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世界盃上道歉的日本人更可怕

　　昨日，《上海觀察》刊文《世界盃上撿垃圾的日本人為啥可怕》，對此，日本問題專家、復旦大學教授馮瑋來信認為，我們同樣應關注日本球員向球迷鞠躬致歉。因為這映射出了日本文化的一大要素：感恩。而日本的國家、經濟、社會能從二戰廢墟中迅速崛起，重返世界強國行列，與其密切相關。

　　

　　巴西世界盃小組賽，日本隊被象牙海岸隊逆轉。

　　我注意到這樣一幕：比賽結束后，在伯南布哥競技場，日本球員列隊向本國球迷深深鞠躬致歉。被這一幕感動的顯然不僅是日本人。一位中國網友在新浪微薄上寫道：「愛國不是怒視過去，而是正視自己。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日本隊的素質值得學習。」誠哉斯言！

　　此次征戰巴西世界盃，日本隊可謂躊躇滿志。日本國民也對日本隊寄予了極大關注和希望。據英國媒體一項調查統計顯示，在推特上談論世界盃的註冊用戶，37%來自日本，占第一位，而占第二位的英國僅佔11%。或許正因如此，球隊明星香川真司在賽后傷感地說：「對不起全場一直為我們加油的日本球迷。」

　　這種「對不起」僅僅是就是一句致歉嗎？當然不是。須知這句話，映射出了日本文化的一大要素：感恩。而日本的國家、經濟、社會能從二戰廢墟中迅速崛起，重返世界強國行列，與其密切相關。因此，不但是撿垃圾的日本可怕，在我看來，道歉的日本更「可怕」。

　　談日本文化離不開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這本書第五章的標題就是「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說法，日本人非常強調感恩，他們的感恩對象明確、廣泛、具體。確實，按照日本人的觀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然存在施恩和蒙恩。恩情是一種債務，必須償還。知恩圖報是人必須履行的義務。

　　在一千日元紙幣上，印有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頭像。而這位文豪在其小說《哥兒》中對何為「知恩圖報」有過生動的描述：小說主人公哥兒一次和被他戲稱為「豪豬」 的朋友外出，豪豬請他喝了一杯冷飲。不久，有人告訴哥兒「豪豬」在背後說他壞話，但哥兒馬上想到了「冷飲之恩」。第二天，他把買冷飲的錢丟到「豪豬」桌子上，即先償還「恩情」,然後氣呼呼問「豪豬」為什麼講他壞話。

　　在日本人的觀念中，善和惡，不是從美好的天堂或邪惡的地獄中滋生出來的抽象概念，而是從具體的人際關係中衍生的行為準則。維護和履行「知恩圖報」的義務就是「善」，反之就是「惡」。這種思想滲透於日本教育，如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編寫的日語課文中，有一課就題為「仙鶴報恩」。這種思想也貫徹於日本整個社會。

　　我們知道，日本每年有兩個與「感恩」相關的日子：8月中旬的「中元」和12月中旬的「歲暮」。

　　日本人在這兩個日子，要向平日承蒙照顧的親屬、朋友、同事、上司贈送禮物，表示感恩。日本各大百貨店、超市，此時都會開闢專門的「御中元」、「御歲暮」專櫃，並指定專人負責接待購買「御中元」、「御歲暮」禮品的客人。除商店外，快遞公司的業務也特別繁忙，幾乎每家每戶都會不斷有快遞公司的人按門鈴：「有快遞」。

　　日本人非常清楚，社會是由人組成。按照「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的說法：「生為人不知有社會，則不會有真正的基於人生意義的行動。忘了國家，忘了社會，其做人豈不與禽獸相去不遠？」因此，日本隊的鞠躬致歉，不僅是因辜負了球迷的期待而真誠懺悔，是對球迷的由衷感恩，而且是日本文化符號的展示。

　　因此，可以推而廣之地說，感恩文化是日本核心價值觀之一。日本東京澀谷站有忠犬八公雕像，體現的就是這種文化。而在日本經濟崛起過程中出現的松下哲學，也是強調奉獻——企業對員工做出的貢獻感恩，而作為員工，也要感謝企業對他們人生髮展所起的作用。

　　日本職員能全心全意為一家企業工作一輩子，也是這種文化所起的作用。一個人是這樣、一家企業是這樣、一個國家也可以是這樣。

　　

　　還有一點昨天的文章中也提到，儘管日本對首戰告負，令日本球迷傷心失望，但他們並沒有匆匆悻悻離場，而是冒著細雨將觀眾席上殘留的垃圾裝入自備的藍色塑料袋帶走。這一顯示國民素質，也獲得了包括中國央媒和網民的好評。多家官方微博，都引用了網友的這一觀點：別人的閃光點要承認，這就是素質。

　　日本球迷的這種素質，同樣也是文化符號的顯示。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將日本文化定義為與西方「罪感文化」構成對偶的「恥感文化」。簡釋其義，西方人主要依靠內在道德規範自我約束。如康德即以「我生平只敬畏天上的繁星和心中的道德準則。」日本人則以「外人的目光」規範自己的言行，按本尼迪克特的說法，「恥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於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會對自己行動的評價。」

　　因此，「不給他人添麻煩」，是日本人的基本行為準則。撿拾留在球場的垃圾，也是不給別人添麻煩。相反，日本還有句諺語：「人在旅途無廉恥。」意思是，在一個沒有熟人的地方，可以不必謹言慎行。這也是大概可以解釋日本人的「醜聞」大都發生在「家門外」的原因了。

　　令人遺憾的是，日本隊在巴西賽場上體現出的作為文化符號的愧疚和恥感，並沒有顯示在日本對以往侵略歷史的深刻認識和真誠懺悔上。這樣的「選擇性」，頗令人玩味。

為什麼？當他們穿上軍裝將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