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和進程

作者：袁偉時

中國現代性的起點，需從清末算起。清末的改革，不僅深深影響了此後長達110多年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式、路徑、成本，而且在一些歷史時期飽受非議。無論是否認可，都不能否認，這個起點對於仍然在進行時中的中國轉型，具有難得的借鑒意義。

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袁偉時表示，「從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在他看來，改革應該逐步積累，儘可能避免突變。漸進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自由、穩定和法治建設只能「日積月累，積小變為大變，欲速則不達」。

「從歷史和現狀來看，中國完全有可能通過改革，實現向現代化國家的和平轉型。」袁偉時如是說。

主動改革的條件

《華夏時報》：傳統歷史語言中，晚清政府都被描述為抗拒改革者。事實證明不是如此。權力擁有者在清末主動掀起一場改革的原因是什麼？
袁偉時：這場改革是兩大因素促成的：第一，經過19世紀五場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太平天國戰爭、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京師兩次被占，民窮國困，清政府不改革就維持不下去了；第二，國門打開，現代文明的信息日益普及，朝野上下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不接受現代文明不行了。

《華夏時報》：站在今天的角度，如何評價清末新政？

袁偉時：這裡包含兩個問題：1.如何看待清末新政？2.為什麼會爆發革命？美國學者任達在《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的1898－1912》一書認為，清末新政是一場很了不起的變革，是「黃金十年」的「新政革命」。我認同他的這個基本觀點。

清末新政成功地進行了三大革命，影響深遠：一，採用市場經濟，使經濟自由成為了整個社會發展的基礎；二，教育制度革命，廢除科舉，推行新的教育體系；三，廢除了傳統的中華法系，實行法律革命和建立了新的獨立的司法制度。此外，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是革命性的，中央和省成立了議會預備機構：資政院和諮議局。與此同時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從中央到基層三權分立的雛形開始浮出水面。可惜，後者沒有大刀闊斧做完，有些環節被扭曲了，如皇族內閣，導致革命爆發。

從這一系列措施來看，清末新政推動了中國社會前進，標誌著現代社會運作架構開始建立，影響了整個20世紀。與此相比，辛亥革命創新的東西倒是乏善可陳，其後的所有成功之處都是清末新政的延續。

《華夏時報》：新政的最大成就是經濟自由，這如何解釋？

袁偉時：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晚清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財政收入到1909年已達到2.8億兩，比19世紀末整整多出了2億兩。就是受革命影響的1911年，其財政結算也有2.6億兩。原因無他，辦企業原來要由政府層層批准，剝奪了公民的經濟自由，改為鼓勵民間辦企業，手續越來越簡便，把經濟自由還給了公民，求利的衝動成了推動國家繁榮的主要驅動力。

經濟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儘管辛亥革命後到抗日戰爭前，戰火幾乎連綿不斷，但經濟仍在持續發展，1912年至1936年的工業年均增長率竟高達9.2%！而1894至1913年間，民間產業資本更是高達15.08%。一些學者讚譽這個時期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
《華夏時報》：如果經濟自由沒有保障，那經濟就缺乏了發展的基礎。

袁偉時：對。從改革開放前後的變化，我們同樣能感受到有沒有經濟自由究竟有什麼不同。沒有經濟自由，發展就會落空，中國就不會成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擴大經濟自由的改革是從農村搞起的，然後轉到城市。中國要進一步崛起，根本的問題還在於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
當然，經濟自由不是孤立的，它與法治是一體兩面的，而法治又要有相應的政治體製作保障。說到底是「身貴自由」（嚴復語），現代公民必須是自由人。

《華夏時報》：地方自治和商人的影響力擴大，也是晚清新政中的一個顯著現象。清政府為什麼要推行地方自治呢？

袁偉時：清末的地方自治搞得很好，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也紛紛組織起來，如地方商會就達到1000多個，而且沒有當橡皮圖章的意識和習慣，都是獨立的，不受官府控制。商會還有自己的商團（私人武裝）和報紙，經常對國內外大事發表意見，維護自身和地方的利益。
此外，各地還成立了作為憲政預備機構的諮議局，一定程度實現了對行政權的監督。例如：諮議局的一些會議記錄里記載著，議員們積極參政議政，揭露官員的腐敗，參與法律法規的制定，成績顯著。

《華夏時報》：在晚清的變革中，您對租界所起的作用也給了不同的評價。

袁偉時：租界的存在，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害，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租界對中國變革的好處，凡遇戰亂，人流和資金流都會湧入租界。由於各級政府和軍閥不敢侵犯，它成了經濟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中心，從而帶來了新的經濟、新的文化和新的治理社會的方式。
比如，在20世紀20-30年代，上海的金融機構都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機構的保護並按照最自由的市場經濟規則運作，黃金和外匯買賣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貨交易也很發達，既自由又安全，因此，上海遠遠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區而成為遠東金融中心，而且中資金融資產超過了外資。

延誤會丟掉改革成果

《華夏時報》：按照您的分析，清末新政改革既然成就斐然，經濟發展也很快，但是為什麼還會爆發辛亥革命呢？

袁偉時：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必然性是什麼？一個是滿族既得利益集團的整體性腐敗，滿族入關時只有幾十萬人，到最後達到了500萬人。這些人都是吃皇糧的，全部成為既得利益者。更嚴重的是幾乎是無官不貪，特別是作為領導核心的皇族也貪污，這自然引起老百姓的強烈反感了。

其次，是一些主要經濟政策和突發事件處理得不好。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是「保路運動」。當時川漢鐵路的修建沒什麼進展，負責建設的公司是腐敗的。但既然是民營公司，就應該由股東自己去整頓解決，政府不能越俎代庖。而清政府卻宣布將鐵路收歸國有，這一下就直接與老百姓的利益衝突了，民眾的怨氣都集中到了政府頭上。而且，衝突起來之後，政府又採取鎮壓的辦法，無異於火上澆油，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最根本的是沒有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民主共和的憲政體制下，現代國家中的社會難題（實質其實就是利益衝突）是可以得到妥善解決的。民主、法治程序可以把它納入和平、理性的解決渠道，避免暴力衝突。但從1906年開始，清政府老說「立憲」，1911年組織內閣卻弄出一個皇族內閣，把權力緊緊抓在「自己人」手上，同時鉗制言論自由，不能當機立斷進行政改。於是，民間的怨憤因為沒有正常宣洩和表達的渠道，自然只有革命了。

可見，辛亥革命是清政府自己製造的，是拒絕徹底改革自食其果，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華夏時報》：在您的文章中，不時看到您對李鴻章、袁世凱等這些改革派的「讚賞」之辭，那他們有無一些共同的特點或缺陷呢？

袁偉時：這些人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對世界大勢都有所了解，而且對現代文明採取開放的態度，願意接受世界上的新的文明，比如必須辦新式企業，必須廢除科舉，這在推動晚清社會前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無論怎樣，他們還是很難丟掉骨子裡的傳統觀念，比如袁世凱到最後他還是認為自己是統治者，主權還是歸自己，他沒有真正地認識到主權在民，應該充分尊重公民的權利。在這方面他們可以講是有先天的弱點。

《華夏時報》：如何辦新式企業，李鴻章想到了「官督商辦」，您如何評價其作用？

袁偉時：「官督商辦」一般都是民用工業，其中有些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有較大盈利，並培養了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相對於清政府直接辦軍工企業，這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

李鴻章解釋說：「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說服眾商。」但在實際運行中，「官督商辦」卻變成了完全由官員控制的國有國營企業，企業負責人由官派，重大事項要請示官方，許多官僚在其中掛職拿乾薪，把衙門的腐朽作風帶到企業，有些成為排斥私人資本進入的壟斷企業。比如：李鴻章從1876年開始籌議開辦機器織布局，到1893年才全面投產；張之洞90年代辦漢陽鐵廠，投產之日即虧損之時；兩者都是官督商辦的突出典型。

《華夏時報》：就是在今天，公權力也在頻頻介入經濟領域。

袁偉時：對。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經濟、私人工商業和私人大富豪，就是應該被打擊的對象。其實，鴉片戰爭后不久，魏源就提出來，官辦企業辦一兩個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給商人去辦。19世紀60年代郭嵩燾也說發展經濟一定要靠私商；70年代鄭觀應更是疾呼要靠私人來發展經濟，官府的輪船也應交給私人經營。但在這個問題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直到甲午戰爭被歷來看不起的小國日本打得一敗塗地以後，官方才轉而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

19世紀60年代，中日兩國同時起步辦現代企業，追求「自強」或「興產植業」，但日本很快轉向支持私人資本發展，而中國仍然迷醉官僚控制一切——「官督商辦」，這是日本在19世紀末躋身於列強行列，而中國繼續沉淪的基本原因。甲午大敗就是其惡果。

可見，國家要富強的話，一定要依靠商人自己發展經濟，不能再靠官僚控制，因為官僚辦企業必然是腐敗的，全世界沒有多少官辦企業是辦得好的。但是這一條似乎現在的中國政府還沒有完全領會，還有些壟斷企業繼續在胡作非為，這怎麼得了。

關鍵是要澄清私人企業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一定要懂得：在經濟領域，「社會主義」是再分配問題；中國這塊土地上各種成分的企業——外資、民營、合營、國有、個體都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他們做大做強，讓更多人就業，依法納稅，就是為社會主義做貢獻。這是今日中國人人看得見的現實。肯定這一條，才不會讓有些人白日做夢，希圖再次沒收私人資本，驅趕外資；也才會讓投資者免除恐懼，安心經營。這是關係中國興衰榮枯的大事，絕對不能含糊，一定要寸步不讓。

《華夏時報》：您一直在說，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就是民營企業。那您對當前民營經濟的現狀如何看？問題癥結在哪兒？對於其發展有什麼具體建議？

袁偉時：就像前面我所說的，清政權對資本尤其民營資本的重視，到甲午戰爭之後才開始開竅，特別是義和團事件以後實行新政，清政府包括各省才不遺餘力地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所以清末新政十年的經濟才有那麼大的發展，成為一個輝煌的年代。這說明什麼呢？只要政府不設置障礙，經濟是可以自行發展，自行生長的。

現代市場經濟必然以民營經濟為主體。因此，就當前而言，當務之急一是砸碎玻璃門，讓民營經濟進入一切行業，尤其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業。二是讓民營企業平等地得到銀行貸款，避免再受高利貸之苦。

《華夏時報》：您強調「尊重產權，保護私有財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早就已寫入憲法，2007年也通過了《物權法》。目前這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

袁偉時：清政府侵犯川漢鐵路公司股權產權的行動，直接就帶來跟民眾的嚴重對抗，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教訓。因此，尊重產權和保護私有財產，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重要基礎，但是，尊重產權就是一定要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在現代經濟裡面，兩者是分不開的。為了保障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就要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當然，社會秩序的穩定，歸根到底要靠法治和民主來保證。

令人痛心的是，近年侵犯公民私有財產的事情屢見不鮮，比如侵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強拆成風；以勞教等形式，肆意剝奪公民的自由；巧立名目收稅、收費；最惡劣的是用權力和陰謀劫奪私人企業，如此等等。

繼續現代性進程

《華夏時報》：您不止一次提到「現代國家」的概念，您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出路何在？

袁偉時：在我看來，一個現代國家或地區要發展起來，最基本的條件是穩定和自由，同時還要有保障自由的法治，這是現代社會要發展起來的最基本條件。因為總結有些國家或地區的歷史經驗，它沒有民主但經濟發展了，關鍵是它有穩定和自由。不是民主不重要，而是沒有自由就沒有民主，自由擴大必然導致民主。
法治、自由和穩定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這條道路極其漫長，不可能立竿見影，只能日積月累，積小變為大變，欲速則不達；辛亥革命后，各政黨及其國會議員應該壓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權的慾望，在三權分立體制下接受總統制，但遺憾的是，時勢並未造就能夠把中國推向民主與法治軌道的政治家們，他們只是糾纏於權力鬥爭，國家因而沉淪。
《華夏時報》：具體而言，如何培植法治、穩定和自由的基礎？

袁偉時：一方面，要吸取經驗教訓，領會現代社會的基本常識，認清世界潮流的基本走向。中國要復興，必須融入世界。

另一方面，面對社會矛盾，面對公民意識的覺醒，要麼順應歷史潮流，要麼反歷史潮流；何去何從，這要看執政者的智慧。掌權者要理性，民間也要理性。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漸進的改革當然是成本最低的。讓新制度逐步生長，儘可能避免突變。各國現代社會制度建立的歷史經驗是：一是任何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都有範圍逐步擴大和腐敗逐步消除的過程；二是腐敗和混亂只能通過民主、法治和自由的輿論監督去糾正和防止。

《華夏時報》：但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人普遍缺乏公民意識。

袁偉時：我不認同這種說法。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催生獨立自主的公民意識。沒有自主權，怎樣做生意？沒有維護自己權利的意識，市場怎能發展和健全？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知識階層中有識之士不顧打壓，堅持不懈傳播公民權利觀念；現代公民意識在中國人中的覺醒，無論廣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加快公民意識覺醒的最好辦法是案例教育。抓住一個個具體事例，廣泛傳播，具體生動地告訴人們，這些是你們不應被侵犯的權利！也教育官員，這些是公民不容侵犯的權利，千萬別打歪主意！與此同時，要警覺和抵制各種極端思潮。他們萬變不離其宗，用各種漂亮言辭，希圖誘導中國人回到任由「精英」或「賢人」擺布的臣民時代。

《華夏時報》：在您看來，當前改革的核心任務是什麼？

袁偉時：從世界範圍看，存在各國發展快慢不同的對比態勢，世界格局將隨之逐步調整，彼此互相適應要有一個過程。各國發展的快慢，決定於誰的制度更具先進性——誰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對中國而言，經濟改革進行到今天，政治改革變得十分迫切。在制度改革和建設上，無需陳義過高，只要能夠切實保障公民的自由就好，包括經濟上、言論上、思想上、學術上、政治上各方面的自由。

市場經濟的主體是公民，公民要有自主權，公民的財產權應該受到尊重。現在人們對自由的要求是不可遏制的，公民權利的覺醒是無法壓制的。任何剝奪公民自由的措施都是愚蠢的。現在我們所解決的問題，是西方國家18世紀解決了的問題，我們至今仍在還歷史舊賬。

《華夏時報》：您對未來抱有怎樣的態度？

袁偉時：對於未來，從總體上來說，我並不悲觀。過去35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個人權利意識覺醒成了無法阻遏的潮流，現在要剝奪公民的權利沒那麼容易了。而且，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人人可以在網上尋找自己需要的信息、書寫自己的意見，壓制和封鎖勢必激起強烈反彈。公民自己開闢了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途徑，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改革是有希望的，中國通過改革實現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很大。

採訪手記
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近代中國歷史而言，這似乎表現得特別明顯。殷鑒不遠，猶警後世。基於這樣的考慮，記者採訪了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先生。
在我的設想中，史學界的老前輩都應該是比較嚴肅的，但是袁老的謙遜、隨和甚至是客氣卻令我頗感意外。他在回復我的郵件中竟稱我為「兄」，而且談起話來，更是一點架子也沒有，難怪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常有年輕後輩跟他成為忘年之交了。

近些年來，隨著專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標和靈魂的拷問》等書的出版，袁老著實挨了不少的罵，譴責其史學觀者有之，稱其是「漢奸」、「賣國賊」者有之。今年5月初，袁老赴京講學，五天內連續做了六場講座，每場近三個小時，更是引發了很熱烈的討論，被北京的朋友戲稱為「文化北伐」，更是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對此，袁老總是付之一笑：「現代文明是無法抗拒的。誰的言行對社會有益，時間是鐵面無私的審判官。每個人時間有限，我只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繼續宣揚我的觀點。」

談到當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遇到的很多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懸殊問題，國進民退問題，公民道德問題，法治建設問題等等。袁老用他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後記中的一句話對我說：「如果我們不願再做受譴責的一代，就必須面對嚴峻的現實，從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訓……」

中國即使現在還沒有達到現代化，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改委於2013年05月06日 16時12分, 才發出「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
蘇南現代化建設示範區規劃的通知    發改地區〔2013〕814號　　 來源：發展改革委網站  
http://www.gov.cn/zwgk/2013-05/06/content_2396729.htm

中國要達到全面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全民團結一致，不鬆懈，不懈怠, 不折騰。艱苦努力數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