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的傳承和啟示

聖經的傳承

　　其實從一開始,舊約就很難說是為了啟示普天大眾而產生的,它只不過是猶太人為自己民族所編寫的歷史、神話及律法--其中所描述的神只是以色列祖先的神(出3:15),其中的繁文縟節也被一次次地強調是為以色列世世代代制定的「定例」。不知道現代猶太人中還有多少人仍然按那些「定例」生活,而對於一個外邦人來說,要通讀一遍那些基本與自已不相關的「定例」,都需要非常好的耐心。歷史上,使徒保羅、馬吉安及許多神父都對它們有不同程度的抵制。
　　起初,舊約書卷只在猶太人的會堂才有,平時保存在木櫃里,做禮拜時由祭司給大家宣讀、講解所選擇的內容,而普通的猶太人則極少有機會直接閱讀舊約書卷。基督徒在初期都是口頭傳授福音,後來為了方便,才把傳教內容整理、編輯成新約,僅供教會使用,數量非常之少。
　　印刷術於15世紀才在西方開始應用。在此之前,個人擁有一套《聖經》就如同現在個人擁有一架波音專機一樣艱難,因而只有極少數人能直接讀《聖經》。這就是為什麼天主教和東正教都沒有讀經的傳統。事實上,倡導「惟經」原則的新教正是借著印刷術的東風才發展起來的。16世紀初宗教改革運動時,馬丁•路德把《聖經》譯成德文,並鼓勵一般信眾讀《聖經》,此後《聖經》就在普通百姓中流傳開來。
　　早期的新舊約都是寫在極不易保存的紙草或羊皮紙上,因而它們的原稿早就遺失不復了。帝王們尚可為自己保留三四千年前的原始碑文,如1901年出土的《漢莫拉比法典》,而新約創作還不到二千年,原件卻未能保存下來,其最早的手抄本是公元4世紀的<西乃抄本>(CodexSinaiticus),與原稿相隔了三百多年。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的、最早的舊約手抄本,是公元900年左右的<馬所禮經卷>(Masoretic)，竟遠離原稿達1300至1800年之久,其可靠性自然值得懷疑。這似乎也間接地反映出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不怎麼重視舊約。
　　在1947-1956年發現的<死海古卷>中,包括了許多舊約經卷的殘片,其中一些經卷被專家用碳十四(C14)等技術鑒定為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手抄本。其中<以賽亞書>第53章的抄本保存最完整,有希伯來學者將其與<馬所禮經卷>中的同一章節做過比較,發現兩個版本的大部分內容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許多差異。比如,在比較前三節內容時發現:<馬所禮經卷>版共有24個字,而<死海古卷>版只有23個字,而在這23個字中兩個版本之間又有多達19個字母不同。這些字母的不同,並不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斷句、連詞或拼寫錯誤,而且還有時代和指稱錯誤,已造成語意的差異7。約翰•瑞切斯(John Riches)教授在《聖經簡介》一書中指出,<死海古卷>中使用的希伯來文尚處於沒有標點符號、只有子音(沒有母音)的發展階段,因此人們在抄寫時很容易出錯,組字時容易產生不同的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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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啟示

　　天主教為了維護教會的權威,比較推崇聖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的啟示說,強調人的理性在認識上帝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而新教為了抵制天主教的權威,則更偏重聖奧古斯丁的啟示說,強調上帝的意志及啟示本身的重要性。但無論是聖托馬斯的啟示說還是聖奧古斯丁的啟示說,都過於主觀抽象,於是又有些神學家提出新的啟示說,從基督徒內心對基督救贖的感恩情懷的真實性出發,來說明啟示可以獲得客觀驗證,就像很多信徒強調的,在信基督后他們獲得了內心的平靜和快樂。問題是,其他宗教的信眾也聲稱有類似的體驗,人們又如何知道誰的聲稱是真切的呢?如果說佛教要讓人信服,須拿出「轉世輪迴」等證據,那麼基督教要真正慰籍大眾,是否也同樣需要拿出耶穌「死而復活」等證據呢?否則的話,即便各種啟示說對「聖子」與「聖父」、「聖靈」的關係以及耶穌的神人二重性等闡述得精妙絕倫,是否也如同闡述「齊天大聖」與如來佛、觀音菩薩的關係以及孫悟空的人猴二重性一樣——毫無實際意義?
　　著名《聖經》學者傑拉德•哈瑟(Gerhard F. Hasel)教授曾經說:「如果神是在通過《聖經》的作者們來啟示他自己，那麼這種啟示就應該有某種統一性，因為啟示出來的正是那隱藏在後的同一位存在者。」9可現實是,《聖經》本身存在著大量矛盾或不一致的內容,甚至連正典都無法統一,加之各種不同的主觀解讀,結果導致了基督教各派之間對許多教義的不盡紛爭。比如在新教內部,因為對「聖餐」、「洗禮」、「三位一體」、「因信稱義」、「天堂」及「地獄」等重要教義都存在著尖銳的分歧,結果又分裂出無數的小教派。根據《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中的記載,全球各種不同的基督教小教派多達33 820個10。另外,人們在不同文化及不同歷史背景下,也會從《聖經》發展出完全不同的理論和說教。比如,北美的黑人發展出黑人神學,他們「研究」出耶穌原來是黑人猶太人;拉丁美洲人為了反抗強權的壓迫,發展出解放神學;中國的洪秀全為了推翻清朝天子,就自封為上帝的次子,即耶穌的弟弟,等等。
　　新教於1910年發起普世教會合一運動,雖然經各教派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由於各派在正典、教義、聖傳及組織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大量的分歧和矛盾,舊的問題尚未解決,新的分歧又不斷產生,因此要真正達到聯合統一仍然是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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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文版的來歷及準確性

　　傳說基督教最早於東漢時就傳入了中國,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卻始於公元7世紀的唐朝。據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基督教聶斯脫利派於貞觀九年(公元635年)由波斯經著名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時稱景教,正逢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盛世」。景教曾受到唐太宗及後面幾代皇帝的特別青睞,後來卻由於佛教的強勢競爭,以及因中國在與西域伊斯蘭的戰爭中失利而受到牽連,此後逐漸在中國走向衰微。聶斯脫利教徒在宋元兩朝仍有一定的傳教活動,最後在明朝初年的排外浪潮衝擊下銷聲匿跡。
　　1582年左右(明末時期),中國迎來了利瑪竇(Matteo Ricci)等最早一批天主教傳教士。當時利瑪竇等對中國的禮儀、文化及法律都非常尊重,在傳教時都穿著儒服。他們遵循著天主教的傳統,並不急於把《聖經》翻譯、介紹給中國,而是利用教義手冊進行傳教。利瑪竇等倒是花了大量精力把西方的許多科學著作翻譯成中文,同時又把中華文化介紹給西方,可謂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驅。
　　1715年左右,由於基督教教義與中國的「祭祖尊孔」傳統發生衝突,而當時的教皇又禁止中國的信徒作任何變通。之後,教皇的幾位特使在與康熙皇帝的交涉中態度強硬。康熙也不想妥協,於是就採取了許多限制基督教傳播的措施。不久繼位的雍正皇帝又於1724年下達了全面禁教令,其結果,到1800年左右基督徒又幾乎要從中國絕跡。
　　1760年左右開始的工業革命使英國迅速崛起為新的世界霸主,世界的宗教版圖也隨之重新劃分。
　　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受英國倫敦會授權前往中國,成為第一位進入中國的新教傳教士。《聖經》在新教中的至尊地位又從馬禮遜的傳教經歷中充分反映出來:他一進入中國,就在一些華人的幫助下,一邊學中文一邊翻譯《聖經》,於1813年完成新約譯本,又於1819年完成舊約譯本,成為第一個將完整的《聖經》翻譯成中文的人。可是,馬禮遜從進入中國到1834年去世的27年間總共只發展了10個基督徒。
　　1837年,德國漢學家卡爾•郭實臘(Karl Gutzlaff)與馬禮遜的兒子馬儒漢等人合作,將馬禮遜的舊約譯本進行修改,成為郭實臘譯本。1840年,郭實臘又出版了其新約譯本《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此譯本曾被初期的太平天國所採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郭實臘於1833年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期刊,是最早在中國發行的傳媒讀物,為中國人了解西方世界打開了一扇窗戶。另一方面,郭實臘又長期擔任英國販賣鴉片的大公司及英國政府的中文翻譯,利用販運鴉片的船隻運送和散發基督教宣傳品,同時又以傳教之名在中國各沿海口岸搜集軍事情報,為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積極做準備。鴉片戰爭期間,他充當英軍司令官的翻譯,戰後又全程參與起草《南京條約》。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從此拉開了百年屈辱的序幕。中國的大門才被炮火轟開,大量傳教士便隨之湧入。初期,他們的傳教活動主要局限於通商口岸,後來逐步發展到全國各地,甚至窮鄉僻壤。
　　1843年,駐香港殖民地的英、美各傳教機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決定修訂已有的中文《聖經》。他們把各地傳教士分成組,分別整理出初稿，最後交委員會審閱。委員會後來對「唯一神」的譯名應稱「上帝」還是「神」而發生分歧:英國聖經公會主張採用「上帝」，美國聖經公會則主張採用「神」。這個分歧至今仍然存在。
　　鴉片戰爭使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社會,戰爭的巨額賠償、列強的經濟侵略和官吏的橫徵暴斂,導致民不撩生。1851年,由洪秀全領導的拜上帝會,在金田發動起義,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1853年,太平天國在郭實臘等譯本的基礎上進行大量修改,出版了天國版《聖經》——《新(舊)遺詔聖書》(封面上畫有雙龍,見圖1)。雖然太平天國運動信奉的是洋教,但它一直反對列強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因而在後來遭到清朝統治者與列強的聯合剿殺。


圖1.太平天國版《聖經》
　　之後,衰敗的清政府同列強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中就包括讓傳教士在中國獲得各種特權,如「領事裁判權」、「置產權」,甚至「辦案權」!教會與各地民眾經常因文化風俗差異等發生衝突,有些教民在特權保護下肆無忌憚地欺壓百姓,結果釀成無數的教案,終於在1900年引發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有許多外國傳教士及華人信徒死於衝突之中。隨後,八國聯軍藉此對中國進行了野蠻侵略和瘋狂擄奪。戰敗求和的清政府,在列強的淫威下給予侵略者巨額賠款(即臭名昭著的「庚子賠款」),並且下令大舉捕殺各地的義和團拳民。雖然西方(主要是美國)在後來以教會的名義為中國做了不少好事,如開辦學校、醫院及慈善機構等,但很少人知道這大部分經費卻來自於中國的賠款。
　　1890年,新教傳教士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翻譯《聖經》白話文譯本。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於1919年出版了和合本《新舊約全書》。這是外國傳教士為中國人翻譯的最後一本《聖經》,它逐步取代了其他版本的中文《聖經》併流行至今,是目前華人新教教徒最喜愛使用的版本。
　　1970年，香港天主教的思高《聖經》學會,編譯出版了思高版中文《聖經》,成為今天華人天主教教徒的首選。我不確知華人東正教教徒目前使用什麼版本,據說是一種俄語翻譯本。
　　以上就是《聖經》在中國形成和流傳的簡單歷史。一切都是順乎中國榮辱興衰的歷史大環境而發生的,沒有任何所謂超自然的干預,否則的話,很難解釋為什麼《聖經》要在問世幾千年後才被翻譯和介紹到這個世上人口最多的國度。
　　如果一個太平天國的基督徒聲稱《新(舊)遺詔聖書》是神啟示的完美作品,我相信現在沒有多少信徒會認同,那麼其它版本的《聖經》又如何呢?下面我以在華人信徒中流傳最廣的和合本為例,簡單介紹其中存在的一些翻譯問題。如果沒有特別說明,本書以下都是引用和合本。
　　參加和合本翻譯的,主要是六位英美傳教士。他們的母語不是中文,加上他們使用的是白話文,而在當時,現代白話文本身仍處於發展的不成熟期,這些自然會增加他們翻譯的困難,這也是為什麼人們在讀和合本《聖經》時,經常會感到那語言有些怪怪的。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六位英美傳教士是根據希伯來語舊約和希臘語新約來翻譯的,他們很有可能是根據早期英文版來翻譯,並參考一些當時已有的中文版本。後面我會舉例說明,當英文版出錯時,中文版也出現同樣的錯誤,這便是間接的證據。也就是說,和合本《聖經》其實是第二手翻譯的結果。學過外語的人都有體會,有時候要把一句話準確地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無論是直譯,還是意譯,都有可能失去原文的一部份概念或含義。那麼,「對翻譯的再翻譯」自然就會與原文有更大的差異。另外,因每個人的文學造詣及神學立場不同,也很容易產生不準確的譯文。事實上,和合本《聖經》開篇第一句及第六句的翻譯就很不準確,甚至是誤導(我將在以下各章中列舉更多實例),整個版本的可靠性及準確性由此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從《聖經》正典的形成、它的啟示及流傳方式等諸方面來看,它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並沒有任何神秘之處, 也遠非完美無缺。
　　經常聽信徒朋友說,神的無限大能及他對人類的仁慈和關愛,充分顯示在他創世造人及一次次對人類的拯救計劃中,然而,這究竟只是《聖經》中的美好神話呢?或確是實實在在的歷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