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有了馬克沁機關槍

我們也有了馬克沁機關槍

2013-09-17 05:26:05  [多][維]博客  上海來信
   
    西方的無可置疑的優勢使得人們認為西方文化終將統治全球，這也是「普世價值」成為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價值觀的原因，也是「憲政「爭議的原因，這是可以原諒的。現在有兩個問題，西方政治與文化憑什麼風行全世界？1898年，英國詩人和政治家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對此的總結鏗鏘有力，水平遠遠高於中國一些娘娘腔的中產小知識分子：「無論發生什麼，我們有馬克沁機槍，而他們沒有。」

    有一點必須提醒一下，西方機關槍發明后，起初是不用於白人間互相打仗的，顯然對一個人使用先進的大規模殺傷武器不符合道德，機關槍主要用於鎮壓美州和其他地方住民，因為他們並不能算是人，充其量屬於人與動物之間的一個種類，對他們大屠殺良心上很少有不安。當然，後來西方人糊塗了一下，自己打將起來，不過現在又醒過來了，又將先進武器用於正確的地方了，比如伊拉克。

    接著我們要談的是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西方有機關槍我們沒有？這是誅心一問，於是總結就多了，主要是法制、自由、民主、科學等等，總之西方優勢是終極的。但是問題不那麼簡單。看看以下情況：

    我老婆的閨蜜是個典型的上海里弄小姐，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家境一般，但打扮漂亮，每月做一次頭，閑來逛逛街，但不幸的是，年青時被男朋友突然拋棄，從此一心想出國，經過一年多通訊聯繫，與美國的一名對象見面了，不久結婚去了美國。這兩天打電話與我老婆聊天，哀嘆她要想拿美國退休金，按現有的積分要到66歲，而她在一家台灣人開的超市工作，每天的勞累令人難耐。儘管她賺的錢按匯率算很多，每年按慣例給我女兒100美元做紅包，但其實她在美國的生活水平遠遠不如在上海，所以我們夫婦不好意思，儘力找借口給回她一點錢。我認識很多在美國的朋友、親戚，有一些生活不錯，但從比較親近的朋友中來看，無論從香港還是從上海移民美、加、澳的，只有2-3個生活不錯，大部分人生活都沒有在上海和香港時好，2002年我去澳洲黃金海岸，專門去找在那裡開飯店的香港朋友見面，在車上就見他在飯館門口依門盼客，覺得挺酸楚的，至於博土開飯店做導遊的不計其數。反過來，外國人到上海工作，他們也未必比在原來的國家生活好，上海華山路附近每個周末都有外國人開非法的黑車，做外國遊客的生意，雖然上海在抓黑車，但糊塗的警察叔叔發夢也沒想到還有外國人開黑車呢。這些黑車主大多都是來自發達國家。他們為什麼背井離鄉到另一個國家去謀生？相信兩者都是被對方國家的某些優點所吸引，比如歐洲的福利、美國的機會，中國的活力。那麼問題就來了，既然許多發達國家的人涌往「專制」的中國，到上海之類的城市謀生，那麼中國一些人為什麼無視中國的成功發展，拿目前的一些社會問題為例子認為中國差得要命，而西方好得要命呢，我們憑什麼來比較國家制度的好壞呢？

    以美國為鏡，要是美國經濟危機時說美國制度不好，去學蘇聯（當時確有這種情況，不然到50年代也不會有麥卡錫主義了），那麼美國現在會怎麼樣？無法預知。再看看中國的現在，國家空前發展，但也問題叢生，活脫脫一個經濟危機前的美國，前景在生長、罪惡也在生長，如果我們光看見罪惡，不堅定現在的國體政體，一定會變好嗎？堅持下去，以後一定也不會好，甚至越來越差嗎？誰也不能做預言家，可惜現在掌握話語權的人，如教授啦、律師啦、記者啦，都是中產階級心態，中產階級是社會技術操作力量，用北大教授強世功的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的僱用軍，沒有獨立思想，萬事要有一把其他人製造的標尺來做標準，面對中國一些醜惡的社會問題與他們美好心靈之間的反差，他們只能用普世價值作為尺度，把所有負面問題假設成外國沒有的，同時假設普世了，中國的負面問題一切就會解決。現在看來這件事恐怕不靠譜。

    我們換一把關於衡量中國體制是否合理的尺怎麼樣？中國一些有思想的學者設想了很多獨自發明的尺，但面對中國學者公信力問題，我只有用西方人的尺度才能引起大家注意，我就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那把尺，根據他的理論，評價一個國家的好壞要看社會發展程度，在他的名著《西方將主宰多久——歷史的發展模式看世界的未來》裡面，他定義了社會發展的內容：「 社會發展就是人們賴以衣食住行的技術、物質、組織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類以此繁衍後代，解釋周圍的世界、解決集體內部紛爭，以其他集體為代價拓展自己的實力，以及保衛自己應對其他集體拓展實力的嘗試（筆者註：這是戰爭能力！！）。我們或許可以說，社會發展是一個集體達成某項目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在理論上是可以跨時間和地域來比較的。」那麼再具體一點怎麼定義呢？他認為有以下4點：一是能量獲取，二是組織能力，三是信息處理能力，四是發動戰爭的能力，最後一點很重要，否則前三點都是空話。

    這些標準中並沒有政治制度，中國學者王小東認為，也許莫里斯先生認為政治制度是手段而不是社會發展成就。這個標準當然問題多多，但好處是避開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紛爭，也不用考慮歷史因素和地緣因素，大家共用一把尺，比較容易衡量。以這個尺度衡量中國與發達國家，就可以看到，中國雖然不如他們，但國家能力是幾百年來最強的，特別是「以其他集體為代價拓展自己的實力」的能力也大增，以往我們都是為別人付代價，現在不僅是這樣了，中國加入WTO后的經濟發展，多少也是讓西方和其他國家付了代價的。

    以這把尺度衡量，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中國國界兩邊的中國人，其生活狀態的區別越來越小，而原來這是無法解釋的，要知道，中國有13億人，七成國土是窮山惡水，我們沒有任何資格享受現在這樣的生活方式，相反，按照正常情況，隔一段時間應該有大批人餓死，然後亂世，死一大批人，然後改朝換代，產生新的平衡，這是美國歷史學家對中國歷代變幻的流行解釋之一。

    要說明這個情況，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國家能力的增強，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說，我們也有馬克沁機槍了。

    於是乎，情況有點變了，這裡又要引用這位伊恩·莫里斯書中提供的情況了：在此令人糊塗的緊要關頭，在中國知識分子嚮往之地阿美利加，其西邊的加利福尼州有一所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出現了一位人物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還有觀點差不多的王國斌、王豐之流，他們從歷史開始研究，產生了西方優勢的「短期偶然」論，並且獲得越來越多學者的加入，與西方優勢「長期註定」論者相抗。儘管持這一模型理論的人之間還有分歧，但所有持「短期偶然」理論的人一致認為，「長期註定」理論的幾乎所有觀點都是錯的。西方直到19世紀以後才暫時領先於東方，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

     「普世」論是「西方長期優勢註定論」的翻版，但世事難料，獨斷地認為世界上有終極真理存在，這是非常靠不住的。聽我在電視台里的朋友說，他們電視台里的外國僱員還一直嚷嚷著要加入中國這個專制國家的國籍呢，誰好誰壞的事還真不好說。至於未來，將來的事誰知道呢，還是要看誰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馬克沁機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