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三中全會最大挑戰——落實中國夢

《中國時報》日前發表社論，題為：三中全會最大挑戰─落實中國夢。文章摘編如下：

　　中國共產黨正在舉行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預定今天結束。中共向來是在一中全會確定黨的最高領導階層，二中全會推選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的領導階層，三中全會確定新領導班子的重大執政方略，所以三中全會理所當然的受到各界矚目。揆諸中共近代發展經驗，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對外改革開放的政策，為爾後幾十年的發展設定了明確的方向，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更進一步確定了市場經濟，最後使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如今中共已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化發展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也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社會上各種矛盾與危險也在積累之中，進一步的改革同樣為各界所企盼。

　　根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這次關鍵性的全會重點在於全面研究深化改革的重大問題，媒體特別提到五位一體（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的改革綱領，甚至一度還有所謂的「383改革方案」，讓外界莫衷一是。但總體而言，大家都強調，習近平主政下的這次「改革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而且這將是習李體制的施政藍圖，其結論不但將攸關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大陸的發展方向。對此，各界在關切（雖然每個國家、國際媒體所關切的重點都有所不同）之餘，理解這將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各種阻力及既得利益的反彈必然接踵而來，但仍期盼中共能夠以負責任的態度、用理性漸進的手法，逐步的在各個層面，尤其是要縮小貧富差距、落實依法行政、追求社會正義、嚴格懲治貪腐、改善民生環保問題做出一些具體的成績，讓人耳目一新。

　　大陸的改革其實正與危機賽跑，北京只能以不疾不徐的速度，不斷往前奔跑，這當然不是個簡單的工作，所以中國大陸一再強調，北京需要安定的國際與國內環境，追求中、高速度，至少是一個合理的經濟成長數字，並且利用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時間，逐步解決大陸內部叢生的各種問題。

　　這既是一種長期戰略發展的考量，也是一種短期現實生存的必要抉擇。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我們樂見中國大陸進一步深化其改革開放政策，也理解全方位的改革有其一定的難度與風險，有人主張改革的關鍵在於開放與競爭，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維穩確實不能成為抗拒或拖延改革的借口，中共當局當前確實應該努力排除各方既得利益的羈絆，與其被動或被迫改革不如主動為之，但我們也認為改革的方法要循序而漸進，如何以有限的資源和能力抓大放小，如何把握重點，如何由管理型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如何及時回應民意的期望，如何健全法治，如何在住房、醫療、教育、戶籍、社保方面滿足民眾卑微，但仍屬合理的要求，如何把中國大陸建設成全面的小康社會，讓理想的中國夢與現實的生活能夠充分的結合起來，這才是習李體制的最大挑戰。別和國民黨一樣，口號型的空話與大話能免則免。

外交官雜誌 三中全會吹響改革號角 全球矚目
中評社報道，本月9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受到全球不同國家、不同媒體的強烈關注。日本《外交官（The　Diplomat）》雜誌於9日刊發雜誌副總編安吉特•潘達（Ankit Panda）的評論文章，分析指出本次三中全會將在經濟以及公共政策上所可能作出的重大改革，文章表示，雖然不知道最後到底會出台什麼樣的改革措施，但毫無疑問，三中全會會影響全球市場。文章編譯如下：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在9日至12日展開，這次三中全會被給予厚望，期待能出台大量對於中國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至關重要的改革措施。中國實施的經濟改革措施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投資者、經濟學家、政治分析家都以強烈的興趣關注著三中全會。鑒於三中全會的重要性，《外交官》認為現在編定一個可能的改革綱要是合時宜的。

　　那麼什麼又是三中全會？前二個全會又是什麼呢？先從後面這個問題說起，一中全會——即產生新一屆領導班子的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主要是新一屆領導班子的見面會。中共第十八屆一中全會於2012年11月展開，彼時習近平升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位置，在一中全會接替對黨的領導的個人也開始正式接任國家領導人的位置。在去年11月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后，在今年的二中全會上，他正式成為中國國家主席。

　　三中全會則是創造力交匯和實施實質性改革的地方。讀者們都會記得鄧小平在上世界70年代末所實施的開創性改革——事實上，這些改革在1978年的三中全會上宣布過，並且就此決定了中國的經濟軌跡。

　　儘管有很多對於三中全會在改革方面的猜測，但還沒有什麼肯定的訊息。新華社預計會在周二發布三中全會達成的成果。當然，三中全會可能在今年會失敗，出台不了什麼很多人所希望看到的開創性改革；但不管宣布的是什麼樣的改革，考慮到中共逐步實施改革的趨勢，也是需要些年日來實現這些改革的。

　　有一系列改革是專家們都希望能在本次三中全會中能夠通過的。在金融方面，利率上限問題在改革領域中被期待已久，本次三中全會基本上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中國一直保持著銀行存款利率的上限，這種方法損害了客戶的利益，但卻讓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獲利。鑒於中國正在朝需求型的經濟模式上轉變，終止利率上限有利於讓銀行通過提供更高的利率來爭取客戶。在銀行業方面，三中全會或許會讓中國採取類似於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制度，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制度能夠在銀行出現違約時，保證個人儲戶的資金維持在一定水平。在這些金融改革中，最為重要的是被期待已久的在資本管制方面進行的改革，這一改革可以吸引到更多外國投資者投資中國的股票，並且把人民幣提升為全球性的貨幣。
  
　　公共財政和財政策政策也可能會出現在改革議程上。中國負擔過多壞賬的地方政府在尋求創造性的集資手段方面，可能會被允許有更多的自主性。在過去，北京出於對腐敗問題的考慮，一直都不鼓勵這麼做，但是外部觀察家注意到，如果共產黨想讓地方政府能夠有繼續償還債務的能力的話，那麼放鬆對財稅方面的管制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這些宏觀的改革以外，有猜測認為對中國的戶籍制度和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可能會發生——儘管這兩個問題是由多種原因所造成的。戶籍制度被普遍認為是官方對不斷擴張的城市化的阻礙。如果共產黨想成功地把中國的經濟轉型為以消費為主的需求導向型經濟，那麼它就需要鼓勵城市化的發展，因為這可以填補城市大量的空置住宅。然而，這一做法卻可能招致地方政府的反對，因為地方政府不願意承擔城市化擴張所需付出的高昂代價。然而，考慮到國有企業的政治影響力和長期以來領導層關係根深柢固，國有企業的問題將會更加棘手，但總體上而言，三中全會還是會出台一些能夠提升國有企業之間競爭水平從而能使它們有更好績效表現的改革措施。

　　全球的投資者都秉氣凝神，等待著新華社周二的報告。不管三中全會的成果是什麼，確鑿無疑的是——它會影響全球市場。

聯合早報 中國如何贏得新一波開放政策？
新加坡聯合早報日前發布文章，題為：中國如何贏得新一波開放政策？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文章如下：

　　中國的開放政策已經持續了30多年，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中國改革的過程也是一個可持續的開放過程。作為兩個互為相關的過程，開放和改革互相支持和強化。沒有開放，就很難理解改革的成功；同樣，改革成功了，就可以促進更大的開放。不過要意識到，今天的中國已經面臨新的內外環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隨著上海自由貿易區等新特區的建立，要贏得這新一輪開放政策的成功，人們更需要總結經驗和教訓。

　　儘管從總體上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成功的，但從早期的沿海開放經濟特區，到後來的各種形式的經濟特區，有成功的，也有不那麼成功的，甚至也有失敗的。一個大的歷史趨勢就是，特區遍地開花，特區不特。無論就其本身的建設還是其擴散和複製效應，早期沿海經濟特區算是成功的。但後來所建立的各種特區，儘管數量越來越多，但無論是地方層面還是國家層面的效果則越來越差。包括上海自由貿易區在內的新一輪特區建設，如果要成功，就必須逃避這個歷史大趨勢。

　　特區成功與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儘管這裡有多元的因素，但從政策層面說，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因素是關鍵的，那就是領導層的領導力和制度創新。

　　首先是領導層的領導力。無論哪一個國家，無論做什麼事情，要取得成功，首要的因素就是領導能力。在多方面的領導力中，領導者的遠見和頂層設計能力尤其重要。中國的第一波開放是1980年代沿海開放經濟特區。在眾多的特區中，深圳是最成功的。從中央層面來說，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對所有這些特區，無論在廣東還是福建，都是相當重視的。但為什麼深圳勝出？主要是深圳面臨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外部壓力，外部壓力造就了強有力的地方領導層。從一開始，深圳特區就成為中國政治的焦點。無論是圍繞「租界」、「殖民地」的主權爭論，還是「姓資」、「姓社」的路線之爭，焦點都是深圳。正因為深圳具有這樣的政治重要性，包括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在內的各級政府不敢怠慢，任命了一大批有遠見和能力的幹部和官員。這些具有遠見和能力的官員，能夠在中國複雜的政治環境中，通過追求思想解放「殺出了一條血路」。

　　中國開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無疑，在這一波里，上海是最成功的。除了中央層面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外，上海所擁有的眾多政治和經濟人才是主要因素。無論是深圳和上海，兩地都能根據本地所具有的地緣經濟情況而設計發展路徑。除了深圳和上海，在過去的20多年裡，也不斷有開放區和實驗區建設，但表現都不是那麼令人鼓舞，甚至也有失敗的案例。很多開發區沒有遠見，沒有頂層設計，大多是一些基礎設施建設罷了。實際上，開發區往往成為地方領導人的開發項目，也就是地方領導人追求地方經濟增長的項目。他們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沒有大局概念，不能把地方的發展和整個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很多開發區甚至連本地所面臨的地緣經濟要素都沒有考慮到，純粹是領導人主觀意志的產物。

　　與領導力相關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體制創新。第一個層面的遠見和頂層設計非常重要，但要把遠見具體化轉變成為政策的頂層設計，還有一個執行能力問題。如果沒有執行能力，最好的頂層設計也會變成表面文章。如何強化執行力？這裡最主要的是體制創新。特區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概念，更是一個體制概念。特區的體制如果和現存體制一個樣，很難稱其為特區，特區也很難特別起來。在成功的特區案例中，人們不難發現具有區別於現存體制的新體制，尤其是在經濟體制方面。

　　體制創新平庸化的危險

　　特區在制度創新方面的權利，不是一些保守和左派人士所說的「特權」，而是制度創新的責任。設立特區的本意就是要為整個國家、整個社會探索一條制度創新之路。很可惜的是，從整體上來說，特區在推動經濟方面的功效，遠比制度創新方面的功效大。特區的體制創新能力微弱，具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特區體制的最初設計存在問題。特區不是政治特區，這一點並沒有錯。但是特區的設計者並沒有對體制設計做科學深入的研究，例如把政治、行政、社會、文化等不同方面的體制區分開來，確立它們之間的邊界。特區不是政治特區，也就是特區的政治體制要和國家整體的政治體制保持一致，以保障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但是，這並不是說其他方面的體制，也必須和現存體制一模一樣。沒有對特區體制有足夠的認識，在體制設計時便沒有解放思想，體制創新的能力自然就受到限制。

　　其次，即使在一些體制上原先有創新，但隨著體制的運作，這些創新的方面逐漸消失，被現存體制所同化。從政治性比較強的體制領域，例如黨政機構的設置、黨政關係、政府層級到社會性比較強的體制領域，例如社會、文化組織等等方面，特區沒有和現存體制有任何區別。特區本來就是新體制的試驗，成功之後，需要推廣到國家的其他地區和領域，但是現在則剛好相反，不是其他地區向特區「接軌」，反而是特區向其他地區「接軌」。再次，在特區發展過程中，意識到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一些特區，尤其是深圳，也不斷推出了一些體制改革。但是體制改革從來就沒有成功過。一旦體制改革的動議出現，最後往往演變成為一場意識形態之爭。一旦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面，制度創新就變得不可能了。

　　這也就是目前「特區不特」局面的原因。缺少強有力、具有創新精神的領導層，很快就使得特區演變成為一般城市或經濟區域。特區創始之時，往往出現具有遠見和頂層設計能力的領導者，但一旦建立起來，政治變得平庸起來，成為國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

　　如何追求新一輪政策的成功呢？最重要的是中央層面的頂層設計。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特區是有頂層設計的，90年代的長三角的開放也是有頂層設計的。其他區域的各種特區和實驗區的頂層設計，就不是那麼科學了，往往是地方做好了之後，中央批准一下，實際上是中央批准的地方項目。現在也存在著這種情況。除了上海自由貿易區中央頂層設計的味道比較濃之外，其他幾個包括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沙、福建平潭等就缺少中央的頂層設計，更加像地方發展項目。很顯然，如果要成功，頂層設計要從地方提升到中央。
與頂層設計相關的就是這些新特區的整合問題。現在人們對上海自由貿易區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希望其能夠改變目前的改革困局，把國家的改革和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但這並不現實。中國如此之大，要上海自由貿易區來改變目前的局面並不現實。但如果把其他幾個整合起來，形成一攬子新的開放政策，就會產生更巨大的能量。同時，現實出現的問題也要求這些新特區的合作和分工。目前，因為沒有合作和分工的統籌，這些區域之間已經出現互相競爭的局面。例如一些原來放置於其它區域的項目，開始往上海自由貿易區轉移，因為上海被視為具有更大的政策優勢和發展潛力。競爭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就會演變成惡性競爭。道理很簡單，每一個地區的競爭力並非來自市場，而是行政和政治。

　　新一輪的特區如果要走向成功，必須避免缺失遠見、頂層設計和創新能力的領導者。這一波開放需要更高層次、更高要求的領導團隊。辦特區既是地方發展的需要，更是國家發展的需要，因此，特區不能淪落為只是地方項目。就是說，特區的領導人才的配置問題要重視起來。但現在沒有做到這一點。在各個地地方，無論是上海、廣東和福建，負責特區的地方領導層很少有遠見，能夠把特區建設和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他們更多的是像開發商，GDP主義觀念過於嚴重，強調的往往只是特區對地方經濟增長的貢獻。他們對特區沒有一個中長期的規劃，特區定位不清楚。領導層只知道蓋大樓、修高速公路。也就是說，他們擅長於「造城」，但對於「造城」之後要幹什麼沒有清晰的概念。結果，往往會造成「鬼城」現象，「有城無市」或者「大城小市」。要改變這個局面，迫切需要配備有遠見和頂層設計能力的領導班子。

　　現在人們的共識是，新一輪的特區需要體現的是升級版的開放政策。只有升級版的開放政策，才能打造出升級版的自由貿易區或者實驗區。什麼是升級版的開放政策？人們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首先是產業開放的升級版，就是要從以前的製造業等方面向更高層次開放，包括金融服務貿易等方面。第二，升級版的開放政策的目標，在於服務於國家整體改革的需要，尤其是經濟改革。現在的經濟體制改革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每一體制背後都是龐大無比的既得利益。新的特區和試驗區要改變這種情況。從這一角度來看，新的特區必須在改變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失衡方面有所作為，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政府和市場等之間的失衡。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尤其是金融業顯得非常重要。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實現制度的升級版。現在的設計仍然過分停留在經濟技術面。特區不是政治特區，就是說特區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但是共產黨的領導並不是說特區在行政、社會和文化體制方面的創新就不可以了。可以把政治和行政、社會、文化制度等方面區分開來。共產黨的政治統治不可動搖，但行政等方面的體制需要創新。如果沒有體制創新，或者特區的各方面體制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特區便會變得毫無意義。從1980年代到現在，很多特區都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缺失體制創新是主要原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是一級政府，但中國的很多特區包括深圳和珠海，到現在為止仍然有三級政府、四級管理。特區儼然和其他城市一樣，是一個官僚的城市。必須意識到，不是特區的經濟表現而是特區的體制創新，才是特區存在的意義，更是特區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體制創新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體制的可複製性，就是說，在特區和實驗區的新設立的體制，在其成功之後要推廣到其他地區。換句話說，是其他地區要和自由貿易區和試驗區的體制「接軌」，而不是相反。新體制被舊體制所同化，不是人們所希望看到的結局。上海自由貿易區的頂層設計，強調了這一點。但如何把新體制複製到其他地區，而不是被舊體制所「同化」？從過去的經驗看，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特區或者試驗區建設就是要以開放促改革，以體制創新促體制改革。中國在這方面，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今天中國面臨新的局面，特區和試驗區也具有了新的使命。從這個角度看，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