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昆吾：我所親歷的中村事件真相

1931年在東北興安屯墾區發生的「中村事件」，我是親身參與的一個人，現將這一事件的實際經過概述於下。

1931年我任東北興安區屯墾軍第三團少校團副，團部與所屬的第一營同駐興安區佘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爺廟北約40華里，居洮索鐵路線卜）新建營舍內。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營營長陸鴻勛（字雁賓，皖人）率領士兵正在團部門前操場操練，見有4人乘著大馬，並馱載行裝甚多，由團部西邊大路上從北向南賓士而去。陸以形跡可疑，遂令士兵將該4人追回到操場問話，但言語不通，改用蒙語，仍不通，陸疑其為日本人，遂報告於我。時值團長關瑞璣（字玉衡，吉林寧安縣人，現任該縣歷史博物館職員）去外防巡查，未在團部，由我代理團長職務。我到操場以日語詢問，其中一人答話，自承是日本人，並取出名片一枚，上「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樣。據稱，他是東京農業學會派來東北，此次系由洮南出發，將去索倫山一帶調查土質、農業狀況，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據說時常有土匪搶劫，因此將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語。我看見他的馬匹高大，非東北所產；又該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還有一個日本軍曹（等於中國軍隊中的上士），一個喂馬的白俄，一個帶路的蒙古人，而且時當夏季，他們還穿著棉襖棉褲，並都化裝成中國農民模樣。我遂向他們說明要加以檢查，當於他們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褲中搜出調查筆記、軍用地圖甚多，並查出寒暑表、指北針、測圖儀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槍。我檢閱其筆記、地圖，方知中村系在一個月以前由海拉爾出發，經過東北興安嶺、索倫山一帶調查軍事地理；他將軍用地圖對照現地，加以糾正改繪，凡他所經過的地區，關於雨量、氣候、村落、居民、土質、水井以及可容駐的兵力等都記載很詳。

我既經知道中村是日本的軍事間諜，遂以「前方時有土匪出沒，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們的團部里暫住一夜，等候明天我們的出勤士兵回來，將派兵護送你們回到洮」為詞，將他們四人扣留。當時的關團長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團，我即派人向他報告並召他回團。翌日關團長回來，我將扣留中村的經過向他詳細報告，並向他建議說；「現在我國是弱國，並無外交可言，我們若將中村等解送瀋陽，日寇必將他們以及其所攜帶的調查筆記、地圖等全部索回，並且還要我方賠禮道歉，其結果徒惹得許多麻煩，毫無益處。並且中日兩國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國際法，外國的軍事間諜是可以處死刑的，故無論如何，不能將他們釋放，也不可把他們解送瀋陽，唯一辦法就是把他們在這裡秘密處死。」當日下午關團長在團部召集全團連長以上的會議。我仍主張我的前述意見，並說明理由，當時在場幹部一致通過，無一異議。是日夜半，遂將中村等一行4人用繩縛綁，並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趙衡率親信士兵10餘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馬車拉到後山七八里處，用煤油潑澆點火，把他們燒死，然後把他們的骨灰揚散，使無痕迹可尋。他們所帶的馬匹則用槍擊斃后推入團部西邊的洮兒河內，順流浮走。他們所帶的行裝衣物，除保留其筆記、地圖、手槍、測圖器外，其餘全部焚毀，投灰於洮兒河內。

當時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調查知曉，我們曾想盡方法消滅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領事於接到中村已經由海拉爾出發的電報后，計算預定到達洮南的日期已經過了20多天，還不見中村等到達，遂派人沿著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線（那時該鐵路尚在鋪修路基中）向北尋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該處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帶的手錶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於洮南一當鋪中，后被洮南日本領事查獲買去，日方以此作為中村被殺的鐵證。爾後日寇特務機關長士肥原也曾化裝親到佘公府調查，遂得知中村被殺的真相。瀋陽日本總領事隨即向我東北代理長官榮臻（那時張學良還在北平）提出嚴重交涉，此時始知中村是日軍大尉，是日本的參謀本部所派出的軍事間諜，為了準備出兵興安嶺對蘇聯作戰而由東北海拉爾出發，經興安嶺、索倫山一帶調查軍事地理的。日本軍閥借口「中村事件」激憤嚷叫，摩拳擦掌，遂於9月18日之夜，不待交涉解決，而發動九一八事變，進攻北大營，佔領瀋陽。當時張學良遵奉蔣介石的命令，採取不交涉、不抵抗主義，不數月而將全部東北大好山河，以及飛機武器等拱手讓於日寇。

這個事件發生后不久，我被調任為東北講武堂（在瀋陽東山嘴子）步兵研究班隊長。榮臻曾召我詢問「中村事件」的經過。我就把這事件的真相向他作了詳細報告。榮為應付日寇的嚴苛要求，當將關團長傳到瀋陽，派憲兵看守於一旅館中。在九一八的當夜，日寇在瀋陽各處搜捕關團長未獲。關在旅館中以錢散給士兵，於當夜脫逃，後到北平；我亦化裝到北平。 
　　
同年冬季，國際聯盟所派出的李頓調查團來到東北時，關於「中村事件」這一部分的材料是我和榮臻商量寫的，並繪圖加以說明，交給調查團，其內容大意是：「佘公府到王爺廟間，時有土匪出沒，道路不靖，為了保證中村一行4人的安全，擬派兵護送，故暫留他們於團部中。當日深夜，中村一行4人乘隙逃跑，守兵追趕，中村等以槍射擊守兵，守兵還擊，當即將他們4人擊斃。該團幹部以中國系一弱國，而日軍強橫，恐有無理要求，遭受處分，故將屍骨焚化揚散，以圖滅跡」，等語。

1936年夏間，有長春天寶堂國藥店商人常某往來於長春、上海間販賣人蔘，他到滬告我說；屯墾軍的三團一營營長陸鴻勛於九一八事變后投降日寇，任偽滿炮兵團團長，1936年春日寇偽稱調他赴新京（長春）受訓，將他逮捕。陸供出「中村事件」的詳細經過，曾在滿洲報上以大字登載。日寇對我和關團長再次懸重賞通緝。陸被日寇處以剮刑，零割肢體，為中村奠祭。日寇並將中村殘殺經過編成戲劇、電影，大肆宣傳，藉此來鼓動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仇視中國的情緒。 
　　
同年春間，日本大使川樾曾為「中村事件」尋訪我的蹤跡，當時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王家恢（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以此事告我，讓我注意。我即由那時起把我的原名「平輿」改為「昆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