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與「絕望」：一個真實魯迅的五四姿態！

一、一個被「言說」的魯迅

重新認識魯迅與「五四」之間的辯證關係，我們首先必須去澄清真實「歷史」與虛擬「歷史」的本質區別。克羅齊曾強調說真實的「歷史決不是以敘述寫成的，它總是用憑證或變成了憑證並被當作憑證使用的敘述寫成的」。如果我們按照克羅齊的說法來推論，魯迅作品文本應是唯一性的歷史「憑證」，只有它才具有研究魯迅思想的真實價值。然而，長期以來，國內魯迅研究界在其具體實踐過程中，「一千個學者就有一千個魯迅」的眾說紛紜，顯然都呈現出了一種任意「肢解」魯迅思想的怪誕現象。所以，一個被「言說」的魯迅，也因「言說者」的主觀意志，走出了歷史而進入了神壇。

對於魯迅及其作品超越文學意義的思想評價，歸根結底應是源自於瞿秋白與毛澤東這兩位政治革命家的權威定論。早在1933年魯迅在世之際，瞿秋白就撰寫了《<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一文，第一次將魯迅的文學創作視為是現代「中國思想鬥爭史上的寶貴的成績」，而魯迅也被他譽為「是野獸的奶汁所喂大」的「萊謨斯」，「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著小百姓的空氣」，最終完成了其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的徹底轉變。而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則更是氣勢恢弘鏗鏘有力地論述道：

「五四」以後則不然。……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不可否認，瞿秋白與毛澤東都是出自於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革命的歷史訴求，去宏觀地概括總結「五四」與魯迅反封建思想啟蒙的社會意義；他們都急切地希望樹立起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轉型的光輝榜樣，以便最終確立無產階級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地位——魯迅也因此被改變了其「文學家」的原初形象，成為了具有「革命家」與「思想家」雙重身份的時代「戰士」!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王富仁的思想革命「鏡子說」與汪暉的反抗絕望「啟蒙說」，雖然都力圖擺脫魯迅研究中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的潛在影響，但是他們從思想革命入手去重新「言說」魯迅的種種努力，也同樣因其受制於中國式啟蒙理論的自我束縛，仍舊去人為提升魯迅及其作品現代思想史的文化價值——所以，魯迅並沒有從當前學界那裡獲得精神人格的真正解放，他同樣只能頂著「旗手」和「主將」這一輝煌而神聖的附加頭銜，「孤獨」與「寂寞」地「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這就恰恰有如他自己曾經嘲諷過的那樣：「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

將魯迅視為「旗手」和「主將」，人們似乎都在有意識地迴避一個歷史問題：魯迅並不是「五四」思想啟蒙運動的發難者，甚至於他在《新青年》創刊后的一年多時間裡，竟然仍對這本雜誌無任何好感。比如周作人就曾回憶說：「那年四月(指1918年，引者注)我到北京，魯迅拿幾本《新青年》給我看，說這是許壽裳告訴的，近來有這麼一種雜誌，頗多謬論，大可一駁，所以買了來的。」周作人此話是可以相信的，因為從1918年魯迅日記的記載來看，的確有兩次提到過他買《新青年》雜誌送人。即使是到了1920年5月，魯迅仍對「新文學家所鼓吹之新式」思想，表示出了頗有些不屑一顧的個人偏見，他在致宋崇義的信中這樣寫道：「仆以為一無根底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魯迅此話暗含諷義，他顯然是認為《新青年》在崇尚「空談」，故他才會鼓勵那些青年學子，去「熬苦求學」做些「根底學問」。但學界卻對於這一歷史真相，做了匪夷所思的另類析解，而瞿秋白那番混淆視聽的激情辯白，則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時代之聲：魯迅之所以很晚才加入《新青年》陣營，「是因為在這之前，還沒有什麼可以參加的，他還只能夠孤獨的『沉思』。而在《新青年》發動了『新文化鬥爭』之後，反國故派才成為整個隊伍。」瞿秋白此言的確是用心良苦，其真實意圖無非是要強調說明：只有在魯迅加入了《新青年》陣營之後，才能算是「五四」思想啟蒙運動的真正開始!應該說幾十年來國內學界對於魯迅思想的價值判斷，也都基本上延續著早年瞿秋白的這一觀點。故魯迅成就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那麼將其視為是時代的「旗手」與「主將」，也就是自然而然無可爭議的鐵定事實了。但魯迅本人卻並不這樣去看待自己，他在《<自選集>自序》中明確地指出：「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其實，魯迅這種胸襟坦蕩自我解剖的類似語言，在他早期的雜文與小說中，比比皆是。我個人寧願去相信魯迅本人的真情訴說，而不願去相信學界那些信口開河的杜撰之辭!

魯迅坦承「五四運動以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了」。這恐怕並非是魯迅本人的自謙之詞，而是他當時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因為在他看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但實際上則「只是我們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服，便不再做，只得年不如年地現出窮苦。」於是他終於感到了刻骨銘心的「寂寞」與「悲哀」。魯迅寫於1922年的《<吶喊>自序》，是我們研究「五四」時期魯迅思想的重要文獻；但就是在這篇僅有三千多字的敘述短文里，「寂寞」與「悲哀」竟出現有15次之多。由此我們足以看出，魯迅當時的情緒是何等消沉與低落!《<吶喊>自序》除了告訴人們作者當時的「頹唐」心境，同時還告訴人們作者與新文學之間的微妙關係：「老朋友金心異」多次來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也許是感到寂寞了。」故他開始「聽將令」，並逐漸為《新青年》寫文章。魯迅受錢玄同等人的鼓勵與催促，被動地加入《新青年》的啟蒙陣營，這是具有歷史依據的客觀事實：我們通過檢索魯迅日記1917年10月到1918年12月，總共統計出在這14個月期間，錢玄同單獨到訪過26次，劉半農單獨到訪過6次，錢與劉共同到訪過5次，此外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還同魯迅飲酒2次，前後相加見面次數竟多達39次。僅就這一具體數字而言，魯迅的確是盛情之下其實難副，「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他之所謂可有」，因此也就「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使他們不憚於前驅。」④

魯迅因「聽將令」而蹣跚著走入了「五四」，雖然他「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至『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可是當他意識到「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的社會現實時，卻又深深地陷入了「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⑥的情緒苦悶。眾所周知，小說《祝福》中「我」與祥林嫂那段精神對話，最能夠反映出魯迅本人的思想矛盾：就連「我」自己都在現實生活中感到了無路可走，又怎能去給同樣困惑的祥林嫂解答疑問呢?所以「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因為「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在寒冽空氣中感受「孤獨」與「寂寞」，這是導致「五四」時期魯迅「頹唐」的根本原因!
       
二、兩種文體與「兩個魯迅」

「五四」時期魯迅真實的精神狀態，明顯呈現出一種「亢奮」與「頹唐」的二元對立，過去人們也往往是通過《吶喊》和《彷徨》的字面意義，去直觀地判斷魯迅對待思想啟蒙的微妙變化，似乎魯迅人格也構成了自我否定的內在矛盾，這明顯是脫離歷史「原場」的學界想象。如果我們仔細去分析一下便可以發現，雜文的魯迅與小說的魯迅，始終都表現為一個「絕望」的魯迅；而《熱風》式的「戰鬥」《吶喊》，也一直都《彷徨》於凄涼的《墳》丘之側，向讀者訴說著「倘是掘坑，那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⑧的心靈悲哀。「五四」時期魯迅所寫的「戰鬥」雜文一共有四本，即《熱風》、《墳》、《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而這一時期他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也恰好是四部，即《吶喊》、《彷徨》、《朝花夕拾》與《野草》。高呼猛進的社會雜文與情緒低落的小說散文，的確會讓人感到有魯迅思想相互抵觸的巨大困惑；但只要我們把「聽將令」這一因素帶進去，用雜文去「吶喊幾聲助助威」的真實意圖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聽將令」的客觀事實，使我們必須去重新正視一個真實魯迅的自我存在，因為雜文中的「亮色」終究無法遮蔽小說中的「隱晦」，而最終取代魯迅那種揮之不去的絕望情緒。「救救孩子」與「改造國民性」的啟蒙思想，這是「五四」時期魯迅雜文的兩大內容；但是「孩子」難救與「國民性」難改的小說敘事，無疑又使他回歸到了「惟『黑暗與虛無』乃至『實有」』的理性思考!魯迅為什麼要將「熱風」埋入「墳墓」而獨守「孤獨」呢?這恐怕並非是一己之「熱風」，難以抵禦四周之「寒冽」那麼簡單；而是魯迅從其剛一加入《新青年》陣營開始，他就不相信思想啟蒙會產生任何實際的社會效用!這絕不是我個人的危言聳聽，而是真實魯迅的自我言說。

《隨感錄二十五》是魯迅「聽將令」后，較早為《新青年》所寫的「戰鬥」檄文；這篇雜文以憤世嫉俗的悲涼之聲，向全社會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啟蒙吶喊。魯迅在此文中寫道：「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裡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所以他呼籲人們要強化現代教育，關注孩子精神人格的健康成長，進而培養他們「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從此以後，這種進化論思想的「拯救」意識，便成為了魯迅雜文難以割捨的「五四」情結：「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他們走去」，如果「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故魯迅鼓勵社會與家庭的成年父輩，「自己背起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甚至他還樂觀地認為，「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這些令研究者們耳熟能詳的經典名言，歷來都被學界視為是魯迅啟蒙思想的集中表現；殊不知魯迅「吶喊幾聲助助威」的敷衍之說，只不過是他用來應付「主將」們「不主張消極的」搪塞之詞!比《隨感錄二十五》早4個月刊登於《新青年》的小說《狂人日記》，就是一個最為典型的實際例證。在《狂人日記》所給定的客觀環境里，「狼子村」中那些被「娘老子」教壞了的成年父母，由於受「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的潛在影響，他們露出「青面獠牙的」真相「想要吃我」，卻並未使「狂人」感到內心世界的由衷恐懼；而真正使他感到驚悸與戰慄的則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裡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仇」?「我」同「古久先生」之間結怨時，「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著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作者在這種貌似「瘋癲」的敘事當中，為我們人為地設置了一個無法逾越的理論屏障：假定「狼子村」就是喻指中國的歷史版圖，「古久先生」就是喻指中華民族的歷史精神，「陳年流水簿」就是喻指傳統文化的歷史記載，那麼「娘老子」幾千年來的世代教誨，會不會因為「我」個人的反抗吶喊，而使一種延綿不息的古老文明戛然終止了呢?「有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終於明白了自身歷史的厚重感與壓抑感：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學界對於《狂人日記》這一結束語的普遍看法，幾乎都是從正面意義上去肯定其「救救孩子」的啟蒙價值；但我個人卻認為「問號」與「省略號」的連接使用，則是作者寓意著一種質疑啟蒙的真實意圖——理由十分簡單，「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答案當然是「沒有」!因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民族文化母體所孕育出來的生命細胞，如果「吃人」已經被確定為是中華民族文化母體的遺傳基因，那麼中國人從他出生伊始便難逃其傳承「吃人」文化的歷史「厄運」!故我們不僅要發問在「救救孩子」的後面，究竟被作者人為地省略掉了些什麼?回答自然是「孩子可救嗎」的信心喪失!從《狂人日記》中的「孩子，，之難「救」，到《葯》、《明天》、《祝福》中的「孩子」之「死亡」，無不反映著魯迅「孩子不可救」的絕望情緒!肉體的「死亡」固然令人傷感，而精神的「死亡」則更令人悲哀：如《社戲》中那群頑皮可愛的「小朋友」，他們不是在《長明燈》里變「壞」，便會像《故鄉》里的閏土那樣變「迂」，這種「孺子不可教」的文化天性，恰恰是魯迅「啟蒙無效論」的思想基礎!因此，「狂人」終於從「癲狂」中幡然醒悟，他不再幼稚地去熱心「拯救，，孩子，而是務實地回歸到傳統去等待「候補」，這就是《狂人日記》所要告訴讀者的創作主題!

「改造國民性」與「救救孩子」密切相關，同樣也是「五四」時期魯迅雜文的思想精華；那些精妙絕倫深刻無比的尖刻言辭，至今仍不失其振聾發聵的「警世」作用。這是因為魯迅對於中國文化，有著超乎常人的理性認識，他通過自身體驗與細緻觀察，驚奇地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人向來就沒有掙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而「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魯迅意識到中國文化猶如「無物之陣」，無論啟蒙者怎樣地掙扎與反抗，他們到頭來都只能是落敗而歸，最終「無物之物則是勝者」。雖然魯迅不無悲哀地認為，「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但他仍舊振臂高呼「世界日日在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寫出他的血和肉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魯迅雜文這種抑揚頓挫的激情吶喊，以及他不屈不撓的「韌戰」精神，當然不失為是一種英勇無畏的「戰士」姿態，然而這卻是魯迅自身所佯裝出來的一種假象。「五四」時期魯迅小說中對「國民性」所表現出來的「恐懼」與「無奈」，則正是對其雜文中攻打「國民性」高昂士氣的「解構」與「否定」；而雜文之魯迅與小說之魯迅看似矛盾的悖論現象，則又集中反映了他「絕望」大於「希望」的悲劇意識。應該說「啟蒙無效論」是《吶喊》與《彷徨》的創作主題，也是魯迅本人「寂寞」與「孤獨」的「五四」姿態——從《狂人日記》中的「亢奮」情緒，到《離婚》中的「平靜」敘事，我們發現「狂人」之輩的思想「癲狂」，最終遭到了「愛姑」之輩的無情阻擊——啟蒙者非「死」即「頹」的殘酷命運，被啟蒙者非「頑」即「愚」的精神面貌，其實就是魯迅對於《新青年》陣營近乎哀鳴的善意忠告。聰明的「狂人」終於在「狼子村」村民的冷漠注視中，迅速覺醒並立刻恢復了他合乎邏輯的世俗常態；而執著的「夏瑜」卻在眾多看客的冷嘲熱諷中，極其悲慘地成為了「吃人」文化「筵宴」中的犧牲祭品!魯迅並沒有把「文化」看作是一種虛擬形態的抽象理念，而是看作一種由普通國人為實際載體的形象符號；那麼「夏瑜」去向民眾宣傳革命「造反」的啟蒙道理，無疑也就等於是在「與虎謀皮」，這應是魯迅小說批判理性的深刻之處。當然，魯迅還為讀者塑造了另外一種「過客」形象，但「過客」則更是令人沮喪的悲劇人格，或像呂維甫和魏連殳那樣自我「墮落」，或像涓生與子君那樣自我「頹唐」——無論是「墮落」與「頹唐」，魯迅小說都沒有給「過客」人物以光明的出路：「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只能去低徊著「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生命哀歌，並「於天上看見深淵」里的「墓碣文」，然後拖帶著疲憊不堪的沉重身軀，蹣跚地走向自己生命的最後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