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為何后雜交水稻而薄轉基因？？

　　

　　2013年10月22日 第346期

　　

　　61名院士請求轉基因水稻產業化，讓轉基因食品安全再次引發關注。昨日更有媒體曝出，農業部委託中國農業大學做轉基因大米的小型豬90天餵養試驗。負責這項試驗的學者，中國農業大學轉基因大米專家黃崑崙表示 「試驗用豬在90天餵養期間，無中毒或死亡現象，皮毛順滑，行動靈活，飲食正常，生長發育狀況良好。」然而，此言又引髮網友熱烈討論：試驗90天的豬還活著就能證明轉基因糧食對人就是安全的么？相比起前些日子袁隆平超級稻破產量紀錄時收穫的一片讚譽，轉基因水稻受到的待遇可謂天差地遠。同是對農作物的人為改進，國人為何厚「雜交水稻」薄「轉基因」？

　　轉基因技術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應用最為迅速的重大技術之一」，而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被稱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常常有網友提問，雜交水稻和轉基因有什麼不同呢？我們為此專門請教了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博士李娟。

　　李娟介紹說，傳統的雜交僅限於自然界中自發的，經歷長期種內或近緣種間的近緣重組和交換，只能在同種和近親種間進行，以水稻為例，現代的雜交水稻都是在栽培稻之間或栽培稻與野生稻之間的雜交品種，育種及篩選優良的株系.即使是人工的雜交技術也沒有打破大自然的遺傳規律，雜交稻是通過不同品種的稻雜交來改良品種。而轉基因技術可以在短時間內將來源於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轉入生物體內，生物種類之間的界限完全被以「非自然」的手段打破。而轉基因是在實驗環境下通過遺傳操作，將一類生物的基因整合到另一類生物的基因組中進行系列組合。其次，轉基因技術可以將基因在不同生物間轉移。 透過轉基因技術，科學家可以將某個基因從一種生物中移植到另一生物，使受體生物出現一些特殊的性狀，如抗蟲。最後，傳統的雜交育種並沒有打擾基因的調控系統，雜交后的表象在後代才能表現出來，屬於縱向生物遺傳；而轉基因技術實現了橫向的跨物種基因移動，其表象直接在當代表現出來。

　　中國農業大學、國家玉米改良中心研究生連博打了這樣一個比方：雜交水稻相當於把自己的基因用霰彈槍打出去，打中沒打中不知道，打中了哪些部分，也不知道，要再一次去選擇；而轉基因是每一槍的子彈都是一樣的，打進去的是一個基因的值，其目的性和準確性都會更高。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然而，如果一碗轉基因米飯和一碗雜交水稻米飯擺在你面前，你選哪一碗？

　　恐怕大部分人會選擇雜交水稻，這並不僅僅只是自然主義偏好的勝利，也是因為中國人對它和它背後的那位老人更加熟悉。

　　其實，雜交水稻出現的歷史並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久。人類對雜種優勢的充分利用其實只有一百年左右，首次成功的水稻雜交發生在1963年，直至我國農學家袁隆平成功地尋找到了合適的野生的雄性不育株，並突破了日本人無法實現的雜交水稻育種技術，完成了雜交水稻研究工作的最後一步，選育出了第一個得到大面積應用的雜交水稻品種。正如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美國科學院院長西瑟羅納介紹袁隆平時曾說：袁隆平先生髮明的雜交水稻技術，為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傑出貢獻，增產的糧食每年為世界解決了7000萬人的吃飯問題。袁隆平因此被國際科學界稱為「雜交水稻之父」，成了國內家喻戶曉的一個名字。

　　國人對袁隆平抱有很深厚的感情，以至爆出袁隆平買豪車的新聞時,網上也罕見地出現了網友一邊倒地對袁隆平的支持（事後證明袁隆平買豪車新聞為假新聞）。

　　多少中國人看過袁隆平在地頭田間實驗田忙碌的圖片，普通人可能並不一定能清楚描述出雜交技術與轉基因技術到底有什麼不同，但雜交水稻這種勞作形式與千百年來的傳統農業十分相似，再加上對這位老人已有長達近三十年的信任。

　　

　　轉基因之爭

　　而和雜交水稻的幸運相比，轉基因技術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面對民眾懷疑的目光。為什麼人們難以接受轉基因？毫無疑問，擔心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最主要的原因，關於轉基因食品的生物風險目前難以被證實或證偽。

　　而相比其它技術，「轉基因」、「基因修飾」這些與生物本質非常相近字眼，給予人們的那種「非自然」的感覺最為強烈的，這讓人天然產生一種害怕，這是轉基因在全世界都遭遇「接受難」問題的最重要原因。

　　而在轉基因問題上，卻明顯少了一位像袁隆平這樣深得民心受人尊重的「偶像」級形象代言人。誠然，有關轉基因問題，一直也有相關專業的學者院士不斷發聲，然而當今社會公眾對科學家的操守及取得的科研成果卻已經不再篤信無疑。論文造假、教授撈錢、院士招搖撞騙等惡劣行為大大破壞了科學家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才有「叫獸」、「磚家」的戲稱。由此而來的是，公眾普遍認為有很多科學家居心不良，他們認為從事食品（包括轉基因食品）研究的科學家們只是「一切向錢看」，只要能賺錢，一切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

　　除此之外，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也是轉基因受阻的一個重要原因。公眾對政府的監管能力沒有信心，尤其在食品安全監管上，政府對於食品審批不認真，檢查不到位，處罰不嚴格，已經導致老百姓對食品缺乏安全感。即使農業部力挺轉基因，百姓也不會買賬！

　　在這樣的輿情之下，中科院院士張啟發冒然宣稱：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的決策不應依靠民意，而應按照法規和程序走，農業部作為主管部門不敢拍板是不作為，導致轉基因水稻產業化錯失良機，再等待拖延將誤國。

　　「不應依靠民意」一句話何等刺眼，彰顯著「夏蟲不可語冰」的高傲，流露著愚民太無知的鄙視。可是，要走上千家萬戶飯桌的主食怎麼敢又怎麼能「繞過民意」呢？我們可以理解張啟發院士可能確實心急如焚，但還是要感嘆在轉基因問題上個別學者智商很高情商堪憂，真正讓專家變成了「磚家」。

　　轉基因技術只是一個科學問題，但讓全國人民都吃轉基因水稻，這就不單純只是一個科學問題，這涉及科學技術的合理應用與濫用的問題，科學家的責任僅限於前者，而後者必需由政府監管、公眾監督、法律追責。

　　如果真想讓中國公眾接受轉基因水稻，專家和學者最需要的不是上書國家領導人，動用行政力量推廣轉基因技術，而是應該放低姿態，面向大眾進行實事求是的「釋疑解惑」——如果挺轉人士中，也有一位像袁隆平一樣被民眾熟悉信任的科學家，耐心地向公眾解釋他們確實不熟悉的知識，顯然要比61名不透露姓名的院士上書政府強行推廣轉基因水稻更有說服力。

　　一味指責中國老百姓盲目抵制轉基因產品沒有任何意義，這不僅僅是一方的責任——何況，抵制轉基因的，又不僅僅只有中國老百姓。

　　最後，關於轉基因，還是要把科學的問題交給科學家，把監管的問題交給政府，把監督權、知情權和選擇權留給老百姓自己。

　　

　　在轉基因食品商業化的第17個年頭后，《科學美國人》雜誌社論中宣稱，「只有贏得公眾的支持，此類作物才能真正出現在人們的餐桌上」，這句話在中國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