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探火星與中國學西方

印度探火星與中國學西方

2013-11-06 05:17:38  [多][維]博客  上海來信

    印度發射了一顆探測火星的裝置，他們舉國歡騰，以為他們和西方列強一樣了，而且認為追上了中國。但不少西方人冷言冷語，有的說這個計劃化費的錢比買一架飛機還少（7000多萬美元），哪有質量？有人回憶2010年印度發射探測火星裝置時不得不引爆火箭一事來煞風景，還有人說印度這麼窮，為什麼要發火箭。這些說法，與當年中國發射火箭和衛星時是一樣的，所以我是完全同情印度，而不在乎她是不是真的與中國競爭。

    一個國家象一個家，開門七件事，所謂油鹽醬醋柴米面，一樣不可缺，象印度這樣的國家，和中國一樣，人民生活要管，但積弱之下，也需要有技術手段、組織手段來維護和提升國家暴力機器的水平，用李光耀的話來說，讓國家能夠運行。這與讓人民富裕是一致的，某種時候是首要的，發射火箭證明這個國家有足夠的技術和組織手段來運行國家，也是學習現代化（也就是學西方）成效的檢驗，對提升人民信心政治上有好處，而且我看不出印度不搞火箭導彈人民怎麼就會富裕？這些錢要分下去，行政經費就給吃掉一大半，但集中用在火箭和導彈上，對國家能力、威望和穩定的提升就效果大大不同，起碼習近平、李克強要當他們是Somebody,美國人要笑臉相迎騙他們遏制中國，否則印度國際環境沒這麼好。

    其實這是學西方的重要一步，就是要有「馬克沁機關槍（見我以前的博客）。一般認為，西方是先進國，你既然成功的學會了造機關槍，接著一樣一樣學就行了，比如民主啊、分權啊、法制啊等等，這是用工業化和機械化的觀點看問題，其實接下去學麻煩才開始多了。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它對外來物是有排異的，因此一樣東西引入后，有好有壞，一面要用它的功能，一面是要吃排異葯，整個社會要作許多調整，有些要保留、有些要繼承，有些要融合，有些要割掉，有的要強行接受。中國在學西方（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民主科學）過程中就面臨許多問題，好在中國現在不是民主國家，就象當年美國當年並非民主一樣，美國當年是用資本家的卡賓槍當排異葯來塑造工業化初期的工人，而中國用一黨執政來當作排異葯。

    工業化、科學等等，本質上就與中國或印度的傳統社會不一樣，植入有一定困難，要不就是引起反抗，象印度人一樣，造條公路也困難重重，要麼恨不得明天就要搞成，搞不成就造反，弄到社會崩潰，就象中國人一樣。現在想來，在搞垮清朝立憲和民國初期民主初探這些事上，人民以及號稱代表他們的知識分子都起到了重要的破壞作用，他們對統治者要平衡各方利益的難處完全沒有體諒，一味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而且明天就要達到目的，好象上海馬路上兩個人開汽車，不小心碰擦了一下，不肯等警察來好好處理，非要在馬路上先吵起來，然後打一架，一起進警局。我一直對這種現象很迷惘，直到讀一位美國教授的文章，稱：民主與資本主義是不能同時在落後國家推進的，我才搞明白，學西方不能這樣一路有樣學樣走下去的，也不能只學他們現在而不知他們的過去，只懂他們現在的理念不懂他們走過來的道路，幸好美國資本主義初期沒這麼民主，而中國推動工業化也是在鄧小平兩手抓的籠子里進行，這樣才在劇烈社會變革下使國家倖存下來。

    印度現在就是這樣，還沒搞好資本主義就開始搞民主了，也許對他們國家發展有很大不利，只靠發火箭解決不了。中國也有中國的問題，全學西方（而且學的全是激動的，急於救中國的學者們歪曲的西方理論）可能象清末民初一樣搞不下去，一搞民主就亂，不搞民主群眾不答應，最要命的是一些知識分子又象清末民初一樣，覺得他們先知先覺起來，要啟蒙了，根據法國大革命的教訓，這是要壞事的。好在中國還有保守派知識分子，而更好的是中國沒有法國路易十六這麼個「好」的皇帝，所以國家還有機會走下去。現在大家等待十八屆三中全會了。

    我一直在文章中不引用中國保守派知識分子的論點，只引用西方知識分子的言論。因為我覺得他們處境不佳，象我這種極左分子多引用他們的言論對他們不利。他們通常比自由派學者要有學問，但卻不容易生存，首先他們要保持獨立性，少與官方一起玩，而且儘管他們的觀點客觀上對官方是有利的，但沒文化的官僚一般看不懂他們在討論什麼。而在另一方面，比較有實力的，掌握媒體的自由派學者深懼他們理論功底的威力，採取不爭辯不傳播的方針。因此保守派學者是兩邊吃癟。還好反對自由派的人士也屬於急吼吼沒文化一類，不見充分利用他們的言論。不過今天忍不住還是想引用一位在學界也算是鼎鼎大名的保守派先生甘陽的話：

    「不太誇張地說：近些年來中國人之閱讀西方，有一種病態心理，因為這種閱讀方式首先將中國當作病灶，而把西方則當作藥鋪，閱讀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羅專治中國病的藥方藥丸，「留學」號稱是要到西方去尋找真理來批判中國的錯誤。以這種病夫心態和病夫頭腦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國的病態知識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國的種種病態言論和病態學術，其特點是一方面不斷把西方學術淺薄化、工具化、萬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則又不斷把中國文明簡單化、歪曲化、妖魔化。這種病態閱讀西方的習性，方是現在中國種種問題的真正病灶之一。……西方如有藥方，首先醫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圖哲學要治的是古希臘民主的病，奧古斯丁神學要治的是古羅馬公民的病，而馬基雅維里史學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羅爾斯的正義論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義的病…唯有按照這種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學術所為何事。」

    再引用一下「漢奸」胡蘭成的話（大家都知道我沒價值觀），他其實是很有文化的，他寫信給學者唐君毅說：「記得吾兄文中有一處說及治學不可懾於西洋的富國強兵，然而學界至今未免也。因懾於西洋的富國強兵，則並其思想、文藝、政治經濟制度，而亦不敢攖其鋒。民國今已五十一年矣，始有吾兄等以批評的態度對待西洋之哲學，然而對於西洋的文藝，仍未有人敢平等視之，至於民主政治，則上下同聲，完全無批評無條件的引之為經典。試想想，哲學、文藝、政治，是連帶關係的，豈有西洋的哲學不足為經典，而其文藝或政治足為經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