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聯崩潰：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錯的(二)

美國也不是催化劑。如果可能的話，「里根主義」政策逆轉了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優勢，給帝國周邊帶來了相當大壓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衣索比亞。然而，蘇聯面對的這些困難遠不致其崩潰。

當意識到潛在的昂貴競爭的徵兆時，里根提出主動戰略防禦的思想具有決定性--但考慮到克里姆林宮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間防禦武器是幾十年之後的事情，因此此時距離軍事上的挫敗還差得遠。同樣，對蘇聯領導人來說，一九八零年波蘭工人的和平反蘇起義是個非常令人頭疼的事件，同時也是對其歐洲帝國的動搖，但到一九八五年，團結工會看上去已經式微。對於每隔十二年在東歐大陸承擔流血的「和平使命」--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八零年在波蘭--蘇聯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且毫不顧及世界輿論。

換句話說，無論在其本身還是世界其他國家看來，當時的蘇聯都在國力和全球影響力方面達到頂峰。「我們傾向忘記這件事。」歷史學家亞當•烏爾姆後來指出，「在一九八五年，全球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國家政府能像蘇聯那樣權力穩固，並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當然，就蘇聯為什麼會崩潰，有大量結構性推論--經濟、政治、社會等等，然而當這件事發生時，這些理由卻全部無法解釋其為何發生。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九年間，無論經濟、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結構性環境，都沒有發生急劇惡化，那麼，這個國家及其經濟體系是如何突然間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恥、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於走向滅亡呢？

就像有現代革命一樣，俄國革命始於「上層」對於自由化的遲疑--其理由已經超越了對於經濟的必要調整，以及讓國際環境更加有利。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的創業思路有著某種理想主義色彩：想建立一個更加有道德的蘇維埃聯盟。

雖然以經濟改良為旗幟，但戈爾巴喬夫及其支持者無疑首先修補了道德，而不是經濟上的錯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公開談論這場改革時，無不對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義過往的腐敗影響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來，歷次大革命爆發前夜曾提出過的那些問題，便再次吸引人們絕望的尋找答案：什麼是好，有尊嚴的生活嗎？構成一個公正的社會和經濟的只需是什麼？一個合法與正派的國家是怎樣的？這樣一個國家，應與其公民社會保持什麼關係？

「在這個國家，一層全新的道德空氣正在成型」，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戈爾巴喬夫講話中指出。在這次會議上，他宣布開放和民主化將成為這次俄式改革，或者說蘇維埃社會重構的基礎。「要開展對於價值觀的重估，及對其創造性的反思」。後來，他曾回憶道「我們無路可走，我們必須徹底改變，與過去的失職行為劃清界限」，他將其稱之為自己的「道德立場」。

一九八九年，在一次採訪中，號稱「開放教父」的亞歷山大•亞科夫列夫曾回憶道，擔任十年駐加拿大大使，並於一九八三年返回蘇聯之後，他感覺人民已經忍無可忍，就要發出怒吼，「夠了！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須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開始。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思路，我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的看法……此時人們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生活--那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恥辱」。

在戈爾巴喬夫的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來，一九八五年的「道德社會國家」有著「極為驚人」的特徵：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干--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戈爾巴喬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員，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則對普遍存在的目無法紀和腐敗墮落痛心不已。據他回憶，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冬天，他曾對戈爾巴喬夫講到：「每件事都已經腐爛，必須做出改變」。

早在一九五零年代，戈爾巴喬夫的先輩，尼基塔•赫魯曉夫也曾認為斯大林時代建立在恐怖和謊言基礎上的建築早已搖搖欲墜。但這位第五代蘇維埃領導人對於政權的恢復力顯然更有信心。戈爾巴喬夫及其派別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況下撥亂反正。民主化，戈爾巴喬夫宣稱，「不是一句口號，而是這場改革的精髓」。許多年後，他在採訪中表示：

「不僅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甚至在文化層面，蘇聯模式也已經失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絕大多數受教育者，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排斥這種文化，因為它不尊重這些人，反而從精神和政治上壓迫他們。」

這場改革導致一九八九年革命，多半是出於另外一個「理想主義」理由：出於對暴力的深深厭惡，因此當改革的深度及規模超出他最初的預想時，他頑固的拒絕訴諸於大規模鎮壓。為了保護這個體系而採取斯大林式的鎮壓，是對他內心最深處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擊者曾回憶戈爾巴喬夫在一九八零年代末的對話，「我們應該在桌子上揮拳」，他做出握緊拳頭的樣子。「一般來說」，總書記講到「可能會這樣。但這不會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宮之外，這種理想與觀點對於俄國革命帶來的促進甚至更加明顯。一位著名記者，後來成為開放的熱情先驅的亞歷山大•鮑文，在一九八八年曾寫道，隨著人民對腐敗、無恥的偷竊、謊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礙越發「煩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經「成熟」。據另外一位曾與他共同規劃激進改革選取的目擊者回憶，他預感「大量變革已經蔚然成風」。實際上，這種呈現在上台不久的戈爾巴喬夫面前的預期如此強烈，並逐漸增長，對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決定作用。突然間，這些理想被物質化，成為點燃革命的結構因子。

官方意識形態的信譽，用亞科夫列夫的話說，是整個蘇維埃政治經濟體系「木桶上的鋼箍」，此時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認知為「價值觀的轉變」以及對於政權的看法改變做出貢獻。逐漸的，政治上無懈可擊的合法性開始遭到詰問。在羅伯特•莫頓不朽的「托馬斯定理」--如果人們把某種情景定義為真實，那麼這種情景就會成為他們真實的結果--情形下，蘇維埃經濟的實際惡化在不久之後成為結果，並因此導致了對於這個政權的認知及評價的根本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