與個人。這也是一心忙於各種發展項目的地方政府對宗教浪潮眼開眼閉的原因。

細心的觀察者會發現，在過去30年大部分時間裡，一般來說，雖然政府理論上反對各種不受官方控制宗教發展，但事實上對此並未採取類似先進的強力對抗政策。就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各階層經濟利益上升的時期裏，經濟發展，宗教也發展，權力也忙著搞錢，大家相安無事，直到現在。所以，要分析和理解今日的宗教強力打壓政策，必須考慮當前中國社會嚴重和綜合性的社會危機。這種危機首先是經濟層面的，即國家經濟大局與金融等核心經濟領域的崩潰危機，地方財政與行政能力的崩潰危機，因為各種經濟與發展議題引發的大規模社會對抗，以及由此點燃的全社會性的反抗危機，等等。總之，當地方政府違背歷來做法，不計代價強行對宗教開戰，這背後折射的實際上最高當局對大局的判斷與基本政治意圖。

由於總體經濟資源與效率的枯竭，令當局恐慌的是政權本身的基本安全，特別是在西藏和新疆這樣的宗教與民族可以幾乎合一的地區出現大的問題之後，宗教信仰本身成了可能威脅政權安全的一大因素。最近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不過把這一問題以更突出的方式顯現出來。現實中的宗教信眾，特別是基督教信眾與宗教人士往往都表現出對現實政治及社會問題相當審慎的態度，儘管如此，基督教還是成為本次打擊的優先對象，可見新一輪的宗教打壓與具體的宗教信眾的社會行動並無直接的關係，而是出自其他的考量。

這些考量的最根本要點是：第一，當社會危機前景越來越明晰，基於信仰的人群所體現的群體認同感和召感力是可能轉化為社會抗爭的大規模力量框架的，這在蘇東及南非的轉變中教會的作用裏已有強大證據，在本次各地信眾保護教堂的無聲對峙中也已經可以看出端倪；其二，長期以來，基督教教會為代表的信仰系統拒絕接受官方管控，這使得一切基於權力直接控制的政權當局感到潛在的社會對抗的意志。這也正是歷來大陸當局所絕對不能容忍的，此前的衝突和摩擦也主要為圍繞此點進行。所謂君子無罪，懷璧其罪，這些潛在的社會與政治能量，正是基督教招致不妥協打壓的基本原因。這一點猶有更深層的社會意義。

選擇打擊十字架，還有個技術性的因素也必須列入考慮，那就是，其他主要宗教都牽涉複雜的民族地區局勢問題，只有基督教信眾主要地生活於內地的現行行政區域內，加之如上所述，他們又在政治上較為低調，因此，他們被選擇為首要的打擊對象可能較少引發複雜的政治對抗局勢。這不代表對其他宗教就不會採取同等的打擊措施。事實上，這些年來，圍繞寺廟和伊斯蘭習俗等問題，西部省區已經陸續採取了許多壓制性的措施。

總之，應對現實社會總危機的思路是既定的，既然不能在政治上徹底拋棄過去，以憲政和民主構架重建政策思維與體系，由此建設宗教與社會寬容的新體制，則回到過去，重建一元化和一體化的新版本斯大林體制就在邏輯上成了唯一選項和不得不做的選擇。在此過程中，拒絕接受官方直接監管的宗教信仰活動與現實的曖昧和平狀態也就自然走到了其終點。所以，從目前不宣而戰的新宗教戰爭中，我們看到，信眾與當局的對抗與其說是信仰與世俗世界的對抗，倒不如更準確地說，實質上是兩種生活方式的根本抉擇——通過鬥爭選擇一個可以自由從事信仰活動、也容忍他人有不同信仰方式、把心靈與精神生活還給人們自己的世界，還是就此告別自由的信仰，把身家性命像1949之後的30年那樣重新託付給宗教局與走馬燈一樣的書記市長。

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的中國21世紀版宗教戰爭，也註定會像歷史上的那些宗教衝突一樣，除非自由信仰的一方獲勝，社會因為基礎政治條件的變化而能在製度上支持宗教的多元和寬容，否則永無妥協之可能。以此我們也可以初步預測這一沖突的未來走勢，那就是，當局會更加嚴厲和蠻橫，而本來一貫政治上低調的基督徒們必然會滋生更廣泛與自覺的現實政治關切。這與當初在東歐和南非發生的情況也是一樣的，並沒什麼中國特色或宗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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