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信的是威廉·亨利·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1903年,因和老婆搞不好關係(不知道白求恩當年是不是亦如此,給人的感覺,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不堪忍受的老婆),端納便向老闆自薦,以悉尼《每日電訊報》記者身份赴遠東採訪,不久接受香港《德臣報》聘請出任副主筆,同時還兼任其他一些外國報紙的通訊員。但他的興趣在中國,不久就憑著獨門靜坐熬曬太陽的功夫結識了兩廣總督張人駿,並成為他不用發工資的顧問,從此中國的事兒就成了他的事兒了,人稱「中國的端納」:
辛亥革命前,他的身份是《紐約先驅報》駐華記者;武昌起義后,他在上海協助伍廷芳工作,被認為是「革命黨的無官職的外交部長」;待孫中山回國后又成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參與起草中華民國《共和政府宣言》;後來又做北洋政府顧問、張學良顧問、蔣介石顧問……這其中值得重點提出的事項有:日本「二十一條」的訛詐是他在好友、另一英籍澳大利亞人莫里循的配合下公之於眾的;張學良的東北易幟是他催成的;甚至張學良的大煙癮都是他幫戒的;還有西安事變也是在他的摻乎下和平解決的……
收信的是喬治·厄內斯特·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莫里循本來是個醫學博士。1894年前來中國遊歷,一年後就出版一本《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被倫敦《泰晤士報》相中,從此做了該報派駐北京的記者。這記者從1897年一直做到1912年。1912年之後,他做了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顧問,這一顧就是八年,直到1920年因病去世。跟端納一樣,給中國服務得時間長了,難免有些移情(移情得最厲害的,可能是中國海關總監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赫德),那就是比中國人還中國,通過自己的筆觸與相機,向世界宣傳中國,并力圖糾正世界輿論妖魔化中國的傾向。關於莫里循,值得重點提出的事項有:「二十一條」是他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故意泄露給外界的,而報界中他首先想到的理想人選就是好友端納,這個時候的端納擔任《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端納先是公之於《泰晤士報》(因報方不相信它的真實性,把最關鍵的部分即第五號內容給刪掉許多),后是把全部文本公之於《芝加哥日報》,給日本政府以迎頭一擊;中國參戰他是力挺的;巴黎和會他是特別關心的,甚至生病期間還幫助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修改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