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

劉少奇，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在任期間，與滿族人秘密勾結，為滿族滅絕漢族的計劃一直在奮鬥。
這是毛主席打倒劉少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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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關於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論述
發表日期:2001-12-25

避孕問題，我們要無所顧慮地搞。

《對節育問題的談話》（1957年2月11日）

我剛才修改了《人民日報》一篇談節育問題的社論。我們現在一年增加一千五百萬人口，這樣下去， 人民生活就不能改善，就不能建設和積累，工業化速度就要減低。

《在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的談話》（1957年2月14日）、1957年3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應該適當地節制生育》

發表人: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室 作者: 信息來源: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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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中醫》1974年第02期　　作者：謝月珍
駁斥劉少奇、林彪一夥在計劃生育上散布的反動謬論


我國解放前,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和掠奪,摧殘了社會生產力,造成許多工人失業,農民破產,知識分子找不到工作,廣大人民處在饑寒交迫之中。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從根本上消滅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飢餓、失業等現象。中國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獲得了高度發揮,不斷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社會財富。建國以來,我國生產發展的速度超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人口從五億多增加到七億以上,增長百分之五十多,而同一時期內,糧食生產從一億一千萬噸增加到二億五千萬噸,增加一倍多,布匹和其他工業品增長幾倍、十幾倍甚至更多。人口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二左右,而糧食平均每年增長近百分之四。我們已經做到了人民有飯吃、有衣穿、有工做。我國廣大人民的生活正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地得到改善。就拿我們佛山地區來說,五七年到七一年的十五年中,人口增長34.3多,而糧食總產增加48.9多,糧食增產超過人口增長14.6終。這個鐵的事實是對馬爾薩斯的反動人口論最有力的駁斥,也徹底粉碎了劉少奇、林彪之流的無恥瀾言。
可是鄧小平一上來，立刻給劉少奇平反，然後開始實施周恩來的遺志，計劃生育滅絕漢族。

劉少奇的9個老婆及劉少奇簡歷

[導讀] 劉少奇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劉少奇的9個老婆都是誰?下面一起了解下劉少奇簡歷及劉少奇的老婆相關信息~

劉少奇的9個老婆及劉少奇簡歷

劉少奇的9個老婆

第一次婚姻 周氏

周氏,劉少奇的第一次婚姻，幾乎與不計其數的舊戲里的故事毫無二致。他19歲在寧鄉讀中學那年，母親為拴住已許身革命，走得離家越來越遠的小兒子的心，在鄰村說了一個農家姑娘。劉母以病重為由騙得兒子歸里，而兒子踏入家門進的卻是洞房。坐了一夜板凳，講了一夜自由……周氏姑娘無論如何不能接管重返娘家的奉勸，惟一要求，劉少奇在未來有兒子時，送給她一個養老。劉少奇深深憐憫這位封建禮教的捐軀者，把本身名下的30畝地划給周氏，厥後並踐諾，將本身與何葆貞所成長子，托給了周氏。

第二次婚姻　何葆貞

劉少奇認識毛澤東的同時，認識了何葆貞。1922年，他從蘇聯回國，奉陳獨秀之命，去長沙毛澤東處領受使命，在清水塘22號的板房裡，毛澤東、劉少奇走到了一路。當時，由於學潮被開除的何葆貞正與毛澤東、楊開慧夫婦住在一塊兒。

今人可以從照片上看到，何葆貞是個何等布滿朝氣，正經秀麗的女子誰都不難想像，24歲的劉少奇與何葆貞彼此瞥見第一眼時的情景。接下去的，天然與不行勝數的新戲里的故事大同小異，半年之後，在歡慶安源罷工勝利的日子裡，兩個青年革命者娶親了。而何葆貞的運氣與楊開慧極其相似，她隨同劉少奇東奔西走，三次生下兒女，三次忍痛割捨給別人，1934年犧牲在公民黨的監獄里。

何葆貞的身世、經驗，以及她真純似火的性格、膽氣，是一部尚無人吟誦的巾幗長歌。劉少奇敷衍她的情感，如同毛澤東對付楊開慧，至醇至濃。直至新中國建樹后，劉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便偕王光美特地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悼念這位永銘他心髓的革命朋儕。

第三次婚姻　謝飛

漁工的女兒謝飛，是劉少奇的第三個妻子。莫名其妙，謝飛與毛澤東的第三個妻子賀子珍竟也有相似之處。闖蕩過大海與闖蕩過大山的兩個女人，幾乎一樣的老練、爽快、直性子。她不僅是個真正的老資格，仍是一個華僑小女人。在新加坡的中共南洋暫且事情委員會，做地下事情時，謝飛就聽人說過劉少奇。宣傳部部長徐大紅告訴她，中國農夫勾當的著名領袖是毛澤東，工人活動的著名領袖是李立三和劉少奇。

1932年謝飛歸國，1934年到江西蘇區，在開大會時，見過劉少奇，但離得遠遠的。長征途中，她又聽了一次劉少奇的講述，但頗不以為然。她與鄧發的愛人陳慧清說：「這私家講話可重複了，反覆好屢次。」陳說：「人家是工人流動首腦，講話反覆幾句算什麼?」不久，謝飛在急行軍中有些吃不用，約了別的三個女赤軍，找到賣力後勤的劉少奇，要求給一個民夫挑行李。這一次她與少奇是「既碰頭，又談話了」謝飛語。


到了瓦窯堡，謝飛的工農搜查部與劉少奇的工會工作相關，聯繫自然多，討教自然多，爭論自然多。劉少奇對這個快言快語的漁工女兒有了好感。鄧穎超因利乘便，拉攏成功。其後，出了問題，也很好明了。謝飛那樣的性格，可以或許歷久忍受白區事情所劃定的，她只能是個家庭婦女的身份嗎?她那樣老的工作資歷，能夠永久甘於只在劉少奇身邊，幹些收收文件、發發信函的事嗎?本性與奇迹心都使得謝飛不能不飛，不能不本身飛。

她在劉少奇取得開創華北按照地的光輝業績之後，拒絕與劉少奇同往新的征途。鬥嘴未決，少奇只得以機關嚮導人的身份下呼籲。深諳白區與赤軍嚴酷紀律的她，未必無怨地聽從了，但又是妻子又做下級的一口吻，到了延安仍未消，便主動要求進了馬列主義學院，加油充電。今後，再也沒有回劉少奇身邊。可是，即使在少奇身後，謝飛接管採訪與寫文章，如故始終不渝地高度讚美著劉少奇的革命精神與品德魅力，其情動人。

第四次婚姻　王前

劉少奇與王前世有一子一女。這次婚姻無疑是一次悲劇。個中是非，也無多少神秘之處。一個修建工人與一個售貨員的家庭故事，同樣大概在一個黨的領袖與一個新四軍護士的家裡發生。

令人遺憾的是，這次婚變被江青操縱，畸形曝光，成為嚴肅貶損劉少奇人格形象的一個源頭。當江青與王前出於不同的用心，又一同唆使已經成年的女兒作踐劉少奇之後，劉曾忿忿地說過，在他生平傍邊，對他身心酸害最多、最深的就是這個曾任他妻子的人了王前與劉少奇所生的女兒，寫了那張糟糕的大字報，得到的回報，是一個本身的人品也遭到貶損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分。

劉少奇與王前離婚前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本身帶著後世。人們時常見到吃飯的時候，劉少奇端著大碗，輪替向女兒、兒子兩張圓圓的小嘴裡，一勺一勺餵食的情景。如許長大的女兒，是不行能不知道她父親的真正形象的。那張大字報貼出后不久，她便再次倒戈，徹底走上了一條逃避誰人時代的道路。「文革」未盡的悲劇在她與她生母，在她與她所有的親人之間，生怕將是永久綿延下去的濃濃陰影。

第五次婚姻　王健

比劉少奇大一輪的朱德是中共黨內名副實在的敦樸長者。他與夫人康克清出於關愛少奇，並基於王前的情況，一心想為劉少奇找一私家品賢淑、稟性嫻靜的同夥，使少奇的子女有所依，身段有所養，「後方」有所安。恰巧，在他們身邊的事情職員中，就有那麼一位，這便是王健。

第六次婚姻 王光美

王光美完全可以有一本屬於她本身的厚厚的大書，她的家庭傳奇與她本人斑斕、曲折的生活過程，能夠全部講述的話，足以令人嘆為觀止。在上高中時，她是著名北平的「數學三王」中的女王;楊振寧、李政道、鄧昌黎、吳劍雄，都是她十分熟悉的學長、師友，至今她的女兒玩笑地說，她與中國的諾貝爾獎金有緣;當她的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到場了共產黨時，她仍在信奉「科學救國」;在有時被北平地下結構舉薦，成為「軍調小組」中共方面的英語翻譯時，她仍抱著藉機進步口語程度，為去美國修業打下底子的念頭;「軍調」事業夭折，一方面為逃避國民黨的政治迫害，一方面因與共產黨員共事產生進一步體會這個黨的樂趣，她到了延安;由於她的拿手，她被鋪排在中心軍委外事部門;由於工作性質，她不難見到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袖;她在王健之前就熟悉劉少奇，在王健之後也聽女友議論過劉少奇的不幸婚姻，但這完好尚與她無關，她該幹什麼幹什麼，僅介入晉綏土改，一去就是一年多;也就是在土改傍邊，她的科學夢想與美國夢想，才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替代。

劉少奇簡歷

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劉少奇同志的光輝業績、崇高風範、高尚品德，永遠銘記在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心中。

以上為你介紹的是偉大領袖劉少奇的9個老婆姓名與簡介,以及劉少奇簡歷,他一共生育了9個子女~


劉少奇，你不讓別人生，你怎麼生那麼多呢？

毛澤東強烈反對計劃生育：有人就能造出「人間奇迹」(4)--文史--人民網

　　毛澤東說 「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來」。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觀點，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

　　回顧毛澤東的人口思想，其核心是以人為本、以民為貴和人定勝天。在寫於1949年9月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他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迹也可以創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建設時期的毛澤東依然高度重視人的因素和作用。

　　1956年，毛澤東說：「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毛澤東還說：「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係，破壞舊的社會關係。」「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對周恩來等人從1956年以來「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召開了中央會議，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們都被發動起來。舉國上下的高昂情緒，又激發和感染了毛澤東。4月15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封信中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一個月後，中共八屆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通過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五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還通過了「苦幹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

毛澤東批判了黨內外「反冒進」主張的理論依據——馬寅初先生按比例發展的「綜合平衡論」，「新人口論」則是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60周年慶祝大會上，陳伯達到會突然發難，說：「馬老要作檢討。」5天後，《光明日報》等緊跟其上，掀起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和經濟理論的高潮。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報告，說批判馬寅初是根據毛澤東的部署發動的，陰陽怪氣地說：「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它的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呢？還是馬爾薩斯的馬？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冷眼相對的馬寅初最後則大聲反駁：「我馬寅初是馬克思的『馬』家！」至此，矛盾公開並激化。當時，全國到處宣傳毛主席「人多是好事」的觀點。

　1959年後中蘇關係破裂，全黨全國開展「批修運動」並準備打世界大戰，甚至聲稱6億人口死三分之一仍然是大國，既然要打仗，人多就是重要資源和實力。馬寅初主張節制生育的人口理論更是垃圾。

可是馬寅初這個臭不要臉的！仗著有共濟會大師周恩來撐腰，說「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
1958年夏到1959年春，馬寅初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深入浙江、江西、廣東等8個省區實地考察調研工農業生產和人口狀況。1959年廬山會議后，周恩來勸馬寅初從大局出發，寫個檢討。在對自己的思想和理論梳理過後，馬寅初在文章里寫道：「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好拒絕檢討。」1959年11月，馬寅初給《新建設》送去5萬餘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帶聲明」中，莊嚴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表態贊成節育。但是毛澤東把他們強壓下去。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召見邵力子、陳叔通、黃炎培、章士釗、李濟深、張治中等黨外人士，聽取他們對「大躍進」的意見。為遭到批判的馬寅初而擔憂的邵力子，並未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主張，抓住時間向毛澤東進言，希望毛澤東支持節育，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但又應付了一句:「但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大躍進」口號，毛主席說：「現在看起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

1958年2月，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馬寅初和邵力子兩位先生再次提出節制生育的主張，但已經與當時的政治氣氛「不合拍」。毛主席說，「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來」。

是啊，回族馬寅初和滿族田雪原，兩個異族，率先提出了對漢族嬰兒進行屠殺。

其實，即使是在毛時代，中國人佔世界人口的比例也是一直在下降的。在那個年底全世界都在瘋狂造人，美國就有嬰兒潮一代之說，中國人造人的速度相對整個世界來說還是算慢的了。

全世界人口都在急速增長，都不嫌快，只有中國政府嫌人口增長太快了，這不是一件怪事么？

科技的突破首先是需要人口數量的基數，如英國科技的突破，當年是以英國絕對的人口優勢造成的。

人不是只用來干農活的，說科技發展了，不用那麼多人種地了，說這話的人只知道種地。
可是啊，科研，這是最耗費人的，一個國家需要相當大的人口基數才出生一個頂尖的科技人才。
然後是戰爭，這也是非常耗費人的，巨大的風險始終存在，要提高國家民族的抗風險能力，巨大的人口基數是必要的。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

　　「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薩斯，他因為憂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數學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合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馬寅初的二奶只有十三歲！

1917年，馬寅初包了嵊縣一位叫王仲貞的姑娘。王仲貞生於1904年（註：也就是說，這時，王仲貞年僅13歲，跟馬寅初的大女兒一樣，正好都是 1904年生），比馬寅初小22歲（註：這時，馬寅初35歲。比王大22歲），年少漂亮，有小學文化程度。此後，馬寅初將王仲貞、張團妹先後接到北平。從此，馬寅初的家裡就有大奶和二奶。
　　馬寅初外出度假總是讓兩位女人同往，在家閑暇時，也常是由兩位女人陪他在庭院小路花叢中散步。張團妹和王仲貞之間也相處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關心、體貼照顧。張團妹與馬寅初後來又生了一個女兒，這樣他們婚後除了一個兒子夭折外，共有三個女兒。王仲貞和馬寅初婚後，生有兩個女兒、兩個兒子。馬寅初和他的兩位妻子共有五個女兒、兩個兒子，是擁有七個孩子的多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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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他還有臉談計劃生育。


馬寅初是回族,他可是回族滿族等民族的大英雄啊!把漢族全節扎了,少數民族卻沒有實行計劃生育.要把漢族滅種嗎?試想如果哪一天民族人口比列發生了倒轉(對少數民族的生育不加節制,對漢人強行控制生育.這一天總會來到的)那會是什麼樣子?社會大動蕩，漢族大滅絕，大戰亂。


1948年12月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60號決議「防止和懲罰種族滅絕罪行的決議」。這個決議今天是國際法的一部分，是紐倫堡法庭的基礎。其第二條定義種族滅絕如下：
以完全或部分地消滅一個國家的、種族的、人種的或宗教的人群所犯下的以下一個或多個罪行：
殺死這個人群的成員
嚴重摧殘這個人群的成員的身心健康
以完全或部分消滅這個人群為目的，蓄意對這個人群強加的生活環境
強制的禁止生育
強制讓另一個人群來撫養這個人群的兒童

看一篇文章，看出誰是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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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歷程


一、計劃生育的提出（1953～1961年）

（一）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的提出
1953年8月，當時的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指示衛生部改變限制節育的態度和做法，幫助群眾節育，並且批准了衛生部修訂的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
鄧小平同志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第一個提出和倡導節制生育的。
隨後於1954年12月，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在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召開的節育問題座談會上，代表中共中央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反對的理由都不能成立」。
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共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
1956年9月，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衛生部門應該協同有關方面對節育問題進行適當的宣傳，並且採取有效的措施。」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公開發表的文獻中闡述節育問題。
1957年，毛澤東主席在多次講話中，根據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和中國人口發展現狀，闡述了人口要有計劃地增長的思想，指出了實行計劃生育的方針、原則，指明了開展計劃生育的基本途徑（但是毛主席是要計劃增長）。②
1957年10月我國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九條提出，要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這對於在全國城鄉開展這項工作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節育活動的初步開展 避孕節育在6O年代以前只搞口頭宣傳，不作公開宣傳，很多群眾不知道。1965年8月，衛生部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勢發展需要，發出《關於避孕工作的指示》，提出避孕節育要改變過去的做法，進行廣泛的公開宣傳。從此，各地衛生部門在婦聯、工會等群眾團體的協同下，對城鄉居民、機關幹部、工人和學校教職員廣泛宣傳避孕科學知識，進行避孕方法和節育技術指導，設立避孕指導門診，訓練避孕宣傳骨幹和技術人員，出版避孕常識小冊子、圖片、幻燈片等，同時加強了避孕藥具的供應和質量檢查。一些大城市還舉辦了避孕展覽會，擴大了避孕指導門診點和避孕藥具銷售點。與此同時，衛生部門簡化了做人工流產和「結紮」手術的手續。這時，節制生育的群眾活動已在國內一些地區初步展開，有些地區還抓了計劃生育試點工作。 這一時期，許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醫學家紛紛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參加座談討論，闡述控制人口增長、實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提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推行避孕節育的途徑和建議。其中最具影響的就是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發表的《新人口論》等有關人口問題的文章和講話。它系統地闡述了作者的人口理論觀點，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張和建議，受到當時國內外人士的廣泛關注。

（三）指導思想的反覆 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起步不久就由於對人口問題的指導思想出現反覆而遇到挫折。首先，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以馬寅初為代表的關於控制人口的主張，被當作馬爾薩斯主義遭到圍攻和批判。1959～1961年，中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增長陷於停滯。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生育工作自然地被擱置下來，廣大群眾的生育仍處於自髮狀態。

二、計劃生育的實行（1962～1970年）

（一）重新提倡計劃生育 為克服「大躍進」以及自然災害等原因帶來的嚴重困難，黨和政府從1960年冬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自1962年起，工農業生產開始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人民物質生活和營養狀況的改善以及社會和家庭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復，結婚生育人數大幅度上升，人口變動迅速走出低谷，開始猛增。同1959年初婚婦女數339.2萬人相比，1961至1963年初婚婦女數增至467.6萬人、577.4萬人和507.9萬人，比1959年分別增加了37.9％、70.2％和49.7％；同時還有一些因過去生活困難未生孩子的已婚育齡婦女進行補償性生育。因此，從1962年起出現了全國性的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從1957年的34.03‰升至1962年的37.01‰，1963年進一步達到43.37‰。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57年的23.23‰升至1962年的26.99‰和1963年的33.33‰。1964年進行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全國人口總數已達到72307萬人，其中大陸人口達到69458萬人，已接近7億。

人口的急劇回升和膨脹再度引起黨和政府對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的重視。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重申要重視和加強對這一工作的領導。《指示》首先針對幹部中存在的認識問題明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決不能把我國提倡節制生育，同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混為一談。」《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這一工作列為議事日程之一，定期進行討論和檢查；有關各部門和群眾團體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分工協作，做好宣傳教育、技術指導、藥物生產、供應和科學研究等項工作。中央的這一指示重新表達了黨和政府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視和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決心。 在這一期間，周恩來同志在他的許多報告和講話中，闡述了實行晚婚和節育對於發展國民經濟、科學技術、教育、體育事業和提高群眾健康水平的重要意義；指出對實行計劃生育的要給予優待的政策；強調計劃生育要自覺自願，絕對不能強迫命令。①周恩來的這些重要指示，提高了幹部和群眾的認識水平，指導計劃生育工作沿著正確的方向穩步開展。

（二）加強對計劃生育的組織領導 建立計劃生育專門機構，實施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組織領導，是這一時期區別於以前的一個顯著特點。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下設辦公室，衛生部婦幼衛生司負責計劃生育技術指導工作。此後各直轄市和多數省先後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或領導小組，並在衛生部門專設辦公室，配置了專職幹部；部分市、地、縣也設置了相應機構和人員。同年5月，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計劃生育專業組，統一組織協調全國的計劃生育科學研究工作。為從經費上保證計劃生育工作的順利開展，1964年4月，國務院決定在國家預算科目中增設「計劃生育支出」一款，列在衛生部衛生事業費項目中，專款專用。 專門機構的建立使計劃生育的各項工作有了較快的進展。首先是著重抓了計劃生育先進地區的經驗總結、交流和推廣工作。當時的先進經驗歸納起來主要是：領導重視，把宣傳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堅持說服教育和群眾自願的原則，輔之以必要的獎勵措施，從而使計劃生育逐步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其次，在生育政策方面，雖然當時全國還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是有些地方根據自己的情況，對男女晚婚年齡、生育間隔時間和生育子女數量提出了指導性的具體要求。

（三）以城市為重點的計劃生育的開展 1963年10月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把積極開展計劃生育列為會議主要內容之一。此後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以城市為重點逐步開展起來。在1963年以前，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歷年都高於縣。1954～1958年，城市出生率年平均為39.80‰，縣為33.34‰；城市自然增長率年平均為31.30‰，縣為20‰。但以1964年為轉折點，此後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歷年都低於縣，而且城鄉差距不斷擴大。1964～1966年，城市出生率遞減至32.17‰、26.59‰和20.85‰，縣出生率則高達40.27‰、39.53‰和36.71‰；城市自然增長率降至24.90‰、20.90‰和15.26‰，縣則高達28.10‰、29.47‰和27.24‰。城鎮的總和生育率，1954～1958年平均為5.58，1964～1966年即已降至4.40、3.75和3.10。當然，城市人口控制工作所以取得進展，不僅是由於抓了計劃生育工作，而且也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有一定 的聯繫。 這一時期在佔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村，除個別地區外，尚未開展計劃生育，人口繼續迅速增長，因而反映全國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標，這時不但沒有隨著城市生育率的下降而下降，反而繼續在高位運行。全國的人口出生率，1954～1958年的年平均值為33.14‰，1964～1966年分別升至39.14‰、37.88‰和35.05‰；同期，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則由21.22‰分別升至27.64‰、28.38‰和26.22‰。全國的總和生育率，1954～1958年平均值為6.1，1964～1966年分別為6.18、6.08和6.26，仍然保持了50年代中期的高生育水平。這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國家裡，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實效，除城市外，還必須把農村的計劃生育普遍搞起來。1965～1966年，毛澤東同志意識到這一點，並多次提出：「計劃生育必須在抓城市的同時，以抓農村為重點。」

（四）「文化大革命」對計劃生育的干擾 正當計劃生育工作已經在城市取得進展並向廣大農村推行的時候，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使計劃生育工作受到干擾和破壞。剛建立不久的計劃生育機構同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構一起，受到普遍沖缺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工作被迫中斷。 這次干擾不但使得本來有可能抑制住人口高速增長的努力落空，而且使人口膨脹來得更加迅猛。這一時期由於計劃生育工作受阻，使得1962年開始的全國出生人口高峰一直持續下去，出生率連續14年保持在23‰以上（其中大多數年份在33‰以上）。由於這次生育高峰的峰值高、峰期長，致使後來雖然採取了嚴格控制的措施，也難以克服其巨大慣性作用的影響，給以後的計劃生育工作帶來嚴重困難。

三、計劃生育的全面開展（1971～1978）

（一）決心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展開，我國人口也在無政府狀態下急劇膨脹，促使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更加嚴重。因此，控制人口過快增長越來越成為國家當務之急的緊迫課題。為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克服重重困難、做了大量工作。1971年2月，周恩來指示參加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的人員留下來，專門討論計劃生育問題。他說：「人口增長太快對國家計劃不利，把計劃生育搞好是大事，請同志們研究一個切實、有效的辦法，我們的舊思想要扭轉，認識要跟上。」①會議經過認真討論，由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向國務院送交了《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並得到國務院批轉。報告確定了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的人口增長指標，提出了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幾項主要措施：①通過各種宣傳方式，宣傳晚婚、計劃生育的重要意義，做到家喻戶曉。通過宣傳，教育群眾， 肅清封建思想殘餘，樹立以晚婚、計劃生育為榮的新風尚，使之成為群眾的自覺行動。②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認真抓好計劃生育工作。衛生部門要在現有編製內設一個小的辦事機構。各部門都要互相配合，密切協作，加強調查研究，深入發動群眾，抓好典型，總結和推廣先進經驗。③各級醫療衛生單位和農村巡迴醫療隊，都要積極宣傳計劃生育知識，做好技術指導，提高節育手術質量，在人口稀少或少數民族地區，對有節育要求的，也要做好計劃生育的技術指導工作。④加強避孕藥品和器械的研究、生產和供應工作。積極組織口服避孕藥和避孕用具的供應，重點放到農村，落實到人，方便群眾。這一文件是國務院決心克服生育無政府狀態，實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的具體部署，也是70年代在我國全面開展計劃生育的新起點。1973年，周恩來同志又提出：人口增長要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1974年底，毛澤東在國家計劃委員會《關於一九七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①的重要批示，進一步指導和推動了全國城鄉的計劃生育工作。 為適應計劃生育工作開展的需要，1973年7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成立了專門工作機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1978年6月，國務院對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進行調整、充實和加強。新的領導小組召開的第一次會議強調指出：計劃生育是關係到國民經濟全局，關係到實現四個現代化，關係到共產主義事業前途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必須抓緊抓好。會議提出：要切實加強黨的領導，建立和健全各級計劃生育工作班子，配備好基層單位計劃生育專職人員；大力開展宣傳教育，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發動工作；解決好有關計劃生育的各項政策。 這一時期，黨和政府將控制人口增長指標納入國家計劃，制訂了生育政策，並將計劃生育列入國家的根本大法。 早在1970年，周恩來就指出：「計劃生育屬於國家計劃範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②事過三年，根據他的指示，在1973年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終於將人口指標第一次正式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隨後，於同年底，在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彙報會上，國家提出了「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發揮了很好的指導作用。1978年，根據形勢發展的要求、國家又提出了「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新的生育政策，表明要進一步嚴格控制人口的態度。1978年3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把計劃生育納入國家的根本大法，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實現有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二）計劃生育在城鄉廣泛開展 把計劃生育普遍推行到廣大農村是這個時期的顯著特點。60年代，我國的計劃生育以城市為主，農村主要是在城市郊區和少數人口稠密的縣有所開展。進入70年代以後，黨和政府提出，要在城鄉人民中大力宣傳和提倡計劃生育，使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四五」計劃中的人口指標也按城市和農村分別列出。避孕藥具的供應工作開始把重點放到農村。各省、直轄市的計劃生育工作部門都把抓農村和基層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因而出現了一批農村計劃生育工作先進典型。在農村逐漸形成了以赤腳醫生、婦女主任和「大嫂子隊長」為骨幹的基層計劃生育工作隊伍。當時的公社衛生院大都培訓了能做簡易節育手術的醫務人員。國家為一大批衛生院裝備了放、取宮內節育器和做人工流產術所需的器械。各城市還組織了大批醫療小分隊下鄉開展節育知識 宣傳、技術指導等活動。 由於採取了上述各項措施，這一時期的農村計劃生育工作收到明顯效果。人口出生率從1971年的31.86‰降至1978年的18.91‰。自然增長率同期由24.29‰降至12.49‰，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由6.01降至2.97。不過，這一時期各地工作進展並不平衡，仍有不少地區計劃生育工作尚未開展起來。

（三）人口與計劃生育研究開始復甦 70年代中期，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發展的需要，人口理論研究開始恢復。1976年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整理印發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對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有關人口問題的論述。1977年，有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部分大軍區舉辦了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學習班。一些高等院校、中共黨校、社會科學院陸續設置了人口研究機構，配合計劃生育工作，宣傳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的基本觀點，撰寫出版人口理論的知識讀物，對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理論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1978年，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口理論科學討論會。與此同時，在群眾中也加強了人口理論的宣傳教育，人口理論列入了中共黨校學習內容，部分中學增設了青春期生理衛生和晚婚節育課。

四、計劃生育發展的新階段（1979年至今）

（一）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 1978年12月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了我國歷史發展的新時期，也給計劃生育事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使計劃生育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1979年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深刻而明確地指出中國人口問題的重要性和長期性。同年，他在同一位外賓談話時提出，到本世紀末我國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達到小康水平的奮鬥目標。①這一人均目標的確立，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兩種生產」的原理，深化了人口與經濟發展之間辯證關係的認識，極大地提高了各級領導認真抓好計劃生育工作的自覺性和責任感。1980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並明確指出：「這是一項關係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國人民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要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幹部，帶頭響應國家的號召、積極地、耐心地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1982年，中共 十二大報告正式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同年底，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同時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並把計劃生育列為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區域的行政工作之一。在這之前，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規定的結婚最低的年齡，比原婚姻法規定男女各提高兩歲。同時還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晚婚晚育應予鼓勵，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以及患麻風病未經治癒或患其他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者禁止結婚。《憲法》和《婚姻法》中的這些規定，從法律上確立了計劃生育工作的國策地位，把實行計劃生育提到了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的高度。 1979年以來，鑒於人口問題的日益嚴重和緊迫，黨和政府採取了進一步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方針和政策。該年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制定切實可行的辦法，獎勵只生一個孩子的夫婦。」1980年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的講話中提出：「在今後二三十年內，必須在人口問題上採取一個堅決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儘快控制住，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12億。」1981年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把中國的人口政策概括為「限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素質，」明確了計劃生育工作的範圍，根據這一政策提出的「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的要求，取代了70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這一時期，根據計劃生育政策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結合本地情況對照顧生兩個孩子的條件作了具體規定。實踐表明，這些規定凡符合中央政策和當地實際情況並且堅持下去的，都收到了良好效果。但也曾出現過兩種傾向：一是忽視農村某些家庭存在的實際困難，照顧生二胎的面過緊過嚴，因而與群眾關係比較緊張。二是脫離中央總的政策要求，放鬆了計劃生育工作，因而出現生育上的放任自流現象。中央及時地糾正了這兩種偏向，在1986年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和199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進一步重申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並且作出了「統一思想，穩定政策，抓緊工作」的重要指示。

（二）符合國情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 90年代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計劃生育工作。自1991～199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已連續8年召開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從1997年開始，會議改為計劃生育與環境保護工作座談會）。每次會議都由總書記江澤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關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主要領導出席，江澤民總書記等在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這一期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為計劃生育工作發出了一系列文件、決定、指示，召開多次會議，進一步加強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 這一時期，在鄧小平人口思想指引下，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和廣大計劃生育工作者的艱苦奮鬥、開拓進取，我國計劃生育工作不僅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長，使生育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平穩渡過了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且還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逐步探索出了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這就是堅持「三不變」，落實「三為主」，推行「三結合」，實現「兩個轉變」，達到「一個目標」。 在此期間，進一步穩定和完善了計劃生育政策，加強了計劃生育法制建設；制定了科學的符合客觀實際的人口規劃，提高了統計工作水平，推廣了計算機技術的應用；逐步建立完善了各級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進一步建立和健全了計劃生育網路和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隊伍、技術隊伍和以計劃生育協會為主體的群眾工作隊伍；切實加強了計劃生育的宣傳工作，把宣傳教育和解決群眾實際困難結合起來，寓宣傳於服務之中；初步形成了布局較為合理的計劃生育科研系、方法多樣的避孕節育技術和品種齊全的避孕藥具系列，並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國家科技攻關成果。 在此期間，我國的人口科學研究也蓬勃發展，人口學的研究機構和科研人員隊伍不斷擴大，人口學著作和刊物大量出版發行，全國和地區的人口科學討論會不斷舉行，國際間人口學學術交往活動日益頻繁，人口科學研究出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

還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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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國計劃生育是如何提出的，馬寅初先生又是怎樣遭到錯誤批判的，近些年來，報刊上時有文章談及。可見這是為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只是其中有不少是誤傳。

首先，關於計劃生育的提出。作者認為是馬寅初首先提出。這不符合事實。1991年5月號《新聞三味》曾發表拙文《是誰最早在全國提倡計劃生育的》，這篇文章是根據我自己耳聞目睹情況寫的。我認為，最早提倡計劃生育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

文章中提到，早在1953年8月，政務院就指示中央衛生部幫助群眾節育，並且批准了中央衛生部修訂的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見1957年3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應該適度地節制生育》）。

然而，影響巨大、且大張旗鼓進行的是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委員長提出，最近毛澤東主席和中央書記處其他幾位同志議了一下，大家一致認為中國需要節制生育，控制人口。那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於現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

作為記者，我參加了這次人大常委會會議，目睹了會上發言爭先恐後的熱烈情景。常委們一致擁護中共中央提出的這個節育號召，並且從國家、個人、社會等角度闡明節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應注意的問題，對避孕具體措施也提出不少建議。在會上發言最積極的，要算邵力子和馬寅初。會議開了一整天。可是，由於這是一件大事，需要黨內黨外充分醞釀，所以這次會議沒有公開報道。

此後一系列有關「節育」活動，都是公開報道的。

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召集國務院第二（文教）辦公室、衛生部、輕工部、商業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等單位負責人座談關於節制生育問題。他在會上發表了題為《提倡節育》的總結講話，「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見《劉少奇選集》下卷）

會後，國務院第二辦公室指定有關部門負責人組織了節育問題的研究小組，提出了開展工作的一些辦法。那時說的「節制生育」後來逐漸演變成「計劃生育」。1955年，是節育宣傳深入實施的一年。它引起社會廣泛的興趣。1957年3月5日《人民日報》的題為《應該適度地節制生育》的社論說：「近幾年來，我國廣大的企業職工和機關工作人員，迫切地要求衛生行政部門幫助他們節制生育，許多農民也開始提出了這個要求。黨和政府是支持人民群眾的這個要求的。」

1956年9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又一次說明應該「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

同年11月10日，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做報告時說：「昨天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說了，要提倡節育。這個問題的發明權本來是鄧小平同志的，後來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講了……我覺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處的。」（《周恩來選集》下卷）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了關於中國人口應的計劃地控制生育的指示。我參加了這次會議，聽到了這一指示。這個指示在當時影響是巨大的。

同年8月2日，陳雲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以題為《必須提倡節制生育》的發言說，「中國人多，必須提倡節制生育。這是有關經濟建設的大問題。」他提出，避孕藥和工具還可以再降價，甚至可以白送。準備一年貼幾千萬。（《陳雲文選》1956—一1985年）

上述情況表明，《團結報》文章的這一說法是不夠確切的：「他（馬寅初）的這一見解（節制生育）第一次在1955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浙江小組會上提出后，引起很大反響。」「1957年春天……，馬寅初再次闡述了人口問題，他的發言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和肯定」；「周恩來、劉少奇也發言，表示贊同馬寅初的意見」。

其次，把馬寅初挨批簡單說成是由於他提倡計劃生育（其他報刊有關文章普遍這麼看）或他認為中國人口多了，「向外發展」會影響「和平共處」而引起的，這也有欠公允。因為，在批他之前、之間和之後，全國一直在開展節育（計劃生育）工作，儘管這項工作抓得還不夠有力，不夠徹底。

關於在全國進行的節育實際工作，可以從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於1956、1957年先後在全國政協第二、第三屆會議上所作的介紹全國開展節育工作情況的發言中看出，《人民日報》對之作了報道。她說，衛生部在1956年8月發出的「關於避孕工作的指示」中，明確地要求各級醫療保健機構均須負責避孕技術指導工作。不少地方已根據這一指示做了不少工作。

1957年3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鍾惠瀾和鄧季惺也分別以《必須有計劃地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符合社會主義利益》為題作了發言。在這個時期的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李德全、馬寅初、邵力子及其他人也都曾就此問題發言，或介紹情況，或提出建議。他們的發言，《人民日報》都曾發表或報道。

1956年11月下旬，全國婦聯在京召開衛生工作座談會，討論繼續向人民群眾適當宣傳避孕的意義和方法，進一步開展避孕工作。1957年2月23日《中國青年報》社召開了遲婚節育問題的座談會。同年3月31日中華醫學會會長傅連璋宣布，中華醫學會總會節育技術指導委員會在北京成立。這個指委會由婦產科專家林巧稚擔任主任委員。全國人大代表邵力子、馬寅初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就控制人口和節育方面的問題發表了意見。

至於在全國各個地方，計劃生育工作也照樣進行，從未停止。這有中央和和地報刊的報道為證。

馬寅初於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人口論》，是一篇系統闡述人口問題、頗有見地的傑作。1958年5月8日開始對他進行批判，自然是錯誤的。這是康生髮動而被周恩來問題制止的。我曾在《＜新人口論＞被批前前後後》（刊於1990年7月號《新聞三昧》）一文中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這裡就不細談了。

《團結報》1994.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