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來源: The Economist 翻譯：Rhinocerosme，童雨荷

一、民主政治曾是二十世紀最成功的政治理念。它為何陷入困境，又如何才能使其復興？

顛覆了烏克蘭政局的抗議者們對自己的國家有著許多願景。他們用手中的標語牌表達著心中的呼聲：希望烏克蘭與歐盟建立更密切的聯繫，擺脫俄羅斯的干涉；希望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來取代亞努科維奇的腐敗政府。而他們最根本的訴求與過去幾十年間挺身而出反對腐敗殘暴的獨裁政府的人們是一致的：他們想要一個法製為本的民主社會。

這不難理解。民主國家往往比非民主國家更富裕，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更低，而且能更有效地遏制腐敗。更根本的是，民主制度允許人們表達自己的想法，允許他們塑造自己和後代的未來。在世界各地有如此多的人甘願為之冒如此大險，已然證明了民主經久不衰的吸引力。

然而，近日來焦慮情緒漸漸滲入了基輔等地的政治變局帶來的歡欣雀躍，因為一個又一個的國家的首都正上演著相同的劇本：人群蜂擁到廣場上，當局的鷹犬試圖鎮壓，但面對拒不妥協的民眾和全球新聞媒體的輪番轟炸卻又露怯潰散；世界各國為又一個非民主政權的垮台而拍手稱快，並主動幫助當地建立新的民主政權。可是建立一個可靠的民主政權遠不止是趕走某個獨裁者那麼簡單。正如阿拉伯之春，以及十年前烏克蘭橙色革命之後，新政權蹣跚而行、經濟萎靡之下，這個國家痛苦地發現它的境況並無改善。2004年，在聲勢浩大的街頭抗議之下亞努科維奇先生未能如願坐上總統之位，結果卻在人民對他的競爭對手絕望后，又於2010年依靠俄羅斯的大力資助再度當選總統。

民主正在經歷困難時期。在一些國家獨裁者雖然被趕下台，其反對者卻大多未能如願建立可靠的民主政權。即便是那些已經穩固下來的民主政權，其體制逐漸暴露出的缺陷也開始引人擔憂，許多人開始對政治感到絕望。然而，就在幾年前，民主似乎還有欲統天下之勢。

20世紀下半葉民主尚能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生根發芽——在飽經納粹摧殘的德國，在貧困人口數高居世界首位的印度，在種族隔離政策下滿目瘡痍的南非。亞洲和非洲取得獨立的舊殖民地孕育了一系列新的民主政權。在希臘（1974年），西班牙（1975年），阿根廷（1983年），巴西（1985年）和智利（1989年），舊的獨裁政權也讓位於新的民主政權。蘇聯的解體促使中歐出現了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截至2000年，美國智庫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已將世界上63%的國家（約120個）歸類為民主國家。

是年於華沙舉辦的世界民主論壇上，來自世界100多個國家的代表齊聚一堂，強調「人民的意願」乃是「政府權力的基礎」。美國發表的一份報告宣布，我們看到許多對獨裁或集權政府的嘗試「都已失敗告終，可見最終取得勝利的是民主制度。」

既有如此功績，這樣自負的說法當然可以理解。但若回望更遠的歷史，人們就會發現民主之路其實崎嶇坎坷，並非如此順理成章。自其發源地古雅典陷落，民主的理念沉睡了兩千餘年，直至啟蒙運動時期方才蘇醒。18世紀唯一經受住考驗的民主社會是脫胎於獨立戰爭的美國；19世紀已近黃昏的君主主義垂死掙扎，又將民主陣營拖入曠日持久的戰鬥中；20世紀上半葉，德國、西班牙、義大利的新生民主政權垮台。到1941年時，世界範圍內僅存11個民主國家，富蘭克林·羅斯福擔心「民主的偉大火焰」恐將「被暴政熄滅」。

於20世紀後半葉突飛猛進的民主進程在踏入21世紀后明顯放慢了步伐。儘管目前在有自由公正選舉的國家生活著全球大約40%的人口，為有史以來最多，全球範圍內的民主進程卻已近停滯，甚至有倒退的可能。據「自由之家」評估，全球自由程度在本世紀初達到頂峰后，已在2013年迎來了連續第八年的縮水。在1980到2000年間未見太多挫折的民主事業自2000年開始處處受挫。民主制度面臨的問題遠比這些數據展現的深刻得多。許多名義上的民主國家正滑向專制，它們通過選舉維持著民主的表象，卻沒有民主權利和制度，而這兩者對民主體制的運作同樣重要。

　　每當民主取得一點勝利——如開羅和基輔不得人心的政權被推翻時，人們總會對民主信心倍增，很快卻又會失望。在西方社會之外，民主之路的盡頭往往是又一次的崩盤。即便在西方社會，伴隨著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現政府負債，內政處理效率低下、過度干涉他國內政等問題。誠然，民主從來都不能免於批判，但隨著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缺陷，民主在世界其他地區日益式微，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曾對民主制度抱有的懷疑。那麼，民主為何失去了前進的動力？

二、歷史回顧

2007-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動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不僅對世界金融，更對人們心理造成了巨大衝擊。這次危機讓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無遺，也嚴重打擊了西方人視為寶貴資本之一的自信心。近幾十年來，政府逐步延展自己被賦予的權利，任由高風險的債務持續堆積，政治家們也開始相信國家已經跳出了高漲蕭條周期，已經能夠控制風險。很多民眾開始對現行的政治體系大失所望——特別是發現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幫助銀行家解困，然後做個袖手旁觀的廢物，任由金融家們給自己發高額獎金之後。金融危機使得「華盛頓共識「遭到了整個新興世界的詬病。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國家才能取得經濟進步的局面。哈佛大學拉瑞·撒莫研究發現，美國經濟最快速增長之時，其國民生活水平約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裡，生活水平幾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國的精英階層認為他們的模式——由共產黨進行嚴格控制，廣納賢才進入上層社會——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響。政治領導權約每十年交接一次，共產黨通過不斷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為骨幹力量來實現其政治目標。

中國的批評家理所當然地批評中共政府通過拘捕異見人士、審查網路輿論等方式從各個方面控制公眾輿論，而這恰恰說明政府十分關注輿情。與此同時，中國的領導人已解決了民主制需要幾十年才能解決的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舉例來說，中國僅用兩年時間就使養老金覆蓋了超過2.4億的農村居民，遠遠超過美國公共養老金體系中的總人數。

如果現有的體制可以繼續支撐經濟增長，那麼很多中國人願意忍受下去。2013年皮尤全球民意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非常滿意」國家政策方向，而美國僅有31%的滿意度。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洋洋自得。復旦大學的張為偉認為民主制摧毀了西方，特別是美國，原因是制度化的政治易陷入僵局，決策過程繁瑣，而且還選出了如小布希等平庸的總統。北京大學俞可平指出民主制把簡單的東西變得「過於複雜和繁瑣」，任由「巧舌如簧的政客們誤導民眾」。北京大學王緝思也評論到「很多引進了西方價值觀和政治體系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社會動蕩和無序」，而中國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模式。從非洲國家（盧安達）到中東國家（迪拜）到東南亞國家（越南）都正在認真考慮中國模式的可行性。

2000年後接連發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將中國的發展勢頭襯托得愈加強勁。第一次民主倒退發生在俄羅斯。1989年柏林牆倒塌后，前蘇聯的民主化似乎已成必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在鮑里斯·葉利欽領導下沿著民主制的道路踉踉蹌蹌走了幾步，但是在1999年末，他辭去了總理職務並將權力移交給前克格勃出身的弗拉迪米爾普京，後者自那時起擔任了兩屆首相、兩屆總統。普京這個後現代的俄國沙皇徹底破壞掉了俄羅斯的民主根基，他封鎖新聞輿論，囚禁競爭對手，同時走著民主的過場——在保證自己當選的前提下給大家投票權。委內瑞拉、烏克蘭、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區的專制領導人也紛紛效仿，他們沒有完全廢除民主制度，而是長期披著民主的外衣，而這更使民主制度名譽掃地。

民主的再一次倒退是伊拉克戰爭。當美國為首的軍隊於2003年入侵伊拉克，卻找不出那不存在的薩達姆·海珊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布希先生轉而將這場戰爭粉飾成為自由和民主而戰的正義行為。他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提出：「自由國家齊心協力推動民主制度之時就是敵人失敗之始。」 布希先生這樣說並不僅僅是想投機取巧，他發自內心地相信，只要中東地區仍被獨裁者統治，它就始終是恐怖主義的溫床。但伊拉克戰爭確實給民主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打擊。左翼人士認為這證明了民主制度只不過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遮羞布而已。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認為，伊拉克日益嚴重的混亂局勢證明了美國領導的民主化運動可能會帶來動蕩。而對美式民主感到失望的新保守派人士，如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將其視為「民主無法在石質土地里生根發芽」的證明。

民主的第三次嚴重倒退是在埃及。2011年，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府在強烈的抗議聲中垮台，這燃起了民主將在中東傳播的希望。但是歡呼很快就被失望吞噬。隨後的埃及大選中獲勝的並不是自由激進分子贏得（他們被分割成了無數滑稽黨派，無力回天），而是被穆罕默德·穆爾西領導的穆斯林兄弟。穆爾西將民主制度視為「贏者通吃」的體系，在政府中塞滿了兄弟會成員，賦予了自己幾乎至高無上的權力，還創建了一個伊斯蘭教徒永遠佔多數的上議院。2013年7月，埃及軍方介入，逮捕了埃及首位民主選舉出的總統，囚禁了兄弟會的領導者，並殺死了成百上千的遊行示威者。埃及的動蕩同敘利亞戰爭和利比亞的無政府狀態一起澆滅了阿拉伯之春在中東各地催開民主之花的希望。

同時，一些最近加入民主陣營的國家已榮光不再。南非自1994年引進民主制度起就一直由日益專制的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一黨統治。曾以溫和伊斯蘭教推動國家繁榮和民主的土耳其也正向腐敗和獨裁墮落。在孟加拉國、泰國和柬埔寨，反對黨則聯合抵制近期的大選或拒絕接受大選結果。

所有這些都表明建立能夠長久維繫的民主制度確實是一項進展極慢的工作，也駁斥了民主的種子一旦種下自可迅速開花結果這個一度流行的觀念。雖然正如小布希和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強調的那樣，民主可能是一個「普遍理想」，但它也是一個需要文化根基的制度。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崇尚個人權利和獨立司法，而且都是在複雜的政治制度——包括強大的行政部門和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建立很久之後才發展出投票權。

「沒有什麼事能比獲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沒有什麼事能比學會運用自由更加困難。」亞歷西斯·托克維爾，《論美國民主》

近年來，那些本應為新民主國家提供範例的制度已開始顯得過時和功能失調。美國已經變成了政局僵化的代名詞，由於沉迷黨派之爭，美國在過去兩年裡已有兩次處在欠債的邊緣。當權的政客為鞏固權力和贏得選舉而改划選區的行為也破壞了美國的民主體制。這種行為加劇了極端主義，因為政客們不得不專註於爭取黨派忠實擁護者的支持，而忽視了大量普通選民。金錢在美國政治上也開始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20多名說客）為自己所在集團爭取特權，使立法過程變得冗長複雜，所有這些都讓人們覺得美國的民主已經變成了明碼標價的商品，富人與窮人的權力也不再平等——正如遊說者和選舉資助人所強調的那樣，為政治花銷是在行使自由言論權。結果就是美國的形象——和民主制度的形象一起——遭受了極大的打擊。

歐洲的民主制度也很難作為榜樣。1999年，大多數的技術官僚決定引進歐元，只有丹麥和瑞典兩個國家就此進行了公投（公投結果都是拒絕引進）。政府本想爭取民眾對里斯本條約的支持以鞏固其在布魯塞爾的權力，但是當發現投票結果偏離初衷時便放棄了這個想法。在歐元危機最嚴重的日子裡，歐洲高官們強迫義大利和希臘用技術官僚代替民主選出的領導人。為彌補歐洲民主赤字而成立的歐盟議會也被人嗤之以鼻，沒有話語權。歐盟已經變成了平民主義黨派的孵化場，比如荷蘭威爾德的自由黨，以及法國馬琳·勒龐的國民陣線黨，它們聲稱要保護普通民眾來對抗那些傲慢而又不稱職的官員。希臘的金色黎明政黨更是在挑戰民主國家對納粹型黨派的忍耐極限。意在平息民粹主義的計劃反而促使其蘇醒了。

三、民主的怪脾氣

即使在民主的核心地帶，民主面臨的也不僅是零星的小問題，而是嚴重的結構問題。自19世紀末現代民主產生以來，民主就一直以民族國家和國民議會的形式存在著。人民周期性地選出代表來掌控國家大權。但是這種運作方式正遭到來自上下各方的夾攻。

上有全球化深刻地改變國內政治。國家政要們向全球市場和超國家組織交出了太多權力，如在貿易和金融流量方面的管理權，為此他們或許會發現自己無法兌現對選民的承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和歐盟等國際組織理直氣壯地擴展自身影響力——單個國家如何獨自解決諸如氣候變化或透漏稅款等問題？為順應全球化，國家政要只好在某些領域限制自己的酌情決定權，將部分權力交給未選舉當職的技術官僚。以銀行為例，擁有獨立中央銀行的國家已從1980年的約20個增加到今天的160多個。

下有來自加泰隆和蘇格蘭等想要獨立的民族、印度各邦、美國各市長的強勁挑戰——他們都試圖從國家手中奪回權力。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和說客們——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摩西？納伊姆將他們稱作「微型勢力」——正破壞著政治傳統，使領導者們無論是民主還是獨裁都更難開展活動。網際網路讓煽動和組織活動更加簡單；在這個世界，人們每周都可以參與真實的電視投票，點點滑鼠就可以支持請願，讓幾年一度選舉的議會民主制看上去越來越落後於時代。英國議會成員道格拉斯？卡斯威爾，把傳統政治比作破產的英國唱片連鎖店HMV，它破產於這個人們習慣隨時在熱門網路流媒體音樂服務商「聲破天」(Spotify)上聽音樂的時代。

然而，民主最大的挑戰卻既不來自上層也不來自下層，而是來自其內部——來自選民本身。事實證明柏拉圖對於民主制度下民眾會」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的擔憂是有先見之明的。民主政府已習慣於巨額結構赤字，視其為理所當然，借款滿足選民眼前的需求，卻忽視長期的積累投資。法國和義大利政府已有30多年未能平衡預算。金融危機毫不留情地揭露出這種靠債務融資的民主是無法長久的。

現今隨著后金融危機時期的刺激措施逐漸停止，政客們不得不面對在經濟增長穩定、信貸條件寬鬆的那些年裡他們得以避免的艱難選擇。但是說服選民適應經濟緊縮的新生活並不會吸引選票。緩慢的經濟增長和緊縮的財政將會引發利益集團之間對有限資源的爭奪。更糟糕的是，這種競爭正隨著西方人口老齡化逐漸展開。老人比起年輕人更懂得如何讓自己的意見得到重視，他們人數更多，還會組成壓力集團，比如極有勢力的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而且他們的絕對數目在不斷增加。很多民主國家現在面對著來自過去和未來、繼承而得的權益和未來投資之間的戰爭。

民眾對政治日益增多的冷嘲熱諷會使國家更難在經濟蕭條時期進行調整適應。發達國家政黨的黨員數量在不斷減少：和1950年的20%相比，如今只有1%的英國人是黨員。黨員投票率也在下降：一個針對49個民主國家的研究發現在1980-84年和2007-13年間黨員投票率下降了10個百分點。一個針對歐洲七國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選民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府』。同年，YouGov發起的一個針對英國選民的民意調查發現62%的受調查者認為「政客們永遠在撒謊」。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愛通過荒唐玩笑表示抗議。2010年，冰島的最棒黨(the Best Party) 承諾將正大光明地腐敗，卻贏得了足夠的選票，得以在雷克雅未克市議會聯合執政。2013年，四分之一的義大利人投票給了一個由喜劇演員貝佩·格里洛創建的政黨。如果民眾對他們的政府要求不多，那麼以上這些對政治的冷嘲熱諷或許無傷大雅，但民眾的需求在持續增長。這便好似一種有毒且不穩定的混合物：一邊依賴政府，但一邊又蔑視它。這種依賴逼得政府擴張過度、負擔過重；而對它的蔑視又剝奪了他進行擴張的合法性。總之，民主的功能失調與民主的這種怪脾氣息息相關。

訪談：「聲破天」政治的時代

民主在其大本營遇到的問題解釋了它為何會在別處受挫。在某種程度上，民主在20世紀的良好運行部分得益於美國的霸權地位——這使其他國家爭相效仿世界霸主的制度。但隨著中國的影響力擴大，美國和歐洲喪失了他們作為榜樣的號召力和傳播民主的慾望。現在奧巴馬政府變得縮手縮腳，因為他們害怕發現民主會催生流氓政權並為聖戰主義者提供支持。如果美國這樣的政府尚連預算決議都不能通過（更別提未來的計劃），發展中國家為什麼還要將民主視作理想的政府形式呢？如果歐洲政界高層也能以妨礙財政執行為由罷免民眾選出的領導人，獨裁者們憑什麼要聽歐洲民主政治的說教呢？

另一方面，民主在新興世界也遭遇了和富裕世界同樣的問題。新興民主國家同樣過分關注短期支出而非長期投資。巴西允許公務員在53歲退休，卻沒怎麼花功夫建立現代化機場系統。印度出錢拉攏了許多利益團體，卻疏於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政治體制被利益集團把持，又漸漸被反民主之風所動搖。英國歷史學家帕特里克·弗倫奇指出，印度所有30歲以下的下議院成員都來自各政治家族。即使在資產階級精英中，支持民主的力量也在瓦解：印度的商業大亨常常抱怨印度混亂的民主導致基礎設施薄弱，而中國在獨裁體制下建成了高速公路、華麗的機場和高速鐵路。

民主此前也曾落入不利境地。20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間，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倒像是比民主更先進的理念。當西班牙於1931年暫時性地恢復了它的議會制政府時，墨索里尼把這比作「從電氣時代倒退回了煤油燈時代」。在20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西德總理威里·勃蘭特斷言，「西歐只剩二三十年的民主了。而後民主就會在獨裁統治汪洋的包圍下無動力地、迷茫地下滑。」現在情況還沒有那麼糟糕，但民主制具有內在優越性並終將征服世界這一觀念已被中國的發展實例嚴重動搖。此前任何共產主義力量都未能做到這一點。

然而，中國令人震驚的發展隱藏著更深的問題。中國的精英階級正在成為一個自顧發展、自謀私利的小團體。最富有的50位中國全國人大代表聚斂著947億美元的資產——這是美國最富有的50個國會議員的60倍。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10%下降到了不到8%，且未來預期會更低。這對於通過推動經濟增長來維繫合法性的中國政府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同時，正如19世紀亞歷克斯·德·托克維爾指出的那樣，民主國家其實不像表面上那麼弱不禁風。他們看起來問題多多，但隱藏實力也很強。民主政體能夠選擇不同領導人，提供不同政策供人選擇，比獨裁政體更擅長創造性地解決問題、迎接存在的挑戰，儘管他們常常需要一段時間探索出正確的政策。但是不論是剛起步的還是老牌的民主國家，成功的前提都是確保自己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

四、修復民主

現代民主政治的創立者，像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最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務實觀念。他們認為民主是強大但有缺點的機制，需要仔細設計，以駕馭人類的創造力，同時遏制人類的邪惡 ，需要不斷潤滑、調整和研究以保證其正常運行。

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權迫切需要冷靜務實。近來這麼多民主政權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它們過分重視選舉，卻忽視了民主的其他關鍵之處，比如國家權力需要審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個人權利必須得到保證。一些十分成功的新民主國家得以正常運轉，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抵制住了多數主義的誘惑——多數主義的觀念是：贏得選舉的多數方有權力做任何喜歡做的事情。印度自1974年（幾年的緊急狀態除外）、巴西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作為民主國家倖存下來，兩國都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權利。

完善的憲法不僅促進長期穩定，減少少數不滿分子推翻政權之事的可能性，也遏制了腐敗的產生。而腐敗恰是發展中國家的致命之患。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即將觸礁沉沒的第一個信號往往出現在當選的統治者試圖取消對自己權力的限制時——他們往往打著多數主義的旗號。莫爾西試圖讓穆兄會的支持者佔據埃及上議院。亞努科維奇消減烏克蘭國會的權力。普京以人民的名義置俄羅斯的獨立機構於不顧。幾個非洲國家領導人正在實行野蠻的多數主義——廢除總統的任期限制、加大對同性戀行為的懲罰，就如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於2月24日所做的那樣。

即使一國統治者的舉措得到多數國民支持，若有反自由之處，外國領導人也應更加主動地指出來。但最需要從中吸取教訓的是新民主國家的構建者：他們必須認識到有力的審查和權利的平衡與選舉權一樣對建立健康的民主政權至關重要。矛盾的是，那些暗懷獨裁野心的人也能從埃及和烏克蘭事件中學到很多：如果沒有因攬權過多而激怒他們的同胞，莫爾西就不會在監獄和埃及法庭的玻璃箱之間度過餘生，亞努科維奇也不至於走上逃亡之路。

訪談：埃及民主現狀一窺

即使是那有幸生活在成熟民主國家的人們，也需要密切關注他們的政治體系建設。一些被奉行已久的民主體系在全球化和數字革命面前顯得過時。已經建立的民主政權需要更新他們的政治體系以解決國內問題，並重塑作為民主國家的國際形象。一些國家已經著手這麼做了。美國參議院採取措施使議員無法肆意阻撓議會決議。有幾個州引進了公開預選制度，並向獨立的邊界委員會遞交了重劃區域的議案。其他明顯的變化也能改善現狀。通過改革政黨籌資制度，公開捐資人名單，也許能減少特殊利益集團對政黨的影響。歐洲國會可以要求其議員出示支出收據。義大利國會有太多領取過高薪水的人，還有兩個權力相當的議院，使國會難以做好任何事情。

但改革家們不應滿足於已有成就。限制特殊利益集團權利的最佳辦法就是在數量上限制國家分配的利益。而要扭轉公眾對政治家幻滅的現狀的最好方式，則是讓政客們減少許諾。簡而言之，要建立一個更加健康的民主國家，關鍵在於縮小政府。這一理念可追溯到美國革命時期。麥迪遜曾說過：「要建立一個人管人的政府，兩大難點在於：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控制民眾；其次，政府要能控制自己。」此外，有限政府這一理念也是二戰後重啟民主不可或缺的。1945年頒布的《聯合國憲章》以及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了即使在有多數人支持的情況下國家也不可違反的權利與準則。

這些制衡制度都是源於人們對專制統治的恐懼。但是今天，嚴重威脅民主制度的因素變得越來越不易察覺，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威脅之一是不斷擴大的政府規模。政府的無度擴張限制了民眾的自由，卻使特殊利益集團得到了更多的權力。其它威脅來自於政府做出的空頭承諾——要麼許諾一些它根本不能兌現的福利，要麼發動一場毫無勝算的鬥爭，比如打擊毒品。選民和政府有必要相信遏制政府自然的擴張趨勢是有好處的。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政府通過將貨幣政策控制權轉交給獨立的中央銀行，很好地緩和了失控的通貨膨脹。現在是時候將有限政府這一理念更廣泛地運用到其他政策上了。同新生的民主制度一樣，成熟的民主制度同樣需要適當地制衡民選政府的權力。

政府可以通過不同方式進行自我約束。他們通過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來穿上「黃金緊身衣」，就像瑞典曾經承諾在一個經濟周期內平衡財政預算那樣。他們也可以援引「日落條款」，迫使政治家們在一定期限內——比如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他們還可以請無黨派委員會提出長期改革方案。瑞典曾成功地將其瀕臨崩潰的退休金制度挽救回來，就是因為當時有一個獨立的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務實的改革方案，如更加合理地使用私人養老金，以及將法定退休年齡與人均預期壽命掛鉤。智利在面對銅市場的波動和民粹主義的施壓時，適時地消費盈餘，成功解決了困境。它遵守嚴格的規定以確保在經濟周期內維持盈餘，並任命了一個專家委員會以商討如何應對經濟波動。

將更多的權力轉交給那些要人不是會削弱民主制度嗎？其實未必。自我否定條例能夠防止人們給引起破產與社會動蕩的支出方案投票、保護少數人免受迫害，從而鞏固民主制度。但是技術官僚政治確實過猶不及。在幾個重大領域，如貨幣政策和福利改革，政府應謹慎下放權力，而且過程必須公開透明。

此外，在將部分權力賦予上層政要和技術官僚的同時，一部分權力也應下放，讓普通民眾擁有一定的決策權，使兩者相互制衡。在面對全球主義和本土主義這兩股勢力時，與其試圖忽略或抵制它們，不如將其為己所用。事實上，雖然上層的全球化主張以及下層微觀力量的崛起原本會對既有的民主政體造成威脅，但當雙方達到一定平衡后，則會鞏固而非削弱民主。

托克維爾曾指出地方民主制度往往最能體現民主的含義：「市議會之於自由，就如同小學之於科學，市議會將民主帶給人民，使之觸手可及，同時也教人民如何利用並享受民主。」通常情況下，市長獲得的支持率會是國家政治家的兩倍。通過現代科技人們可以創設一個現代版的托克維爾式市議會，以促進公民的政治參與和創新。永遠依靠無止盡的公投做決策的網路超級民主系統往往淪為特殊利益集團的玩物，不過技術官僚政治和直接民主政體是可以相互監督的，例如可成立獨立的預算委員會以評估地方公投議案的成本和可行性。

「首先，政府要有能力控制民眾；其次，政府要能控制自己。」——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

一些地區已開始通過多種途徑維護民主，並取得了不錯的進展，最振奮人心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亞州。過去，加州的直接民主體制允許公民投票產生彼此衝突的政策，比如說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稅收；同時，不公平的選區劃分使極端主義的滋生有了制度土壤。然而在過去五年裡，加州進行了一些系列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功於尼古拉斯？伯格魯恩這位慈善家兼投資者。該州設立了一個「長期規劃」委員會來制約公投議案中的短期行為；此外，他們還將初選透明化，並把劃分選區的權力交給一個獨立委員會。由此，加州實現了預算平衡——一項曾被該州參議院領袖達雷爾？斯坦伯格稱為「幾近超現實主義」的成就。

同樣地，芬蘭政府也成立了一個無黨派委員會來負責制定養老金體系的草案；與此同時，他們正嘗試利用網上民主：議會必須審議所有聯名人數達到5萬的公民提案。然而，倘若要使民主在曲折的道路上最終走向正軌，諸如此類將專家治國與直接民主相結合，權利上行和下行相結合的試驗還遠遠不夠。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曾斷言：「民主政體不會長久，它很快就會浪費、榨乾然後殺掉自己，世上還未曾有過一個不自殺的民主政體。」很顯然，他錯了，民主制度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對抗中獲得了偉大勝利，但要想讓它在21世紀延續上世紀的成功，我們必須在民主制度尚年幼時就悉心培育，並在它成熟之後用心維護。

來源: The Economist 翻譯：Rhinocerosme，童雨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