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青楊：公交司機路過拆遷現場為何被打？

　　10月31日，福州市見義勇為模範李甲軍駕駛公交車經過福州市一強拆現場時，據稱（當地政府回應）「因車速慢」和「李甲軍停車並和部分乘客對現場進行拍照，造成交通嚴重堵塞」，而遭到多名強拆人員砸車、毆打。雙方的「言語衝突」，包括「用對講機砸破玻璃」、拉扯公交司機頭髮至車外並猛擊等。而目前尚無證據顯示司機曾還手。

　　打人方為何「理直氣壯」？

　　近些年，因路過拆遷現場圍觀或照像而被打，甚至被打死的新聞時有發生。被打傷打殘的人當中，有北大高材生和北京記者，被打死的有湖北天門某建築公司總經理等。他們共同的身份則是「圍觀者」。強拆方之所以膽大包天，就在於開發商背後的權力很強大。稍加梳理就可發現，但凡暴力強拆，其背後無不晃蕩著權力的魅影，在一些地方，也未嘗沒有政府部門親自上陣，主導強拆。

　　為什麼強拆屢屢引起民間巨大反彈，各地政府卻依然沒有任何收斂呢？因為在一些官員們看來，強拆是為了改善城市環境，提升城市價值，個別釘子戶漫天要價，已經損害了公共利益，拖緩了城市建設的步伐。而被拆的老百姓看來，必須維護「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私人財產權，否則，不但漫天要價不可能，即便是合理要價也是不可能的，私人財產將陷入被政府官員隨意處置的危險境地。

　　再加上在一些地方政府看來，強拆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在分稅制之後，地方的財權大受影響，只好盯著土地。地方政府要想得到政績和財政收入，就會想辦法通過舊城改造做文章。舊城改造可以提高土地價值，進而增加賣地收入，這樣一來財政稅收增加了，政績也就有了。為什麼強拆屢屢不止，從重慶「最牛釘子戶」到唐福珍自焚抵制拆遷等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要麼對「暴力拆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麼派出公職人員直接充當「打手」，逼拆遷戶就範。這就是其中的邏輯。

　　拆遷中官員們的邏輯

　　對於有的官員來說，要想在地方上有所作為，想干點大事，讓所在地區舊貌換新顏。而要招商引資，搞開發建設，他們就認為不能沒有強拆。然而，干「大事」要錢，而地方財力有限，因此，他們就賣地、拆遷。老百姓如果不配合，不拆遷，他們就放出狠話，類似於「你妨礙嘉禾發展一陣子，我就讓你難受一輩子」。

　　當然，也有些官員倒不是太在乎政績，但他們之所以想為開發商所想，急為開發商所急，與開發商打成一片，皆由於吃由開發商請，玩由開發商安排，自己和家裡人的花費由開發商打點。他們強拆的積極性比想陞官的官員更高。他們說「不就是死幾個人嗎，拆遷哪有不死人的」？於是強拆者紛紛公然違法，例如把居民強制拖出房屋，把房屋推倒，或者雇傭他人威脅房主進行強拆。有的乘房主不在家期間擅自強拆，有的僱人半夜三更敲打房門，讓房主不能入睡，或者假扮乞丐點火取暖，不慎燒毀房屋。甚至圍觀者也被暴力對待。

　　面對強大的開發商及其背後權力魅影，任何一個處在被強拆風口浪尖上的公民想要能有一個健康的社會心態，無異於痴人說夢，而這樣的矛盾演繹到不可調和的最高潮乃是自焚之類的生命悲劇。如果說這樣的社會悲劇經常在全國各地上演，甚至頻頻被媒體推上社會頭條，那麼必將出現大量的社會「弱勢心態」，從而會引發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終結暴力拆遷，圍觀尚需繼續！

　　也有人問，國家推行新拆遷法，憲法明確保護私有財產，《物權法》再次為私有財產正名，大大小小遏制暴力拆遷的文件更是數不勝數，這些都不能阻止暴力拆遷的發生，根源何在？ 因為對開發商和政府來說，如果如「拆遷新法」所規定的，危舊房拆遷要徵得相應區域90%以上居民同意，這個難度有多大啊，房地產開發還怎麼搞，發展速度還怎麼保障？如果利益集團、官僚機構和立法機構沆瀣一氣的「鐵三角」不被打破，即使出台再多的法律條例，也可能淪為一紙空文，只好充作犧牲者墳前的一疊紙錢。

　　要想讓暴力強拆悲劇不再發生，一方面政府在征地拆遷中必須「去利益化」，擺脫土地財政依賴，不能為了自身的利益侵害老百姓的利益。另一方面，必須嚴格執法，特別要加大違法強拆的處罰力度，實行「首長問責」制，並完善司法追責。當下一如《南方周末》調查的那樣，「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員個個還在」。當刑不上官員，責不究強拆，拆遷怎能不野蠻？個別官員怎不放言「哪裡拆遷不死人？」現實告訴人們，暴力強拆者往往無事，對抗強拆者不少卻遭牢獄之災。就算只是路過圍觀，也一樣不能倖免。

　　要讓被拆遷者不再成為人肉火炬，要「讓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必須將政府關在法治的籠子里。只有政府人員的行為不再向「黑社會」看齊，政府人員終於開始敬畏、尊重乃至信仰法律，而非漠視與玩弄法律，人民才能生活得更有尊嚴。（文/風青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