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的寓言,不一樣的角度來談談感想

作者：杜君立


　　百乘之家，不蓄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禮記·大學》

　　一 蜜蜂

　　愛因斯坦曾說：如果蜜蜂從地球上消失，那人類只能再活四年。從很多方面來看，蜜蜂跟人類社會非常相像。

　　在蜜蜂的社會中，占絕大多數的工蜂每天早出晚歸，一生都忙於采粉釀蜜。採集花蜜是一項十分辛苦的工作。一隻蜜蜂需要採訪1000多朵花，才能獲得1囊花蜜；它每天都要出去采蜜10多次，每次帶回來其一半體重的花蜜，一生只能釀製出0.6克蜂蜜。要釀出一斤（500克）蜂蜜，工蜂需要來回飛行37000次。工蜂沒有生育功能，可以這樣說，所有的工蜂幾乎都是為了采蜜而活著；在忙碌的夏季，它們只能活短短的30天。

　　蜜蜂歷經千辛萬苦，用它們從花中採得的花蜜精心釀製成蜜，這就是蜂蜜。工蜂之所以采蜜，主要是為了供養家庭和哺育後代。一湯匙蜂蜜所提供的能量之大，足夠讓蜜蜂環繞地球飛行一圈。為了使後代更強盛，蜜蜂還要為負責生育的蜂王特別釀製了蜂王漿。

　　對蜜蜂來說，它們最大的麻煩是花期太短；花期過後，蜜蜂就失去了食物來源，所以他們必須學會儲存。正因為這樣，他們在收穫季節非常繁忙，甚至說，工蜂本身就是為了工作而生。當花期過後，很多忙碌了一季的工蜂便生命凋零，與花瓣一起零落成泥。

　　按理說，一個花季之後，這些勤勞的蜜蜂總會採集釀製很多蜂蜜，這些蜂蜜足夠他們舒適地度過漫長無花的冬季。但現實卻是如此殘酷，不管蜜蜂釀製了多少蜂蜜，蜜蜂家族還是處於半飢半飽的生存狀態，而且無論它們多麼勤勞也無濟於事。對蜜蜂來說，它們難得吃到幾次蜂蜜；更不用說，作為孕婦的「蜂王」，也常常享受不到「蜂王漿」。

　　早出晚歸的蜜蜂每天都在生產蜂蜜，卻常常沒有蜂蜜吃；這與吃苦耐勞的農民每年種麥子，卻常常沒有饅頭吃，二者是多麼相似啊。

　　那麼蜂蜜都去哪裡了？

　　作為精心釀製、用來儲存越冬的食物，蜂蜜是不會變壞的，不會蒸發，也不會餿。對蜜蜂來說，它們或許永遠也無法理解這樣一種結局——蜂蜜都被人偷走了！

　　事實上，蜜蜂非常懂得保護自己的勞動果實，特別是這些蜂蜜是作為自己和後代賴以維生的食物時。上帝為此還特別賜予了小小的蜜蜂以可怕的武器——蜂刺。

　　二 寓言

　　在《伊索寓言》中，有三個關於蜜蜂的寓言。

　　第一個說：有個牧人發現樹洞里有蜂蜜，就連忙上去想偷走。這時，從各處飛回的蜜蜂一下就把他包圍了，並準備用毒刺刺他。牧人立刻說：「我走，我走。我一點兒蜂蜜也不要，只要你們別刺我。」

　　第二個寓言說：蜜蜂不願把自己的蜂蜜給人類，便飛到宙斯面前，請求給他強大的力量，可以用針刺死那些接近蜂窩的人。宙斯對它的惡意十分氣憤，便使蜜蜂只要刺一回人，蜂針就斷了，蜜蜂也隨之死去。

　　第三個寓言說：有人走進養蜂人家裡，見主人不在，便將蜂蜜偷走了。養蜂人回來看見蜂箱空了，就在蜂箱旁尋找。這時，採花回來的蜜蜂看見他，都圍住他用針刺。那人痛苦地對蜜蜂說：「啊，壞傢伙！你們不懲治那偷蜜的人，卻一個勁地來刺愛護你們的人。」

　　這三個寓言都在講述蜜蜂與人的關係。

　　在第一個寓言中，蜜蜂是勇敢正義的，人是卑鄙可恥的；在第二個寓言中，蜜蜂則是惡毒的——因為它對人類的敵視。在第三個寓言中，蜜蜂顯得愚蠢無比，而人則是那麼偽善和陰險。毫無疑問，偷走蜂蜜的人是個竊賊，那麼養蜂人難道不偷蜂蜜嗎？事實上，他偷得更多，他比竊賊更加可怕。竊賊偷走的畢竟是有限的，而他要偷的卻永遠沒個夠。

　　對蜜蜂來說，簡直活著就是勞動，「養蜂」這種來自人類的說法本身就是可笑的。到底是人養了蜜蜂，還是蜜蜂養了人？

　　真相是，人一直扮演著蜜蜂社會的竊賊，而且這種竊賊常常以「養蜂人」自居。他們每天都要偷走蜜蜂辛辛苦苦採集釀製的蜂蜜。苦於生存的蜜蜂不得不以更大的努力，去采更多的蜜，期望可以有所積累。然而直至花期已過，勞累至死的蜜蜂依然沒有攢夠過冬的食物。等到冬季來臨，饑寒交迫的蜜蜂瀕臨餓死，這時養蜂人才用廉價的白糖水，來「救濟」蜜蜂的幼蟲和蜂王。這並不是人的仁慈，而只是為了來年可以繼續偷竊蜂蜜罷了。

　　三 財富

　　在蜜蜂的生存經驗中，儲蓄是最重要的，所有的采蜜都是為了儲蓄。之所以儲蓄，重要是源於對未來的不確定預期。

　　對蜜蜂來說，儲蓄是為了建立一個社會保障機制。而養蜂人正是利用蜜蜂的這個需求，趁機拿走了蜜蜂的勞動果實。在惶恐不安中，蜜蜂只能更加勤奮勞作，但這一切其實都是徒勞的，最後獲益的是養蜂人。

　　養蜂人不製造蜂蜜，但他靠蜂蜜而生存。無論蜜蜂釀製多少蜂蜜，除過它們面前糊口的那部分，其餘的全部都是養蜂人的財富。對養蜂人來說，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從蜜蜂那裡「采割」蜂蜜。對政府而言，稅收同樣非常重要。

　　在一般情況下，稅收無疑是政府獲得財富的主要的手段。在2005年「福布斯」雜誌發布的「全球稅務負擔指數報告」中，中國被列為第二位。2007年至2009年，中國宏觀稅負水平分別達到31.5%、30.9%、32.2%。在中國的稅收比例中，個人稅比例較低，主要是通過企業所得稅和商業組織代繳稅金，這種「暗稅」形式使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消費過程中已經繳了稅。因此就出現很多農民誤以為自己從未納稅的新聞。

　　作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目前正成為中國政府獲取財富的又一重要渠道。一套房子雖然售價不菲，但其建安成本其實寥寥無幾，其餘主要是土地轉讓金和多大數十種稅費，這是政府壟斷的。因為房地產越來越成為政府的吸金手段，這使得一些城市居民因為一個棲身之所而淪為「房奴」。諷刺的是，政府每年都以各種各樣的調控手段來打壓房價，結果卻是房價卻越來越不像房子的價格。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們辛辛苦苦幾代人省吃儉用積攢的血汗都被黑心的地產商「搶」走了。

　　作為世界上儲蓄率最高（52%）的國家，中國人均儲蓄超萬元，一線城市甚至人均超過10萬元。一方面社會保障不完善，另一方面，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有嚴重的焦慮，這使人們普遍地將儲蓄作為提供安全感的唯一出路。在銀行國有的情況下，所謂儲蓄，其實是民眾將錢交給政府保管。因為利息稅和通貨膨脹，儲蓄其實是對財富的縮水和貶值。與存款的低息相反，貸款利息要高得多。房地產除過催生土地財政，最大的作用就是帶動個人貸款。所謂「房奴」，就是相當長的日子裡，必須為「房貸」支付高昂的利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儲蓄、房貸和通貨膨脹加在一起，基本上構成一台財富流動的「永動機」，這或許是中國經濟最不可思議的一面。

　　與稅收和房子相比，股票在中國一蹶不振，相反，貨幣則成為一種轉移財富的完美工具。在統一的國家貨幣體制下，任何人的財富都必須轉化為貨幣，但除過政府，任何人都沒有印鈔權。假如民眾手裡有100元財富，政府只需要印刷100元鈔票，在財富總量沒有發生變化的前提下，民眾手中的一半財富就進了政府的腰包。1992年後，中國每年以超過23％的增長速度印刷貨幣。中國1990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2011年89.56萬億，21年翻了58.53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批評說：「這樣超發貨幣稀釋全民財富，是一種赤裸裸的搶劫。」

　　四 政府

　　正如養蜂人常常以他「養活」蜜蜂自居，世界上很多政府也常常以自己「養活」了多少數量的人民來自誇為「奇迹」。

　　亞當·斯密早就說過，政府並不生產財富，相反它還要消耗財富。生產財富的是勤勞的民眾，政府的功能本是用來分配財富，但最後往往變成一個財富囤積者，甚至成為一個食利自肥的利益集團。這樣的政府背離了服務公眾的正義角色，而將自身的存在作為目的。喬治•奧威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實行公有制的地方，實際上是把過去屬於很多人私有的財產變成屬於極少數人私有而已。」

　　在中國傳統的鄉村時代，農民與蜜蜂的命運何其相似。晁錯對漢文帝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在傳統農業體制下，歷代統治者大多實行輕稅薄賦，並且將賑災免稅視為頭等大事。縱觀中國歷史，所有的盛世都是輕徭薄賦的結果。

　　明清時期，中國政府的財政稅收基本維持在國民收入的3%左右。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在5000萬到9000萬兩銀子之間，約合今天的100到200億元。2011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超10萬億元，佔GDP的23%左右。若按照13億人平均計算，相當於每人納稅約8000元。在這些政府收入中，只有15%左右用於醫療教育等福利支出；相對而言，世界大多數國家這一比例為60%，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從1978年至今，30多年時間，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了20000倍，以33100億美元保持世界第一，再加上8400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中國早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法國經濟學家雅克·阿塔利在《國家的破產》一書中挖苦說：「月入不足1000歐元的中國人，卻將省吃儉用的血汗錢供養著收入10倍於己的美國人。」

　　根據經濟學家陳志武的計算，從1995年到2010年，不考慮通貨膨脹的話，中國政府收入翻了10倍，而民眾收入只翻了1倍。雖然中國即將成為全球第大經濟體，但赤貧人口仍是一個可怕的社會問題。許多辛勤的勞動者雖然創造了社會財富，卻無權享受繁榮的成果，甚至連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城市化並不是萬能的靈丹妙藥，城鎮農村的蕭條並不必然製造城市繁榮，昂貴的房子只能使一個可能的中產階層淪為城市貧民。有人這樣說，中國很富，但中國人很窮。

　　一個最富的國家有一個最窮的債主，正如一個最富的政府有一群最窮的人民，這不僅是人類的奇觀，也是歷史的諷刺。《荀子·富國》云：「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

　　五 1720

　　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這一年，是聖祖康熙60年執政生涯的倒數第二年；從年初起，陝西山西兩省就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直隸地區又發生地震，無數民眾陷於水深火熱的饑饉之中。

　　廟堂之上，為了迎接第二年的康熙登基六十大典，王爺大臣們正計劃著慶賀事宜，但這些計劃和請求都被康熙否決。康熙皇帝發布聖諭：山陝兩年歉收，百姓有的四處逃難。這正是君臣憂勤求治之時，有什麼可值得慶賀的呢？

　　在康熙的布置下，六月初四日，將河南開封等府現存倉谷二十萬石運往西安，貯倉備用；初八日，又派官員往賑地震災民；十月二十五日，再派官員往陝西分途賑濟，由各部院司官十二員分三路攜戶部庫銀賑濟災民。蘭州一路攜銀二十萬兩，延安、西安兩路各十五萬兩；將陝西所屬常平倉谷六十九萬二千石，甘肅所屬常平倉谷六十七萬二千石，酌量動用散賑……。

　　也是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國醫生曼德維爾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做《蜜蜂的寓言》。他把人類社會比喻為一個蜂巢，把人比喻成這個蜂巢中的蜜蜂。

　　無論商人、律師、醫生，還是牧師、法官等等，人們都是蜜蜂，都想不擇手段地滿足自己卑賤的私慾和虛榮，因此整個蜜蜂社會充滿自私自利的惡行：律師們的藝術是在人與人之間製造糾紛，他們對待法律，就像賊行竊前審視店鋪那樣，為的是找到可利用的漏洞，為他們罪惡的目的辯護；醫生們輕視病人的生命，只是盯著榮譽和財富；商人們在市場上賣掉摻假的貨物……每個人都在努力，滿足彼此之間的虛榮和慾望，到處都充滿自私與爭鬥，但整個社會卻變得繁榮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千百萬窮人必須拿起鐮刀和鐵鏟勞動，並從事一切其他繁重的工作。這些不幸的人每天都勞累得精疲力盡，只是為了填飽自己的肚皮。他們如此辛勤工作，其結果是滿足了富人的奢侈慾望。

　　在曼德維爾的寓言中，「蜜蜂」實現幸福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這就是平等和自由。

　　曼德維爾指出，國家的繁榮和人民的普遍幸福，只有順應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得到實現，禁慾主義和專制主義是摧殘人性的，強制人們犧牲自己，一個繁榮的社會就會變蕭條而貧困。好逸惡勞是人的天性，政府應當設計一種能釋放公民所有生產能量的制度結構，這種制度保護個人權利，「使財產得到神聖不可侵犯的保護，讓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優待，不允許任何人違反法律，但允許每個人自由思考」。

　　也是這一年，英國爆發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經濟泡沫危機。這場「南海泡沫」表面上是投資者的貪婪和瘋狂釀成的災難，實則是在重商主義思想支配下，政府與企業利用市場的不完善聯手推演的一場經濟騙局。孫驍驥在《致窮》一書中寫道：「正如1720年發生在英國和法國的故事所告訴我們的，有時候，政府不僅無法有效監督市場中的欺詐行為，而且還會主動把市場的水攪渾，以便從渾水中摸魚。也就是說，原本的監管者很可能變成市場的投機者甚至是幕後操縱者。如此，市場就成了權貴者『致富』的市場，但卻是普通人『致窮』的市場。」

如此好文，不頂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