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讀徐芳櫨先生《越戰兩年記》

仲維光：讀徐芳櫨先生《越戰兩年記》（上）

一．沒有終結的問題       

在記述二十世紀歷史的書籍中，這是一本教科書式的讀物。

徐芳櫨先生的《越戰兩年記》出版於二零零七年，早於他的《從戎沒投筆》四年。四年後在《從戎沒投筆》中有兩章重複記敘了他在越南的這兩年的經歷。但是那兩章對他在六七年後在越南的兩年生活只是一個大概的描述，對於越戰兩年的更為具體詳細的經歷、經驗教訓卻沒有涉及。因此在我看來，從研究思想和歷史，尤其是研究共產黨問題，極權主義問題的人來看，《越戰兩年記》在思想及歷史意義上是更為重要的一本書，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本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必讀的讀物。

越南戰爭對於描述和認識共產黨的本性可說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這個案例對於徐先生那代人並不陌生，因為他們幾乎就是在同樣的情況下失去大陸，被迫離開大陸的。越南戰爭，南、北越不過是另外一個中國歷史重演。所以在徐先生的筆下你並不覺得越南戰爭是你所難以理解的戰爭。

而這就是徐先生這本書給我們提出的另外一個更為引人深思的歷史問題，那就是歷史上，以及現實中沒有一個黨派如共產黨那樣，無論是在什麼樣的文化中，什麼樣的社會中，無論在地球上的那個角落，只要是共產黨，其做法都驚人的相似，其結果都驚人的相似，如果它不是如此，它就一定會更名變稱不再叫共產黨了。而這個一致性就是二十世紀產生的這個共產黨的根本特性。這個特性在極權主義問題的專門研究者們看來，它存在於極權主義的文化上的來源，思想來源：「一元主義」的「絕對要求」決定了它的這個特點。

這個一致性為我們探究共產黨，認識共產黨，尤其是認識過去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把鑰匙。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首先是共產黨，其次才是中國共產黨。而就是這一點，對抗中共的經歷讓徐先生理解越南問題駕輕就熟，而他記述越南經歷的《越戰兩年記》又反過來能夠增進我們現今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所以說，這本書堪稱是一本具有普遍意義的教科書式的讀物。

二．《越戰兩年記》內容

《越戰兩年記》記敘了徐芳櫨先生從一九六七年九月一號到一九六九年九月一號在越南兩年的經歷，以及他對於那一段歷史和經驗的思索和總結。全書共分六個部份，第一部份是他在完全退休后，也就是二〇〇〇年後寫的對那兩年工作的回憶。第二到第六部份則是他在越南工作期間寫的一些介紹和總結。其中包括一個美國對於為什麼參與越戰爭看法的翻譯，四個他關於越戰的作品。這四個作品作為四章分別是：「在越南，看越戰」，「越戰談判的展望」，「我看『越戰越南化』」和「越共鬥爭伎倆」。

2.1他所經歷的事件：

徐先生六七年九月到達越南的時候，正是美軍企圖以戰迫和密集轟炸北越的時候，這一年美軍在越南的人數也邁向五十四萬三千五百人的最高峰。在他到越南不到五個月的時候，也就是六八年春節越南共產黨滲入南越三十五個大小城市，發動了他們所稱的「戊申春節總攻」。由於越共在這次總攻中為了政治效果而付出慘重損失，為此美國乘勢宣布局部停止轟炸，從而迫使越共接受和談。

徐先生離開越南的前一個月，六九年八月一號越南阮文紹總統在西貢新山一機場主持歡送第一批美軍撤出越南的儀式。徐先生也受邀在機場觀禮區目睹了這歷史性的一幕。這象徵著越戰越南化開始，一個月後徐先生在越南任期屆滿，返回台灣。六年後，一九七五年南越徹底陷落，被北越共產黨統治。所以徐先生在越南的兩年是非常具有典型意義的兩年。


徐芳櫨先生越南戰地兩年任滿，全家到台北松山機場歡迎他平安回國。（書7頁）（徐芳櫨先生提供）

2.2他所看到和經歷的越共，南越政府及南越社會：

毫無疑問，這本書給我們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關於越共，及南越社會和政府當時的情況。徐先生幾乎是作為當事人親自經歷和目睹了越共，越南戰爭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看來平常的筆調中，徐先生再次讓我們看到任何條約和人類的道德底線對於越共來說都得讓位於他們的政治考慮、政治訴求。就為此每當越共覺得時機對他們有利就會毫不猶豫地踐踏一切可能妨礙他們的東西。他在書中第一手記述了六八年春節，越共不顧民眾過節的習慣對南越三十幾個城市突然發動大規模的襲擊所造成的恐怖、毀滅，以及對於兒童、婦女，乃至老人的欺騙利用。

鄧小平在八九年有過一句惡魔名言，「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無獨有偶，共產黨在一切事物上其實都是如此。為了謀取政治利益，他們在戰爭中從不會考慮民眾的習慣、生命，乃至倫理道德。為此越南幾乎陷於戰爭二十多年，但是只要共產黨存在，共產黨沒有獲得勝利，他們就一定會不斷地採取各種辦法來達到政治目的。在徐先生在越南的那兩年，北越共產黨政府或打或談都是如此，都不是以對於民眾的利益，越南的利益而取捨決定的。

在這一切過程中，徐先生也詳細地記敘了他親身經歷的越共的暗殺和恐怖活動。幾位他接觸過的華僑僑領在越共的計劃組織下被殘酷地暗殺。在書中他特別記述了六七年十月三號在街頭被謀殺的西貢堤岸區廣東海南同鄉會公立小學校長葉文先生。暴徒「是兩個年輕的越共地下分子共騎一輛摩托車乾的；囂張得很，還停下車來驗明『正身』，才呼嘯而去。」（26頁）「以後越共的恐怖活動更加囂張：華裔社會最受尊敬的中華總商會的主席鄺仲榮先生後來也在家門口殉難了。他那天早上出門，看看左右兩邊毫無動靜，緩緩走向座車，打開車門，就在這一剎那被埋伏的兩名暴徒狙擊殉難的。」（27頁）

對於共產黨的殘酷，越南民眾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並且厭惡。徐先生寫道，越南社會明確的信號是不要共產黨，但是在共產黨的欺騙和滲透下，尤其是在共產黨有組織的恐怖和暴力下卻顯得非常無力。為此，徐先生的描述再次讓人們看到一個正常的社會的政府和民間，對抗以一個黑幫方式組成的國家政府集團——共產黨集團的困難性、嚴重性和必要性。

2.3他所接觸到的美軍，以及對美軍在越南的觀察和思考：

談到越南戰爭，徐先生在這本書中不止一次地強調，這是「文不對題」的戰爭。為什麼他用了「文不對題」這四個字，徐先生在書中說，「戰爭是敵對力量的決鬥，目的在於擊敗敵人。但是美國打『越戰』，在戰略上『不求勝』，主要在『以戰迫和』；戰爭而不求勝利，當然是『文不對題』。」（19頁）在整個這本書中，徐芳櫨先生可說是非常詳實地記敘了美國人，美國軍隊如何認真的投入到這場戰爭，又是如何極為所謂「合理」地不去打贏這場戰爭。

為此，美國的希望當然不是越南民眾的希望，因為越南民眾希望打贏戰爭。我說越南民眾希望打贏戰爭是因為徐先生在書中已經揭示，越南一般越南民眾不喜歡，不認同共產黨的統治。然而，第三世界傳統的政府和民間是無法戰勝共產黨的。因為北越共產黨還不僅只是一個黑幫式的組織，而且還在國際共產黨集團的支持下，只有美國和西方各個國家的聯合才有能力戰勝他們。可事實是美國不想打贏本應該打贏的戰爭。為什麼？徐芳櫨先生在這裡實際上為我們提出了一個二十世紀後半葉，所有曾經被共產黨統治的民眾及國家都曾面臨過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今天中國國內的民眾，乃至面對共產黨威脅的台灣民眾都依然面臨的問題。

「文不對題的戰爭」，因為美國和西方是從自己的政治利益，而非戰爭的基本原則來對待這場戰爭的。文不對題，同樣表現在政治策略和價值觀念的關係上。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人權自由的基本價值完全是與共產黨的專制觀對立的。為此它讓我們看到，美國的政治人物的第一考慮不是越南人的人權和自由，而是他們自己在美國國內政治機器中的影響和地位。戰爭原則、人類存在的不可侵犯的基本價值觀都成了美國國內政治的附屬品，都要為美國國內的黨派政治服務。

徐先生在書中詳盡地描述並且分析了美國在越南那兩年是如何運用進攻迫使對方談判，以期達到最後撤出越南。

徐先生的筆調是平和的，但是實際上他揭示的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那就是美國人尋求的是體面地失敗，體面地拋棄幫助越南民眾的維護自己基本價值的努力。當美國人在六十年代後期如此做的時候，他們很明白七五年南越的陷落是或遲或早的事情。因為此前已經有過中國的陷落，南韓的陷落。此前還有過因為美國人下決心反擊到了鴨綠江邊所以南韓最後起死回生。所以可以說早在徐先生在越南的那兩年，已經埋下了六年後越南民眾的悲劇，十年後大規模逃向世界各地的越南難民悲劇。

2.4越戰和中共：

徐先生被派往越南的任務除了具體的支援策劃外，首先是運用他曾經和中共鬥爭的經驗，對於共產黨的認識，提供諮詢和幫助；其次則是收集在越戰中與中共有關係的證據。這一切都與中共有關。

對越戰的態度，在越戰中的角色和地位、言行，中共，乃至蘇共等的做法與美軍的態度和做法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中共和蘇共首先考慮的是政治利益，而非如何面對越南民眾對於生活的選擇的價值問題。所以把民眾拖入戰爭，以及會有多少犧牲都不是中共和蘇共，乃至越共要考慮的問題。

越戰和韓戰乃至中國的內戰一樣，完全是共產黨加在民眾身上的戰爭。越南民眾在經歷了二次大戰後，絕大多數人希望安居樂業，因此才會有在五四年日內瓦條約后，一百萬人跟隨政府移居南越。但是，國際共產黨集團和越南共產黨以為時機成熟，可以攫取政權，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戰爭。國際協約對於越共，中共來說永遠只是一紙空文，有利就遵守，不利就踐踏，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不遺餘力。徐先生在書中記敘了他在戰場上處處看到的中國存在的痕迹，從物質支援到駐紮在北越的高射炮和鐵道兵。

其實何至於此，關於越戰和中共，徐先生更明確地指出，越共所做所行，都是中共過去那一套。「中共曾經說，『反帝』、『反封建』是進行群眾鬥爭的兩件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共黨的三件法寶。列寧也曾經說過，『恐怖』就是對群眾施展壓力，是進行群眾鬥爭的一種策略；不要害怕『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大』，須知壓力愈大，群眾就愈不敢反抗。越共的鬥爭伎倆，完全是國際共黨鬥爭經驗的積累」。（266頁）

為此，徐先生在書中談到七十年代末期中越衝突的時候，感慨地說，越共殘暴和不擇手段「師承國際共黨，依靠中共卵翼，已經青出於藍」，中共是自食其果。（28頁）

三．永遠的歷史教訓

我之所以稱這本書是一本教科書式的作品，因為它非常明確地提供給我們很多歷史性的教訓。

3.1為什麼會有越南戰爭

徐先生在這本書中具體描述並且分析了為什麼美軍會到越南，為什麼會有越南戰爭越南化的發展變化。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徐先生的這本書，以及他回憶軍旅生活二十二年的回憶錄《從戎沒投筆》所揭示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其實是為什麼會有越戰和中國的內戰，徐先生自己又為什麼早年就不得不投身到軍旅中，對抗中共攫取政權，六七年又為什麼到越南從事軍援工作？這個問題說到底就是我在徐先生《從戎沒投筆》一書的讀後感中所寫的，為什麼會有內戰，為什麼會有冷戰？

二十世紀的很多國家的內戰，和世界範圍的冷戰，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非常獨特的現象。這個現象是由於極權主義國家的產生。現在很多專家學者甚至把二十世紀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人們已經廣泛地注意到，由於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就決定了共產黨集團在哪些國家存在，哪些國家就一定會有內戰、暴力，共產黨集團在世界存在，世界就一定會有冷戰。因為共產黨集團的本性是黨對於權力和政治的絕對要求：絕對一元化的，一體的統治；因為共產黨集團的指導思想就是政治第一，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一個處處把權力放在最高位置上，而對於人類的一般存在價值和信仰等毫無敬畏的集團的存在就一定存在著隨時發生動亂和殘酷的可能。

徐先生經歷的兩段歷史，中國和越南的歷史都告訴我們，古往今來只有這個集團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這就是八九年鄧小平能夠說「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把坦克開到全世界電視鏡頭下屠殺無辜的基礎。這就是徐先生為什麼從大陸到台灣的歷史性的原因。

為此，徐先生這本書告訴我們的首先是，從四九年的中國到六七年的越南，只要有共產黨存在，只要民眾不接受共產黨的要求，就肯定會有內戰和冷戰！

為此，無論共產黨說多少好話，無論你說共產黨多少好話，如果你不能夠告訴人們這個集團尊奉的不只是權力和政治，也會敬畏某些價值和倫理，也會遵守法律，那麼所有這些好話都可能一朝化為煙雲，所有這一切都是自欺欺人。

3.2共產黨是一個恐怖集團

今天世界上人們對於恐怖行動已經深惡痛絕。然而由於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似乎人們忘記了恐怖和共產黨的血肉聯繫。這中間甚至居然發生了，在西方和民主社會的台灣配合中國共產黨政府的說法，把一些反抗暴政的民眾說成是恐怖份子，例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負責人，再例如赤手反抗的楊佳；而完全忘記了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研究的定論，極權主義的共產黨集團的統治是建立在謊言和恐怖的基礎上的。

恐怖永遠是共產黨取得政權、維持政權，在政治上擴張的必要手段。由於他們否定人類的普遍的道德和信仰，沒有敬畏，沒有法律能夠約束他們的攫取政權的要求，所以世界上只有這個共產黨集團能夠如此徹底、有效地使用恐怖。徐先生在兩年的越南生活再次經歷了共產黨的這種恐怖行為。

在這本書中徐先生具體總結、列舉了共產黨的三類恐怖手段。

①恐怖屠殺：

二十世紀有一億以上的人死於共產黨的殘暴統治，單隻中國從官方文字可做出的推斷，在中共統治下，不包括此前的內戰就有八千萬人以上。在共產黨的殘暴中，恐怖屠殺可說是共產黨一個非常平常的手段。這其實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為共產黨建立的基礎就是階級鬥爭、消滅階級。為此各國共產黨都有打土豪，殺地主，消滅資產階級。更何談消滅一切政敵，消滅反革命。稍加思索人們就會發現，共產黨毫不掩飾地宣揚的其實就是二次大戰後，自紐倫堡法庭開始審判的族群滅絕罪，反人類罪。

共產黨是和納粹一樣地在這個世界上公開表示自己是建立在族群滅絕基礎上，反人類基礎上的一個政黨。消滅凡是不接受他們統治的族群在共產黨來說是天經地義的。

徐先生的書中具體記述了一些事實。「一九六二年以前，越共的『恐怖屠殺』以農村為重點，主要是『殺』村邑幹部、『殺』地主，甚至『殺』無辜的平民，就是要在農村裡面造成一種『聲勢』。黃友細，是第四戰術區豐盈省的一位『新生邑』邑長。越共恐怖份子在晚上衝進他的家中，準備就地把他殺掉。他的妻子正在替一個六歲大的女孩洗澡，跑出來伏在她丈夫的身上，懇求越共饒她丈夫一命。於是越共先殺這位邑長的妻子，然後再殺邑長本人。邑長的女兒驚惶過度，從後門跑出去，躲藏在院子里，越共用一陣亂槍將她射殺。

越共屠殺村邑幹部的手段最為殘忍，通常是採取『殺頭』的辦法，身首異處，而且還要『暴屍』多日，不準人前去收屍，以便讓村民親眼目睹：『頭』掛在大道旁的樹枝上，屍身泡在水田裡；邑長妻子的乳房被割掉，私處還插上一把兇器；小孩的屍體被一支竹竿從肛門穿進去，豎立在狂野中。因為這樣，才能使所有的村邑幹部感到寒心，沒有人願意再擔任政府的村邑幹部。」（227-228頁）

對此，在徐先生在書中還有更詳細具體的記述。這樣的情況，我想對於大陸讀者並不陌生，因為不只是在中共攫取政權的過程中，而且在四九年後的土改、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最近十年來國內發生各種對不同信仰團體、族群的迫害中人們都能看到類似的現象。

②恐怖謀殺：

關於共產黨慣用的恐怖謀殺，徐先生在書中說，「越共的『暗殺』其實也是公開的屠殺，也許用『暗殺』這個字眼並不恰當。不過越共的『暗殺』有幾個特點：第一，凡是不與越共合作的人，越共就進行這樣的『暗殺』。第二，越共在進行暗殺以前，先對被害人作公開警告，或以書面警告。第三，一個人在被越共殺害以前，以後一段很長時間，儘管本人和家屬及親友提高警覺，最後總是防不勝防，或被暴徒闖進家中殺害，或被暴徒闖進辦公室殺害，或在路上被暴徒殺害，藉此擴大影響。第四，從得到越共的『警告』，到被越共殺害這段時間中，本人和家屬及親友在心理上、精神上的感受，也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怖』。」（231頁）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兩位被謀殺的華人僑領，徐先生在書中還詳盡地介紹了其它的具體事例及數字。「據越南政府統計，在一九六一年的兩年之內，當時南越有一萬二千多個村『邑』，其中有將近兩千個『邑長』被越共殘酷的屠殺，有些地區的『邑長』並且是接連被殺害，一直到沒有人敢擔任這個職務為止，這些地區便淪為越共的控制區，成為越共游擊隊的根據地……」（189頁）

從事謀殺的人大都是和今天中國的憤青一樣年紀的人，也就是十八歲左右的年輕人。筆者在十八歲的時候也曾經狂熱地跟隨共產黨指揮參加過文化大革命，所以對這種利用年輕人的狂熱的殘酷行為非常熟悉。而這種殘暴之所以會在青年人身上發生，則是因為這些青年人已經被洗腦，以為自己是站在正義一邊，對人性的感覺和認識已經完全和正常社會中的人不一樣了。

③恐怖爆破破壞：

爆破破壞是在戰爭中經常使用的方法。但是對於越共——所有的共產黨來說，這種爆破破壞卻不僅用於戰爭，也用於平民生活的重要地區。它的特點依然是為了政治目的不擇手段，沒有任何約束和界限。這種破壞的對象除了對戰爭有影響的交通樞紐、軍事設施外，更主要的是那些具有政治影響的目標。為此越共的爆炸破壞包括很多公共設施場所，如戲院、郵局、停車場、政府機關、報社乃至車輛。

事實上在越南戰爭中的恐怖破壞具有一切現代恐怖份子製造的恐怖事件的特點。它不僅是一種軍事手段，達到軍事目的，而對共產黨來說更重要的永遠是政治影響，及造成這種政治影響的心理效應。由於這種恐怖行動很多時候超出了常人想像和理解的範圍，所以徐先生在書中不厭其詳地列舉了很多事實，利用了統計數字。例如，單隻他離開的那一年，「據越南政府一九六九年發表的統計，這一年南越各地平均每天有十七宗越共恐怖事件，全年共有六千二百一十人被謀殺，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七人受傷，六千二百九十五人被綁架，估計在今年（一九七零）年內，越共的這些活動還將有新的高潮。」（191頁）

關於恐怖問題，徐先生的書讓我們再次看到並且深思：近年來中共政府一直譴責民間的個體反抗導致的暴力為恐怖事件，個體恐怖份子，事實上，我們只能夠稱那些懷有政治目的，並且為了這個目的，不顧人間倫理道德刻意製造事件的人和組織為恐怖份子和組織。而那些個人反抗的暴力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則常常是除暴安良的「正義呼聲」大於「恐怖效應」。所以真正的恐怖組織和個人是那種懷有極度嗜權要求，如極權主義的共產黨集團（不僅指南斯拉夫和紅色高棉，而是包括所有的共產黨集團），希特勒納粹集團，或者是懷有極端宗教化目的組織，如本拉登的卡伊達組織，他們才是我們所指的恐怖集團和恐怖份子。

為此，綜上所述，只有具有反人類傾向的集團和個人，才是我們所指的恐怖集團和恐怖份子。因為只有他們把恐怖作為一種達到政治目的的武器來使用。

3.3共產黨的滲透

古今中外沒有一個集團如今天的共產黨集團那樣「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因為古往今來即便是黑幫集團，也還有他懼怕的地方和尊奉的地方，不能赤裸裸地完全以權力和利益為第一位。因為只有這個共產黨集團不信神、不信天，不尊奉人類的任何倫理道德，一切以政治為先，以自己的權力為先。

由於共產黨的這種特性，可以「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為了政治目的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所以共產黨在滲透與麻痹、以及欺騙上具有空前絕後的能力。

當代極權主義研究專家們一致認為，謊言和恐怖是共產黨統治的兩個工具。從前述描述，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也是共產黨攫取政權的兩個工具，而伴隨這兩個工具的則是共產黨極為有效的對於對手，對於社會各方面的滲透。

大約是在軍中從事政戰的經歷，所以在這本書中，徐芳櫨先生特別把「滲透」問題突出出來，用了幾節具體地描述總結了共產黨的滲透的方法和目的。我想，對此每個在共產黨社會生活過的人，與共產黨有過對抗經歷的人都會深有體會。

由於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在共產黨在國際上經歷了崩盤的潰敗，不得不改頭換面重新立定腳跟，為此，在今天這個滲透手段甚至可能比起恐怖和謊言的運用更為普遍。當然，無論是如何改頭換面，由於共產黨是一群沒有對神、對天的信仰，沒有任何人間倫理道德的人，所以他們的滲透手段，肆無忌憚的機會主義做法永遠是類似的。

徐先生在書中詳盡地描述總結了共產黨在三方面的滲透特點，思想滲透，組織滲透和軍事滲透。我想，這是徐先生一生經驗的總結，這不僅是在他年輕時不得不從軍背井離鄉時，其後在保衛台灣的存在時，在越戰時，就是在今天，八十八歲的生活在台灣的徐先生依然會感到這種滲透的現實存在和威脅。

①思想滲透：

在思想滲透上，越南的經驗今天很可以供台灣，以及其它地區的華人借鑒。因為共產黨可以不遵守它的任何諾言和簽字，所以在思想滲透上它擁有非常靈活的空間，可以肆無忌憚、因地制宜地說任何話，許任何諾。徐先生在越南兩年中再次看到這種現象，他在書中寫到：

「南越的老百姓不喜歡越共，越共也沒有向老百姓宣傳共黨的思想。越共所謂『思想滲透』，只是鼓吹『反法』、『反帝』、『反美』和『反政府』鬥爭，藉以騙取民眾的同情。甚至越共也沒有向老百姓打出『共產黨』的招牌，越共所謂『組織滲透』，只是製造一個『反政府』集團——『南解』，在製造一個『人民革命黨』來控制『南解』，藉以騙取民眾的盲從。」（265頁）

為此，他特別提到，「越共思想滲透的特點是：它們頂著「民族主義」的盾牌，對廣大南越老百姓決口不提「共產主義」。

這個方法在今天的香港也是如此，中共在八九年後知道自己臭名昭著，公開吃進香港不僅為自己製造麻煩，而且也使得台灣以及世界對它更為警惕，為此，在香港採取了各種思想滲透，可萬變不離其宗，一國兩制的閥門共產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就是兩制只是形式的兩制，只是要在無形中吃掉另一制，無形中走向一元。中共不談一制，可事實上，它可以隨時收緊口袋，你卻絕無一點剪破口袋的可能。你必須在一制中談兩制。

中共今天對台灣的滲透也是如此，他可以使用任何台灣人喜愛聽的言語，可以暫時讓你滿足要求，可你有任何可以使它的繩索失效的做法，他絕對不會接受。因為中共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收口，所以暫時的言論以及美好的諾言它都可以容忍和准許，只要是「虛」的。為此，我想徐先生一定會同意我看他這本書的體會，那就是共產黨的任何好話，都不能夠相信，只要他不能夠提供給你這種可能，也就是如果他言而無信了，你有制裁它的方法。

②組織滲透：

組織滲透是共產黨慣於使用的另外一個方法。徐先生的書中有詳盡的描述。在筆者來說有兩點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共產黨信誓旦旦地說，隔壁阿二不曾偷，居然在這個世界人們就當作真實來處理。例如所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根本就是完全在北方共產黨的控制下，可偏偏要說成是一個南越人的組織。再如今日大陸政府中的台灣代表，今日大陸的國民黨等民主黨派，內中的人都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人。

在這樣一種基礎上，也就是在這種鐵腕操控下的廣泛滲透，又造就了組織滲透的第二種現象，也就是招降納叛，利用各種趨利者。對此，徐先生書中說，「越共『組織滲透』，是廣泛利用野心政客，玩弄熱血青年，與驅使無知群眾，並拿這些人來作為犧牲品，越共自己是永遠躲在幕後操縱的。」（219頁）

歷史真的是驚人的相似，今日在台灣幾乎在完全重複六十年前的中國大陸，四十年前的越南的情況。且不要說那些如雨後春筍般的各類親大陸的所謂統派組織所受到的或明或暗共產黨的控制，在這種巨大的思想滲透、心理滲透，組織滲透中，就是李敖、龍應台這樣的人不也是自覺地不超越共產黨設定的界限嗎？這種組織滲透，人事滲透在自由社會中潛在的恐怖威脅作用已經無處不在，所以只要這個世界上有共產黨，這種滲透就必須引起人們的警惕，及時地用有效地對抗揭露它永遠是必要的，也是最好的方法。

③軍事滲透

由於共產黨信奉的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現在更加上「槍杆子裡面維持政權」，因此軍事滲透更是共產黨的一個一定會採取的手段。這種滲透在二十世紀初期，蘇聯共產黨，以及它所操縱的共產國際向世界各國採取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和存在完全是依仗於這種滲透，越南戰爭中越南南北方的軍事行動是由於內外的軍事滲透，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在東南亞各國都存在著這種軍事滲透的危險和威脅。為此，在台灣有過的很長期的戒嚴實際上就是因應這種威脅而生的一種不得已的對策。

今天，由於共產黨實力的衰落這種大規模的軍事滲透可能暫時不會明顯出現，但是造成這種可能的武器的暗中流通一直會存在。而所有這種由大陸流入台灣的武器事實上都存在著軍事滲透的背景。因為在大陸能夠出賣武器的只有政府。為此，昨日的越南戰爭，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內戰給了人們不允許忘記的深刻教訓：只要共產黨存在一天，軍事滲透，乃至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就存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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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櫨：《越戰兩年記》；台灣，台北．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4月出版


作者簡介：

仲維光，一九四九年生，山東黃縣人，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思想史碩士，近年來被多個大陸網頁媒體推薦為大陸最具影響的知識份子之一。

思想經歷：一九六九年，仲維光開始自學哲學，不久就把顛覆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知識界，徹底揭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給人類社會和中國社會帶來的思想、政治和社會災難問題作為己任。八十年代大陸開放后，八八年到德國繼續研究當代中國思想政治問題，並為此從哲學、歷史、文化三個方面全面考察了極權主義以及極權主義概念的提出和發展。現在他是華人學者中對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擁有並且掌握最多文獻的學者，並希望未來能夠利用自己搜集的近千種文獻與所作的研究在華人地區建立一個專門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機構。

出版：著述、翻譯作品包括《愛因斯坦的早期量子論思想研究》，《愛因斯坦傳》，《愛因斯坦語錄》，《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當代極權主義與知識精英》；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專門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國社會思想界的問題」，「極權主義和自由文化問題」，「極權主義還是權威主義」，「傳統專制、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五四以來思想問題系列」，《當代啟蒙思想家卡爾•波普》、《啟蒙究竟是什麼》等近百萬字。

讀徐芳櫨先生《越戰兩年記》(下)

四．讀《越戰兩年記》感想——歷史與現實       

4.1
徐芳櫨先生到越南的時候是他軍旅生活的最後兩年，也是他人生中最成熟的時期，四十二歲到四十四歲，正是這個原因，徐芳櫨先生在處理二十世紀對於學界和政治界都是最困難的難題，共產黨問題的時候，他對越南問題的分析和結論竟然如此簡單明了、準確，竟然如此駕輕就熟。這其中的原因當然還在於徐先生在前二十年中接觸的都是共產黨問題，他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這個對抗中共的經驗使他觀察越戰的時候頭腦清楚，能立即看清越共的任何言行後面的企圖。反過來，這個對於越戰越共的經驗，徐先生又把他帶回了台灣。他的總結能夠讓台灣社會，台灣政界、軍界能夠對於共產黨，中共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更深地了解。我相信，他在越戰的經驗同樣不會欺騙他以及台灣社會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了解。

二〇一一年我再見徐先生的時候，在他已經多次到過大陸，受過共產黨的優厚招待的時候，即便在這樣的時候，共產黨深層的本質，招待後面，和下面隱藏的東西，我相信徐先生一定能夠非常清楚地洞察到。

與徐先生的人生相比，他的這本書記述的六七到六九年，他在越南的年代正是我剛剛邁入人生的年代。一九六七年我跟著共產黨狂熱地搞文化大革命，六八年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思索，六九年四月我離開北京到吉林插隊。那一年，我二十歲，開始了反叛的歷程。大約在徐先生重新回到台北的時候，六九年夏天後我做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價值選擇，徹底告別這個毀滅了我一生，毀滅了中國幾代人的共產黨。可那個時候，在《越戰兩年記》中，徐先生已經顯示了對共產黨問題的清楚深刻的認識。

徐先生的這些認識，此後我花了十年的時間，經過相當艱苦的努力，才在黑暗中看到，並且走出來。再往後，由於走了出來，所以在二十年後我認識了徐芳櫨先生。又過二十年，我更深地了解到徐芳櫨先生他們那代人被迫走的道路，所奉獻的，所帶來的，所留下的生命的業績。

現在讀徐先生的書讓我痛心、痛苦。這一加一等於二的道理，知道它竟然如此困難。而一旦當我認識之後，又深感傳播它竟然如此困難，避免重蹈覆轍竟然如此不可能。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人生利慾的誘惑，苟且姑息養奸？還是因為智力？……

4.2 為什麼會有「反共」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應該是共產黨集團的失敗和被人類的唾棄，冷戰的結束。可誰也不曾想到，由於共產黨集團整體失敗，帶來的居然是對於冷戰的否定，對於反共的否定。冷戰和反共似乎成了一個負面性的詞語。這真的是匪夷所思！

我在上一篇徐先生的《從戎沒投筆》一書的讀後感中曾經說過，二十世紀的內戰和冷戰有著它的獨特的特性。因為極權主義共產黨的產生它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在各個國家的這類內戰和國際上的冷戰，和歷史上的戰爭不一樣。歷史上的很多內戰通過妥協，讓利，乃至其它一些偶然因素是可以避免的。可二十世紀的內戰、冷戰，由於共產黨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特性，極權主義的特點——它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多元的存在，不可避免。因為只要共產黨存在，它就一定會不擇手段地攫取權力，一定會不加約束地擴張。毛澤東的「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鄧小平的「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典型地反映了這個集團的嗜權、嗜血，蔑視人類一切價值和規範的特性。而這個嗜權和嗜血的特性又決定了共產黨集團是不可能和周圍的事務和平共處的。這就決定了不是我們「反共」，而是共產黨亡我之心不死，永遠不會遵循人類基本的價值和倫理。

中國的二、三十年代的歷史，抗日戰爭和其後的內戰曾經告訴了我們這一點，從五十年代開始的越南戰爭也告訴了我們這點。儘管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后，一百萬越南人不喜歡共產黨，跟隨政府遷往南越，希望安居樂業，可共產黨從開始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暗中破壞這一切。

為什麼在政治角力中，共產黨的對手總是很容易地處於下風，因為在面對權力和政治利益上，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政治群體、一種人比共產黨人在面臨權力和政治利益的時候更無恥和更無底線。共產黨這種無恥和沒有底線的殘暴的程度甚至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力。例如鄧小平的名言，「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毛澤東的名言「中國不怕打原子戰死幾億」，他們不僅敢於想到，說到，並且能夠喪心病狂地做到。

這樣的言論，這樣的心態，這樣的可能，在共產黨中存在絕非偶然。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鄧小平，從波爾布特到金正日，只要共產黨仍然存在，它就隨時可能為世界，為民眾再次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不是我們「反共」，而是在共產黨存在的時候，人們必須保持警惕，保持自己保護自己的可能！

正是在這樣一種前提下，如果有一個共產黨人能夠遵循國際社會的秩序規定，尊敬別的人的生活，也就是如果他懼怕破壞人類一般價值，具有倫理界限，那他一定就不再是共產黨了，那位領導人就一定會成為戈爾巴喬夫。因為如果你仔細研究戈爾巴喬夫，他所做的不過只是這點，而這就是他和鄧小平們的最根本的區別。

4.3對抗極權主義的威脅是全面性的社會鬥爭

在談到對抗極權主義的共產黨集團時，徐芳櫨先生在書中具體總結道：「越南的有識之士，常常回憶到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以後，當時吳廷琰總統的想法，以為只要把『越盟『軍隊趕到北方去，越南便可以防衛自己。現在證明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也就是說，今天越南已經認清：對共產黨的鬥爭，不是一條『界限』所能隔離的，軍事與政治鬥爭也不是各自孤立的。所以，他們在這次『和談』中不斷呼籲政府、軍隊、政黨領袖以及和談代表團，應該替國家的命運負責，向全體人民負責。」（162頁）

「對共產黨的鬥爭，不是一條『界限』所能隔離的，軍事與政治鬥爭也不是各自孤立的。」這是一個用千萬人生命換來的教訓。徐先生說的當然不僅是在越南戰爭中的任何軍事問題都不是孤立的，都和政治緊密相連，因為這句話是建立在廣泛的基礎上，也就是在和共產黨打交道的時候，任何經濟、文化，乃至體育方面的交流都和共產黨的政治目的緊密相連的。在共產黨看來政治問題，權力問題是最高的問題。在共產黨那裡處理任何問題都滲透著政治考慮。為此，人們也就必須看到，無論共產黨是兵戎相見，是如一九四五年後的內戰那樣瘋狂擴張，如一九八九年六四那樣獸性般地用槍炮坦克在全世界的電視鏡頭下屠殺市民學生，還是笑容可掬，擺出一副寬厚的樣子，只要共產黨不放棄政治第一，不遵循國際秩序，人類一般的倫理道德，那麼與共產黨打交道就永遠是與虎謀皮，就永遠要小心共產黨翻臉不認人。因為過去近百年的歷史性教訓，中外的教訓一再告訴了人們這點。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共產黨的嗜權，把一切東西都徹底絕對地政治化，就又決定了對抗極權主義的威脅永遠是全面性的社會鬥爭。徐先生在書中不止一處，對一個問題的描述總強調了這一點，並且在整本書的結尾最後再次強調這點，用這點作為他在越南，甚至可以說終生得到的教訓。

全書最後一段說，「當然，越戰的這場教訓，也留給我們一項研究的課題：對共產黨的鬥爭，基本上是全面性的社會鬥爭，我們未來的戰地政務，就是要面臨較越南問題更嚴酷的一場挑戰！」（267頁）

4.4反對共產黨極權主義對個人、國家和人類的殘害一定是國際性的。

對共產黨的鬥爭，一定是全面性的社會鬥爭，還不僅如此，二十世紀百年來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反對共產黨鬥爭一定是國際性的。因為共產黨的威脅一定是國際性的，也因為沒有國際性的全面努力，一個國家，一個群體反對共產黨很難取得勝利。徐先生在越南戰爭中的教訓中也強調了這點。

徐先生在這本書中說，他親自看到在越南支援南越的有二十幾個國家，差不多是所有的自由國家。他說，從來沒有一個在越南的外國人，會認為越戰只是越南人自己的戰爭。對此，他說，「我以一個外國人在越南看越戰，越戰乃是這樣的一場戰爭：它是反共的戰爭，它不是一個國家單獨的戰爭，但又不是一切都可以越俎代庖的戰爭，勝敗的最後關鍵還是要依靠這個國家自己！」（109-110頁）

這個經驗已經被歷史所證實，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國內戰中共產黨取勝的關鍵是，美國人放棄了對國民黨及軍隊的支持，與此相反，中共不僅始終獲得蘇共等的支持，而且也獲得了美國同情共產黨的左派的支持。

越南戰爭在徐先生離開越南后的第六年南越徹底陷落的原因也是如此，美國人放棄了南越，南越政府無法對抗擁有蘇聯和中國支持，並且手段上無所不用的北越的進攻和滲透。而韓戰，由於美國的堅持從而使得南韓得以生存和發展到今天。同樣今天的台灣也是如此，它是由於美台條約和國民黨擁有強大的軍隊而得以有今天的。

同樣的例子也存在於國際社會對於共產黨集團內部民眾反抗專制的鬥爭中。五三年東德工人起義，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西方都既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支持決心，更沒有任何行動，為此民眾得到的是失敗和慘痛的犧牲，及對國際社會的失望。八九年的六四儘管依然沒有及時得到國際社會的更為廣泛的直接支持，可天安門大屠殺的殘暴真正激怒了國際社會，它使得其後國際社會空前未有地團結一致制裁中國政府。這個國際性的行動直接引發造成了柏林牆的倒塌，因為六四后的國際性的正義反應嚇倒了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高層，使得他們不敢如以往，如五三年、五六年以及八九六四的鄧小平那樣再下令開槍。

本來人們以為八九年後，世界上只剩下少數幾個共產黨國家，國際社會會團結一致關心這些殘留的專制統治下的民眾，但是事與願違，國際社會在八九年後，由於極權主義對於西方國家基本上沒有了威脅，用習近平的話說，中國已經不折騰西方，所以西方對於這少數的極權主義社會寬容，謀取利益多於過去百年來的任何時候，警惕和對抗也成為百年來最少的時候。他們不但沒有「索我於枯魚之肆」，反而分我杯羹。失去國際性支持和團結一致的中國民眾，異議人士對抗極權主義的努力從而也就陷於百年來最為困難的時期。

當然，這個和徐先生在《越戰兩年記》總結的經驗相反的過程，無論是國際範圍內，還是台灣對中共的綏靖和美化，筆者相信，最終的結果卻一定和越戰一樣，遭到傷害的不僅是共產黨國家的民眾，而且也包括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一般民眾。事實上，時下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以及西方國家的高失業率已經都顯示了這點。而環境問題的世界性影響，難民問題在時下和未來的影響，流向世界各地中國人的道德問題等都將會越來愈嚴重地危害世界。

共產黨社會維持時間越長，潰爛越深，未來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衝擊性的災難就越大。

對抗共產黨的國際性問題，以及共產黨問題帶來的「國際性後果」是一對孿生兄弟，是誰也不能夠忽視，躲過的問題。

4.5今天台灣得以安全的原因是什麼

上一代台灣靠的是國軍，成千上萬的徐芳櫨先生這樣的志士保衛下得以倖存的，台灣下一代人，也就是時下這一代人得以在共產黨雖然軍力和財力都大為加強下安全生息，不僅得益於台灣強大的國防，國際社會的支持，而且得益於我們這代大陸人對共產黨暴政的反抗。

一九八九年後巨大的反對聲浪，一九九九年後巨大的離心運動使得嗜血、嗜權，可以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必須看到內部的不穩定，內部的威脅，從而再也不敢如二十年前那樣窺視並且赤裸裸地威脅台灣。

台灣的安全是在大陸民眾的「反共」的前提下的安全。威脅台灣安全的不是外省人，也不是「中國」，而是共產黨，在歷史上如此，在現實中也是如此。時下台灣的安全更不是共產黨本性已經變得善良了，亦或台灣某些人取媚共產黨的結果！這就如徐先生在書中所說：「……越南政府是堅決反對所謂『中立』的。現任阮文紹總統更是說得一針見血：『現在的緬甸、印度能夠得到和平，不是因為他們採取『中立』，而是因為我們越南在反抗共黨侵略，才使得世界其他部份能夠暫時的保持和平。」（150頁）

當然，儘管在價值問題上，在處理事務的倫理道德問題上，共產黨永遠處於一般社會的對立面，但是對抗共產黨的擴張和奴役的方法卻不只是對抗和戰爭，談判、交往也是一個必須採用並且更為經常要面對的方法。在一般社會生活中，交往、談判，尋求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方式是更為經常的事情，這尤其是在八九年後，共產黨已經無力擴張的時候。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更要記住徐先生在書中介紹的經驗。他說：「當然，與共產黨用『談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並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但要以實力做基礎，以戰場上的優勢為後盾，尤其是要保持自己這一方面的團結和堅定立場，要使共產黨無機可趁，在戰場上討不到任何便宜，在會議桌上也討不到任何便宜，它才會乖乖地就範的。」（160頁）

五．結語

二十世紀被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一九八九年之後，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並沒有因為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而畫上句號，相反對於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的研究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在歐洲越來越廣泛。

在歐洲，如果作一個統計，從大學學生的碩士論文題目最近二十多年的發展變化，我們就可以看到，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事實上現在才真正開始展開。很多研究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的經典文獻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在英國，在德國都有專門的研究極權主義的機構和雜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專著出版。

歐美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讓我們看到，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由於香港的回歸，由於台灣再次重新和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有了直接的接觸和往來，對中國人來說更成為必須重視研究的問題。為此，現在徐芳櫨先生這本《越戰兩年記》有了更為現實的意義。

在眾多的研究共產黨問題的西文和中文文獻中，我以為，《越戰兩年記》與阿倫特那本《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對共產黨——極權主義集團的揭示相比毫不遜色，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方面，由於徐芳櫨先生有著終生和共產黨的直接鬥爭經驗，從來不曾進入過左派思想體系，以及對於中國傳統的認識，他的看法比阿倫特還更加一針見血和明確。所以這本書實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我們的父兄用血淚實踐為我們留下的歷史性的書籍。

2013-08-03 德國．埃森

徐芳櫨：《越戰兩年記》；台灣，台北．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4月出版

作者簡介：

仲維光，一九四九年生，山東黃縣人，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思想史碩士，近年來被多個大陸網頁媒體推薦為大陸最具影響的知識份子之一。

思想經歷：一九六九年，仲維光開始自學哲學，不久就把顛覆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知識界，徹底揭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給人類社會和中國社會帶來的思想、政治和社會災難問題作為己任。八十年代大陸開放后，八八年到德國繼續研究當代中國思想政治問題，並為此從哲學、歷史、文化三個方面全面考察了極權主義以及極權主義概念的提出和發展。現在他是華人學者中對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擁有並且掌握最多文獻的學者，並希望未來能夠利用自己搜集的近千種文獻與所作的研究在華人地區建立一個專門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機構。

出版：著述、翻譯作品包括《愛因斯坦的早期量子論思想研究》，《愛因斯坦傳》，《愛因斯坦語錄》，《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當代極權主義與知識精英》；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專門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國社會思想界的問題」，「極權主義和自由文化問題」，「極權主義還是權威主義」，「傳統專制、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究竟是什麼？」，「五四以來思想問題系列」，《當代啟蒙思想家卡爾•波普》、《啟蒙究竟是什麼》等近百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