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繳納「超生罰款」- 時代的悲哀（轉）

　作者：　黃文政、梁建章

　　2014年2月7日新華網報道：７日中午，無錫市濱湖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收到了陳婷、張藝謀通過銀行轉賬方式繳納的計劃外生育費及社會撫養費７４８７８５４元。據悉，陳婷、張藝謀按照２０１４年１月９日收到的《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的要求，在３０日內通過銀行轉賬方式一次性向濱湖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繳清了被徵收的計劃外生育費及社會撫養費。

　　此前，我們已多次撰文呼籲張藝謀拒絕繳納所謂的「社會撫養費」，並建議張藝謀一直上訴把官司打下去，當然不是鼓動違法。原因是：首先，申請行政複議以及起訴都是走法律程序，不僅為中國的法制建設貢獻一己之力，更促使整個社會深入而廣泛地討論這個影響到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政策。其次，法律並不是不可改變的，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美國法律也曾允許奴隸制；南北戰爭之後，美國才廢除了奴隸制。我們下面將分析社會撫養費徵收違反公平原則，是惡法，應該取消徵收社會撫養費。《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應取消社會撫養費，這不僅因為中國的生育率已經很低，更因為這是對公民生育權的極大限制。

　　對多生者徵收「社會撫養費」完全是在顛倒是非。在傳統的家庭養老下，父母既是養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將來享受孩子贍養的受益者。社會養老體系也是由年輕人來贍養老人，只是由所有的孩子輩的人來贍養所有的父母。在社會養老體系下，父母僅是養育孩子的付出者，而孩子將來支撐的卻是整個養老體系，受益的是全社會。對多生者徵收社會撫養費既違背最淺顯的經濟規律，也玷污了最基本的道義原則，因為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給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但卻因此受到懲罰。

　　如今，張藝謀夫婦被迫繳納高達748萬餘元的「社會撫養費」， 這完全是時代的悲哀，是中國的恥辱，完全是錯誤人口政策對正常生育和養育觀念極度扭曲的後果。

　　徵收社會撫養費的理由是什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的解釋是：「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

　　這種說辭極其荒唐。首先，孩子是民族的未來，養育孩子本質上是對未來的投資。多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前佔用更多的公共資源，但這些孩子成年之後也會創造更多的公共資源。如果說中國社會真的落後到不能給多出的孩子提供所需的公共資源，而必須要他們的父母來補償社會，那麼在這些孩子在成人以後，社會就應該反過來去補償這些父母，因為他們更多的孩子給未來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公共資源。請問，現在有什麼計劃來補償「多生」父母對未來的更大貢獻？

　　其次，中國現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也遠低於世界大部分國家。過去的中國能夠讓所有父母自主生育孩子，全世界的幾乎所有國家也都能做得到，為何偏偏今天的中國不行？過去十多年，中國農村小學因為生源不足等原因關閉了一半以上，無數希望小學被廢棄。不僅農村，城市也因為孩子減少在關閉學校。前些年，北京市也因為生源急劇萎縮大量關閉學校，小學數量從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到底是孩子太多而無法提供公共資源，還是孩子太少導致已有資源的巨大浪費？

　　再次，既然社會撫養費是讓多生的父母來補償養育他們孩子所使用社會公共資源，那麼這筆錢應該投入到對孩子的撫養和教育之中。但是實際徵收的社會撫養費除了用來支撐現有的計劃生育體系之外，有多少被投入到創造養育多生出的孩子所需的公共資源上？或者說，現有父母養育孩子所使用的公共資源中有多少來自社會撫養費呢？2014年1月8日《新京報》報道：已有24省份公開了2012年社會撫養費徵收額，總計超過200億元。然而，尚無一省計劃生育或財政部門，公開社會撫養費的支出情況。巨額的社會撫養費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甚至連社會撫養費徵收金額都是一筆糊塗賬。廣東省財政廳《關於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的答覆》稱，2012年廣東省各地徵收社會撫養費總額為26.13億元，而之前廣東省衛計委答覆則是14.56億，不同部門的審計結果竟然相差11.57億元。即便在廣東這種經濟發達、管理相對有序的地方也存在徵收議價、不開票據、不記賬等亂象。在很多地方，徵收社會撫養費已經成為基層單位斂財的手段，這是在搶奪嬰兒的奶粉錢來供養計生部門。

　　退一萬步來說，即使徵收社會撫養費是合理的，也應該遵守公平的原則，不能因為張藝謀是富人就多徵收。舉例來說，一輛小汽車違反了交通規則，該罰多少就罰多少，不能因為這輛小汽車的車主是富人就多罰。

　　說到公平性，有人認為窮人受計生政策的限制而富人享有「生育特權」，覺得不公平，所以支持重罰張藝謀。我們認為，一對夫婦無論生多少個孩子都是基本人權，而不是什麼「特權」。 實際上，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是生育限制政策的受害者，應該支持取消生育限制才對。窮人不應該支持處罰富人「超生」，富人也不應該支持處罰窮人「超生」。

　　徵收「社會撫養費」也造成了無數人間慘劇。例如，因長期被徵收「社會撫養費」，河北省邱縣龔堡村村民艾廣棟於2013年12月4日在村支書家喝農藥中毒，經醫院搶救無效後身亡。從2003年他們有第2個孩子后，村幹部們就開始到艾廣棟家徵收社會撫養費，當時要一次性收7千元。「我們家很困難，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然後他們就時不時來上門收錢，有時拿走200，有時拿走500，都沒開過發票。有了第3個孩子后，他們就要求一次繳6萬塊錢，我們更是負擔不了。」艾廣棟的妻子回憶道。2013年12月3日，村幹部一行5人，以收取社會撫養費為由，強行拉走艾家7000多斤玉米，而這是他家未來一年的全部收入來源。

　　在一個生育觀念正常的社會，真正的社會撫養費應是政府對艾廣棟這類家庭的補助，因為他們以自己的辛勞為社會貢獻了更多孩子，為將來貢獻了更多的工作者和建設者。但中國現在的「社會撫養費」卻在無情地懲罰他們。對艾廣棟來說，所謂的「社會撫養費」不僅剝奪掉了他用來撫養孩子的最後一點能力，更是將孩子的撫養者逼上絕路。

　　2014年1月30日中新網報道：新加坡總理李顯龍30日在馬年新春賀辭中說：「雖然我們努力鼓勵婚育，但我們的生育率仍然過低。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做得更好。」李顯龍說，新加坡去年的生育率再次掉頭向下，滑落至每名育齡女性生育1.19個孩子的低水平。佔總人口比例超過七成的華人社群生育率更低，僅有1.06。新加坡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鼓勵僅生兩個，但隨著經濟發展，生育率逐步回落。到了八十年代，雖然政策轉為鼓勵生育，但生育率一直下滑，至2000年掉落到1.6，2010年更是創下1.16的歷史最低紀錄。不過，2011年這一數字稍微反彈至1.2。部分由於龍年生育扎堆的因素，2012年生育率為1.29。

　　中國的生育率與新加坡的情況很相似，2010、2011和2012年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顯示的生育率分別只有1.18、1.04、1.26，而2012年還是所謂嬰兒潮的龍年，早已經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新加坡人口密度高達7500人/平方公里，相比之下，中國人口密度僅為141人/平方公里。新加坡現在大力鼓勵生育，而中國現在仍然重罰多生。

　　現在不少人反思文革，還有一些人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荒唐行為而道歉。例如，2014年1月13日《新京報》報道：近日，北師大女附中(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這些經歷過文革的學生，會上，有的對文革中身為學生運動領頭人深懷歉意，有的為副校長卞仲耘被部分學生毆打致死時的「不作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鬥過老師而渴望當面道歉。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文革發生的這些悲劇，覺得不可思議。將來中國由於人口急劇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升高而不得不鼓勵生育時，同樣會覺得多生孩子要罰款是不可思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