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與「德國問題」

日前，德國總理默克爾受達豪集中營聯合會主席的邀請訪問了納粹德國建立的第一所集中營，並發表了政治演說，此舉受到了猶太人的廣泛讚譽，當然也引起了反對派的攻擊，認為默克爾夾帶「私貨」，為下個月的大選造勢。反對派說的沒錯，戰後德國對歷史問題的反省與懺悔一直是個政治問題，正是對歷史記憶的省思讓德國民主更加強韌，同時贏得了歐洲人的信任，持續幾百年的「德國問題」融入歐洲一體化的潮流之中。

自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以來，德國在任總理在歷史問題上保持著良好的口碑。默克爾在2008年訪問以色列期間，對納粹德國的罪行向猶太人道歉。二戰的硝煙已經散去，為什麼德國領導人不斷懺悔呢？如默克爾所說，很多人想對過去的悲劇閉上眼睛，但是反對極右主義和反猶主義的鬥爭還需要繼續。無論默克爾還是當下的德國人都不是施害者，他們並沒有繼承前人的罪責，但是作為一個共同體，他們需要對助長罪惡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形態保持警醒。懺悔並非止於歷史，而是面對當下與未來，對歷史真相的承認與反思是構建民主政治的歷史記憶基礎，沒有共同的歷史認知，政治共同體的整合是脆弱的。

就像雅斯貝爾斯所說的，一個民主的政治認同以及真正的社會整合只有通過德國人承擔集體責任方能獲得。默克爾訪問達豪集中營便是對「集體責任」的履行，作為德國民選的總理，需要表達德國人對歷史問題的立場。在歐洲整合到了一個轉折點的時刻，德國人需要更多的信任，消解其它國家對「德國的歐洲」的恐懼。在歐債危機期間，默克爾被南歐國家的抗議者刻畫成留著小鬍子的希特勒，希臘人甚至認為德國再次入侵希臘。「德國問題」似乎又回來了，德國人需要得到歐洲人的理解與信任。1648年之後，德意志一直處於分裂狀態，這也是歐洲大國博弈的前提，19世紀德國統一之後，歐洲大陸無法「安放」德國，兩次世界大戰大抵與「德國問題」有關。二戰之後，德國面臨著嚴重的信任赤字，西德總理阿登納選擇了一條融入歐洲的道路。

納粹德國不僅是歐洲的災難，也是德國的悲劇，承認納粹德國的罪行既是德國贏得歐洲人信任的前提，也是德國構建民主政治的起點。民主是充滿風險的一種政治形式，魏瑪憲法的軟弱性讓希特勒綁架了德國，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恣意妄為，達豪集中營便是納粹走向瘋狂的象徵。德國人在反思納粹罪行的同時，也在為德國民主修築防護網，「德國問題」表面是國際秩序問題，實則為德國如何自處，如何安放自己的民族靈魂。

默克爾認為，對納粹大屠殺遇難者的紀念活動要一代一代傳下去，換言之，歷史懺悔需要成為一種「制度」。德國人甚至將歷史認識問題變成了法律，否認納粹的罪惡歷史是要被上訴審視判刑的。歷史的真相需要法律的衛護，極右翼政黨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被取締，民主政體需要「戰鬥性」，防止重蹈魏瑪共和國的覆轍。歷史記憶的制度化與法律化也是德國人集體認同理性化的保障，只有經過「去魅」，才能免除各種極端思想的蠱惑，民主政治才有思想根基。

德國總理的懺悔已經超越了對納粹德國罪行的「事實」層面，而成為一種政治的規範，這種態度也「外溢」到了德國之外的其它歐洲國家，任何集體罪行都不乏共謀者，當懺悔成為一種國際行為的時候，歐洲人也就找到了一種「集體身份」，這也是歐洲不斷走向一體化的深層基礎。當下，歐洲諸國對德國實力的增強保持戒心，而默克爾的「懺悔」無形之中在消除人們對「德國問題」的戒懼。懺悔幫助德國人將愛國主義的情感置於制度的框架之中，進而贏得了歐洲乃至世界的尊重。

默克爾的懺悔讓「德國問題」不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