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場出庸官的八個原因！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最高人民檢察院6月23日通報，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涉嫌玩忽職守案，已由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訴。童名謙被指控在任職期間「嚴重不負責任」，致使衡陽市選舉湖南省人大代表發生嚴重賄選。

　　問題不止於衡陽。梳理童名謙從政軌跡，無論是湘西泛濫成災的民間集資，還是邵陽的官場亂象，作為主政者的童名謙，都選擇了迴避甚至放縱。守住「為人之德」，卻喪失「為官之德」，這是「童名謙式悲劇」的最大教訓。

　　「他對自己的前途無法預測，他的廉潔救不了他，否則，他不會犯錯誤，不會犯這麼嚴重的錯誤。」案發後，童名謙的老上級樊耀明感慨地說，廉潔只能代表童名謙的一個方面。無論如何，童名謙的官當得不成功。

　　上述邵陽政界人士認為，把時間往前再推10年，童名謙可以這樣幹下去。但現在，整個社會進入矛盾高發階段，作為主政一方的官員，社會矛盾已不得不直面。

　　「他迴避矛盾，不解決矛盾，他的倒台是必然的，他不倒，劉名謙、李名謙也要倒。」

　　官場上的庸官現象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官僚制度和用人制度使然，因此，治理庸官也就不能僅靠一兩次集中行動或運動，那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只有從體制上和制度上入手，才能較好地解決這一問題。那麼，庸官是怎樣產生的呢？

　　其一是帕金森定律現象。它是上個世紀50年代英國人帕金森提出來的，認為官員喜歡任用那些比自己低能的下屬，這樣他們就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也比較聽話而容易控制。而下屬也上行下效，最終導致整個官僚體系充滿庸官。

　　其二，高度程序化的政府組織使然。為了保證公共權力行使的公平性，也減少權力尋租的空間，人們設計了不同部門之間相互制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於是，社會組織和公民到政府部門辦事，就會經常遇到「公文旅行」和按章辦事以及公章成堆的現象，久而久之，慣於「規則迷宮」者在政府中佔有強勢的地位，同樣，這些擁有話語權的群體也習慣於任用規則的追逐者，排斥異己，最終導致政府的繁文縟節和低效率。而那些敢于堅持原則、開拓進取、創新有為者則可能被排除在外，失去發揮作用的舞台。

　　其三，彼得原理陷阱。政府部門常見的逐級晉陞制度，容易將人員選拔範圍限制在很小的圈子裡，瘸子里選將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個組織就會出現大部分的領導職位是由不能勝任的人所擔任，即出現庸官治理。尤其是我國有關幹部任用制度有明確的規定，晉陞到某一級別的職位必須在下一級(或半級)職位中任職達到一定年限，如果晉陞時幾個具有下一級職位任職經驗者都不具備擔任上一級職務的條件，就有可能出現晉陞者的不勝任問題，而按照這種任用規則，他在今後仍然有可能晉陞到更高級別的職位任職，這樣會離任職要求越來越遠。

　　

　　其四，專才與通才之間的錯位。一般來說，職位層次越高，管理範圍越大，越要求任職者具有綜合管理能力，亦即越應該是一個通才。但在實際的幹部任用中，往往很容易掉進專才等同於通才的陷阱。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最重要的工作是經濟建設，需要上很多項目和很多工程，對官員的技術要求相對的就多一些，技術人才因此獲得了更多的晉陞機會。但如今，民生問題、公平問題越來越突出，要求領導者要善於了解公共服務的需求，善於進行利益平衡和妥協，善於利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來進行公共治理，才能更好地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滿足社會的需要，這時，僅有專業技術方面的局限性就會暴露出來，只懂技術不懂管理的人才就會變成庸才，嚴重者，還會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近年來，我國各種社會矛盾突凸顯，群體性事件頻發，它們多與社會不公平、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缺失密切相關，既反映出政府治理模式的滯后，也反映出官員中只懂技術不懂公共治理、只懂招商引資和工程項目建設不懂如何化解民怨的嚴重缺陷。時代呼喚善謀略、善溝通、善深入民眾了解疾苦、善縱橫捭闔、善於民主決策、通曉社會知識的善於治理的「通才」式人才。

　　其五，考核方式的缺陷。長期以來，我國幹部考核中普遍存在重經濟輕社會傾向。所以考核什麼，被考核者就注重什麼。只注重經濟指標的考核方法使很多官員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從而培養了一大批不懂社會問題、不懂得百姓疾苦的庸官。

　　其六，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導致了一大批「只唯上，不唯下」的官員，他們只對上級的意志比較敏感，惟命是從，阿腴奉迎，卻不懂得替老百姓排憂解難而變得碌碌無為。

　　其七，傳統幹部任用制度中的委任制在運作過程中出現變形，民主集中制的天平向集中傾斜，甚至出現「任人唯親」、「裙帶關係」，能力降到了次要的地位或者可有可無。

　　其八，現有的公務員職業發展通道狹窄，只有領導職務系列和非領導職務系列兩種途徑，職位之間權力配置關係的失衡和中國人的「官本位」思想使非領導職務系列者有足夠的動力向領導職位系列流動，早已為人們所詬病的副職成堆現象就是這種流動的必然結果，它進一步加劇了領導幹部的庸官泛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