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並無此人」之說因何而起(圖）

2014-5-30 08:50    皇甫仁

　　

　　湖北秭歸屈原故里的屈原塑像  （圖源網路）

　　屈原否定論」大辯論的思考

　　端午節來臨，國人自然懷念起屈原。屈原，是中國人書里、紙上、戲里、心中的一個典範，一塊豐碑。然而，三十年前，我國竟為屈原有無其人展開過一場學術大辯論，而且至今並未煙消雲散。

　　挑起這場學術辯論的，是兩個日本人。1983年，《重慶師範學報》上刊登了日本三澤玲爾的《屈原問題考辨》，他不僅否認了屈原的作品，並否定了屈原其人的存在。而且，早在1977年，日本稻田耕一郎在日本發表《屈原否定論之系譜》一文，就首次使用了「屈原否定論」一說。他認為，屈原否定論是晚期「疑古」風潮息息相關的幾位中國學者的觀點論說，同時又認為，「否定論」見解又太極端，可以說走到了楚辭學的邊緣地帶了。應該說，其觀點誠摯中肯、實事求是。三澤玲爾的文章發表后，馬上引起了學界內的廣泛爭議，學者們對稻田耕與三澤先生的觀點進行了口誅筆伐。至此，「屈原否定論」才被正式提上了學術爭論的範圍。

　　其實，追根溯源，「屈原否定論」確如稻田耕一郎所言，是我國晚期「疑古」風潮中幾位中國學者的觀點論說。上世紀初，廖季平先生標新立異提出是否確有屈原其人的觀點，胡適先生與其弟子何天行又否認屈原為《楚辭》諸篇作家。建國初，近人朱東潤先生沿襲胡適說法，作四篇論文探討屈原問題。

　　廖季平，清末至民國時期學者、思想家。廖季平一生治經學，融合古今中外多種學說，形成一套獨特的經學理論體系，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晚年愈變愈玄，附會離奇，多遭學者批評。其治學常暴露牽強附會之缺點，成為近代歷史上的經學畸人。廖氏51歲以後撰文雲《楚辭》為秦始皇博士所作，又以「屈原沒有這個人」等語驚人。

　　如果說，廖氏之說影響甚微，那麼，胡適與其弟子何天行的研究卻使「屈原否定論」漸起濫觴。上世紀20年代初，胡適發《讀楚辭》一文，認為歷史上的屈原與現實屈原有異，除了《離騷》與《九章》部分，其餘作品都是漢儒附會「君臣大義」所作。尤其是30年代何天行的《楚辭新考》，成為了「屈原否定論」的代表之作。何天行持論的第一個依據是，據《屈原列傳》末所言「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判斷：司馬遷不可能記下自己死後漢昭帝時的歷史，因而《屈原列傳》屬偽作。第二個依據是，《屈原列傳》所說的「屈原」，既有那樣的地位和功績，為什麼《史記·楚世家》中竟不提「屈原」？第三個依據是，金人王若虛曾指出《屈原列傳》中有二字意重複。第四個依據是，梁玉繩《史記志疑》曾指出《屈原列傳》有文義不相續之處。第五個依據是，劉知幾稱太初以前《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之間，沒有屈原的影子。第六個依據是，《屈原列傳》中屈原所說的「秦虎狼之國，不可信」兩句話，在《史記·楚世家》中是昭睢的話，在《戰國策》里又是蘇秦和楚懷王說的話。綜上所述，何先生便斷定《屈原列傳》是偽作，因而屈原這個人也就並不存在了。不同於廖氏，胡適與何氏思路清晰、發言廣博，故後世多有學者，因襲其說。建國之後，朱東潤先生亦有過「屈原否定論」之說，但朱先生疑屈原亦始自《史記·屈原列傳》，許多觀點不出何氏窠臼。

　　與此同時，日本學者的「屈原否定論」也不容忽視。日本對包括楚辭在內中國古典文學素有研究，20世紀50年伊始，日本幾位學者自成一家之言，先後提出了自己對於屈原人物的理解。他們的主要觀點，大致是認為：《離騷》、《哀郢》均非屈原的自作，從內容和表現方面可以找到糾正的證據。在南方的楚國，有一些歌唱悲愁的「長唄」，與屈原傳說相結合，集中在屈原這個人物身上，而成為今日之《離騷》的。在《楚辭》中有一部分，難以全都被解釋為同屈原有關係；《離騷》全詩押韻不連貫。《離騷》源自迎春儀式的民族歌謠，《天問》是歷代巫者口頭流傳逐漸形成的祭祀歌謠，最後為劉安所作。這些學者廣泛採用了上世紀源自於西方的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神話原型批評等理論，可以說，日本的「屈原否定論」攜帶著西方思想基因。

　　在1983年《重慶師範學院》翻譯並重刊了稻田耕一郎《屈原否定論之系譜》與三澤玲爾的《屈原問題考辨》后，引起了我國學界內的廣泛爭議。1983年8月，遼寧師範學院於大連舉辦了「屈原學術研討大會」。會後，學界內蔚然興起批駁「屈原否定論」的風尚。次年端午，學界又在成都四川師範學院舉辦了「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1984年6月19日，《光明日報》專門刊載《成都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批駁「屈原否定說」》，在全國範圍內擴大了這次會議的要旨精神。1989年12月，《楚辭研究與爭鳴》由團結出版社出版，收錄了1984年會議后中日雙方商榷研討屈原問題的論文共計20篇，明確了屈原在《史記》中不可動搖的形象。及至此時，這場爭論方意興闌珊地裊裊收音。

　　

　　秭歸屈原故里古風依舊

　　作為史學門外漢，壓根沒有資格對這場學術爭論說三道四，但讀了一些有關資料后，卻有兩點思考。

　　其一，論證須科學，結論要謹慎。在「屈原否定論」之爭中，有學者對何天行所論逐一加以駁辯。第一點，關於「至孝昭時，列為九卿」一句，這是在傳抄刊刻中誤入正文的情況，「在古籍中是所在多有，不足為奇的」。第二點，關於《史記·楚世家》中不提屈原，認為此說大誤，《史記·楚世家》不僅提到了屈原，而且對屈原的身份、政治活動、社會關係均有所記載。第三、四點，關於《屈原列傳》有字意重複和不相續之處，認為這是古籍的脫簡、錯簡和輾轉傳抄的毛病。第五點，關於太初以前《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中沒有屈原的影子，認為《楚漢春秋》記事起始之年早於屈原去世60年，《戰國策》並非一部完整的歷史著作。第六點，關於屈原所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認為「此二語極平常，本不妨二人皆言之」。說實話，讀了爭辯雙方兩種說法后，我都感到迷惑不解，說服力不強。最不解的是，《史記·楚世家》是明擺著的一本史書，然而學者們的「讀法」卻如此迥異，其間玄妙何在？！歷史事實的論證方法是多樣的，但基本的方法只有一條——證據。在史學研究中，切忌用以偏蓋全、主觀臆斷、假設推理的方法，更切忌好做驚人之語和妄下結論。

    其二，學術無禁區，環境需寬容。始發於1983年的這場參與者頗多、歷時七年之久甚至出了三車著作的辯論，是首次跨民族、跨文化、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一次文化討論。這場辯論氣象恢弘、意義深遠，繁榮了中外學術交流。同時，它吹響了「文革」結束后，中國文學研究在世界文學範圍內的先鋒號角。然而，可能與當時文藝界剛剛解凍，尚有曉寒的時局有關，在這場辯論中，一些人以「階級鬥爭」的眼光審視胡適屈原說、評價日本屈原論，還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有的學人缺乏實物的旁徵博引，有的三番五次引用前人論據，固步不前；有的學人則所辯非所疑，只憑藉一腔熱情惜誦致愍、發奮抒情，言之無物。故此，一部分辯論著述也就難成其說，對於解決辯論中存在的大量疑點是不充分的。學術歸學術，要寬容對待對屈原及其作品的正常研討。

    上世紀的「屈原否定論」的辯論迄今已近三十載，但對「否定論」的討論仍然局限在一家之言中。當今，「屈原否定論」的一些問題依舊如令人如鯁在喉，如「屈原」為什麼不見於先秦典籍，又如何解釋《史記·屈原列傳》篡義過多等等。但我們相信，隨著新的出土文物的發現與楚辭學研究方法的轉變，這些令人坐如針氈的話題將會迎刃而解。如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離騷》與《涉江》殘簡，可以輕而易舉駁倒公元前165年劉安作《離騷》的結論了。期待專家學者以真正的科學態度給我們一個真實清晰的結論，更期待30年前這場大辯論給學術界一個深刻而長久的啟示。收藏分享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