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寫計劃生育觸及生殖倫理難題

溫儒敏

莫言自己好像挺看重《蛙》這部小說的[1]，得了諾貝爾獎之後，他有好幾次都說起過《蛙》。這部小說的題材很引人矚目，寫的是幾十年來計劃生育「國策」實施過程的真實民間景象，以往很少文學作品敢於正面描寫這個敏感尖銳的問題的。這麼多年來，西方對我國所謂人權問題的攻擊，相當一部分涉及計劃生育的強硬實施。我猜想莫言獲得諾貝爾獎，跟這部小說亦有關係，某些西方國家政府屢屢批評中國的計劃生育違背人權，而不少西方人很想知道中國是怎樣搞計劃生育的。莫言敢去寫，就是一個突破。記得莫言2009年在一次座談會上也這樣說過：「西方老是批評中國作家不自由，不敢觸及尖銳複雜問題，《蛙》就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回答。」

不過《蛙》這部作品比較複雜。它在藝術上顯然有所超越，高出於當代許多作品的藝術水準，是一部傑作，但並不意味著這部小說已達到作家預期的審美境界，它是留下了某些缺失的。

繁複的悖論性的感受空間

莫言是如何處理這個複雜的題材的？閱讀全書，感覺莫言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態度有點曖昧。一方面，作者在作品中多有提到，從中國的國情考慮，必須堅決實行計劃生育。小說寫到王仁美「違法」懷孕第二胎，丈夫「我」（蝌蚪）寧可開除黨籍，苦苦哀求姑姑不要把王仁美拉去做流產，讓妻子把孩子生下來。姑姑斬釘截鐵地說：「計劃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開了生，一年就是三千萬，十年就是三個億，地球都要給中國人壓偏啦。所以不惜一切代價把出生率降低，這也是中國人為全人類做貢獻！」類似的正面表白，姑姑等人重複多次，這也可以看作是莫言的觀點，他借人物之口述說計劃生育政策的必要。但小說主要不是寫這個「必要」，而是寫實施之難，實施之痛，是實施過程中那些讓人揪心的事情，那些悲劇。給已經生育的男人結紮，讓已經生育的懷孕婦女流產，是小說中心人物「姑姑」的兩件大事，許多情節都圍繞這些事情展開。村民若違抗，則強迫執行，不惜推倒房屋，甚至逼出人命。當「違法二胎」的家人藏匿孕婦，拒不交出，姑姑就開著拖拉機帶領人要拉倒孕婦家的房屋。這時作者又借用姑姑的話說，「我知道這沒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什麼是大道理？計劃生育，把人口控制住就是大道理。我不怕做惡人，總是要有人做惡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部小說就是寫「小道理」與 「大道理」的矛盾和悲劇，作者是難免有些曖昧猶疑的。

但這可以理解，也許這種曖昧和猶疑正是小說的好處，甚至使小說產生繁複的甚至是悖論性的感受空間。如果只傾向「大道理」，等於是圖解政策；如果一味渲染「小道理」被擠壓的悲情，那又「出格」了，可能出版都有困難。莫言在這個尖銳、敏感的「國策」題材上，還是把握得有分寸。很有意思的是，據說當年這部小說獲茅盾文學獎時，爭議很大，特別是計劃生育部門很反感，但報到主管文化部門的官員那裡，說這是小說嘛，就網開一面了。看來人們還是能從文學的角度，體諒作者這種曖昧和猶疑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很難說絕對是好是壞，對計劃生育這樣的大事也是這樣，看從什麼層面去評價。

莫言主要還是從精神層面去寫的。小說寫近30年北中國農村的生育史，就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過程所引起的巨大的精神變遷歷史，裡邊有現實的無奈，歷史選擇的困境。那些千方百計違抗政策 「超生」的人們，他們是為什麼？為傳宗接代，延續香火，是要養兒防老。這是非常頑固的觀念，也是很實際的需求，你可以說它「落後」，但不能否認它又有合理性。在缺乏完善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制的情況下，這些觀念總是生生不息，不可能靠政策實施就根除。《蛙》寫出了這種實際，這種兩難，特別是寫出了那其中容易被遮蔽的民眾的無奈與悲涼。對這種困境是難於做道德評判的，你說計劃生育不人道？ 「姑姑」是可惡的壞人？或者完全同情那些為「超生」而掙扎的行為？任何簡單的道德評判都會讓我們猶疑。好在莫言也沒有做非白即黑的評判，他用藝術之筆表現了「政治合理」之下的無奈與悲涼，這也正是小說感人之處。多少年後，讀者從莫言的筆下會多少了解到我們民族和國家這段複雜的歷史，這就是個貢獻。

觸及了令人類困惑的生命以及生殖倫理的主題

《蛙》的成功，不光是寫出歷史的部分真實景象，還在於它深入到了人性探究的層面。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面對巨大的障礙，其中除了傳統文化觀念與現實需求，還有更深層次的人性的挑戰。食色性也。性慾、生育、延續生命，是人性的根本需求，幾乎所有民族都曾有過生殖崇拜。即使到了現代社會，這種生殖崇拜的意念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特別是在農村民間。在小說的最後一部分的劇本中，作者曾借蝌蚪之口說了這樣一段話：「（劇本）暫名青蛙的『娃』，當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當然還可以改成女媧的『媧』。女媧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徵，蛙是咱們高密東北鄉的圖騰……」其實，那些頑強地反抗計劃生育政策的行為背後，都有某種人性的「原動力」，也就是生育和傳承生命的「力」，這種力何等強大！所以高密東北鄉那些「超生戶」，拚死也要生下孩子！姑姑的「事業」就是動員國家力量去控制和壓迫這種傳承生命的「力」，可以想象何等艱難兇險，又何等無奈。讀小說，我們對那些「超生戶」都無不寄予極大的同情，儘管理性上也不贊同他們的行為。這就是人性吧，人同此心。

《蛙》中最能體現人性剖析深度的，還是「女性的本能」描寫。傳宗接代，是婚姻的目的，也是女人的唯一使命，它決定著女人的一生。固然可以說是人性的表現，同時也是傳統意識，比如重男輕女，這一思想幾乎滲透到所有女人的靈魂深處，是那樣根深蒂固。蝌蚪的前妻王仁美已經有了女兒，但非得再生個兒子，甚至不惜讓丈夫為「超生」而拋棄前途，結果自己也為此而送命。小獅子本來是計劃生育的推行人員，自己不能生育，有些神魂顛倒，也要想辦法借腹生子。她們對生兒子的狂熱，已超出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愛，骨子裡只是希望通過兒子得到一個「正常女人」的名分，獲得一種存在感——好像沒有生兒子的女人就不是真正的女人一樣。整個《蛙》幾乎全都是圍繞這種普遍的「追求」而展開，其實內里就是一種人性的描寫，帶有批判及反思的描寫。

圍繞「生孩子」展開的有些描寫可以說驚心動魄，觸及到生殖倫理問題，感人至深。比如寫王膽當「超生游擊隊」，避難逃離到船上，姑姑帶小獅子等一干人馬乘快艇追逐，要讓孕婦把胎兒做掉。姑姑的船很快就追上王家的木筏。王膽尖叫求姑姑高抬貴手放條生路。此時姑姑的助手小獅子似乎嗅到產婦「聖潔的血的味道」，心生憐憫，就假裝落水，冒著被淹死的危險來故意拖延時間，對河中的神靈祈禱，讓王膽快生。家人手持常桿，擺出要和姑姑拚命的架勢。陳鼻在伐中攬著王膽，也哭喊著快生！快生！生出來她們就不敢捏死！淚水順著陳鼻這個大鬍子男人的臉滾落下來。與此同時，王膽發出撕裂肝肺的哭叫聲。姑姑見此探身要上木筏，陳鼻凶神惡煞摸出刀子：把你的魔爪縮回去！姑姑平靜地說：這不是魔爪，是婦產科醫生的手！本來是要追逐王膽，讓她做引產的，現在卻變成要接生。接下來就是側面烘托描寫：大河滾滾，不舍晝夜。重雲開裂，日光如電。姑姑雙手托著這個早產的赤子。

姑姑是多麼強勢、甚至有點「冷血」的人物，這也是她作為計劃生育幹部的無奈；但她對生命有一種特別的看法值得注意：不能讓孩子出「鍋門」，她可以為懷孕的婦女打胎，但是孩子出了「鍋門」，就真正成為一個人，一個個體，必須尊重他的生存權利，要細心地保護。姑姑一方面要保護已出生的孩子，一面又在不斷地扼殺未出生的胎兒，這樣的矛盾，在莫言《蛙》中反覆出現，幾乎就成了一個橫貫在讀者面前、迫使我們要去思索的大問題：即胎兒是否具備生命的意義？人類有沒有權利決定胎兒能否出生？我們對生命的尊重，應該從什麼地方開始？我們是否能從生命哲學的高度，去解釋計劃生育的合理性？到底如何解決或者能否解決人類的繁衍本能和社會的發展之間的巨大矛盾？等等。這樣，我們就領悟到，這部小說的確有某些超越性的思維，它不滿足於表現計劃生育這段歷史的複雜的民間景象，還想探討一些令人類困惑的課題，包括面對生命以及生殖倫理的課題。「打胎則生命與希望消失；出生則世界必陷入飢餓。」 到底該怎麼辦呢？這兩難處境不是那些簡單地指責計劃生育「非人性」的西方政治家所能體會的。對此《蛙》沒有簡單處理，它在矛盾著，也就超越了當代許許多多的作品，有可能達到某種主題的高度。

「姑姑」形象是前後斷裂的

但我覺得《蛙》有點可惜。它觸及到生命的主題，發現人類面臨的某些難解的困擾，卻淺嘗輒止，未能做更深入的表現，甚至遮蔽了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分析一下姑姑這個人物，她的「未完成性」，妨礙了小說主題的深入。

「姑姑」原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形象來塑造的。她出身紅色家庭，父親是八路軍著名的軍醫。年幼時她曾有過和日軍司令員「鬥志斗勇」的經歷。解放后，「姑姑」繼承了父親的衣缽，從衛校畢業就當了鄉村婦科醫生，推行新法接生，取代舊時「老娘婆」野蠻落後的接生法，大為減少了產婦和新生兒的死亡。經「姑姑」之手接生的嬰兒上萬個，遍布高密東北鄉，她是鄉民心目中的「菩薩轉世」，「送子娘娘」。小說用有些神化的筆法寫「姑姑」的接生技術之高妙：她的手在病人身上一摸，十分病就去了七分。「姑姑」也曾有過美好的青春，當時高密全縣不超過十塊手錶，「姑姑」已經戴上了一塊英納格；送她手錶的未婚夫居然還是令人羨慕的飛行員。不料這個飛行員叛逃到台灣，從此給「姑姑」帶來厄運。在「文革」中，「姑姑」少不了受到批鬥，但不改對黨的事業的忠誠，滿懷熱情投入計劃生育工作。她兢兢業業，日夜操勞，努力維護計劃生育先進公社的榮譽，不讓一人超生。她苦口婆心動員鄉民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象指揮打仗那樣給已生二胎的放環，三胎的結紮，若計劃外懷孕，則強行打胎，甚至不惜推倒房屋以示警戒。這些措施幾乎引起民憤，鄉民罵這位昔日的「活菩薩」為「婊子、母狗和殺人魔王」。可是「姑姑」「照單全收」，大義凜然，即使挨打受難，也要不折不扣實施「國策」。細讀小說，能感覺得到作者是把「姑姑」作為一代有品格、有能力、有事業心的黨員幹部來寫的，特別是小說前半部，「姑姑」無疑是正面形象，作者寫到她時甚至不時還用讚美的筆調。

但請留意，到小說後半部，筆調就逐漸變了，對「姑姑」的描寫不時伴有諷刺與批評，甚至流露某種厭惡。如寫「姑姑」給計劃外懷孕的王仁美做引產，產婦大出血，「姑姑」毫不猶疑抽了自己600cc血給產婦。這時在敘述者「我」的眼中，「姑姑」竟是「面相醜陋而恐怖」。而到了小說第4部，陡然大變，「姑姑」彷彿變了個人，從「膽大包天」變得膽小非常，她甚至被一隻青蛙嚇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

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呢？也許是因為時代在變，也許因為「姑姑」畢竟老了，退休了，心腸軟了；但更主要的，是作者開始試圖讓「姑姑」懺悔了。

某個夜晚「姑姑」醉酒回家，在窪地里迷路了，感覺被一片蛙聲所包圍，蛙聲如萬千初生嬰兒的啼哭。她又被憤怒的青蛙所纏繞攻擊，魂飛魄散，昏死過去。是泥塑師傅老郝搭救了「姑姑」，她便嫁給了老郝。此後「姑姑」幾乎人格分裂，總想到自己「手上沾有兩種血，一種是芳香的，一種是腥臭的」。她經常精神恍惚地回憶並念叨各種曾被她「扼殺」的嬰兒的摸樣，讓老郝捏成泥娃娃，供奉起來，想象著他們再去投胎降生。可以說，後半部的「姑姑」和前面所說帶有英雄氣息的「姑姑」判若兩人，也許作者本意就是要讓「姑姑」懺悔，對自己多年實施計劃生育的工作進行反思，同時帶動讀者一起反思。

但仔細分析，會發現小說這樣寫「姑姑」的懺悔或者反思，是很突兀的。「姑姑」承認了自己的工作是「扼殺」嬰兒的罪過，等於完全否定了計劃生育以及以往自己工作的合理性。這個在自我譴責與贖罪的「姑姑」，看起來似乎心理很複雜甚至有些變態，實際上是單一和扁平的，幾乎就是概念驅使的人物。如果說，前三部所寫的「姑姑」，在實施計劃生育工作時，雖然風風火火，堅持原則，但畢竟還有內心的矛盾與困惑。所以她才會說自己要「入地獄」，才會說所做的是「大道理」管「小道理」的工作。這時期的「姑姑」形象應當說還比較豐滿，但第4部之後的「姑姑」一反常態，成了另外一個人，形象也變得單薄了。問題還在於，為何「姑姑」有如此大的轉變？是什麼促成「姑姑」要懺悔贖罪？在作品中幾乎看不到「過渡」。因為一場醉酒迷路、遭受青蛙攻擊，就突然覺悟，要反思贖罪？這未免太過簡單。所以，我認為「姑姑」這個人物前半部分寫得還不錯，這個計劃生育幹部給人印象頗深，但後半部分的「姑姑」就變得單薄，幾乎成了概念化的人物了。

想表現「懺悔」，卻顯得過於簡單

再說說懺悔問題，也許這是作者希望《蛙》要達到的「思想高度」。不久前在山東大學一次研究生的座談會上，莫言回答學生關於《蛙》的提問時，也講到在特殊的年代，許多人都做過違心的事情，可能出於某種從眾的心理，比如大家都打老師，你不打，就可能會被逐出某個圈子。所以不能只要求他人懺悔，而自己不懺悔。又說，「姑姑」這個人物在革命的知識分子中有代表性，但她是懺悔的。[2]我理解莫言的意思是，《蛙》是要表現某種懺悔的意識。但是，「姑姑」晚年對自己所從事的計劃生育工作完全否定，把自己說成「手上沾滿腥臭的血」，這就是「懺悔」？相信因果報應，總幻想著無數小泥娃娃將要去投胎，就是「懺悔」？這種「懺悔」的精神內涵未免過於簡單。懺悔不應當只是源於恐懼的逃脫，也不只是道德上的自責和懊悔，而應當是一種擔當、再生與希望。而在《蛙》的結尾，我們就幾乎看不到擔當、再生與希望。這部小說的結束，給人感覺仍然是壓抑的。作者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小說中敘事者蝌蚪是以書信形式與日本友人杉谷義人聯繫的，在第四封信中，蝌蚪開始表示要懺悔當年逼迫王仁美流產的罪，在最後一封信中，蝌蚪則詢問杉谷義人：「被罪感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呢？」蝌蚪似乎已經意識到贖罪是不可能的。這也可以理解為是作者的自白，莫言有他的困惑，而他對「懺悔」的「認識水平」並不見到高出於蝌蚪，起碼我們讀小說時感受不到這點，加上敘事者蝌蚪和超越性敘事者之間的關係不明確，甚至有些混同，讀者總是容易把蝌蚪看作是作家本人。因此莫言雖然努力，卻未能成功抵達「懺悔」這一主題的彼岸。

也許這又回到前面說的主題的悖論，在《蛙》這部小說中，我們是始終難於找到敘述者或潛在敘述者明確的態度的，這讓讀者卷進矛盾的渦旋中，甚至有某種暈眩感，而這種悖論的渦旋，也許就是共和國歷史本身固有矛盾性的表現吧。莫言顯然意識到計劃生育這一「國策」帶來對生命的管控與扼殺是殘酷的，但如果在中國特定時期不實行這一政策，人口膨脹的後果又是另外一種殘酷。這就是國家發展的政治和生命個體的矛盾，幾乎是「無解」的矛盾，只容許無奈地選擇其一。

莫言畢竟只是小說家，他大概並不想提供特別的「思想」或者「歷史觀」，他對歷史的「文學敘述」主要出於感覺，他時常放縱這種感覺，在人性與慾望的曠野里奔走，難免停不下來腳步，去做深入的思索與把握。

無論如何，《蛙》放在當代文學中，或者和莫言自己其他作品相比，都顯示出某些鮮明的特異性。這部小說一改過去莫言作品中常見的那種狂歡喧嘩的氛圍，酣暢的「語言流」，以及「重口味」的風格，[3]語言回歸樸素平淡，書信體的敘述格局[4]也顯得比較舒緩自然，整個作品追求某種超越感，帶有哲理韻味，雖然主要人物塑造有些「斷裂」，藝術上也不夠完整，但我們還是看到了另一個富於創造力的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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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年9月18日，莫言接受新浪文化讀書採訪，在提到《蛙》時說：這是他的一部比較特殊的小說，「它塑造的人物，小說的結構，所要表達的個人的一些想法，應該在我過去的11部作品里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 2013年4月27日莫言受聘為山東大學講座教授，他在受聘之後與文學院研究生座談時，說了以上這番話。

[3] 關於莫言常見的風格之觀點論述，可參見拙文《莫言歷史敘事的「野史化」與「重口味」》，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4期。

[4]《蛙》的結構有別於莫言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說，整部小說就是五封寫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信，而最後一部分竟是一部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