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越南因何這般仇視我們？（轉）

　　這個5月，那些在越南經商和生活的華人，遭遇了一場來自本土民眾的暴力抵制，連日的打砸燒帶來巨額的財產損失還在其次，很多華人甚至在運動中丟了命，受傷的當然就更多了。

　　雖然中國官方媒體在報道此事上保持了剋制，但因為這場反華遊行波及越南全國，規模巨大，破壞力極強，中國民眾在獲知相關信息后，憤懣之聲甚囂網路，喊打之聲亦不絕於耳。暴力遊行的主力是越南的年輕一代，他們將中國這個昔日的革命盟友，現存的僅有的幾個社會主義陣營兄弟"國家"稱作"海盜"和"侵略者"。

　　越南人對中國始終心存芥蒂

　　而中國大陸的很多民眾，在憤懣之餘，更多的是不解和困惑。因為，在他們看來，即便是在南中國海，中、越存在領土爭議，也不至於讓這個國家的新生代對華人群體產生這樣的敵視和仇恨。畢竟，今天的越南，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政治架構上，都同中國有著巨大的相似性，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越南好比中國的學生，可現在倒好，學生再也容不下老師，竟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將他們趕走。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催生了越南人特別是越南新生代對華人的敵視呢？問題恐怕還要從歷史談起，眾所周知，越南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都是作為中原王朝的藩屬國甚至郡縣而存在的，圍繞領土的反抗和恢復成為中越關係長期的主題；後世的越南為了增強國家認同，激發民族意志，在給國民的教科書中將中國描述成兇殘無度的侵略者，而越南歷史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是抗中戰爭的英雄，其中征氏姐妹的故事更是流傳久遠，她們作為反抗北方"天朝"統治最著名的人物而被神化，她們的殉難日更是成為今天越南最重要的節日。

　　由此可見，中越兩國歷史積怨已久，加之越國歷代統治者推行強化民族意識的宣傳和教育，仇華的基因早已在越南人的血液中流淌。及至上世紀70年代末，" 血濃於水"的革命友誼和意識形態，終究還是敵不過國家利益的分歧，趕走美國的越南實現南北統一后，即展開大規模反華排華，終至兵戎相見。

　　對於1979年那場發生在中越邊境戰爭的性質，兩邊政府各執一詞，而且這些年來似乎都採取了冷處理的態度，外事交往中誰也沒有主動去揭開歷史的傷疤。但有戰爭必然就有損傷，可以想見，對於一直就將中國視作心腹大患的越南政府和人民來說，歷經此役，仇恨的根莖勢必長得比原來更粗更壯。

　　排華的背後是越共在打民族主義牌

　　到了80年代，一個飽受戰爭困擾的國家，對抵禦和趕走了各種"侵略者"的越共政權來說，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致富，很自然地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基本國策"。而在蘇聯老大哥被"和平演變"后，社會主義陣營裡邊剩下的可供學習的也就中國了，於是，越南在經濟領域開啟了自己的改革開放。

　　遺憾的是，越南畢竟體量小，它借鑒和模仿的"中國模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顯得問題更多。同他的"老師"中國一樣，越南靠"低人權優勢"吸引來了外企投資，也確實帶動了本國經濟發展，但相比中國，這是一個更加依賴外部經濟環境的體制，於是，我們會看到，在08、09兩年，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越南經濟增速放緩，更要命的是，越南的這種外向型經濟進出口貿易逆差嚴重，常年對外貿易逆差為出口總額16-20%，而在同中國的經濟貿易中，這種逆差表現得更為明顯。

　　另一方面，在越南國內，本土勞工同外來勞工工資水平的差異，以及全球資本的大肆壓榨，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越南人仇視外國人的情緒。而執政的共產黨政權，看準了這種情緒的可供利用之處，他們在處置不好國內諸如經濟發展疲軟、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的情況下，將矛盾的焦點很自然地轉向了國外，民族主義這張牌一次次從他們手中打出，而且他們深信這是一張可控的牌。

　　加之，近年來，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訴求顯得比以往更為強硬和堅決，而越共政權本身又沒有能力同中共博弈，於是，民意便成為可資利用的萬靈藥。越南的主流媒體開始不斷宣傳和強化"中國威脅論"，藉此刺激民眾敏感的民族主義神經。

　　而在越南，不管是前述供職於外企的勞工，還是靠打魚為生的漁民，在現實生活中，同華人打交道甚至有利益衝突都是免不了的事。新仇舊恨，加之政府鼓動縱容，越南人自然是再也按耐不住了。

　　步子邁太大 就會扯著蛋

　　於是，在民眾有利益訴求，國家有領土訴求的情況下，中國以及華人很自然地就成為了越南政府和民眾的共同靶子。然而，正如很多思想家所說的那樣，民族主義畢竟是把雙刃劍，用不好，同樣有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民眾的打砸燒範圍越來越廣，受害的除了陸企及其在越工作的大陸商人和勞工之外，台企甚至日、韓企業也不能倖免。顯然，越共政權低估了民眾的抗爭力度，更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民眾的非理性幾近瘋狂，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嚇走了那些在越外企，而且嚇跑了那些本來看重越南廉價勞力和穩定政治環境的外國投資商。

　　如前所述，越南是一個嚴重依賴外部資本的經濟體，此次大規模排華遊行，勢必對這種經濟結構造成損害，而且可能致命。如此，遭殃的恐怕除了越南老百姓之外，挑起或者說縱容事端的越共政權同樣逃脫不了。

　　隨著事態的進一步惡化，越共顯然也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在國內抓捕了一大批鬧事者，並且對外宣稱，越南的投資環境還是好的。但對於那些親歷了此次暴亂的外國商人和勞工而言，這樣的宣稱是無力的，傷害已然造成，陰影更是難除。而對國內的民眾而言，政府的處置方法也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參與遊行的民眾在前一天還視自己為抗華英雄，官方媒體對他們的行為也是予以讚許，怎知鬧過之後，卻被逮捕淪為囚徒，政府這不是在卸磨殺驢么？

　　對於那些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啟動在增強國力消除貧窮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原有意識形態的權威性，這一點，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它曾經的"兄弟"越南都得到了印證。而同為一黨執政國家的中越，其統治的穩定性和動員能力不能沒有意識形態，畢竟世俗地經濟發展只能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為政權提供合法性支撐。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越不約而同地選擇將民族主義作為傳統意識形態式微的重要補充。不管是中國人針對在華日企的遊行鬧劇，還是越南人針對在越陸商的暴力打砸，其背後的發生邏輯如出一轍，而由之帶來的惡果，最終也只能由兩國政府和民眾自食之。

　　而對於越南這樣一個小國而言，在當今的國際格局下，它的命運很大程度上仍不能完全由自己決定。從古至今，越南由於其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確實長期扮演了受害者的角色，它的政府和國民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危機感也不難理解。只是，凡事有度，既然選擇了融入全球化，就得遵守現代文明國家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畢竟，世界史上因為步子邁得太大而扯著蛋的悲劇也是屢有發生。同樣道理，也適用中國，喊打容易，真打也不難，只是打了就能解決問題嗎？打后的爛攤子，又該怎麼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