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圈成為中國最大的黑社會 觸目驚心

高軍

備受關注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確定在11月9日召開。外界相信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將告訴世界他要走什麼樣的路；他的宏大「頂層設計」改革實質是什麼；他要如何帶領中國再來進行一場開放式的大改革。如今的中共正在最高領導人的力推下進行一場更具實質的黨內整風，通過重走群眾路線，自我批評等方式開啟中共的主動救犢與提升，但這場整風的決心與效果尚是未知數；總理李克強的國務院，正在推動另一場革新。他在主導著社會、政府、市場三者的資源重配與大轉型，這場大改革直接觸碰中國的權貴集團，以及紙醉金迷的社會戾氣。這是一場硬碰硬，又頗具勇氣與技巧的政治任務。

毫無疑問，面對新的國際與國內形勢，以及黨內發展的客觀要求，中共新的領導層正在略顯被動中迎接著一場全面大改革。這場大改革觸及的廣度與深度將直接影響中國未來的道路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但無論習近平主導的這次二次改革如何進行，一場猶如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前後的一場大辯論在所難免，倡導改革的輿論吸引力與思辨力度，以及所能營造的改革氛圍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被廣為詬病的中共輿論宣傳體系，不可避免要扮演這麼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

打天下要靠筆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筆杆子，搞改革自然也離不了筆杆子。曾經是中共引以為豪，紅旗招展的宣傳硬骨頭，如今正散發出濃重的陳腐氣息，其語言體系依舊停留在毛鄧時期，甚至階級鬥爭的味道還不時飄過。筆杆子不但顯露出「鈍化」的趨勢，更為可怕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這支硬挺挺的旗杆在墨守成規中被金錢腐蝕的更為嚴重，斑斑銹跡甚至呈現出濃重的「黑漬」。許多觀察人士認為，以現在中共這架宣傳機器的老化程度與重重黑幕，即便添加再多的潤滑劑，也難以擔起時代改革的重擔。以當下這架機器的教條化的運轉慣性，陳舊的話語體系，保守的工作模式，匱乏的理論創新，黑社會性質的業態環境……幾乎註定這架機器未戰先敗，更不用說藉助輿論力量倒逼各項改革的推進。

輿論體系的徹底革新對中共推進各項改革首當其衝，甚至可是說是所有改革最核心內容之一，決定全面改革的成敗。嚴厲整治和打擊媒體的黑社會化，徹底改變媒體的業態環境應被擺在輿論體系改革的前列。在最近的《新快報》事件中，由抨擊「公權力干涉新聞監督」峰迴路轉到聲討「媒體的黑社會化」並不令人意外。在中國媒體圈，除了拿「紅包」發表「正面報道」之外，記者編輯們也收受「封口費」不發表「負面報道」,這些現象由過去隱藏在台下形成所謂的潛規則，到如今已經赤裸裸拿到檯面上公開討價還價。更為惡劣的是，某些媒體文人們按照黑社會的模式打造著一個個「黑金圈子」。

在人們的普遍印象中，黑社會分子大都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容易衝動。但對於頭腦發達，目的簡單，做事縝密的媒體文人而言，他們一旦也結成了以非法獲取金錢為目的的組織，其危害性更甚，他們的不少行為甚至會動搖國本。現在必須接受這樣的現實——原本頗具風骨的文人，在現在的媒體圈裡已徒生出頗多 「賊骨頭」，這些賊骨頭又拼裝成「威力四射」的大小集合體。而他們的絕大多數行為和目的都開始具有典型的黑社會特徵。

這些涉黑的媒體圈，大都是通過威脅、賄賂、引誘、逼迫等手法，讓對方不得不參與到「賺取巨額金錢「的遊戲之中，他們熱衷於這種需要智慧對抗的遊戲，不僅刺激有趣，更是無本萬利的好買賣。玩的好，甚至能充當部分官員與利益方的保護傘，打通各種關節，自己居中長期牟利；玩的不好，在這樣一種扭曲的業態圈內，幾乎不會被同仁們所揭發，只當是積累了生存經驗。媒體中，通過各類遊戲也形成了主要按照領域劃分的一個個小圈子，比如從事時政或社會報道的小圈子，但更多圈子出現在經濟領域。財經媒體中可以劃分的小圈子舉不勝舉，比如金融圈、基金圈、鋼鐵圈、家電圈等等，在這些小圈中，他們不僅交流信息，更重要的是溝通」發財「之道。他們也會按照從業資歷、人際脈絡等形成自己圈中的大佬、骨幹、小兵（參與具體行動者）等不同角色，逐步有了相當的組織活動能力，往往越是觸及到直接違法的重要活動，這種組織的運行就會更加縝密。這次涉事的《新快報》年輕記者陳永洲在10月30日被正式批捕，但他很可能在案件中僅僅扮演一個小兵，背後到底會涉及到那些人（或機構），他在其中到底如何被利用等謎團，現在官方都沒有進一步的披露。

《新快報》與陳永洲在中國整個大媒體圈中，其實都是小角色，比他們更黑、更隱蔽的「大鬼」比比皆是，他們大都「隱藏」在國家級（俗稱央級）官媒黨報中，畢竟這些「權威」至上的龐然大物，平台更高，影響更大，各類貪官與利益方都想著利用巴結他們，當然也「懼怕」這種機構里的人。在《新快報》出事後，據說在北京媒體圈的一次私人聚會中，這些光鮮照人的老資格媒體人一致對《新快報》嗤之以鼻、予以聲討。聲討他們這種小打小鬧的行為會威脅到整個大圈圈的安危，聲討做這種「訛錢」的事對火候的掌握太過小兒科，也不知進退之道，更不懂的消證滅據，當然也責怪陳永洲就這麼輕易的招供。即便如此，《新快報》事件事實上造成了敲詐勒索，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嚴重罪責；他們雖然沒有聚眾鬥毆，但通過筆杆子連續攻擊，一次次的當眾「強姦」對方，這比聚眾鬥毆本身更為惡劣，玩的可儘是陰招。

曾在《經濟觀察報》供職的王克勤曾在一次接受福布斯採訪時表示，「大多數的中國記者生活工作在灰色地帶，甚至是黑色地帶。要是我揭出所有的事，我在中國就沒法生存了」。王當時表示，在中國，新聞記者的薪酬並不是很高，但是有的人」為什麼有的人可以買豪華汽車，住別墅呢？因為他們用報道與官員、商人做交易。他們有很多灰色和黑色收入。」

當然，中國媒體今天的亂象與它所謂的市場化改革有著密切的關係。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間新增了數千種報紙雜誌，除了采編權被政府嚴格控制著，其餘絕大部分業務都被推向了市場。就如同醫療與教育改革一樣，並沒有考慮到某些行業的特殊性，推向市場后的結果是水土不服，不倫不類，公益性和商業活動被混淆與顛倒。媒體要從市場化中生存就意味著從封面到封底，所有東西都可以賣，收入可憐的記者被允許利用他們的職位獲得額外收入。中國的記者們說，有時候，新聞機構在偏遠城市設立「分部」不是為了採集新聞，而是為了斂財。更有一批深諳此道的人擔任了「新聞掮客」的角色，利用他們廣泛的人脈為企業、官員與媒體牽線搭橋，甚至會利用這種平台與職業公然屏蔽一些他們所想要屏蔽的負面信息。在他們眼裡，已經沒有「新聞主義」了，他們的價值觀多元甚至混亂，「金錢至上」、「利益至上」讓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是一個商人或政客。實際上，中國的很多記者實際上已經與一些官員、商人稱兄道弟，他們自己就亦官亦商。那些央級的官媒黨刊還在利用特有的渠道，把向中央領導彙報信息的「清樣」「內參」變成商品，獲取暴利。公器變私器，在中國媒體中成為常態。

正如此前多維新聞所分析的那樣，《新快報》連續兩天在頭版刊發「請放人」的做法，已經不僅僅是簡單的「綁架社會」、「誤導輿論」，更是一起徹徹底底違反職業操守的「公器私用」、「挑戰社會認知」行為。這是一種在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接受的媒體行為，更何況在中國社會存在如此之多問題與矛盾的時候，要承認今天的中國存在著大量官場腐敗、官商勾結、階層分化等種種現實，但這絕不能當做記者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借口。民眾不能容忍官員一邊道貌岸然講著公正廉潔一邊大肆腐敗，同樣也難以容忍媒體一方面高呼「自由」和「監督」的同時大收黑錢。

無論大陸的新聞從業者是否願意承認，中國新聞界蔓延著「黑金文化」、「賄賂文化」。如今大陸的媒體圈也有一套與法律秩序相悖的非法地下秩序的有組織犯罪團伙集合。它具有政治保護和資本支持，進行職業犯罪活動。無論是從各種公司新聞發布會上收受禮品的記者，到銷售晚間新聞中的黃金時段的制播人，再到以曝光威脅進行敲詐的記者。媒體人的腐敗從內部隊伍中吞噬了本來就飽受批評的職業道德。利益和金錢的交換隨處可見，尤其是當資本和權力結合，用資本的方式表現的時候，對於媒體的侵蝕更加殘酷兇猛和隱秘。抵抗政商軟文也好，壓力也好，這是整個媒體的事情，不是一個前線記者可以做到，如果整個業界的生態不改變，只會讓那些不願意同流合污的從業人員無奈離開，因為恪守本分，也變成一件艱難的事情。

中國媒體今天所遇到的道德困境，不僅僅是《新快報》事件所反映出的記者收黑錢、媒體利用公器綁架輿論，更遍布著官媒粉飾太平，市場化媒體利益至上，記者大收紅包、錢稿交易、無良刪帖等種種惡行更是成為了一種被默認的潛規則。本該監督社會的「扒糞者」（指揭露社會不公和腐敗的新聞記者）自己身上遍布著污穢之物，中國媒體圈也被感覺受到欺騙的網民形容為一場「只盯著別人屁股上有屎，而不顧自己吃相的海天盛宴」。

有許多評論戲稱，中國媒體從業者們主要在做著兩項工作，一項是絞盡腦汁寫著歌頌黨和政府的八股腐文；一項是苦思冥想琢磨著如何透過職務獲取更多的金錢。既想著如何立好牌坊，又正在當著厚顏無恥的婊子，中國許多媒體人的確達到了這種「境界」。當媒體越來越不被民眾信任，記者編輯們喊著中共宣傳部門管理太苛刻的時候，其實自己本身深陷黑幕之中也是核心緣由。

中國的媒體管理部門只注重偉光正的報道，新聞的政治性永遠是擺在第一位的，對記者隊伍的管理幾乎沒有像樣的規則，甚至是管理錯位。這樣的局面實際是相當危險的，這種危險對改革會造成直接的傷害。因此，當習近平公布他二次改革路線圖后，中國這根正在塌陷的筆杆子究竟能做什麼？常在河邊走的媒體圈，腳上早就沾滿了各種淤泥，他們還能否走的動？在這種利益至上的「黑金文化」中，媒體圈成為改革的反對者不會令人奇怪，因為他們會拿著利益集團的大把鈔票，為其搖旗吶喊，鞠躬盡瘁。最終擾亂的只能是國家和民眾改革的統一思想，讓整個國家陷入一片無休止，無方向的爭吵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