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或使中國走上「邪路」

作者：江涌

內容摘要：中國社會貧富差距使中國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中國正在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特色「邪路,中國怎樣才能杜絕「無緣無故的恨」？

    著名德國經濟歷史學家弗蘭克說：「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展，既發展先進與財富，也發展貧窮與落後。發展貧窮落後比不發展更壞」。
    英國諾丁漢大學鄭永年教授撰文指出：中國快速增長並沒有帶來共同富裕，相反，中國社會群體和地區間的收入差異已是世界「領先」的，中國面臨一個荒唐局面就是經濟增長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
    日本《選擇》月刊2009年6月號刊登一篇題為《中國能否堅持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章認為，市場主義的巨大成果就是把社會主義進一步逼入了死角，共同富裕、社會福利、保護弱勢群體等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被統統拋到腦後。
    中國已經成為了可以與美國比肩的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只有切實解決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才能杜絕「無緣無故的恨」。
    兩極分化，不斷強化富人在財富分配中的優勢，提高財富分配份額，不僅在擠壓大多數貧窮階層的空間，而且也在擠壓中產階層的空間。
    近年來，中國各級政府陸續出台了一些「提低、擴中、調高」的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但是在實踐中，因為富人群體的收入高度非規範化以及偷稅逃稅現象嚴重，使得中產階級成為稅收調節的主要對象，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
    從目前徵收所得稅的情況看，中國的個稅2007年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僅為7％，佔GDP的比重為1.3％，而日本對應的比重為29.4％和2.7％，美國為45.3％和8.5％。
    在中國，工薪階層稅收佔個稅總額在65％左右；在美國，佔全部納稅人10％的高收入群體繳納的個稅占聯邦個稅總額超過70％。
    更為重要的是，出入股市、房市等資產市場的主要是中產階級，但是在股市上大資本與境外資本連手、房市市場上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勾結，使中產群體的資產不斷縮水，中產階層難以穩定與成長。
    有專家認為，中產群體佔到一個國家人口的60%以上時，即進入「橄欖型社會」，社會才可能穩定。因為龐大的中間階層的存在，使窮人和富人這兩個「天然的敵人」失去了相互鬥爭的社會大環境，從而使社會得以保持長治久安。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指出，「中國的窮人有10億，中等的人有2.5億，高收入者大約6000萬」。而在10億窮人中，「國企改制」一下子「改」出6000萬失業工人；城鎮化與工業化「圈地運動」一下子「圈」出5000餘萬「三無農民」。
    若以一家三口計算，至少有3個多億「弱勢群體」。中國的社會結構因此而形成了「洋蔥型」(或「金字塔型」)形態，這是一個不穩定的結構因素。
    由於資本與權力交媾，政策向富人傾斜，當前中國的貧富矛盾不斷轉化為官民矛盾，兩種矛盾又互相交織，互為深化。中產群體嚴重缺失，社會分裂加速。如此，使執政的社會基礎變得越來越狹窄。
    鄧小平一再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曾經嚴正告誡中國黨和政府：「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算是走了邪路了。」中國正在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的「邪路」，滑向「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邪路」。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精闢地指出：社會動亂「都常常以『不平等』為發難的原因」，「內訌總是由要求『平等』的願望這一根苗生長起來的。」貧富差距問題是影響社會秩序穩定的經濟根源。馬克思主義認為，蔑視社會秩序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
    現代犯罪社會學理論指出：「一個社會只是貧窮或者只是富裕均不產生犯罪，但一個社會貧富差別懸殊就會產生大量犯罪」，尤其財產犯罪乃是「貧富懸殊的自然結果」。
    犯罪率是反映各種社會問題的「晴雨表」，財產犯罪和暴力犯罪是衡量社會秩序和社會變化的重要尺度。
    近年來，中國群體性事件、犯罪率尤其是極端暴力犯罪迅速上升，大眾非常不滿。對於連續多起在幼兒園、小學發生的慘烈兇殺案，中國的國務院總理坦承，中國社會存在深層次的矛盾，且日趨尖銳化。
    在2010年3月的作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時，國務院總理特彆強調要「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防止「沉默的大多數」成為「憤怒的大多數」，防止強勢集團欺壓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滑向邊緣群體、邊緣群體淪為暴力群體。
    至於增加警力，強化防衛，都只是治標之策，只有切實解決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中國才能杜絕「無緣無故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