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與軍統崔萬秋不可告人的一段往事 ！（轉）

　　

　　邱行湘永遠記得1959年12月4日那天，他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證」，作為第一批被釋放的國民黨戰犯，他下一刻的身份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七天後，十名獲釋戰犯在中南海西花園見到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你們下一步的志向是什麼？」周恩來問。志向——在這些人看來，原本戎馬倥傯的抱負在成為戰俘那天就戛然而止，經過十年思想改造他們最想做的就是解甲歸田，從此與世無爭——杜聿明說他要當木匠，楊波濤表示他更傾向做一名農民，而邱行湘自嘲有使不完的力氣，可以當一名搬運工。

　　「你們的志向很好，但別忘了你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有義務和責任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以示後人，歷史有正面和背面，它不光為勝利者擁有，沒有背面也就沒有正面。」周恩來微笑著說。邱行湘一行人對總理的話頗感意外又摸不著頭腦，周恩來繼續說他打算在全國各省市政協所轄的各個專家會中，增設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下面設立文史專員辦公室。「你們的職位就是文史專員，身份就是國家幹部」。周恩來揮了揮手說。從戰犯到國家幹部，從「將軍」到「文人」，這樣的角色轉換讓邱行湘們既驚喜又惴惴不安。

　　1966 年那個春天，文強站在高牆之下目送著第六批獲釋人員背影，久久不願離去，原國民黨中將方靖回望到這一幕，忍不住再進功德林，與文強相擁而泣。「好飯不嫌晚，有可靠消息說我將於明年獲釋。」文強反倒安慰起方靖來。事實上，文強的內心是很焦急的，在第五批特赦戰犯名單里沒有他的時候，有人就建議文強：「唯一辦法是給表哥毛澤東寫信。」文強冷冷一笑：「他要想救我，我就不會進來了。」兩個月後，「文化大革命」開始，文強的「特赦夢」徹底破滅。失去精神支柱，文強整日萎靡不振，神經衰弱，而他的改造地點也搬到了燕山腳下的秦城農場。

　　1968 年，曾獲特赦的原國民黨天津警備總司令部中將總司令陳長捷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與妻子雙雙自殺。當邱行湘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心如刀割，上海其他獲赦人員告訴邱行湘，陳長捷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夜，紅衛兵衝進他的房間舉鞭就抽。陳痛得滿地打滾，而他體弱的老伴根本無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饒，凄楚的哀鳴聲換來的卻是紅衛兵的大笑。等紅衛兵揚長而去后，一直咬緊牙關、汗如雨下的陳長捷撕心裂肺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在監獄呆得好好的，你為什麼要放我出來啊！」

　　作為1960年第二批戰犯特赦人員，沈醉卻在此時「二進宮」，這位原國民政府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深得戴笠信任。當逮捕他的汽車路過功德林時，這裡已經夷為平地，沈醉此時尚不知道未獲赦的戰犯已經轉至撫順，他有些惴惴不安：尚未獲赦的戰犯看見自己會如何作想？倘若地下有縫，他會鑽進去的。清晨時分，汽車駛進了秦城監獄，沈醉被安排在單間，這是專門囚禁國家級要犯的地方，「還升級了」，沈醉自嘲，但是他想不通，自己犯下了怎樣的彌天大罪，可是一連好多天，都沒有人審問他。終於在半月後，審訊室大門為沈醉打開，氣氛神秘，主審問：「在你所寫《我所知道的戴笠》中，你提到軍統直屬通訊員崔萬秋這個人物，他和什麼人來往最密切？」

　　沈醉立刻明白主審的「用意」，崔萬秋的公開身份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編輯，經常寫吹捧演員藍萍的文章，作為投桃報李，藍萍自然是崔萬秋家裡的常客，而藍萍正是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江青。多年後，沈醉在回憶這件事情時感嘆：「一生中我做過的最聰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四人幫幫凶的刑訊逼供下，沒有承認認識與崔萬秋有密切關係的人，事後我得到確切消息，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為了要討好正在企圖篡奪黨權的江青，還下條子要槍決我。」黃維倔強如牛，始終不肯「認罪」。這位原國民黨中將是很多人眼裡的「書獃子」，在「改造」的27年中，唯一的樂趣和追求就是發明永動機。

　　1975 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對全體戰犯的特赦令，黃維代表最後一批特赦人員，宣讀了致毛澤東主席的感謝信，這不是他本人所寫，倒也讀得朗朗上口，當他讀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放下講稿，即興演講起來：「我知道大家對我發明永動機微詞甚多，我之所以要發明永動機，就是要把三年內戰的損失奪回來，以補償罪孽之萬一，這有什麼不好啊！」讓黃維沒有想到的是，現場掌聲雷動，在接過特赦證填寫決定去向時，黃維堅定地說：「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定居大陸。」

　　1989 年，黃維在全國政協七屆會議期間不幸病逝，他的手裡，還有一份「儘快落實好原國民黨中下級軍官政策」的未交提案，特赦后很多曾經的國民黨戰犯都成了政協委員。1981年5月27日，杜聿明逝世，在臨終前他拉著妻子曹秀清的手艱難地囑咐道：「我死後你哪裡也不要去，共產黨待我不薄，出去會招人話柄。」讓曹秀清傷心欲絕的是，當她發電報給台灣當局負責人蔣經國，請求他允許在台子女返陸奔喪時，遲遲得不到迴音。這讓曹秀清心寒之極，最終他等來的是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的慰問。在杜聿明葬禮上，鄧小平的眼圈紅了，當年淮海戰場上的兩個老對手，恩仇都化作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