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聯崩潰：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錯的(三)

一九八七年，在一本蘇聯雜誌上，一位俄國讀者稱在自己周圍看到一種「認知的劇烈轉折」。我們知道他是對的，這是首次從一開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調查記錄留存的大革命。早在一九八九年末，第一界國民議會的公開輿論調查就發現，經過四代一黨獨裁統治，並且在獨立黨派仍然非法的情況下，競爭性選舉和讓俄共之外的獨立黨派合法化得到勢不可擋的支持。一九九零年代中期，地區調查發現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需要政府「允許個體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六個月後，一次全餓調查發現，百份之五十六受訪者支持激進或漸進的市場經濟改革。一年之後，贊同市場經濟改革的受訪者已經增加到百份之六十四。

與那些引爆其他經典現代革命的人相比，傳播這類「認識轉變」的人們並無不同：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正如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所言，這些男男女女「幫助創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滿意識，那些凝固的公眾輿論……並由此創造了對於革命變革的有效需求」。頃刻之間，這個國家的「整個政治教育」成為「文人的行當」。

因此，這是在蘇維埃俄國，賣報亭前排隊的長龍--每天早上六點就開始排起長隊，每天的報紙兩小時之內便被一掃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報刊雜誌的銷量猛增，證實了話語權開始轉向絕大多數開放論點作者，或者用塞謬爾•約翰遜的話說，「真理教師」們手中，這些人包括：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學家伊格爾•卡爾雅美琴和亞歷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里•瑟宇寧、尤里•車尼琴科、伊格爾•維諾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達莫維奇，記者耶格爾•亞科夫列夫，列•卡爾平斯基，費多爾•波拉斯基，以及至少兩打其他人等。

對他們來說，道德的復活才是精髓。此時，蘇維埃的政治經濟體系並未要求得到徹底更新，社會準則也沒有完全顛覆的要求，但在個體水平上，革命已經發生：俄國人品質的變化。

一九八七年，在《紅十月》雜誌一篇廣為傳頌的文章中，米哈伊爾•安托諾夫宣布，「那麼，我們身邊正在發生什麼？」人民必須得到「拯救」--不是因為來自外部的危險，而是因為它們「被他們自己，被那些道德敗壞的行為扼殺了高貴的人類本性」。怎樣拯救？通過初生的，不可逆轉的自由化--不是赫魯曉夫那短命的「緩和」，而是整個氣候的改變。怎樣保證這種改變無法逆轉？首先，已經獲得自由的人，將「對再次成為精神奴隸免疫」。作為俄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刊物，《紅十月》在一九八九年二月的一篇文章中寫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棄義，不言不由衷，無論他是誰，是什麼名字，都可以都可以從這個極權主義國家中拯救我們」。

為了拯救人民，必須拯救改革開放，但只有在改革開放能夠從「內心」改變人民時，它才可以被拯救，這種邏輯的迂迴性質看上去似乎並無問題。鼓吹這套邏輯的人們似乎假定，這個國家的救贖需要通過改革開放和讓人民擺脫無法逃避的精神沼澤來實現，兩者密不可分，別無他途。當務之急是把人民從「奴隸」和「農奴」改造為公民。「夠了！」著名二戰小說家鮑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謊言夠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我們都是公民。一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

曾深入研究法蘭西大革命的托克維爾指出，與革命爆發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權傾向於減少壓抑。為什麼？托克維爾推測，人民或許「痛苦較少」，但他們的「感覺被放大了」。

像通常一樣，托克維爾一語中的。從美國開國元勛到雅各賓派，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革命者本質上是在同一個旗幟下戰鬥：提高人的尊嚴。要尋找尊嚴，需通過自由化和公民權，俄國改革毫無例外的也觸及到這一敏感點。就像《紅十月》等雜誌後來發表鮑里斯•葉利欽在坦克上的照片作為俄國革命的象徵一樣，阿拉伯文的網際網路頁也成為展現開羅塔希爾廣場。突尼西亞卡斯巴廣場，班加西街頭和敘利亞小鎮上革命運動的象徵。把語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邊不談，他們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通。

水果小販穆哈邁德•布拉齊齊的自我犧牲，引發了突尼西亞起義，那正是二零一一年阿拉伯之春的起點，這麼做「不是因為他的失業」，一位突尼西亞示威者告訴美國記者，而是「因為……要地方當局對他遭到毆打負責」。在班加西，叛軍以大規模演唱開始，「人民要結束腐敗」！在埃及，紐約時報的專欄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寫到，群眾們「全部自發組織起來，已經深受壓迫的人民不再恐懼，不再願意被剝奪自由，也不再願意被他們的領導人羞辱」。一九九一年在莫斯科，他也參與了報道。

「尊嚴高於麵包！」這是突尼西亞革命的口號。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間，突尼西亞經濟增長介於百份之二到八之間。隨著石油價格高企，本處於動蕩邊緣的利比亞也享受到類似的經濟繁榮。這兩個國家的故事說明，在現代社會，經濟改進無法替代公民的尊嚴和自尊。除非我們了解到這一點，否則我們會繼續為後蘇聯時代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國或遲或早的動蕩感到驚訝--就像對蘇維埃俄國那樣。「無論『不可一世的』集權政權為我們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處，上帝賜予我們的尊嚴令我們不能容忍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遭到剝奪」，吉爾吉斯斯坦總統奧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寫到。「這就像魔法一樣，無論男女老幼，或者有著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會彙集在城市廣場，宣布自己已經忍無可忍」。

當然，對於成功的重組一個國家來說，美妙的道德動力僅僅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它可以讓一個舊的政權下台，但無法立刻戰勝根深蒂固的集權政治文化傳統。在一個群眾自我組織和自我治理傳統極為缺乏的社會裡，由道德革命產生的民主機制仍顯淺薄，因此或許無法支撐民主制度的運轉。就像在俄國一樣，這很可能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諾言的一個重大障礙。俄國的道德復興要挫敗的是在七十年極權主義統治下培育的離心及懷疑。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雖然肢解了一個帝國，但從此之後，帝國思想的遺產讓千百萬俄國人接受了同樣集權的普京主義，以及他「強敵環伺」和「俄國挺直膝蓋」的主張。此外，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悲劇從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視著整個道德事業，就像俄國改革的行吟詩人們曾經發出的熱情警告一般。

這就是為什麼如今的俄國似乎再次進入發起另外一場俄國改革的時點。雖然石油價格的高企和一九九零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為這個國家的千百萬人民帶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統治精英的腐敗行徑，新式審查制度，以及對於公共輿論的公開蔑視，都已經促使社會的疏遠和憤怒達到一九八零年代的水平。

在莫斯科，只要花費幾天時間與知識分子攀談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瀏覽一下俄國人氣最高的生活雜誌博客，或是登錄反對組織的站點，就可以看到那些一九八零年代的警句--「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重新成為人們的信條。自由道德的當務之急是重新煥發生機，而不僅僅是在民主活動家和知識分子的小圈子裡流傳。今年二月，由梅德韋傑夫主持的自由主義智庫--當代發展學會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視作這位總統二零一二年參選的綱領：

過去，俄國需要自由，如今，俄國仍然需要自由……我們時代的挑戰是對價值體系的徹底改革，打造新的認知。我們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對於人類尊嚴的敬意。

從對這個國家過去與現在殘酷的道德審視開始，知識分子對於尊嚴的尋求似乎同樣在短短几年內挖空了強大的蘇維埃政權，剝奪了他的合法性，終於在一九九一年秋天，讓這個燃燒殆盡的空殼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紀最後一次大革命中，這段關乎探索道義神話，絕對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