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一年後中共主席華國鋒為何仍不願追究康生？

　　早在50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論小組成員的身份插手中央黨校，特別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他和他的老婆曹軼歐(當時任中央黨校短訓班主任)以極左面貌出現，責難中央黨校放走右派，使中央黨校本來已經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更加擴大化。

　　「大躍進」中，他對中央黨校下放幹部鼓吹空想社會主義，使個別地方農村社員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別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

　　1964年，把楊獻珍講的「合二而一」誣陷為跟毛澤東講的「一分為二」唱對台戲，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整，開展全國規模的大批判，株連了很多人。還說，凡是贊成「合二而一」的都不能作革命事業接班人。

　　這次大批判運動，致使忠誠於黨的事業的知名學者孫定國被逼自殺，黎明被開除黨籍，「文革」中投井自盡。僅中央黨校就調出或遣送還鄉100多人。1966年 「文革」開始，康生、曹軼歐(當時任康生辦公室主任)就在中央黨校扶植造反派，煽動他們起來造林楓校長的反。康生誣衊林楓是假黨員，是在東北與彭真搞「桃園三結義」反對林彪的人。

　　「文革」中，康生還挑動群眾斗群眾，把黨校一些群眾組織打成反動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等，全校教職員工除康生扶持的造反派十多人外，全都「站錯了隊」。在康、曹的直接指揮下，造反派誣衊老紅軍女戰士胡瑩是劉少奇與蔣介石特務電台的聯繫人，七斗八斗，把胡瑩同志鬥成了神經分裂症患者。曹軼歐說：「岳昭這人不好(指當年在短訓班工作時不完全聽她的話)」，造反派就演繹成「岳昭這人很壞」，把他隔離審查了幾個月，致使岳投湖自盡。

　　1966年8月，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后，康生密切配合，立即讓中央黨校的造反派組織人員寫揭批劉少奇的大字報，貼到中南海。分別編印劉少奇、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廣為散發。組織大批判寫作組為林彪、「四人幫」搖旗吶喊。江青帶著這個寫作組和北大、清華兩校的大批判寫作組到天津，在群眾大會上宣布，「我帶來的梁效(北大、清華『兩校』的諧音)、唐曉文(『黨校文』的諧音)這兩個大批判寫作組，都是我的寫作組。」

　　康生還在「四人幫」發動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陰謀活動開始的時候，親自出題目，「柳下跖痛罵孔老二」，讓唐曉文撰文，影射攻擊周總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康生還誣衊中央黨校的蓋子又深又厚又大，他指的是劉少奇擔任過中央黨校前身——馬列學院的院長。他還胡說，中央黨校幾任校長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中央黨校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是修正主義的大染缸，是裡通外國的黑據點，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聯絡站。他過去對中央黨校的十六字教學方針(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繫實際，增強黨性)是極力推崇的，如今卻一反常態，說它完全是修正主義的教學方針。

　　他在「文革」中與林彪、江青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對楊獻珍、林楓兩個校長殘酷鬥爭，把他們關進監獄，並誣陷他們是楊家黨、林家鋪子，株連了黨校教職員工很多人。最後把全部教職員工遣送到河南西華中央黨校五七幹校。康生對他扶植起來擔任五七幹校領導小組的造反派說，你們下去搞鬥批改，或者說斗批散也好。軍代表說：五七幹校就是無期幹校，讓你們在這裡呆一輩子也可以。康生還把中央黨校的校舍幾乎全部拱手奉送給林彪的幹將黃永勝，作為總參的一部分辦公用房和家屬宿舍。

　　中央黨校成了「文革」的重災區。「四人幫」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來的造反派仍以中央黨校五七幹校領導小組的名義掌握著中央黨校的領導權，路線不清，是非不明，蓋子仍然捂著，康生的陰魂不散。

　　1977 年3月9日，胡耀邦與中央黨校部分同志見面，就表示：中央決定我來黨校工作，我感到擔子很重。但是，有黨中央的領導，依靠黨校全體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滿信心的。他還說：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幫」，黨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是會把這件大事抓好的。

　　胡耀邦正是憑著這種決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眾和依靠群眾，用整風會議形式，發揚民主，開展工作。經過幾個月時間，一面積極準備開學，一面狠抓揭批查運動，很快就打開了局面。許多人主張把造反派頭頭隔離起來審查，胡耀邦為引導運動健康發展，說服大家不要那麼干，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促使造反派頭頭不能不承認在 「文革」中乾的許多壞事。但是，造反派頭頭還是要找一個避風港、保護傘。他說：我這些錯誤活動，都是向康生同志或曹大姐請示、報告過的，他們都是知道的、同意的。

　　這時，「四人幫」已被抓起來將近一年，但康生的問題還是沒有揭露出來。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黨的骨幹分子整風會議上，還有人提問：對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歐的問題，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當場明確回答說：「一個黨員，對現在的領導，直接的領導，過去的領導者有意見，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這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不過他又謹慎地說，對康、曹提意見，要限於在黨內會議上，要把材料及時上報中央，不外傳。

　　由於當時的黨中央對康生沒有什麼說法，加上「文革」期間，中央黨校紅戰團有人要調查康生問題，立刻被打成反動組織，紅戰團幾個負責人被投入監獄關起來。有個教員寫了批評康生的大字報，立即被戴上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的罪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遣送還鄉，監督勞動。李廣文(曾任山東省委書記，當時在中央黨校工作)貼了一張揭發康生在王、關、戚問題上耍兩面派的大字報，立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收監審查。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怎麼會不使中央黨校的同志心有餘悸? 所以整風會議上揭發康生、曹軼歐問題還是很少很少，很不深刻的。因為造反派頭頭還可以把康生作為他們的避風港、保護傘。

　　1977年12月8 日，哲學教研室幾個同志經過商量，派一個同志去見馮文彬(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請他徵求胡耀邦同志意見，同不同意他們貼揭康生蓋子的小字報。這個同志對馮文彬說：「康生禍國殃民，罪大惡極，而又隱藏很深，我們不揭開康生的蓋子，不僅中央黨校的揭批查運動深入不下去，全國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幫』的問題也深入不下去。現在中央對康生沒有表態，而且有人還要保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到不給耀邦同志惹麻煩，打算不貼大字報，而貼小字報，不貼在室外，而貼在 16樓室內走廊牆上。16樓是教務處所在地方，學員常來常往，能看到小字報，這就能把康生問題端到全國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認為這樣做行不行?」

　　當天中午，馮文彬經過徵求耀邦同志意見，回答這位同志：「耀邦同志講了，貼康生的小字報這件事，我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這位同志高興地說：「這個態度就是對我們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極大支持。我們決定貼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來，責任完全由我們來負。」

　　下午，由韓樹英、吳義生、盧俊忠、毛衛平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張揭發康生的小字報貼出來了。標題是：《×××(指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執行的是一條什麼路線?》，主要揭發所謂「康老路線」與江青(「四人幫」)路線完全是一丘之貉。這張小字報有意貼在16樓一層走廊西頭南牆上。幾小時后，接二連三又有人寫小字報，挨著第一張小字報往東貼，第二天、第三天……陸續又貼了幾十張小字報，小字報從16樓的走廊一層南牆轉到北牆，轉上二層的樓梯，再轉到二層走廊南牆、北牆，再轉上三層的樓梯，到三層以後轉入會議室。觀者絡繹不絕。

　　胡耀邦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對身邊的秘書梁金泉說：「聽說16樓貼了揭發康生的小字報，好得很呀!咱們去看看吧。」梁秘書勸他不必去，說小字報底稿都會收集上來的，可以看到全部內容。有些學員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間還有人打著手電筒去看。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級以上幹部紛紛寫信、打電話回去，報告中央黨校已開始揭發康生。這個信息迅速傳播到全國之後，各地也開始有人向中央打報告，揭發康生罪行。中央黨校的小字報內容，通過《情況反映》及時向中央常委作了報告。

　　在鐵的事實面前，原來說康生好話的中央某些領導同志，這時也不再為康生說話了。華國鋒主席對胡耀邦說：「康生這人不好，幹了很多壞事。不過中國人有個傳統習慣，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在中央黨校不追究康生、曹軼歐的罪行，就不能徹底清查與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有牽連的人和事，揭批查運動就搞不下去。所以12月中旬，中央黨校還是連續召開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員大會，放手讓教職員工揭發康、曹罪行。范若愚、韓樹英、陳方華等17位同志發了言。

　　主持這次揭批會的馮文彬同志最後說：發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都是歷史見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