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我們第一次戰敗：英雄的泡菜拯救無數少女（轉）

　　內容簡介：

　　本書試圖說明，美國在南朝鮮和一些聯合國成員國的支持下，贏得了一場針對北朝鮮的戰爭，輸掉了另一場針對紅色中國的戰爭。這兩場戰爭的起因本質上完全不同：北朝鮮人公然進行侵略而被挫敗;紅色中國人努力保護其家園免遭潛在的入侵威脅而獲得勝利。

　　朝鮮戰爭停戰六十年來，半島局勢卻一直是東北亞安全局勢的主要隱患，冷戰前的對抗和冷戰後的多國干預，半島暗戰此起彼伏，面目猙獰地覬覦著脆弱的和平。

　　這是一本著名的美國人反思朝鮮戰爭的書籍。作者以親歷者的身份，用一個軍事史學家和軍事戰略家的眼光，時隔多年後冷靜地審視這場戰爭的整個經過：北朝鮮的進攻，美國政府的戰略決策，美軍的戰略布局，美軍參戰前後的戰略戰術，朝鮮戰爭的各個戰役……其中穿插勾連中美、中蘇、美蘇等國際關係，將朝鮮戰爭放在大的國際背景環境進行詳細解讀，再現六十年前朝鮮戰爭的真實面目，以及戰後東北亞的冷戰布局。

　　朝鮮戰爭，其實是現代化美軍第一次戰敗的戰爭，美國人不但沒有實現朝鮮的統一，而且因誤讀新中國保護家園免遭侵犯的信心和勇氣，造成了軍事、政治上的重大損失。

　　書摘正文：

　　第1章

　　1950年的「六二五」

　　1950 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鮮的共產黨軍隊攻入南朝鮮，自此之後世界便發生了變化。這場進攻使得兩年前因蘇聯封鎖柏林而引起的對共產主義直接入侵西方的擔心成為現實。它似乎證實，在世界範圍內存在著共產主義企圖征服的陰謀。這一廣泛流傳的陰謀不論是真是假，但其引起的憂懼卻會使很多人支持麥卡錫時代對赤色分子及其支持者進行的政治迫害。這一恐慌使歐洲減輕了對德國軍隊的擔心，並允許西德作為一個西方盟友重新武裝起來。美國對這場進攻的反應確定了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政府對共產主義世界實施的對抗外交手段，而這種對抗外交一直影響到美國在越南戰爭年代里所採取的政策。朝鮮戰爭為美國軍事史上一位卓越的，但也是最有爭議的領袖人物——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開闢了一個達到其事業頂峰的機會，同時也導致了麥克阿瑟突然一落千丈，過快地跌入其人生的低谷。朝鮮戰爭使美國人民歷經了數周之久的參議院聽證會，對美國該如何對待這場戰爭和共產主義進行審議。然而到朝鮮戰爭結束時，多年來一直支配著美國政策的有關全面勝利和善惡之間的這一衝突的簡單事實，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儘管絕不是對全體美國人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令人沮喪的世界里，尚欠充分。

　　北朝鮮軍隊最初投入進攻的部隊有七個師和三個獨立分隊，計八點九萬人。他們分成六個密集的縱隊，從三八線攻擊南方。他們在戰略和戰術上完全實現了突然襲擊。面對他們的是四個兵員不足的南朝鮮師和一個團，總計三點八萬人，而且這些人並不都在前線。一些南朝鮮部隊作為後備軍駐紮在三八線以南遠近不等的地方。由於沒有人事前預料到這場進攻，許多南朝鮮士兵離隊過周末假期去了。南朝鮮的另外四個師則分散駐紮在南部不同的地方。

　　北朝鮮人數量上佔據優勢，在戰線上他們集中兵力，在一些關鍵作戰地點其優勢為五或六比一。北朝鮮人擁有的大炮是南朝鮮的三倍，並且幾乎所有的大炮都比南朝鮮的大炮射程遠。北朝鮮人可以站在反擊炮火遠遠達不到的地方任意轟擊南朝鮮陣地。

　　但是數量和炮火上的優勢對於北朝鮮人來說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因為他們還擁有一種絕對武器：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已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坦克突破敵人防禦的突襲能力，但是在二戰結束五年之後，由美國裝備起來的南朝鮮人卻沒有任何阻擋坦克的武器——既沒有一輛自己的坦克，也沒有穿甲炮彈、作戰飛機和反坦克地雷。這種情況實在異常。

　　北朝鮮人自己僅擁有一百五十輛坦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交戰雙方所動用的數以千計的坦克相比，這個數字顯得荒唐可笑。但是由於很少受到阻擋，這些坦克便形成了一種無所不能、無堅不摧的力量。不論南朝鮮軍隊表現出什麼樣的勇氣、獻身和頑強的精神，在坦克面前都毫無作用。坦克本身是蘇制T34型的龐然大物，重32噸，裝有厚厚的鋼板，外型輪廓低矮，攜帶有85毫米高速火炮。德國裝甲部隊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認為，正是這種坦克擋住了1941年對莫斯科發起的進攻，而當時坦克上只裝備有一門76毫米火炮。

　　南朝鮮人擁有的唯一具有一點點抵禦T34坦克潛力的武器是美式 57毫米低平彈道反坦克炮和60毫米火箭筒。57毫米反坦克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廢棄不用的遺物，只有靠偶爾僥倖的射擊才能阻止身披重甲的T34坦克。坦克上易受攻擊的部位不多，其中之一是後部引擎上方的格柵。火箭筒打到北朝鮮坦克的兩側不會造成什麼傷害，要麼就被彈飛到一邊。只有新近研製但尚未試驗的、在最初幾周匆忙空運到朝鮮的90毫米超級火箭筒，有些情況下才起作用，但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管用。

　　北朝鮮人顯然知道南朝鮮人沒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因為他們採取了在通常戰爭情況下會招致滅頂之災的戰術：他們將坦克車排成縱隊，一輛接著一輛，在寬度為5.5米的狹窄的朝鮮土路上向南部進發;其步兵亦排成一行，緊隨在坦克之後。

　　哪怕在路基表面的合適地方埋上幾顆反坦克地雷，就可以阻擋住整個縱隊。南朝鮮人擁有八十九門野戰炮(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步兵火炮連使用的近程105毫米 M3輕型榴彈炮)，從其中一些發射出的炮彈幾分鐘之內就可以摧毀受阻的坦克縱隊，從攻擊機上投下的凝固汽油彈也能將其摧毀。但是由於南朝鮮人最初根本沒有這些武器，北朝鮮人便能在白天肆無忌憚地沿路南下，一路摧毀南朝鮮人的陣地，擊潰任何魯莽向他們進攻的部隊，為緊隨其後的步兵開闢了實際上沒有什麼反抗的行進通道。

　　北朝鮮人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戰術，不僅是因為南朝鮮人無法與之抗衡，而且還因為朝鮮的地形促使坦克待在道路上。朝鮮的國土約有四分之三是山脈，這對坦克來說十分不利，甚至是致命的。大部分相對平坦的陸地在1950年夏天也都是小塊的潮濕稻田，其間被隆起的狹窄走道和路堤分開。在很多稻田裡，坦克行動都有困難。正是基於對朝鮮地形做出這樣的評價，再加上如下一種判斷(該判斷後被證明大體上是錯誤的)：即朝鮮小溪上的單車道橋樑十分單薄，支撐不住坦克的重負，因而美國的軍事顧問才在1949年拒絕了南朝鮮人對坦克的要求。也許那些顧問推論，蘇聯和北朝鮮人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從北朝鮮的武器庫中撤掉坦克。更有可能的是，美國人用地形作為一種借口，拒絕南朝鮮人對坦克的要求，因為他們擔心好戰的南朝鮮總統李承晚，一如他曾威脅要做的那樣，會用坦克進攻北方。雖然美國有意只給南朝鮮提供防禦性武器，但正是出於這種獨特的美國式思維，美國顧問才未能提供任何足以抵禦坦克的防禦性手段。首批反坦克地雷是在6月30日，即入侵的第六天，從日本空運至朝鮮的。當時南朝鮮軍隊狀況混亂不堪，地雷的分發及使用方面的訓練又花了許多時間。而這時，T34坦克卻在滾滾推進之中。

　　北朝鮮人在許多方面很像他們的南朝鮮兄弟。兩國的士兵大部分都是農民出身，他們對艱辛勞作、忍耐與貧困已習以為常，並不以勝敗為意，對他們信奉的東西則堅貞不渝，而且對上司大都唯命是從。雙方的士兵都能夠在給養不足的情況下進行遠距離的艱苦行軍，並且在行軍結束后仍能進行戰鬥。他們可以翻山越嶺，又不會因精疲力竭或用力過度而倒下。在這方面，他們不像大多數美國士兵那樣，多半屬於守備部隊，習慣於乘坐機動車輛，很少進行體能訓練，幾乎沒有長途行軍和翻山越嶺的經歷。

　　儘管三八線南北的朝鮮人大體上一樣，但他們的軍隊卻大不相同，因為每支軍隊都各自反映出了他們的締造者——即美國軍隊和蘇聯軍隊——的軍事學說。

　　北朝鮮軍隊的壓倒性力量(八點九萬人)分佈在七個突擊步兵師，一個坦克旅和兩個獨立步兵團。除此之外，部隊還有三個後備師，計二點三萬人，另有大約一點八萬人的邊境保安隊。只有五千人分配在指揮和後勤部門。相比之下，南朝鮮軍隊八個兵員不足的戰鬥師里，僅有六點五萬人，而在指揮和後勤部門工作的就有三點三萬人。南朝鮮軍隊反映了美國的軍事編製：與作戰人員相比，數量更大的是支援人員。而在另一方面，北朝鮮軍隊完全展現了蘇聯軍隊的簡練學說：將每個人都儘可能地推到前線，給他一件武器去戰鬥。

　　從短期來看，北朝鮮人還具有一種額外的人力優勢：他們的軍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曾在中國共產黨部隊中服過役，在國民黨人逃到台灣前後，他們退伍複員回到了朝鮮。這些人給北朝鮮軍隊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作戰經驗和戰鬥勇氣，而南朝鮮軍隊在開始時卻不具備這些。

　　在戰術方面，北朝鮮人一次又一次地重複採用一種極為有效的方法：他們向固定的敵軍陣地直接發起正面進攻或發射火力，然後派部隊從兩翼包抄;如果可能，就按計劃把敵軍包圍起來，將其擠進一個小小的環形防線內殲滅之，或者迫使敵人投降;倘若不能形成包圍，就在敵軍身後設置路障，以此切斷敵軍的退路或敵人的援軍。

　　這種方法在1950年夏季的流動形式下十分奏效。當時，在難以從側翼包抄的長達數英里的戰線上，根本沒有兵員充足的主要防線。T34坦克能夠直接對著敵軍設在道路上的陣地運動，用炮火牽制住敵人，而同時北朝鮮的步兵便悄悄繞過陣地兩側，抵達敵軍後方。在這種戰術形勢下，上述方法尤其成功。即便一場包圍不能奏效，其他包圍往往能行。

　　雙重包圍對北朝鮮人來說也是慣用的戰術。千百年來翼側包圍一直是戰爭的基本打法，但是一些士兵運用起來就比其他士兵獲取的成功多。當北朝鮮人能夠採用此種打法時，他們就仿效擅長包圍戰術的最偉大的軍隊的榜樣，即13世紀成吉思汗及其繼承人統率下的蒙古人。蒙古式的進攻方法是以其狩獵方法為基礎的。成吉思汗在和平時期，每年冬季都通過大型狩獵這樣一種手段訓練他的軍隊。通常由一支隊伍開始把獵物往後驅趕，然後側翼的隊伍就運動到中心隊伍的前頭，繞過獵物來到後方，將越來越驚恐的野物包圍起來，接著從四面八方把它們擠到一起。對蒙古士兵開展的訓練，主要是教他們在收縮包圍圈時，不讓哪怕一隻兔子或一頭鹿逃掉。這需要對所有實施包圍的部隊進行難以置信的高度控制。這種方法奏效時，實際上沒有一隻獵物能夠自行逃脫掉。對於那些在大型狩獵中善於包圍動物的士兵來說，獵起人來就變得容易了。

　　當包圍戰術對北朝鮮人產生作用之時——而情況常常如此——事實上沒有一支有組織的隊伍，並且通常沒有幾個人能從陷阱中逃離出來。對於南朝鮮來說，幸運的是北朝鮮沒有像成吉思汗那樣的軍事天才，能夠將這一有限的戰術觀念擴展成一項深遠的戰略方案，在一場大的協同戰役中征服南朝鮮。

　　第2章

　　戰爭起因

　　進攻發動之後，在首爾[1]引起了極大的震驚，與在華盛頓和麥克阿瑟將軍設在東京的遠東司令部引起的震驚一樣令人頭暈目眩。不斷有人開始質問，美國的情報機構擁有巨大的極為機密的先進手段，而一支龐大的共產黨軍隊，又有這一切設備、彈藥、給養和騷動，怎麼能夠在一個友邦的邊界對面集結起來，並且直到第一批炮火開始傾瀉到南朝鮮陣地上時，竟然沒有一個人事前對此有所察覺呢?

　　中央情報局局長、海軍少將羅斯科·H.希倫科特就在進攻開始一天之後採取行動，推卸中央情報局的責任。他向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暗示，中央情報局提供了充足的線索，表明進攻就要到來。這一手法立即在華盛頓和東京引發了緊張的秘密搜尋情報失靈的替罪羊的行動。結果卻一無所獲。每一個責任機構最後都證明，曾經預言北朝鮮的進攻可能到來，但卻沒有一家機構，包括中央情報局在內，曾經預示進攻就會到來。

　　假如美國能夠預測到這場進攻，假如取消了周末度假，南朝鮮人無疑會感恩不盡。但是在美國，情報機構的失敗也僅僅具有學術意義：因為美國根本沒有任何針對入侵的防備計劃，不論入侵發生在哪一天。

　　情報部門沒有解釋是誰策動了這場進攻。雖然大多數人把矛頭指向蘇聯，也有一些人把矛頭指向紅色中國，但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北朝鮮人推進的那種令人吃驚的速度仍使許多軍官心存疑竇。這樣的成功如果不是蘇聯紅軍親自出馬，也必然是在蘇聯的大力幫助下才能取得。在接踵而至的恐慌之中，沒有人認識到消除懷疑的那種簡單道理：即北朝鮮人擁有坦克。根本不需要其他力量積極參與。一直到某種可以阻擋住坦克的東西引進朝鮮半島之前，北朝鮮人是戰無不勝的。

　

　　這場戰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朝鮮半島被迫分裂為兩個對抗性的敵對國家，這是一種幾乎沒有一個朝鮮人希望的局面，但卻被蘇聯和美國的戰後地緣政治學的壓力強加到了朝鮮人的頭上。1945年，俄國人一如其數百年來所做的那樣，試圖將其部隊佔領的每一寸土地控制在自己手裡。俄國人拒絕接受代表統一朝鮮的全朝鮮政府，因為那樣的政府當時可能會把蘇聯佔領的北方併入進去，也許會在選舉中擊敗共產黨的控制。俄國人在德國採取了同樣的政策，這一政策致使那個國家曾分裂為兩個對抗性的國家。

　　美國人和俄國人的對抗並不完全針對俄國人擄疆掠土的慾望。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另一種憤怒就一直在鬱積。而當依附於蘇聯的北朝鮮人越過三八線，開始明目張膽地侵略時，這種憤怒便燃起了火焰。其基礎是，人們後來認識到，就在俄國人跟德國人打得難解難分之時，日本已被打敗;如果美國認識到這些明確的信號，就可以完全將蘇聯排除在太平洋戰爭之外。

　　北朝鮮是俄國人介入抗日戰爭所贏得的戰利品之一。另一個戰利品是中國「滿洲」[2]。日本軍隊在那裡向俄國人投降時，交出了大量的作戰裝備。俄國人把那些裝備送給了中國共產黨人。由「滿洲」提供的這些裝備和牢靠的軍事基地確保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內戰中擁有需要的力量。到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人已把中國國民黨人趕出了中國大陸，迫使他們逃到了離岸160公里之遙的海島台灣省。

　　在抗日戰爭中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作為的俄國人，竟成了日本戰敗的主要受益者。美國在抗戰中提供了95%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卻失去了大部分勝利果實，並為共產主義的擴張開闢了道路。

　　美國最大的錯誤是，直到1945年7月的同盟國波茨坦會議上，仍堅持要蘇聯介入太平洋戰爭，儘管到1944年秋季美國已經摧毀了日本的海軍，並已贏得了戰爭。日本人將沒有能力抵禦對他們本土島嶼實施的窒息性封鎖。由於日本人對原材料(但最重要的是食品)要依賴進口，封鎖就有可能使他們屈服。但是美國人擔心，日本人不論其情況如何，將會反抗到底;此外，美國仍堅持一種要求無條件投降的立場。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和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所持的這一論調來自美國的戰爭觀念：美國人把戰爭看做是一場善與惡的重大較量。因此，戰爭的目的是奪取全面勝利，徹底征服敵人。

　　這一觀念跟19世紀偉大的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觀念不相一致。克勞塞維茨在其主要論著《戰爭論》中鼓吹的戰爭觀念是，戰爭是國家政策的延伸。他在下面一句話中說明，必須把政治目的跟進行戰爭聯繫在一起。「政治計劃是目的，而戰爭是手段，決不能認為手段可以跟目的分割開來。」克氏的觀點在描述戰爭的正當目的方面遠比全勝學說準確得多。

　　不僅美國人進行的這場太平洋戰爭，被無條件投降論無望地弄得很不正常，而且戰事的明顯成功使得許多美國人認為，全面勝利已被證明是戰爭的唯一目的。將戰爭看做是追求全勝的這一美國傾向，在朝鮮戰爭中將給美國人的思維蒙上厚厚的陰影。但是，克勞塞維茨這位造詣頗深的西方軍事思想家，卻拒絕接受如下觀點：戰爭的正當目的是將敵人踩在腳下，將其摧垮。克勞塞維茨說道：「戰爭只不過是運用別的混合手段繼續進行政治交往而已……停止外交照會會斷絕不同國家和政府之間的政治關係嗎?戰爭難道不是另外一種表達思想的作品和語言嗎?它肯定有自己的語法，但卻沒有自己的邏輯。」

　　若沒有無條件投降這一準則，日本人也許早就投降了，有可能在1944年晚些時候，而到1945年春天則是肯定的。日本人猶豫不決的原因是，無條件投降將會使他們的天皇作為戰犯面臨被處決的危險。這是日本人無法接受的。天皇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尊神，也是武裝力量的權威中心。日本人願捨棄其他一切，而不願失去他們的天皇，他們把一個民族的觀念維繫在天皇身上。因此最大的諷刺是，哈里·S.杜魯門總統最終在這一點上對日本人做了讓步，對無條件投降做了修改，把天皇排除在外——但這只是在美國人1945年8月6日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之後，也是在俄國人8月8日介入戰爭之後。

　　這樣一來，俄國人就得到了一份加入抗日戰爭而又沒有什麼約束的真誠請帖。後來，美國人發現他們被俄國人愚弄了，尤其是被俄國人那種跟西方團結一致的說法蒙蔽了。在戰爭中打垮了作惡者，給國與國之間帶來友誼的美國人發現，他們不僅消滅了對抗蘇聯勢力的德國和日本，而且促進並幫助了蘇聯這個極權主義的國家，其領土擴張、控制鄰國的傾向跟第三帝國所表現出的情形不相上下。

　　難怪當時受挫的美國人開始鄙視俄國人，並懷疑俄國人到處在搞共產主義陰謀。

　　當北朝鮮的炮火打破夏天的平靜之時，呈現的正是這樣一種形勢。美國人很自然地認為戰爭是由蘇聯煽動的，北朝鮮和紅色中國都是共謀者，中國當時也被看做是蘇聯的一個附屬國。美國人懷疑到處都有共產主義分子，正是這種疑心削弱了美國領導人把共產黨大國當做普通國家來看待的能力，共產黨國家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局限性。共產黨國家被看做是黑暗的王國，是不能寬容的。因此，朝鮮戰爭——雖然根本不具備聖戰的條件——從一開始(並且幾乎到最後都被許多人)看做是光明與黑暗的兇惡勢力之間的某種較量，是密特拉教和摩尼教式的較量。正是這一點才在許多美國軍界領導人中，尤其是麥克阿瑟將軍，產生了一種看法。他們認為，這場戰爭不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應獲取全面勝利。

　　[1]a即漢城，韓國首都，2005年後統一翻譯為「首爾」。——編者注

　　[2]a「滿洲」：即中國東北地區。——編者注

　　第3章

　　分割

　　朝鮮沿三八線被分割開來，由此引出了許多事端。但奇怪的是，這種分割卻是漫不經心的安排，任何一方都沒有進行認真計算。最初的意圖只是在進入朝鮮接受日軍投降的美蘇軍隊之間畫一條線。儘管盟軍曾經答應朝鮮最終實現獨立，但在戰爭結束時，朝鮮半島仍被看做是敵佔領土，因為朝鮮在1910年被日本并吞。而在那之前，朝鮮已經有了將近兩千年的或多或少的獨立史，不過大部分時間裡，都是處在中國封建帝國宗主權力的保護之下。

　　在波茨坦會議上，尚沒有出現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分界線問題。如果出現的話，美國官員已準備提出一條十分接近最終選擇的分界線。時任陸軍作戰處(即師以上部隊訓練處)處長，並且出席波茨坦會議的約翰·C.赫爾中將與他的參謀人員決定，美國在其區域內至少需要兩個主要港口。他們選中了鄰近韓國首都首爾的港口城市仁川和位於該國東南角的主要深水港釜山。

　　這兩個港口五年之後對朝鮮人和美國所具有的那種命運攸關的重要性，陸軍作戰訓練處的軍官無疑是一無所知的。朝鮮戰爭即將表明他們的直覺是對的，因為戰爭第一階段的結果取決於對仁川和釜山的佔領。

　　實際行動是由美國軍官C.H.波恩斯蒂爾三世上校於1945年8月11日採取的。他在協助起草發給時任盟軍最高司令官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第一號通令，並就有關日本投降和佔領日本方面給麥帥下達指示。作為一條便於確定的分界線，波恩斯蒂爾上校將其定在三八線上，該線距首爾和仁川以北大約25空里。 [1]波恩斯蒂爾的建議在最終草稿上得以保留，並得到了俄國人的同意，而且隨著冷戰的進展，變成了兩個朝鮮之間的邊界線。三八線作為一條行政管理分界線，而不是一條政治上的分界線，其本身也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該線從朝鮮最寬闊的地方穿過，跟任何地理特徵都沒有絲毫聯繫。另外，它還把西部的瓮津半島從南朝鮮的其餘部分劃了出去。選定三八線作為一條分界線，立即引起了朝鮮人的憤怒。它將這個國家不自然地分割開來，這使三八線兩邊的朝鮮人群情激憤，他們都強烈希望將其清除掉，把國家統一起來。

　　1945年，蘇聯迅速著手鞏固其對北朝鮮的控制，並開始粉碎任何一種成立統一國家的可能，除非它是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1945年後期，四大國(蘇聯、美國、英國、中國)聯合委員會同意成立一個隸屬於該委員會的全朝鮮託管的政府，俄國人卻暗中對此進行破壞。蘇聯堅持，委員會只跟支持託管制度的朝鮮政治團體打交道——實際上只是少數共產黨團體和親共產黨團體，因為所有其他的朝鮮政治派別都反對託管制，並要求儘快獨立。俄國人還在三八線上封鎖了邊界，對出入北朝鮮的車輛進行嚴格限制。這就有效地製造了兩個朝鮮「國家」。美國無法克服蘇聯的不妥協立場，便於 1947年在聯合國提出了這個問題。1947年11月14日，聯合國大會投票表決，同意進行一次全朝鮮選舉，並任命了一個九國聯合國朝鮮問題臨時委員會 (UNTCOK)，對選舉進行監督。

　　該委員會於1948年1月8日在首爾的德壽宮召開會議。不過，該委員會少了一位成員，因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拒絕參加;但是蘇聯卻在北部禁止選舉，並拒不允許委員會進入北朝鮮。這一失敗在委員會內部引起了有關其合法地位的疑慮，委員會主席要求再做出一項聯合國決議。1948年2月26日，聯合國臨時委員會決定，朝鮮問題臨時委員會在其儘可能到達的朝鮮地方繼續進行選舉。當然，這意味著僅僅在三八線以南的那一部分，即由美國軍政府統治的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兩個南朝鮮的極端右翼黨派贊同聯合國的選舉，即李承晚的迅速實現朝鮮獨立的國民協會和朝鮮民主黨。

　　朝鮮人不太相信，在南部建立一個獨立的政府將會最終產生一個統一的朝鮮，即使它得到聯合國的支持，並標榜為全朝鮮的政府。大多數朝鮮人擔心，這樣的選舉將會使朝鮮永遠分裂，因為俄國人會在北部很快建立一個與之相匹敵的共產黨國家。溫和派和左翼黨派對這一前景感到極不高興，他們敦促人們聯合抵制定於1948年5月9日舉行的聯合國選舉。

　　在過渡期間(1948年4月22日至23日)，北朝鮮共產黨掌管的人民委員會邀請三八線兩邊的朝鮮團體，到北朝鮮未來的首都平壤參加一個大型的有關祖國統一的會議。與會代表五百四十五人，其中三百六十人來自南方。參加會議的唯一一位有知名度的朝鮮右翼代表人物是流亡的前南朝鮮臨時政府(1919年在上海成立)主席金九，但是南方的許多溫和派和左派組織參加了會議。駐朝美軍司令官約翰·R. 霍奇中將譴責這次會議是共產黨分子的一個政治陰謀。大約在此時，蘇聯提議所有外國軍隊從朝鮮撤離，朝鮮的事情由朝鮮人民自己去辦。這一建議與平壤會議公報中的要點相似。

　　平壤會議是蘇聯和北朝鮮共產黨分子阻撓聯合國選舉的最後一次努力，其結果是使朝鮮的政治形勢兩極分化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由於南朝鮮所有的溫和派領袖都反對聯合國選舉，在朝鮮境外逃亡四十年之久的李承晚在南部便沒有任何有力的挑戰者。因而，聯合國選舉就意味著在南部建立一個右翼政府;而蘇聯就會在北部成立一個共產黨政府與之相抗衡。無疑代表著三八線兩邊大多數人的溫和派因此便被小小的伎倆徹底戰勝，朝鮮也一舉被分裂為兩個極端的政治陣營，而且這兩個陣營被三八線分割成了兩塊領土。這樣一來，朝鮮在1948年5月便發現自身已在地理和意識形態上被明顯分裂開來，恰如1860年美國南北兩方的分裂那樣顯而易見。因而內戰的條件已經成熟。朝鮮的溫和派在聯合國選舉之前，面對蘇聯的不妥協和美國對共產黨動機的懷疑，曾希望和平地締造一個統一而又民主的國家，而內戰的重大損失使那種希望十分渺茫。此時，在一個分裂的家庭里，唯一贏得統一的手段將是戰爭。

　　如果世界在1948 年沒有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如果朝鮮不是處在這兩個陣營的中間，那麼發生在這個「晨靜之鄉」的衝突可能會是嚴重的，也許會是激烈的，但它最終會在朝鮮範圍內，以朝鮮的方式得以解決。可是由於歷史和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朝鮮將成為美國和蘇聯之間力量競賽中的一名小卒，而雙方的目的則跟朝鮮半島毫無關係，朝鮮人本身也已淪為犧牲品。

　　如果美國和蘇聯願意在選舉問題上冒險，讓所有黨派進行一次真正民主的全朝鮮選舉，那麼就不會產生右翼的南朝鮮，也不會產生共產黨的北朝鮮，而會選出一個對共產黨分子和右翼地主都不利的溫和政府。但是美國對共產黨在東歐的顛覆活動仍記憶猶新，因此並不相信蘇聯。而對西方抱有偏執性反感的俄國人也不相信美國。

　　也許更重要的是，俄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妄圖控制朝鮮，不願僅僅為了滿足朝鮮人民的民族願望，而從自己所佔據的地位上撤下來。

　　因此，朝鮮發現其本身在雙重地奉行一種一千年前就曾經採取的「和議」政策，即依靠一個大國以保護自身的獨立。這一政策使得朝鮮能夠脫離中國獨立存在達數百年之久，從而對兩國都有好處：朝鮮幾近獨立，中國對朝鮮加以保護，並把朝鮮當做一個緩衝國，以抵禦日本人和其他來自東方的可能入侵者。

　　和議政策在李氏王朝統治朝鮮時期達到了頂峰。該王朝的締造者李成桂國王甘願做中國的「開化的進貢國」。他在1392年說道：「吾等區區小國，可充作圍欄與牆壁，以報效皇上浩蕩天恩。」

　　然而在1948年，朝鮮發現自己不得不同兩個對立的大國，而不是一個大國，玩弄和議手法。在南方，出現了一個由美國支持、聯合國認可的韓國，並由七十三歲的李承晚擔任獨裁總統。在北方，在蘇聯幫助下成立了朝鮮人民共和國，選舉三十歲的共產黨人金日成做首相，金日成以前曾在蘇聯軍隊里當過軍官。

　　至於說李承晚對和議政策的依賴程度，也就是說，如果他向北朝鮮挑起公開衝突，他是否期望美國前來幫忙，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很大分歧。美國在支持聯合國選舉之時，自己也不清楚這是在獲得一個「開化的進貢國」韓國，是在像以前的中國封建帝國那樣，同南朝鮮確立一種「老大哥」與「小弟弟」般的關係。然而李承晚卻經常鼓吹動用武力使朝鮮統一。可是知情的軍界人士都很清楚，李承晚並沒有這樣一支兵力。李把和平統一的觀點當做異端邪說來對待。在1951年3月1日，他曾說道：「儘管大洋彼岸的朋友建議，不要攻打北朝鮮的外國傀儡，但是北方處在苦難中的兄弟的呼聲卻不能置之不理。我們應對這一呼聲作出反應。」

　　人們也不清楚蘇聯開始有意充當北朝鮮的老大哥這一角色。蘇聯的戰略意圖已經越過朝鮮，指向了美國。但是，北方的金日成卻已擺出咄咄逼人的姿態，跟李承晚的架勢沒有什麼區別。因此到1948年底之時，兩個敵對的朝鮮政府在三八線上形成了對峙之勢，雙方都聲稱自己代表整個朝鮮，而且都努力要把對方消滅。雙方都發動過邊界襲擊，有些襲擊還造成了相當大的傷亡。北朝鮮游擊隊還滲透到南部的山區，在那裡進行襲擊活動。三八線上以及南方內部的這些暴力行動，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戰爭開始。

　　北朝鮮儘管面積較大，12.4萬平方公里，比英格蘭和紐約州稍小一點，由日本人建造的為數不多的工廠大部分也都歸北朝鮮所有，但它大部分都是山區，不那麼富饒多產，而且1950年時也才只有九百萬人。南朝鮮面積9.6萬平方公里，略大於葡萄牙，略小於弗吉尼亞州，有兩千一百萬人，並擁有最肥沃的農田、大部分輕工業和大多數大城市。

　　在這兩個國家裡，大多數人是農民——在北方農民佔62%，在南方農民佔70%—— 他們耕種著小塊的稻田或高低田，多半是靠手工勞動，間或藉助於黃牛或水牛。農民們群集在小村莊里，住的是茅草屋頂的房子，每天外出到附近的田野里勞作。在一個自然秀美的國度里，完全用當地材料建起的村莊好像是從大地中自然長出來似的，它們常常是最優美的景觀。在低地和較低的山區，幾乎所有的農業都在那裡開展，村與村之間通常只隔一公里半左右。這些村莊宛如未經雕琢的璞玉一樣，散布在修整過的一塊塊綠色的田野風景線上，與荒涼的、布滿灌叢或林木的高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兩邊的士兵都把村莊用作方便而又易於識別的目標，也把它們當做集結點和防禦點來使用。因此，村莊常常遭到戰爭的一般性破壞。儘管如此，很少有人不被它們那種質樸無華的美所感動。

　　村莊是鄉村人生活的中心。村民們很少主動地遠離村子。正如朝鮮作家姜泳詰(Younghill Kang)在談起他的故鄉松樹村時所說的那樣：「千百年來，人們的衣食居住和風俗都沒有改變，村民們一直過著愉快的生活。」從山上流下的清水穿過田野，流到河裡，然後注入大海。這道山水，「是他們中唯一走得較遠的漫遊者」。

　　除了戰爭本身外，朝鮮還有兩個跟嗅覺有關的原因，使得這個國家看上去不像是一座伊甸園，至少對美國人和歐洲人來說是如此。其一是那些無處不在的牛拉「糞車」，車上裝著簡樸農民收集起來的撒在自家田裡的自己的糞便，散發出一種極為濃烈而刺鼻的氣味，簡直能把西方人熏得頭暈目眩。其二是朝鮮那種民族風味的蔬菜，由白菜、大蒜、辣椒、蘿蔔和其他物料混在一起腌制而成，通常叫做 「泡菜」。碰到這種菜的時候，比如，一位可愛的朝鮮姑娘呼出的氣，一般都會對西方士兵產生一種極強的影響，使他對她的興趣頓時消失，他的性慾也將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片外國士兵橫行的國土上，朝鮮的許多姑娘得以保住貞操，她們的母親無疑會感謝泡菜。

　　[1]a空里(air mile)：用英里計算的直線距離。1英里約等於1.6公里。——譯者注

　　第4章

　　不許干涉台灣和朝鮮

　　從長遠看，人口方面的優勢將會使南朝鮮在這個半島上佔有優勢。但是從短期來看，北朝鮮卻佔有軍事優勢。他們擁有一支蘇聯締造的陸軍和空軍，這支隊伍比南朝鮮的要強大得多。金日成和其他北朝鮮領導人顯然推想，他們如果要發動攻擊，那就必須儘快動手。

　　在遠東地區，對於整個共產主義事業來說，進行挑釁性冒險的條件也是再合適不過了。1949年後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同中國國民黨人的內戰中，已經在大陸取得了最後勝利，並且正式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京(北平)。只有國民黨的領導者和一部分國軍殘餘撤到了中國省份台灣島。1950年初，紅色中國人正積極準備進攻台灣，這一行動將會把全中國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並將最終結束曠日持久的內戰。美國沒有必要干涉紅色中國。然而，蔣介石和國民黨人被打垮這一災難，卻使美國的中國院外活動集團[1]和保守的共和黨人坐不住了，他們緊急呼籲支援蔣介石，阻止紅色中國解放台灣。

　　中國共產黨人自身也使這個問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1950年1月8日，北京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給聯合國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發了一封電報，堅決要求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驅逐國民黨中國。蘇聯駐安理會代表雅可夫·馬立克提出了一項驅逐國民黨中國的決議案。

　　在接著進行的辯論中，美國反對蘇聯的決議案，但卻宣布說，美國願意讓安理會成員國進行投票表決，並且不使用否決權，若有7票贊成，美國就接受表決結果。馬立克遭到了失敗：1月13日的投票結果是六比三，英國和挪威棄權。雖然馬立克僅差一票，但他卻立即退出安理會會場，並宣布只要國民黨代表不走，蘇聯將抵制聯合國。

　　這是一次難以置信的極端行動，因為已經有二十六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十五個是聯合國成員國)，如果蘇聯再耐心隨和一點，這個問題也許很快就會解決。儘管在美國保守派給予蔣介石很多支持，但是杜魯門政府還是決心不把這個問題推到攤牌的地步。馬立克的行動激怒了其他聯合國成員，使他們更加反對接納紅色中國。

　　不久，英國駐聯合國代表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對蘇聯引發的這一危機的真正動機提出了質疑。他懷疑蘇聯不是要幫助紅色中國進入這一世界機構，而是要阻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以便使北京「更為有效地同西方隔離開來，處於蘇聯的控制之下」。按照克里姆林宮拜占庭式的想法，這樣的政策是最合乎情理的，因為蘇聯不大想跟另外一個具有潛在力量和影響的共產黨國家——紅色中國分享這一重要的世界舞台，以及其作為共產黨世界卓越的領袖地位。

　　對於警覺的西方人來說，馬立克的行動本應該是一種提示，告訴他們存在著打破共產黨團結的可能性，至少有可能著手把紅色中國與蘇聯脫離開來。遺憾的是，西方領導人，尤其是美國領導人，並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仍然認為，共產主義如鐵板一塊，不可分割，是一種威脅。直到 1951年春天舉行的參議院委員會聽證會上，時任國防部長的喬治·C.馬歇爾還舉證說，中國是在蘇聯的控制之下。這種看法被美國人廣為接受，很少有人注意到埃德加·斯諾這樣的人的聲音。斯諾是紅色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相識，《西行漫記》的作者。他在1949年4月9日的《星期六晚郵報》上撰文寫道：「中國將成為第一個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共產黨掌管的大國。」

　　大約就在蘇聯代表走出安理會會場之時，美國在華盛頓發表了兩個聲明，一個聲明很可能使北朝鮮人下定了侵略的決心，而另一個則減輕了紅色中國對美國的擔心。兩個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對兩個聲明都信以為真，而且對隨後的美國行動做出了大錯特錯的評價，這使他們對變化不定的美國政治舞台的誤解變得更加可悲了。

　　第一個聲明是由杜魯門總統於1月5日發表的。杜魯門說，美國不想在台灣建立基地，也根本「不打算動用其武裝力量干涉(台灣)目前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會走一條導致其介入中國內部衝突的道路。美國同樣不會給福摩薩(台灣舊稱)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出謀劃策」。

　　第二個聲明是由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於1月12日向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艾奇遜說美國的「防禦半徑」沿阿留申群島至日本，然後延續到琉球群島(沖繩島)和菲律賓群島，如有必要，這些陣地將由美國以武力來保衛。朝鮮和台灣都沒有被艾奇遜包括在防禦半徑之內。在他講話中的其他地方，他談到了太平洋的「其他地區」，「必須清楚，誰也不能保證這些地區不會遭到軍事襲擊……如果發生這樣的襲擊……最初必須依靠遭受襲擊的人民來抗擊襲擊，然後要依賴整個文明世界按照聯合國憲章所給予的支持」。

　　這兩個聲明反映出一種憂慮，即對美國軍隊在亞洲的陸上戰爭所承擔的義務放心不下，也反映出美國人對整個中國，尤其是對中國國民黨人的幻想已嚴重破滅。早在1947年，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杜魯門政府的默許下就已決定，美國對在朝鮮保留地面部隊沒有多少戰略興趣，美國可以通過空中打擊對付任何共產黨人在那裡的進攻。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則更加複雜，但是到了1950年，美國領導人已經得出結論，即美國的軍事力量不應用在支持蔣介石上。這一決定則是在經過很長一段極為痛苦的深刻反省后做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美國就付出了非凡而又認真的努力，以避免中國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發生內戰。杜魯門總統派遣陸軍五星上將、戰時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作為總統特使，到中國去從事一項實際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用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的話來說，就是在「一個友好政府的領導人和致力於推翻該政府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人之間進行調解」。消除雙方間二十多年的鬥爭和不可調和的分歧，這樣的努力註定是要失敗的。馬歇爾於1947年1月無功而返，對雙方均不妥協表示譴責。到了1948年，國民黨人儘管在美國的有力支持下，卻顯然正在輸掉那場戰爭，杜魯門政府於是便開始逐步從中國擺脫出來。但由於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敦促給予中國更多的援助，在中國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減少援助和努力，再加上中國院外活動集團加緊施加壓力，杜魯門政府從中國脫身的進程慢了下來。但在1949年8月5日，杜魯門政府卻堅定地表示要撤離中國，以結束在中國的損失。

　　這一舉動是由迪安·艾奇遜以國務院白皮書的形式做出的。白皮書既遭到了美國右派的嚴厲譴責，也遭到了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本人的嚴厲譴責。

　　編寫白皮書的目的是澄清杜魯門政府的立場，為政府贏得更多的支持。白皮書敘述了中國過去五年中事態的進展情況，力圖說明美國為什麼不能再從軍事上援助國民黨中國人，并力圖解釋美國別無他擇、只能作壁上觀的原因。

　　白皮書說，國民黨人已使美國提供給他們的許多軍事裝備落入了共產黨人的手中，即使給予更多的援助，也不能挽救蔣介石政權。艾奇遜說，美國進行全面的軍事干預將會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怒，並將推翻美國的歷史政策。

　　「中國內戰不祥的結局超出美國政府控制的能力，這是不幸的事，卻也是無可避免的，」艾奇遜最後說，「在我國能力所及的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無法改變這一結局;這種結局之所以終於發生，也並不是因為我們少做了某些事情。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的產物，我國曾經設法去左右這些力量，但是沒有效果。」

　　美國的批評家很快便指責艾奇遜是出於一己私利為美國的政策進行辯護，力圖掩蓋國務院方面的錯誤。然而，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卻認為，白皮書中披露的資料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美國已經陷得那麼深。

　　在國會內部，白皮書激起了共和黨人的憤怒。新罕布希爾州的參議員H.斯泰爾斯·布里奇斯說，白皮書使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中國戰爭是輸在了華盛頓，而不是輸在中國」。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彼得威廉·F.諾蘭、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肯尼·S.惠里，以及內華達州參議員帕特里克·麥卡倫(其人是一位與保守的共和黨人保持密切聯繫的民主黨人)與布里奇斯參議員一道宣稱，長達一千零五十二頁的白皮書是「在粉飾一項無所作為、一相情願的政策，這項政策只能促使亞洲置於被蘇聯征服的危險之中」。

　　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實際上也把白皮書稱做是一種粉飾，不過他說這種掩蓋是在推卸美國政府失敗的責任，它未能 「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1948年8月，毛澤東為紅色中國新華社撰寫了四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評論中說，白皮書透露：「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裡拔不出來。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

　　毛澤東也許比杜魯門或艾奇遜想要承認的還要正確。不過，美國不干涉台灣的保證儘管遭到共和黨人的譴責，但若不是爆發了朝鮮戰爭，人們還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國會信守諾言。雖然一些共和黨人極力反對，但是美國不干涉亞洲的基調直到北朝鮮人越過三八線、抗擊共產主義的聖戰思想佔據支配地位之後才發生了變化。

　　儘管後來艾奇遜因向新聞俱樂部發表的那一篇 「放棄」南朝鮮的聲明而遭到許多批評，但他只不過是明確表達了一項美國既定的政策決定，而其他國家若是仔細注意，也許已經明白了這項決定。國家安全委員會 1949年所做的一項研究與此尤其相關，該項研究概述了美國在遠東——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的完全相同的「防線」。而且幾乎在艾奇遜向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一年之前，麥克阿瑟在會見一位英國記者時就已劃定了同樣的防線。

　　北朝鮮人無疑對美國的這些聲明完全理解，他們犯下的錯誤是相信了這些聲明。

　　從表面來看，北朝鮮把寶押在了美國身上，美國可能會對發生在朝鮮的入侵行動置之不理，這種預測只能被看做是擲色子式的預測。即便是在受制的情況下，人的反應也很少是可以預言的。在當時，不論五角大樓的領導人做出了什麼冷靜的戰略預測，制定出了什麼政策，美國對共產黨人的態度幾乎完全是敵對的，並且是受突然的主觀情緒上的反應支配的。

　　美國人普遍認為，是俄國人在慫恿北朝鮮人發動進攻，而俄國人錯誤地估計了美國的反應。雖然這一揣測出自一種一般的看法，即所有共產黨國家都在一道密謀反對西方，但其中卻蘊涵著一種邏輯要素。對於北朝鮮人來說，他們如果沒有潛藏不露的優勢，僅僅因為美國所表白的不干涉政策，就獨自冒險去搞一場風險很大的遊戲，那是十分愚蠢的事情。華盛頓以及其他西方首都的大部分憂慮和疑惑不決的原因即在於此：西方領導人認為，若是美國人真的出面干預，而北朝鮮人如果得不到蘇聯或紅色中國、或者兩者共同的援助保證，就絕不會悍然發動進攻。對於西方領導人來說，1950年的朝鮮進攻似乎跟 1914年的薩拉熱窩進攻差不多。北朝鮮人敢於蔑視美國，跟1914年塞爾維亞敢於小瞧奧匈帝國一樣，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保證：如果對抗失敗，俄國人肯定會來幫助。

　　當然，即便北朝鮮得到過這樣的保證，它們也從來沒有兌現過。更有可能的是，北朝鮮領導人認為，如果他們遇到了麻煩，蘇聯或者紅色中國將不得不前來援助他們。事實上，蘇聯從來沒有付出任何努力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美國空軍對西伯利亞的一座機場(飛行員錯誤地以為該機場是在北朝鮮境內) 進行襲擊的情況下，蘇聯仍置之不理。紅色中國的動因也跟挽救北朝鮮領導人的生命無關，而是要保護中國免遭美國的可能侵略。

　　根本沒有證據表明蘇聯政府的確煽動了這次入侵行動。相反地，卻有重要的證據證實北朝鮮人策劃了此次入侵;並且證實俄國人在得到消息之後，跟北朝鮮人一起期望美國人不要介入。

　　在赫魯曉夫(後來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回憶錄中，據說金日成在1949年年底及以後的時間裡，曾跟約瑟夫·斯大林討論過北朝鮮的進攻計劃。根據赫魯曉夫的敘述，「北朝鮮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鮮。金日成說，這一捅會在南朝鮮內部引發一次爆炸」，那將導致李承晚下台。赫魯曉夫說，這個主意引起了斯大林的興趣，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要好好想一想，回頭拿出一個具體方案。過了一段時間后，金日成回來了。此時斯大林又遲疑起來，原因是美國可能會幹預。回憶錄中說，斯大林徵詢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認為美國不會幹預朝鮮的內部問題。

　　赫魯曉夫對戰爭過程本身的記憶事實上存有錯誤。他對斯大林與金日成以及與毛澤東的談話的記憶是否準確，很難確定。如果斯大林果真和金日成一起密謀策劃過，那麼他並沒有認識到這場進攻在全世界產生的影響，他應對此感到愧疚。當時，蘇聯仍在抵制聯合國安理會，以抗議安理會拒絕接納中國共產黨人。這使美國得以通過安理會匆匆對北朝鮮表示譴責，並號召聯合國成員國對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結果是，美國在朝鮮的行動堂而皇之地得到了認可，而北朝鮮人卻被作為侵略者遭到了強烈譴責。

　　在這場宣傳戰上，美國贏得了沒有異議的重大勝利。如果俄國人事先知道北朝鮮的進攻，他們本該提前返回安理會，以否決任何針對其同盟國和附屬國的懲罰行動。俄國人沒有回到安理會，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政策變化太慢，無論發生什麼事件，其應變速度仍舊緩緩若冰河流動一般。即便如此，蘇聯也沒有再犯這一錯誤。從1950年8月1 日起，其代表便回到了安理會，對蘇聯不喜歡的任何提議行使否決權。

　　然而，有跡象表明蘇聯大大地捲入了，或者至少是默許了北朝鮮的進攻。其一是北朝鮮軍隊中有蘇聯的顧問。即使蘇聯自身沒有參與備戰，但這些軍官應該覺察到了備戰的情況，並提醒他們的上司注意此事。詹姆斯·F.施納貝爾和羅伯特·J.

　　沃森在其撰寫的《朝鮮戰爭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史》中就持這一極端立場。他們認為，蘇聯對北朝鮮的軍隊控制很嚴，進攻必然需要斯大林本人的同意。蘇聯參與的第二個線索是，1950年10月美國軍隊在首爾發現的兩道用俄文書寫的進攻命令，這兩道命令是在進攻前三天的1950年6月22日由北朝鮮軍方官員發布給北朝鮮第4師參謀長的。第三個線索是，1950年春季從蘇聯往北朝鮮運送了大批重炮、自動武器和螺旋槳式飛機。運送了這麼多物質，蘇聯不可能不問一問北朝鮮打算用它做些什麼。

　　中國共產黨人介入進攻的情況完全停留在赫魯曉夫的說法上，他說在進攻之前斯大林曾經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事實上，紅色中國人在征服台灣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理由鼓勵他們在遠東冒險。如果不是朝鮮戰爭的干擾，共產黨人也許在1950年夏天就對台灣島發動了進攻。因此，如果問及中國人的意見，十有八九答案將會是否定的。

　　關於戰爭的根源，還有另外一種說法。這一說法不是指責共產黨人，而是指責南朝鮮的總統李承晚。該論點是由I. F.

　　斯通於1952年提出的。斯通論述說，李承晚本人可能挑起了戰爭，或者是他故意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進攻，好讓美國軍隊介入進來，給他以支持，並以此作為挽救其政權的唯一方法。

　　1950 年5月30日，南朝鮮國民議會的選舉對李承晚來說是令人泄氣的。曾經聯合抵制1948年選舉的溫和派和無黨派人士在1950年的選舉中顯得強大有力。人們對李承晚的專橫跋扈的工作方法感到憤慨，他試圖將選舉推遲到11月份，但是沒有成功。在此情緒的幫助下，溫和派和無黨派人士獲得了議會中的大部分議席。這意味著李承晚已成為一位跛腳鴨總統，即任期將滿而未能當選的總統。他之所以還留在任上，只是因為他的任期為四年。在已發生變化的國民議會中，顯然李承晚是不會重新當選的。

　　斯通發問，進攻是從北方開始的，還是如北朝鮮人聲稱的那樣，是由南方通過小的襲擊故意挑起的?之後斯通詳細敘述了北朝鮮的說法：南朝鮮首先發動了攻擊，北朝鮮趕走了入侵者，然後轉入進攻。北朝鮮人試圖將罪責推到南朝鮮人身上，這種做法經不起調查的考驗。一支防禦漫長邊界的部隊，會把兵力分散開來，以承受對各個薄弱地點的攻擊，因為一條沒有設防的通道，就會給入侵軍隊提供突入到後方的路線。北朝鮮軍隊並不是沿三八線分散部署在防禦陣地之上。正相反，它是沿一條小的和三條大的接近敵人的通道集中縱深部署的，而且沿每一條大的通道都有兩個師的兵力，以傳統的防禦陣式遞次加以部署。另一方面，在攻擊發生之時，南朝鮮的八個師中只有四個師駐紮在三八線附近，這表明南朝鮮根本沒有進攻的意圖。

　　如果北朝鮮發動進攻，李承晚就指望美國前來幫忙，這種論點也同樣值得懷疑。該論點假定，李承晚對美國的態度和情感比美國國會議員和大多數美國的行政長官本人還要了解——因為在美國，根本沒有出現高漲的支援南朝鮮的呼聲。倘若不是杜魯門決定果斷地採取行動，美國很可能不會進行干預。例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N.布萊德雷將軍，起初就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想到美國會完全改變自己的不干涉政策，為挽救南朝鮮而戰鬥。

　　就美國對南朝鮮的意圖來說，李承晚還有另外一個小心謹慎的原因：儘管南朝鮮要求美國向韓國軍隊提供進攻性武器，但卻遭到了美國的拒絕。李承晚的邏輯信條和大概看法是，在遭受攻擊的情況下，美國不會前來幫忙，反而會將他拋棄。美國不僅公開宣布南朝鮮不在美國的環形防線之內，而且故意縮減南朝鮮的軍事要求，因為美國領導人擔心，李承晚會動用強大的進攻力量入侵北朝鮮。美國更害怕南朝鮮對北朝鮮採取侵略性行動，而不是相反。李承晚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進而意識到，美國正在設法從朝鮮脫身，而不是將自己捲入進去。

　　李承晚要從這些現實情況中作出推斷，或者謀劃一次對北朝鮮的虛假攻擊，或者為了把美國牽扯進來，故意招引北朝鮮人發動進攻;這就意味著，李承晚應具備預測美國人的態度和反應的能力，但李承晚在以前和以後，從來沒有表現出這樣的能力，而且也沒有一位美國領導人，包括突然完全改變美國政策的杜魯門總統本人，曾經展示過這樣的能力。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不是別人，正是杜魯門使美國在朝鮮進行了干預，是他在未經考慮的情況下突然做出了這一決定。雖然計劃是由艾奇遜帶頭制訂的，但決定卻是杜魯門做的。其原因不是要挽救李承晚政權，而是要對突然臆想出的蘇聯的征服陰謀進行打擊。這跟一位牛仔意外地發現一條響尾蛇盤卧在他的腳旁，便出於盲目的本能和怒火朝蛇打去沒什麼兩樣。

　　[1]a中國院外活動集團：指受中國國民黨收買的一批美國政客。——編者注

　　第5章

　　攻過三八線

　　北朝鮮人在迅速抵達首爾的行動中，大大加強了他們在西邊的側翼軍隊。(參見圖1)北朝鮮指揮官蔡應峻將軍將他的七個進攻師中的四個師投入到西邊的兩條接近敵人的通道中，又把他們的一百五十輛坦克中的一百二十輛投了進去。他還把另外兩個師派到中間防區，一個師從華川向緊靠三八線南邊的十字路口春川推進，另一個師(配備有其餘的三十輛坦克)從麟蹄向春川以南32公里的洪川壓去。太白山脈沿東海岸形成了一段高高的難以克服的隆起地帶，而在太白山脈那邊，北朝鮮人將其最後的一個師(即第五師)和一個獨立的團級規模的步兵隊伍(第七六六團)投入行動。他們沿著東海岸狹窄的道路推進，企圖到達南朝鮮軍隊的後方。最後的進攻是一場旅級規模的進攻，兵鋒指向韓國駐紮在孤立的、無法防禦的瓮津半島上的一個團。韓國軍隊在損失了一個營之後從海上撤離了瓮津。

　　進攻的直接後果是，北朝鮮除了在春川受挫外，其他各處都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在春川，北朝鮮第二師的一點一萬人在沒有坦克的幫助下，遭遇到了韓國第六師二千七百人的第七團(沒有給他們中的任何人放周末假)。韓國軍隊部署在該鎮北邊的一道山嶺上的混凝土掩體里。他們完全擊敗了北朝鮮兩個團的進攻。到了下午晚些時候，北朝鮮的師指揮官又將他的最後一個團，即第三團，投入了戰鬥。但那時韓國第六師的後備團已從原州趕來，北朝鮮人便一事無成了。春川之戰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韓國部隊抵禦一般的沒有裝甲部隊支援的步兵進攻的能力。

　　北朝鮮人只有命令正向洪川挺進的第七師及其坦克車輛掉轉頭來逼向春川，才能奪取春川。他們和北朝鮮的第二師在6月28日拿下了春川，韓國人向南撤去。

　　西邊的鉗形進攻與此完全不同。面對北朝鮮四個進攻師和第一○五裝甲旅的一百二十輛坦克，南朝鮮人有一個師(第一師)駐紮在距三八線以南3.2公里的朝鮮古都——開城附近，另有一個師(第七師)守衛著通往議政府走廊的北方通道，這條走廊是千百年來從北方南下的歷史入侵路線。

　　韓國第一師在開城周圍的部署對於承受北朝鮮第一師和第六師以及四十輛坦克的進攻來說是很糟糕的。它直接沿平壤至首爾的主要公路和鐵路線部署兵力。在進攻之前，美國顧問和韓國的軍官就已決定，第一師唯一可守住的防線是開城南面和東面的臨津江。但是在進攻的當日早上，該師的兩個團(第十二團和第十三團)卻從開城以西15空里的永安分散部署到距開城以東15空里之遙的高浪浦，而其第三個團(第十一團)仍在首爾以北留做後備部隊來用。

　　北朝鮮人以坦克做先導，沿公路和鐵路向開城挺進，他們打垮了第十二團，該團的殘部向東南方向臨津江邊的汶山逃去。第一師師長白善燁上校急忙把留做後備隊用的第十一團派往汶山，從左翼掩護高浪浦的第十三團，並保護臨津江公路大橋，直到第十二團的倖存者逃過江之後，再把橋毀掉。但是，北朝鮮人緊跟在第十二團殘部後面窮追不捨，只有兩個連逃脫追擊，大橋卻完好地落到了北朝鮮人的手中。

　　第十三團的一些南朝鮮人意識到北朝鮮的坦克是一種決定性武器，便試圖將高爆彈、炸藥包或爆破筒投擲到坦克下面。他們倒也摧毀或擊傷了幾輛坦克，但大部分自告奮勇的南朝鮮人都在行動過程中被打死，於是，此種日本空軍敢死隊式的攻擊很快就停止了。即便是這樣，第一師仍在其陣地上堅守了三天，直到不久之後在議政府走廊發生的潰敗才迫使它撤離，以免遭到敵人的包圍。

　　議政府走廊是朝鮮鐵原和首爾之間山嶺中的一道幾乎是南北走向的隘口(即所謂的東豆川路)。另一條東北至西南走向的低地走廊(即所謂的抱川路)在議政府處跟這條走廊相會。北朝鮮人派遣了一個兵員為一點一萬人的師，在四十輛坦克的援助下沿著這兩條走廊向前挺進。阻擋兩個北朝鮮師(第三師和第四師)的是韓國的第七師，有兵員九千七百人，其中一個團駐紮在三八線上，另一個團部署在兩條走廊上。第七師是所有南朝鮮部隊中遭受打擊最嚴重的隊伍，不僅蒙受了八十輛T34坦克的攻擊，而且遭到了二十四門蘇制SU-76型自行平射火炮的打擊，該種火炮可以發射76毫米的高速炮彈。北朝鮮人在兩條走廊上都取得了穩步進展。

　　到 6月25日上午9點30分，首爾的韓國最高指揮部已判定，北朝鮮的攻擊不是一次常見的「大米襲擊」，而是一場真正的進攻。議政府走廊必須要保住，否則首爾就會門戶敞開，被敵人佔領。韓國最高指揮部立即命令分散在南朝鮮內地的各師部隊開往前線。駐紮在大田(距議政府以南大約225公里)的第二師(八千人)是第一支開拔的隊伍，其部隊於下午2點30分離開了駐地。

　　韓國參謀長蔡炳德少將(「肥仔」，體重近113公斤)想讓第七師於次日(6月26日)早上在左翼的東豆川路上發動反擊，讓尚未到達的第二師在右翼的抱川路上進行反攻。這就要求第七師將其派到抱川路上投入戰鬥的兵力脫離戰鬥，到東豆川路上集結，而夜間仍在議政府集結的第二師，必須在黎明時分部署到抱川路上。顯然，這是一件無法完成的任務，第二師師長李永君准將和蔡將軍的美國顧問詹姆斯·W.豪斯曼上尉都告訴他說，這樣是不可能的，但蔡將軍卻置之不理，仍舊命令反攻。

　　第七師的部隊大約在子夜時分從抱川路上撤離，於次日早上在議政府北邊的東豆川路上集結，並發動了反攻。該師的反攻一時間取得了進展，這給軍官們很大鼓舞，他們迅即把這一消息傳到了首爾、東京和華盛頓。但這隻不過是一種假象，因為在右翼的抱川路上一場災難正在發生。第二師的指揮官李將軍到6月26日早上僅僅把師指揮部和兩個步兵營部署妥當，他顯然判定反攻將是徒勞無益的——他也根本沒有發動反攻。到上午8點，一隊由坦克開路的北朝鮮人出現在大路上，正在向南挺進。韓國大炮朝坦克射擊，一些炮彈打中了目標，但卻沒有造成什麼傷害。北朝鮮的坦克停了不大一會兒，然後又隆隆地穿過第二師的陣地，開進了議政府。緊隨其後的北朝鮮步兵與韓國部隊交上了火。韓國部隊擔心被圍，便撤到了周圍的小山裡。

　　此時第七師的右翼已經敞開，因此它不得不停止反攻，撤退到議政府以南的地方。此刻，議政府周圍有效的協調防守已經停止，仍在高浪浦周圍堅守的第一師發現側翼受到了威脅，於是不得不撤了下來。

　　前線的潰敗在首爾引起一片恐慌。次日(6月27日)早上，韓國部隊司令部撤離首爾，搬到了距首都以南漢江彼岸大約11公里的始興里，連美國駐韓軍事顧問團司令部和司令官威廉·H.S.賴特上校都沒有通知。賴特上校在韓國發出命令之後，從駐韓軍事顧問團的車載無線電上收到了東京發來的直接電訊：「麥克阿瑟個人致賴特：回到你們原來的地方。重要決定即將作出。不要懊喪。」賴特手裡有了這紙電文，就可以說服蔡炳德在當晚將韓國司令部搬回首爾去。毫無疑問，當時的情形是，駐韓軍事顧問團的官員感到，他們常常在十分危險的形勢下被迫代人受過;美國人於是戲言，駐韓軍事顧問團真正代表的是「馬屁精」。

　　南朝鮮政府決定6月27日搬到大田。在走之前，國民議會正式請求美國和聯合國提供「及時有效的援助」，抗擊北朝鮮的侵略。

　　美國大使約翰·J.穆喬及其工作人員轉移到了首爾以南大約32公里的水原。在此之前，穆喬已經開始組織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婦女、兒童和非軍事人員從朝鮮撤離，這一進程在穆喬和美國大使館撤至水原時仍在全面進行。按照幾乎一年前就制訂出的應付此類緊急情況的行動計劃，穆喬在6月25日上午10點鐘時開始組織平民撤離。到6月26日凌晨1點鐘，美國人正從他們在首爾的住宅里向一艘停泊在仁川碼頭的匆忙徵用來的挪威化肥船上轉移;到下午6點鐘時，共計六百八十二名婦女和兒童上了船，輪船離岸向日本駛去。在同一天，另一艘停泊在釜山的輪船，運載了從朝鮮南部撤離的美國人的家屬。第二天(6月27日)，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僑民，繼續以更快的速度從水原機場和首爾西南幾英里之遙的金浦機場乘飛機撤離。

　　從日本飛來的美國戰鬥機為了保護撤離行動，執行了無數次的護航和警戒任務。與此同時，美國海軍也為兩艘載滿家屬的船隻護航。正是在這次撤離行動期間，美國人和北朝鮮人發生了第一次衝突：6月27日上午，三架北朝鮮雅克-3型活塞驅動的戰鬥機，膽大妄為地向正在保護從金浦和水原進行空中撤離的四架美國噴氣式戰鬥機開火。美國人立即將這三架雅克飛機全部擊落，當天晚些時候又擊落了四架。這樣，在一天之內，美國噴氣式戰鬥機就把北朝鮮整個空軍戰鬥力量的六分之一給摧毀了。

　　撤離工作在沒有遭受任何傷亡的情況下順利結束了。在四天之內，美國從朝鮮向日本轉移了兩千零一人，其中一千五百二十七人是美國僑民。英國駐南朝鮮的公使及其工作人員，還有一些英國僑民，決定留在首爾，並提出外交豁免。他們非但沒有得到豁免，反而在北朝鮮坐了差不多三年牢。

　　6月27日大約子夜時分，駐韓軍事顧問團的軍官們獲悉，南朝鮮人準備將首爾的幾座先前已埋好炸藥的漢江上的橋樑炸掉。這一舉動對仍在江北的成千上萬的韓國部隊來說將會是災難性的，更不用說為數眾多的試圖逃到南方的難民和那些堆滿首爾街道、行將被拋棄的大量設備和給養了。

　　駐韓軍事顧問團早些時候曾經從蔡將軍那裡得到過承諾：等到北朝鮮坦克到達韓國軍隊司令部所在的街道之後再把那幾座橋炸掉。軍事顧問團的軍官們急忙趕往韓國司令部。在那裡，他們從韓國副參謀長金白日將軍口中了解到，蔡將軍先前已乘坐吉普車撤過了漢江，南朝鮮的國防部副部長已下令在6月28日凌晨1點30分炸橋，因此必須立即將橋炸掉。金將軍是仍然留在韓國司令部的高級軍官。另一位請求保住大橋的軍官是第二師師長李將軍，他想推遲一下，至少等到他的部隊和裝備能夠過江后再炸。金將軍在強大的壓力下，轉身面對韓國師以上作戰及訓練處的張昌鞠少將，告訴他驅車趕往江邊阻止炸橋。張將軍在擠滿了行人和車輛的街道上狂亂行駛，試圖到達公路大橋北端附近的一座警用電話亭跟前。那是最近的地點，在那裡他可以跟江南邊擔任爆破任務的一方通話。張將軍走到距大橋約莫140米處時，巨大的橘黃色火焰便照亮了天空，接著響起了震耳欲聾的轟鳴聲，表明那座公路大橋和三座鐵路橋已經同時被炸掉了。

　　時間是6月28日凌晨2 點15分。巨大的爆炸將公路大橋的兩孔橋身掀翻到了下方的漢江里。橋面三個車道上擠滿了士兵、平民和車輛。炸前根本沒有發出任何警告。當時在首爾的消息靈通的美國軍官們估計，那兩孔橋身陷落時，有五百至八百人被炸死或淹死。在沒有塌下去的水面上方的那段橋上的人數，也許是這個數字的兩倍。江北面通過大橋的寬闊的八車道公路上，塞滿了平民、行軍的士兵和一輛接一輛的車輛，其中包括軍用卡車和炮車。

　　炸橋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不必要的災難，不僅因為無辜的人們死於非命，而且正如羅伊·阿普爾曼在他的朝鮮戰爭初期官方陸軍史中所說的那樣，「它全然不顧作戰形勢，當時韓國軍隊仍在城郊阻擊敵人，如果橋樑被毀，必然會損失成千上萬的士兵、運輸工具和幾乎所有的重型武器」。

　　在北朝鮮人接近橋樑之前，南朝鮮人至少還有六到八個鐘頭時間。在這期間里，江北三個韓國師的眾多士兵和他們的大部分裝備完全可能通過。駐韓軍事顧問團一幫人，在早上6點鐘乘坐徵用的渡船渡過了漢江，和顧問團在一起的一名韓國軍官一槍打穿了一名船工的襯衫，強迫他把渡船靠上了碼頭。軍事顧問團的軍官們報告，戰鬥仍在離江一段距離的地方進行。北朝鮮提供消息的人士說，他們的部隊直到中午才到達市中心。

　　可以說，炸橋是一場軍事災難。部隊不得不拋棄他們幾乎所有的運輸工具、大部分物質和大多數重型武器。得以逃脫的大部分隊伍是涉水過江，或者乘坐小船和木筏過江的。橋樑的破壞也開始瓦解了韓國的軍隊。 6月25日那天，韓國軍隊中有九點八萬人。一周之後，可以計算在內的人數只有五點四萬人，許多人成了落伍者。有些數字甚至更為悲觀，因為三分之一的韓國軍隊是由司令部和勤務部隊組成的，作戰部隊當時也蒙受了重大損失。張將軍估計，7月1日受韓國組織指揮的部隊僅有四萬人。麥克阿瑟將軍還要悲觀些，他在6月 29日估計，實際可以作戰的士兵只有二點五萬名。不論是什麼數字，曾在首爾以北投入戰鬥的幾個師的戰鬥潛力已十分可憐：他們保留下來的武器還不到原來的三分之一。

　　第6章

　　華盛頓抉擇

　　華盛頓和東京的美國領導人所面臨的形勢是：南朝鮮軍隊和政府即將解體，整個朝鮮瞬間將被吞併，成為一個共產黨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後來擔任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務卿，並以其「戰爭邊緣政策」而臭名遠揚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1]，為美國指明了最初行動方針。為維護兩黨外交政策的利益，共和黨人杜勒斯最近被任命為國務卿艾奇遜的特別顧問。北朝鮮發動攻擊時，杜勒斯恰好在東京。他急電艾奇遜說，如南朝鮮守不住時，「即使要冒蘇聯採取對應行動的風險」，美國也應該出兵。他還說：「在韓國遭受武裝進攻，被無緣無故蹂躪之時，如坐視不管，就要引發一系列災難性事件，甚至極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戰。」返回華盛頓后，杜勒斯說他的意思是，美國只出動海軍和空軍，而不派地面部隊。

　　杜勒斯認為美國如不干預，將會引起世界大戰，這一觀點並不那麼符合邏輯。儘管如此，杜勒斯的話仍然是聳人聽聞的。尤其是只要他一談到共產黨威脅，就會在國會的共和黨人中引起共鳴，掀起軒然大波。可是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萊德雷將軍在開始時並不這樣擔心。他曾對參謀長聯席會議同行們說過：「如果朝鮮陷落，我們或許就要建議採取更為強烈的行動，來對待『福摩薩』，以抵消南朝鮮陷落在東亞造成的影響。」但是事態的發展異常之快，很快就超越了布萊德雷的不干預主張，也超越了杜勒斯只派海、空軍干預的觀點。

　　入侵的消息剛剛傳到，艾奇遜便馬上臨時決定美國把這件事提交聯合國，他給在密蘇里州獨立城的家鄉度周末的杜魯門總統打去了電話，並獲得他的批准。聯合國秘書長，挪威的特里格韋·賴伊要在星期天下午召開安理會緊急會議。於是，助理國務卿迪安·拉斯克與其同行們星期六晚上通宵未眠，趕著為安理會起草一項擬議中的決議。

　　星期天上午，即華盛頓第一次接到關於進攻的急電十四小時后——華盛頓時間比首爾和東京時間早十四小時—— 國務院和陸軍部官員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人員有艾奇遜和陸軍參謀長J.勞頓·柯林斯將軍。與會者同意，在徵得杜魯門總統批准后，建立首爾、金浦機場和仁川空中保護區，以保證安全撤出美國附屬人員，並向韓國軍隊運送武器裝備。另外，如果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在朝鮮採取直接行動，就授權麥克阿瑟將軍動用他所指揮的部隊和美國第七艦隊，以穩定戰鬥形勢。

　　杜魯門總統於星期日下午飛返華盛頓，並於當晚在其住地布萊爾大廈召集了晚餐會，因當時白宮正在修葺。參加晚餐會的是總統的軍事和外交顧問。

　　在飛返華盛頓的途中，杜魯門在思想上已傾向於進行干預，他後來寫道：「如果自由世界不加干預，允許共產黨強行進入大韓民國，那麼在強大的共產黨鄰國面前，就沒有敢反抗侵略和威脅的小國了。」

　　艾奇遜也同樣突然改變主張，放棄了1月12日他在華盛頓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聲明，即把朝鮮置於美國戰略利益防線以外。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顯而易見，這次進攻並不足以構成向蘇聯宣戰的理由，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次進攻是對我們所擁有的國際公認的地位提出了明目張膽的挑戰，我們是南朝鮮的保護者，而南朝鮮這一地區對美國佔領的日本的安全又非常重要。看起來，我們必須下定決心來使用武力。」

　　在杜魯門飛抵華盛頓時，安理會正在紐約成功湖畔召開緊急會議。這時蘇聯代表雅可夫·馬立克因紅色中國未被聯合國接納，尚在抵制安理會。這樣美國就沒有蘇聯使用否決權的干擾。經過幾個小時的辯論后，只對決議做了少許修改，安理會就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對通過了美國的決議(南斯拉夫棄權，因為他們說其首席代表正在度假，無法趕來開會)。這項決議要求立即停止敵對行動，並要求北朝鮮軍隊撤回到三八線。雖然如此，但幾乎沒有什麼消息靈通人士認為北朝鮮人會理睬這項決議。

　　杜魯門在布萊爾大廈進行的會議幾乎進行了整整一晚上。這次會議產生了許多嚴重後果。出席會議的有艾奇遜和他的幾個主要助手，還有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三軍部長(即陸軍部長佛蘭·小佩斯，海軍部長弗蘭西斯·P.馬修斯，空軍部長K.托馬斯·芬勒特)，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及其他三名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即陸軍的J.勞頓·科林斯將軍，海軍的福里斯特·P.謝爾曼上將，空軍的霍伊特·S.范登堡上將。飯後，杜魯門要艾奇遜就朝鮮危機發表意見，艾奇遜談了當天早些時候在國務院和軍方召開的會議上所起草的建議要點。不過由於當時安理會尚未號召聯合國成員國採取直接軍事行動，艾奇遜並沒有建議授權麥克阿瑟動用美國武裝力量來穩定局勢。

　　杜魯門批准立即將庫存在日本的武器裝備運送到南朝鮮，並動用美國部隊來保護美僑撤出。

　　艾奇遜這時突然放了一炮。他提議，應命令美國第七艦隊由菲律賓北移，並承擔一項任務，即阻止大陸進攻台灣，或者台灣進攻大陸。此前，國防部長約翰遜也曾提出過討論台灣問題。他後來說：「台灣對我們的安全比朝鮮還重要。」飯前他曾要求布萊德雷讀一讀他們兩人訪問東京時麥克阿瑟交給他們的一份備忘錄。這項備忘錄敦促授權麥克阿瑟派出一個調查組到台灣，以確定國民黨在防衛共產黨攻擊時所需援助的數量。艾奇遜發言后，杜魯門授權第七艦隊開往日本南部九州島上的佐世保，但又約定該艦隊的任務還有待審議。很顯然，他當時尚未最後下定決心。經科林斯將軍提醒，杜魯門也授權麥克阿瑟向台灣派出調查組。但誰也沒有料到麥克阿瑟會親赴台灣，並進行了大肆張揚。這樣一來，不但使美國十分尷尬，而且還引起了中共政府深深的猜疑。

　　儘管6月25日在布萊爾大廈召開的會議並沒有做出不可更改的決定，但它卻啟動了美國在軍事上干預朝鮮的進程。而且從長遠看，更為重要的是，這次會議還把台灣繼續作為國民黨的堡壘，將這一點與制止北朝鮮侵略相提並論。其實這兩者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這次會議不僅預示著美國突然改變了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因為杜魯門放棄了1月5日發表的的聲明，而且還暗示共產黨中國捲入了北朝鮮的侵略，因而把第七艦隊插到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就將抵消中國大陸的捲入，並有助於保護南朝鮮。當晚布萊爾大廈會議的與會者的確處於驚人的壓力之下;但他們也的確把北朝鮮的進攻看作是共產黨旨在征服的總體陰謀的一部分，而且中共由於是共產黨人，因此也莫名其妙地成了有罪之人。

　　第二天(華盛頓6月26日，星期一，首爾6月27日，一個恐慌不安的日子)事態變得更明朗化了：北朝鮮人將不理睬安理會決議，很快就將佔領首爾。晚上7點30分左右，艾奇遜打電話給杜魯門，要他於當晚晚些時候在布萊爾大廈再召集一次會議。大多數參加過頭一天晚上會議的人都於晚間9點左右彙集到布萊爾大廈，在這次會議上，杜魯門批准了一些決定性步驟。

　　杜魯門接受艾奇遜的建議，取消了對美國海、空軍的限制。他們可以隨意攻擊北朝鮮的部隊，包括裝甲兵和炮兵。杜魯門規定，這種攻擊，至少在當前階段，只限於三八線以南各點上。杜魯門同時批准了艾奇遜的建議，即由美國向第二天開會的安理會遞交一份決議，以尋求對這種公開軍事侵犯進行國際制裁。杜魯門還批准了艾奇遜的第三條建議，責令第七艦隊防止台灣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發生敵對行動。

　　[1]a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竭力主張反共，他一再鼓吹「與共產黨已到戰爭邊緣」，並以此來嚇唬人，在美臭名昭著。——譯者注

朝鮮戰勝美國失敗了，但中國和朝鮮也沒勝利，為什麼這麼說呢，中國和朝鮮為這場戰爭付出了那麼多的人力、物力，對美國而言只是在別國的入侵失敗了，別忘了戰場是在我們的土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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