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聯崩潰：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錯的(一)

關於蘇聯崩潰：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錯的
譯言網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驚奇。儘管如此，上一次俄國革命卻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時間回到一九九一年之前，當時在西方，無論專家、學者、官員或是政客們都沒有預料到整個蘇維埃聯盟及其一黨專政制度、國營經濟體以及克里姆林宮對於國內和東歐各國的控制會在一夜間分崩離析。自視為未來革命者的蘇聯國內異議分子同樣也沒有預計到這一點。一九八五年，當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時，他的同代人完全沒有預計到一場革命危機的到來。雖然圍繞蘇聯體制中存在問題的規模和深度有著各種爭論，但沒人想到這些麻煩會危及體制的生命，至少不會這麼快。

這種普遍的短視由何而來？西方專家對於蘇聯崩潰的始料未及，或許部分出於一種歷史修正主義的思想作祟--稱之為反反共產主義--它傾向於誇大蘇維埃政權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幾乎完全沒有對共產主義持懷柔態度的人，也對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為美國冷戰戰略的設計師之一，喬治•凱南在《當代國際事務史》中回顧這段歷程時，認為「很難有比它更加詭異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難以理解的事件，先後以俄羅斯帝國和蘇維埃聯盟面目出現的一個強大國家，頃刻間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無影無蹤」。作為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的顧問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許是全美國最專於俄國歷史的學者，他也稱這場革命「始料未及」。一九九三年，在保守的《國家利益》雜誌上，他發表了關於蘇聯滅亡的論文集，標題目是《蘇維埃共產主義的詭異滅亡》。

於是，可以理解的是，這種集體性誤判可以被毫無風險的被納入一份心理檔案中，分類在奇怪和變化無常的社會科學之下，隨後便被遺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過去了，一種認為蘇聯會繼續延續其目前狀態，或是至多會開始冗長的衰退的假設，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結論。
實際上，一九八五年的蘇聯，與其十年前相比，擁有類似的自然及人力資源。當然，其生活標準比絕大多數東歐國家低得多，更無法與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給，商店門口的長隊以及劇烈的貧困都是頑疾。不過，蘇聯經歷過比這遠大得多的災難，而且沒有為此犧牲哪怕一點點對於社會和經濟的控制，在這一點上它們從不 讓步。

在一九八五年，沒有任何關鍵經濟數據表明這個國家會面對即將到來的災難。與一九六零和一九七零年代相比，從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五年，該國GDP增長雖然緩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百份之一點九的正增長。這種漫不經心卻很難構成災難的增長模式，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同時，自法蘭西大革命以來，一直被視作即將爆發革命危機徵兆的預算赤字，一九八五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百份之二水平。雖然此後增長迅速，但直到一九八九年，也不過不到百份之九而已--這是一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會認可的數據。

在此期間，石油價格急劇下跌，從一九八零年的每桶六十六美元跌至一九八六年的每桶二十美元（以二零零零年價格衡量），對於蘇維埃政權的財政來說，這當然是個打擊。然而，按通脹調節后，在世界市場上，一九八五年的油價要比一九七二年昂貴的多，這一價格水平高於整個一九七零年代的三份之一年份。與此同時，蘇維埃收入在一九八五年增加超過百份之二；經通脹調節后，其工資水平在接下來五年中繼續增長，直到一九九零年，平均保持了百份之七增速。

不錯，經濟的停滯明顯，令人擔憂。但正如衛斯理大學教授彼得•洛特蘭德所言，「說到底，慢性病並不必然置人於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發經濟根源的專家安德斯•阿斯蘭德也指出，從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年，局勢「沒有任何變化」。

在執政者看來，政治生態甚至有所改善。經過此前二十年對政治反對派不間斷的鎮壓之後，幾乎所有突出的異見分子都已被羈押、流放、強迫移民或是死於勞改營和監獄之中。

這個國家沒有表現出任何即將爆發革命的跡象，包括其他傳統上被看作國家滅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壓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間，正如美國歷史與外交學家斯蒂芬•塞斯塔諾維奇所言，他們已經「實現了所有軍事和外交目標」。當然，阿富汗看上去越來越像是一場長期戰爭，但對於擁有五百萬人的蘇軍來說，這點損失不過是九牛一毛。實際上，在一九八七年之後的辯論中，雖然為了維持帝國而付出的巨大財政負擔成為主要焦點，但阿富汗戰爭的成本本身卻並不過分：一九八五年其花費估計約在四十到五十億美元之間，與蘇聯的GDP相比，這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