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將領龔楚評毛澤東：工於心計 獨裁作風

　　最後，說一說龔楚的回憶錄（即在《我與紅軍》基礎上擴寫的《龔楚將軍回憶錄》）。

　　此書關於紅軍和根據地的歷史，揭載頗詳，涉及的領導人頗多，可作為紅軍和蘇區歷史的重要參考文獻。至於其可信度，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出版的《黨史通訊》（1984年第 11期），楊尚昆曾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一個叫龔楚的，在井岡山時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蘇區時是作戰處長。此人在三年游擊戰爭中被捕叛變，還帶敵人去抓陳毅。後來，龔楚寫了《我與紅軍》一書，在台灣、香港廣為流傳，書中寫了他是怎樣參加紅軍和在紅軍中做了些什麼工作。建國后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他說龔楚的歷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當然，書中自我辯護的方面，讀者是能自行分析的。

　　這本回憶錄，還有一個「破記錄」的地方——它是由兩個叛徒寫序的：張國燾的序和龔楚的自序。

　　張國燾在序言中稱：包括他和龔楚在內的當年 「參加中共的青年，實質上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於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著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強之中國。中國一直被專制政權統治著，政治腐敗極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虛的，外侮紛至，國亡無日。民國以後，此種情況，並未改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動，無論在理論上行動上，已？？具有急進的特色，然而孫中山先生窮畢生之力，仍未能撼動專制統治的根本；這就使中國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於是，張國燾感慨道：「我們讀了龔楚先生這本書，就可以了解和同情當時青年這一不平凡的經歷。面對中國半世紀來的這許多演變，也將發生無限的感慨。」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龔楚在自序中稱：「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國內戰爭中，我是紅軍中一個流汗流血備嘗艱苦的高級指揮員。我早年參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舊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顯然，這是為他後來的叛變預設理由，即：革命本身發生了逆轉，烏托邦走上了不歸路，革命者又該怎麼辦？真乃：叫一聲「革命」太沉重！

　　龔楚在回憶錄里談及朱德、陳毅，他說：「那時我們忙得要命，因為軍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陳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幹部又十分缺乏，朱德雖很喜歡接近工農群眾，而且是一個措詞通俗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他每與群眾談話，首先必問人家的家庭狀況，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著就講共產主義的理論，和一個工人或農民常談一兩個鐘頭而不倦。他身負軍事重任，對於地方群眾工作，確是無暇兼顧。至於陳毅，他是法國留學生，返國后即任江西永豐縣長，缺乏群眾工作？？驗，指導群眾工作，僅說些原則性的問題，既不夠深入，也不詳盡。因此，一切群眾運動的計劃和指導，多由我負責。」

　　龔楚在香港寫回憶錄，橫跨了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其間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呈多元。龔楚現身說法，似乎更增添了「過來人」的「三親」（親歷、親見、親聞）分量。彼時，在井岡山會師，龔楚初見毛澤東，「他的誠懇的談吐，親熱的態度，深深地使我感動，因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有長遠的鬥爭歷史，經驗豐富，我很激動地對他說：『我們今後能夠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來領導，我們的責任就輕了。毛同志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今後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悅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地對我說：『好的，我們大家努力創造一個新局面！』」而不久之後，龔楚對毛澤東就有了戒心，這似乎也不是他一人之見，因為在此前後當地軍政首領皆有此看法，如「接到陳毅的信，詳述何挺穎告訴他有關毛澤東的近況，並鄭重地說毛是工於心計的人，今後與他合作，要特別小心，切勿似對朱德那樣坦白」；後來 「杜修經對我說：紅軍前敵委員會的組織，中央擬以常務委員會集體領導，不設書記，目的是防止毛澤東操縱，現在又以毛澤東為書記，將來你們須要防止他操縱，否則的話，麻煩又多了」等。

　　龔楚說：「中國紅軍前敵委員會，自五月下旬軍隊分散以後，就沒有開過會，一切決策均由毛澤東以紅四軍黨委會、邊區特委、地方縣黨委書記等聯席會議的名義處理一切問題，實際上他此時已集大權於一身了。遇有軍事問題，他只和朱德、陳毅談談，便由軍部發布命令，他的獨裁作風，從那時起已充分表露出來了。朱德在當時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軍隊轉移，我和他見面，他對我說：毛澤東同志對我們總有點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動時才通知我，使我連研究和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各縣送來的情報都先送過他，真是有點麻煩；本來他個人要獨裁，我沒問題，事情總要有點時間準備才成。」

　　彼時，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已呈緊張態勢，龔楚認為「朱、毛」發生齟齬，原因在於：「（一）毛凡事都自行決定，而且非常固執，處處都想控制朱德為他守住井岡山，使朱德不滿。（二）（朱德）對毛澤東要以井岡山為中心，作波浪式的緩緩向外發展的計劃，不感興趣。（三）毛澤東常反對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不願跟著毛澤東作抗命行為。」但龔楚也認為毛「除了他缺點的一面外，他的聰明才智實非常人可及，是有許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一）他不是軍人，但他提出紅軍作戰時的戰略戰術觀點是正確的（二）他有組織天才。」

　　由於是「三親」史料，龔楚的上述回憶自然很有分量。毛澤東隨後又與退入蘇區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很深的矛盾，據龔楚回憶，圍繞「長征初期的爭論」，「當時我覺得毛澤東的見解很對，屢欲起而發言，但想到我受過嚴重處分，恢復黨籍不久，也就不願參加這次辯論了」。

　　但龔楚在回憶往事時，因其身份和資歷的特殊，難免自炫，看輕他人。他認為周恩來「以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革命委員會參謀團主席的地位，把持決策，致貽誤戎機」。

　　對於左傾路線和政策的反思，一向被認為是《龔楚將軍回憶錄》的最大看點。龔楚也以此暗示讀者，他之「告別革命」，並非沒有原因。

　　十年內戰之初，龔楚說：「黨中央指示『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因我自離開廣東后，就沒有與黨的省級黨委聯繫，不知黨的政策轉變（當時黨中央還在執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所以不便強加制止，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何以「難過」和 「苦悶」？「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殘酷報復，在環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

　　不僅於此，對龔楚來說，似乎更多和更大的「難過」和「苦悶」是來自於「蘇式」的「肅反」。即「自1933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后，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最後又濫殺到了起義首領的身上，赫赫寧都起義（早在1931年底，「剿共」前線的國民黨26路軍長趙博生做工作，董振堂、季振同、黃宗岳等長官率1萬7千餘人之眾、攜兩萬多件武器起義，后編為紅一方面軍第5軍團，後來在這支部隊中，產生了31位人民解放軍的將軍），不料長征初期，起義首領季振同、黃宗岳被「錯殺」，龔楚驚出一身冷汗。他不無後怕地回憶：「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