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為什麼能拿到那麼多諾貝爾獎？

　　中國大陸人對諾貝爾獎的心態是一直酸溜溜地予以攻擊，莫言獲獎總算一定程度上堵上了國人在這個問題上不咸不淡的嘴巴，因為我們一向的態度是：自己得不到的總是壞的，自己擁有的就是好的。現在有了，可以不詆毀了吧？不過，關於英語和漢語的隔閡問題、西方評委為主的問題，等等，相必長久時間內依然會被國人認為是得不到諾獎的原因。這不是我想討論的問題，因為拿出另一個例證，就可以代替我的解說，而且非常有力。

　　前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在體制上具有可比性。關於前蘇聯對知識分子迫害的問題，以及學術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嚴重程度，更是毋庸交待的常識，舉世有名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例。從語言的角度看，俄語與英語的隔膜也不會亞於漢語。但前蘇聯在自然科學在諾獎領域的成績有目共睹：1958年，謝苗諾夫、塔姆、弗蘭克、切倫科夫獲獎；1962年蘭道獲獎；1964年巴索夫、普羅霍羅夫獲獎；1978年卡皮察獲獎。另外還有逃到國外的幾名科學家也摘取了諾獎桂冠。在文學領域：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獲獎；1968年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獲獎；1970年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獲獎。前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又有好幾名諾獎獲得者，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

　　當體制和語言問題都不是是否能夠得諾獎的主要決定因素時，人的原因就成了幾乎所有奧妙的所在。

　　俄羅斯人比中國人好學

　　中國人喜歡把康熙帝和彼得一世相提並論，恨不得說成中俄各自的千古一帝。但康熙皇帝老帥出征守住的地盤，早就讓俄羅斯拿走了，中國人收穫了只提當年勇的談資。比起親自出征，康熙更有名的似乎是微服私訪。彼得一世也微服，但人家那是出國扮作小學徒，汗流浹背低聲下氣學技術，跟吾皇康熙向老太太和蘇麻拉姑學宮廷鬥爭術根本不是一個路子。彼得回國后採取各種措施逼迫啃老族學習，比如不讀書的貴族子弟不許繼承土地，等等；興西學提高國民教育水平，是新政的突出內容。康熙在這方面簡直鮮見業績。到葉卡特琳娜二世時期，這位女漢子對外拓展疆域，對內高度重視母親質量提升，她辦的女子貴族學校，教育和培養俄羅斯女人在自立自強和培養下一代方面的能力。經過他們的努力，俄羅斯在極短時間內由彼得大帝之前宮廷都使用法語的「野蠻」小公國，一躍而成為19世紀在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取得輝煌成果的國家，舉國上下學文化。即便在蘇聯解體時期的內外交困中，俄羅斯人排隊和坐地鐵都能默默讀書，現在依然。學習真正成為了他們的信仰，而不像中國地鐵里除了打盹發獃就是玩手機。

　　東正教「末日論」的激發和愛國主義激勵

　　前蘇聯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東正教大國，他們認為判斷一個人是不是俄羅斯人，最重要的就是看對方是不是虔誠的東正教徒。俄羅斯民族繼承了基督教（最早來自猶太教）中的「末日」觀點，認為彌賽亞將要降臨。此外，俄羅斯沒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東方特點的莫斯科和西方特點的聖彼得堡並立便為典型標誌。）他們不想承認自己是亞洲人，但歐洲人卻排擠它，蒙古和斯拉夫專制傳統深深植根其中，這種無根性更加劇了其民族危機感。他們還具有上帝選民的思想，認為俄羅斯人總是對的。但他們對末日的態度，不是中國人所謂世界末日前吃盡喝光的恐慌，而是要跟時間賽跑、在末日到來之前做更多事的一種追求；是使命思想和責任意識。為此，俄羅斯人為了維繫民族和國家的完整，強國和在世界上發聲一直是執政追求，更是民族信仰。從沙皇到斯大林再到普金，都是如此。於是我們看到，即便政治多麼黑暗，專制如何猖獗，生活多麼苦難，外表多麼服從，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內心都有自己獨立自由的世界：為了世界末日前的使命；為了祖國；為了不枉生命的追求等，面對流放和死亡的從容不迫與前仆後繼。誅心和御用者有之，但屈指可數，就因為內心那塊聖潔的天地。前蘇聯的諾貝爾獎集中於基礎學科和文學領域，而非當時軍備競賽激烈的應用科學領域，原因或許也因為如此——沒有功利性追求，只為純粹。

　　在上述意義上說，民強、尤其民心強；精神強，才是真正的無敵。深層的方是有底氣的。有些事，表面的差異微不足道，實際上豈止十萬八千里。（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