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何以成為「世界藥廠」

葯價貴、看病難，這樣的抱怨在中國已隨處可見，於是，在大批人從國外代購質量有保證的奶粉之後，也開始有一些人從國外購買價低質優的藥品。個人出國時購買或托親友代購郵寄完全沒問題，但是當有人發現其中的商機而試圖規模化經營時，就可能觸犯法律。

據報道，近日深圳有一對夫妻從印度購入抗癌藥，然後通過淘寶網在國內銷售，因為未取得從事藥品經營的許可證，而被認為涉嫌銷售假藥，被刑事拘留。但這其實只是從印度轉售仿製專利藥行為的冰山一角。

之所以出現很多這樣的經營行為，是因為患者有巨大需求，而代銷者又有巨大利潤可賺。據報道，這對夫妻銷售的印度仿製抗癌藥格列衛，因瑞士生產商諾華公司在中國已申請專利，因而價格很高，一盒售價為2.5萬左右，而夫婦倆所賣的印度仿製葯則一盒只有1600-1800元。

雖然這些人涉嫌非法經營藥品，但這對貧窮的中國癌症患者卻是一個好機會，可以讓往往高達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年治療費大大降低。

而印度葯企之所以能生產便宜的格列衛，是因為印度政府並未給予諾華公司專利保護，而是允許本國葯企仿製格列衛等藥品。諾華當然不願接受這一點，為了要求印度承認格列衛的專利權，曾經打了持續多年的官司，但最終在今年4月，印度法院終審否決了諾華的請求。

諾華只是被印度拿來「開刀」的諸多國際葯企之一。2012年初，印度以德國拜耳公司生產的藥品多吉美過於昂貴為由，允許本國製藥公司強行仿製，拜耳起訴反對被印度專利法庭駁回。

印度限制對國際巨頭的藥品的專利保護，既為本國的龐大人口提供了廉價藥品，也成為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輸送特效仿製葯的大基地，有「世界藥廠」之稱。據「無國界醫生組織」估計，非洲有約17萬人使用抗艾滋病仿製葯，其中80%的產地是印度。

而印度之所以能頻頻向國際葯業巨頭設限，拒絕給予其在中國等國被給予的專利保護，其所依據的一個重要的法律理由是藥品的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即不經專利人同意就可仿製其藥品的制度。

印度專利法庭在駁回拜耳起訴時就說，多吉美這種藥物價格過貴而只能依賴進口，但它對很多患者構成了基本需求，因而必須以強制許可來確保此葯在印度的可獲得性。這就是實施強制許可的一個常見理由。

法律上，在世界貿易組織（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通過與強制專利許可相關的修正案后，印度隨即修改了本國專利法，規定申請人在3種條件下可以申請強制許可：公眾對該專利的合理要求未得到滿足；該專利產品未能以合理價格向公眾銷售；該專利未能在印度境內得到應用。同時，如果國內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或嚴重緊急狀態，或基於非商業公共用途時，為了公共利益，中央政府可以通知專利主管機關簽署強制許可。

印度通過限制國際葯企專利權和專利強制許可，既確保了基本藥品的可獲得性，也使本國能更好地應對瘧疾、禽流感、艾滋病等流行病危機。

除印度之外，菲律賓、泰國、巴西等國都曾削弱國際大公司享受的專利保護，放寬國內葯企對專利葯的仿製，或者允許從別國進口仿製葯，以促進對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障，如泰國就曾對一些抗癌、抗艾藥物實行強制許可。

當然，中國並不是沒有強制許可制度。中國專利法也規定，為了公共健康目的，對取得專利權的產品，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以給予製造並將其出口到符合中國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家或地區的強制許可。

經修訂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從去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對這一制度也有詳細的規定。只是在實踐中，無論是申請還是政府直接對藥品實施強制專利許可的情況都很少，雖然民間也有對乙肝、結核、艾滋病等疾病的治療藥品實施強制許可的呼聲，但很少有人去主動推動這項行動。

專利制度有很多優勢，可以保護創新，鼓勵葯企投入研發開支取得技術突破，但其實質是依靠政府權力保障的一種特殊保護，當這種特殊保護在和發展中國家公民的基本健康需求產生衝突時，就會產生一定的利益取捨需要，而WTO規則允許藥品強制專利許可，正是要給這樣的取捨留下空間。

在印度等國，藥品消費者的壓力迫使政府與生產進口專利葯的跨國企業討價還價，限制其專利權的過度使用，同時因為一些藥品屬於政府醫保範圍，政府也有動力促使其降價從而降低醫療開支。

但中國的消費者呈現一盤散沙的狀態，因而很難通過申請去讓政府給國際葯企施壓。所以，專利強制許可在印度如火如荼而在中國靜悄悄，和中國患者、藥品消費者缺乏組織性和發言權有一定的關係。

當然印度、巴西等國的做法也有其負面影響——可能激發與國際葯企的衝突，從而面臨談判與訴訟成本，國際葯企也不願在這些國家進行研發投資，而更青睞中國等對其專利保護較強的國家。

但中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WTO中的藥品專利強制許可是經發展中國家普遍強調和呼籲而爭取到的一種特殊待遇，不利用這一點，在國際規則允許的合法範圍內來為本國消費者爭取低價藥品，也是一種可惜。

所以，中國應該吸取印度等國的正面與負面經驗，在保護專利促進創新、保護外資合法權益與滿足本國居民基本健康需求這些目標之間，尋求一定的平衡。

這不意味著一定要以一種「吃大戶」的心態去強迫國際葯企做出過多犧牲，但對於一些需求量大的治療癌症等極端病症的特殊進口藥品來說，如果能通過對國際規則的合理利用來允許國內葯企仿製，從而以較低的價格供應，將意味著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讓很多家庭不至於「因病致貧」，將帶來巨大的社會收益，而所付出的只是政府與一些跨國葯企合理博弈的成本。那樣一來，也可以避免中國窮人不得不從印度買葯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