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平生第一次」受辱是怎麼回事？

　　對於「失去中國的人」，史家的興趣不如對「得天下者」來得濃厚，是情理中事。直到1975年以後，蔣介石的研究才慢慢有了貫串式的展開。台灣學者、「外省二代」劉維開教授，師承最早主持國民黨黨史會的羅家倫一脈，他的導師蔣永敬和李雲漢都是羅家倫的弟子。前者精研胡漢民、鮑羅廷及武漢政權；後者從黃興入手，及孫中山、及抗戰史；而到了劉維開的時代，因緣際會，保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徐徐向他打開，他是台灣第一個閱讀蔣介石日記原本的人。

　　劉維開記得，1980年代初他到北京檔案館調閱當年報刊，發現凡有蔣介石像者均被墨汁劃上大叉，「每一頁都划哦。」

　　「蔣介石的外在，望之儼然，許多人說怕看他的眼睛，因為眼光銳利。日記里呈現出另一個蔣介石：衣食簡單，但懂得生活，起居非常規律，再忙，到點一定要睡覺（只不過失眠就是了）。他喜歡遊歷，1949年初下野后，他在溪口待了3個月，用楊奎松的話講，就是遊山玩水。我在《蔣介石的1949》里用一整章來描述他在溪口的經歷——優遊山水、親友團聚。大家都覺得那一年他應該最繁忙，他卻到舟山群島去逛、去參觀寺廟、同和尚聊天。他對很多事情的心理調適還是很強的。」劉維開說，蔣介石喜歡寫字，常給宋美齡的畫題字，由字見性格——他的字比較拘謹，不像毛澤東的字那樣瀟灑、開闊、大而化之。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一個講課非常清晰的老師，劉維開常對學生說：讀史要注意時事，現在發生的事都是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的重複；它一再重演，可能是因為人沒有辦法吸取歷史的教訓。

　　從容共到清黨的轉變

　　人物周刊：你的老師李雲漢先生的成名作是《從容共到清黨》，這個轉變是怎麼來的？

　　劉維開：簡單地講，容共就是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具有跨黨派的身份。黨史會裡現在還存著李大釗在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記錄。當時像林祖涵（林伯渠）、毛澤東等人加入國民黨后，主要是在可以動員社會的部會活動，包括婦女部、農工部、青年部、商民部等等。這些民眾運動對當時國民黨的黨勢發展是有幫助的，因為之前國民黨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不太走群眾運動的路線。可是誰知道這卻影響了國民黨原來的支持者——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的發展也引起了黨內一些人士的擔心。孫先生在世的時候基本上沒問題，因為他的聲望與號召力足夠強，雖然有鄧澤如他們提出彈劾黨內共產黨員的案子，孫先生都會把它們壓下去，其他黨員也會服從。

　　可是1925年孫先生過世之後，國民黨基本上是集體領導，沒有出現核心人物。因此，國民黨內部首先就容共和反共出現了分裂。一邊是支持孫先生「聯俄容共」政策、與蘇聯和黨內共產黨員走得比較近的，被稱為「左派」；另一面則是堅決反對這一政策的「右派」。兩邊鬥爭的結果是，其中非常激烈反共的一批人士就離開了，包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還有候補的。他們不是脫離國民黨，而是離開了廣州，先去西山碧雲寺孫先生的陵前召開了所謂的西山會議，後來到了上海，成立了另一個黨中央，史稱「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吸引了一批黨員，而「廣州中央」維持了正統位置，二者形成一種對立。

　　蔣介石是在1926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才進入國民黨核心領導層的。孫先生晚年北上之後，廣州周邊的軍閥蠢蠢欲動，其中以陳炯明為主。當時廣州革命政府能夠控制的軍隊非常有限，基本都是地方軍閥的部隊，可靠性不夠，為了利益他們跟陳炯明還是有往來的，所以黃埔軍校的學生就成為廣州國民政府最核心也是最能被使用的軍隊，蔣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脫穎而出。第一次「東征」時，黃埔學生軍就表現出了相當的戰鬥力——雖然人數不多，但有足夠的向心力以及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接受，成為了核心軍事力量。黃埔學生軍也一路由校軍，而黨軍，最後成為國民革命軍。蔣作為黃埔學生軍的領導者，地位也水漲船高。「二大」以後，蔣開始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蔣在這個時候還是遵從「聯俄容共」政策，也就是「革命的向左轉」。蘇聯這方面也認為蔣是可以合作的一個對象，稱蔣為「赤色將軍」。但是，蔣對蘇聯和共產黨都有自己的直接經驗和認識——1923年他曾奉孫中山的命令率領代表團前往蘇聯，看到過一些情況，表現出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一些不認同，這可以從現存的文字記錄里看出，比如他給廖仲愷寫的信，他對孫中山的建議。

　　人物周刊：當年東西方許多人訪蘇以後，多半心潮澎湃、無比折服。蔣介石為什麼會對蘇聯和共產主義一開始就不認同呢？

　　劉維開：蔣介石回國後有個交給孫先生的訪俄報告書，大概包括對社會制度、人民生活的觀察等等，麻煩的是現在找不到了。現存的只有片紙隻字，比如他給廖仲愷信里提到的那些見聞。蔣一生最重要的志願就是「反共」：反對共產主義，這個志願大概就是在他出訪蘇聯之後定下來的。

　　可他並沒有展現。所以在他進入核心圈之後，包括蘇俄顧問在內的人都覺得他可以合作，何況他還手握軍權。中山艦事件之後，蘇聯基本站在蔣的立場上，反而認為蘇俄顧問的處理不妥當，這對蔣是一個很大的助力。我覺得中山艦事件對蔣的發展是個關鍵點，而蔣也順勢提出北伐的要求，並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高層。當時具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國民黨高層有不少，大概包括林祖涵、毛澤東、譚平三等等，不是部長（毛澤東當時是宣傳部代理部長）就是秘書。當時在國民黨里秘書是做實職的，部長是挂名的。現在國民黨黨史館里還存有欠發毛澤東工資的單據。

　　在北伐過程中，隨著軍事擴展，蔣的聲勢也就越來越高，左派和蘇聯顧問都產生了擔心：他們已經控制不了蔣。蔣也在成為新軍閥的同時開始反共了。

　　人物周刊：蔣介石武漢受辱是怎麼回事？鮑羅廷對他說了什麼？

　　劉維開：蔣在日記里記過這「平生第一次」受辱。他後來到了漢口，仍然住在中央銀行旁邊，想起此事；史迪威事件之後，他又想起此事，說「前有鮑羅廷，後有史迪威」。他一直耿耿於懷，但詳細的指責內容我記不清楚了。

　　當時主要就是黨權和軍權之爭。蔣的崛起代表的是軍權的擴大，按照原來的設計（國民黨的很多組織構建都是參考蘇聯的模式），應該是黨權高於一切——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黨權高於政權，高于軍權。但事實上，蔣介石的力量已經超出了黨所能控制的範圍，所以，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就有了擔心，蘇聯方面也曾免除了蔣的職務，想收回權力，可蔣對此並沒有理會。在很多問題上，比如是否要遷都去武漢，已經有很多的不愉快。蔣打下南京以後，就把國民政府放在南京，而當時武漢還有個政府，這就是寧漢之爭的開始。

　　蔣到了長江下游之後，面臨的是新的環境，「聯俄容共」政策就遇到了阻力。長江下游工商業發展得比較好，上海商人的一個主要組成就是寧波幫，或稱之為江浙財團，蔣介石早年在這個區域活躍過，和寧波幫的成員不是不熟悉。所以當國民革命軍到上海的時候，寧波幫的頭面人物就備好了軍費前來迎接，希望蔣能保護他們的利益。因為他們覺得共產主義提倡的階級對立等一系列觀念不適合上海，會破壞上海的經濟發展。所以之後國民黨就開展了「清黨」——清除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在大陸這被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清黨」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個政權剛剛建立，為了穩固，需要做一些妥協。共產黨開展的群眾運動確實造成了一些地區的不安定，因為群眾運動到了一定的程度，會過激。其實我們從史料中可以發現，當時富和窮的對立是沒有那麼明顯和強烈的——有些地主和佃農的關係是不錯的，而階級的概念是被製造出來的，人為強化這個對立就會產生一些矛盾，地主不甘心被斗，就有反撲。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士紳領導的社會，而基層人民起來反抗士紳的領導，自然會引發爭鬥、動亂和暴力。

　　人物周刊：蔣介石到台灣以後，也實行過土地改革，是怎麼做的？

　　劉維開：在大陸的時候，他實行過一套「二五減租」的政策，就是每年收穫里的25%歸地主所有，剩下的地主和佃農平分，佃農最少能拿到37.5%，但沒有成功。到了台灣，對原住民而言，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相對控制力比較強，地主跟這個政權之間也沒什麼糾葛，所以成功了。而且政府拿了你的地，給你公營企業的股票（相當於贖買），像辜振甫家族就是這樣起家的。但這裡面也有區別，通常大地主通過這種方式會獲利較豐厚，可以轉向工業、商業，而一些中小地主經過土改，就家道中落了。

　　清朝有一個「迴避本籍」制度，就是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在家鄉難以施政。土地改革的對象是地主，而在民國，大部分地主就是地方上的統治者，自己改自己，很困難。共產黨劃分階級，讓佃農來鬥爭地主，在一些解放區，老百姓被告知：如果國民黨打回來，你的地就沒了。佃農佔多數，地主佔少數，哪一邊力量更大是明顯的。國民黨到後來也發現這個問題，也宣布反攻成功后不收回佃農已分得的土地，但已經來不及了。

　　蔣介石曾想拋棄國民黨，重新再來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研究者，蔣的基督徒身份和他做過的事情，會讓你感到困惑嗎？

　　劉維開：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當年我在台灣講課，說到蔣介石是基督徒的時候，也會被問類似的問題，因為當時台灣也有「白色恐怖」。我覺得信仰和實際的政治行為之間不一定能划等號。不是說我信仰基督教，我就一定不能去戰場。基督徒本身有一種自律，蔣本身的自律也非常嚴格。可當面對治國方針、面對戰爭的時候，他的宗教信仰基本上無法和他的行為統一。如果能統一，世界歷史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戰爭了。

　　人物周刊：他因為殺人內疚過嗎？

　　劉維開：你剛剛說到「殺人」兩個字，我覺得要看具體的情況：第一個，殺人可以是我自己動手殺；第二個，就是有人犯了罪，根據法令把他殺了；第三個，就是戰爭、動亂引起的死傷，這和他之間也沒什麼直接聯繫。就像抗戰時犧牲了那麼多的人，這筆賬又應該找誰算呢？我覺得回過頭去看蔣先生這一生，他應該沒有直接殺過什麼人。（記者：這讓我想起《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但面對那麼多人因為戰爭而死傷，比如他在抗戰期間去重慶，看見防空洞里因為窒息而死很多人，他有惻隱之心。看到路上有頭牛很瘦，會想社會經濟是有問題的。他也會在日記里寫，今天看見一個瘦弱的婦人在烈日下背著小孩，覺得很同情。其實我覺得蔣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加上後來受到的西方基督教教義的影響，糅合在一起，對他的政治行為產生影響。他沒有政治人物常有的那種激烈性，不會想要置政敵於死地——鄧寅達是另一回事，中間情況有點複雜——除鄧以外，他基本上比較寬厚。有一些通緝令發出去，過兩天也就撤銷了，跟小孩子打鬧一樣。

　　人物周刊：你在書里說，1948年是蔣介石最慘的一年。到了1949年，敗局已定，他反而不那麼焦慮了。

　　劉維開：1948年是蔣最受挫折的一年，這一年裡他想做的事情基本上沒一件做成。他放棄競選，想推舉胡適——一個有國際聲望、可以被美國接受、各方面都不錯的文人來做總統（立法院對總統的牽制非常大，憲法設計立法院意在限制總統權力），然後他自己去擔任行政院院長或國防部長，掌握核心權力。但國民黨內部並不支持，一定要他當總統，甚至還說過你不當總統，我們這裡有人當，為什麼要讓外人當（胡適不是國民黨員）。所以後來蔣還是決定自己來，但他當時很清楚地對下面說：「你們如果還是繼續這樣，不出兩年這個黨、這個國就會完了。」他可能只是講氣話，但不幸他的氣話都很准。

　　之後呢，要選副總統，他屬意的是孫科，但最後是李宗仁當選。這是個很大的挫折和恥辱，孫科如此不成材讓他感到很生氣。然後，他想任命張群擔任行政院院長，但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總統只有提名權沒有任命權，任命權在立法院手上，要立法院過半數同意才行。結果立法院不同意，所以行政院院長的提名又難產了。行政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構，行政院長相當於國務院總理。結果新政府於5月20日成立，最初幾天都沒有行政院院長。最後蔣改提了翁文灝，勉強通過。

　　到了8月，金融狀況不佳，通貨膨脹嚴重，蔣堅持要進行幣制改革，很多人都提醒他說現在時機不好，但行政院院長和財政部部長都支持，於是就推出了金圓券，蔣經國還親自到上海督行經濟管制，「打老虎」，但幣制改革還是失敗了。翁文灝引咎辭職，換孫科來做行政院院長，而孫科原來是立法院院長，空缺之位就需要通過補選產生，結果蔣介石提名的新立法院院長又沒被通過。

　　再加上從遼瀋一路敗下來……這一連串的挫折讓他深深感覺到自己的權力在流失，黨員對他的指令是可以選擇性地接受和執行的。

　　人物周刊：那他如何應對？

　　劉維開：他當時就想重新改造國民黨。其實在抗戰後，一部分國民黨員就開始發動「革新運動」，但是面對國民黨內部諸多的問題，這類改造開展得很慢。蔣最後一次改造是在1950年，遷去台灣以後。改造，就是要將國民黨內部的一些腐化分子淘汰掉，重建新氣象。

　　人物周刊：除了腐敗以外，國民黨政府官員的無能是不是政權倒塌的一個原因？

　　劉維開：其實蔣很早就看出這個問題來了。抗戰勝利之後，他去各地巡視的時候就發現衙門內的「不作為」現象。他特別舉了南京的例子：戰後的事情很多，官員們卻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所以他感覺到了很大的危機，一次次在演講里提到「不作為」的問題，對民眾講、對部隊講、對官員講，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他也一直推進改革，在各地成立改革委員會，要求提交改革的名單。可是當一個制度已經腐壞的時候，需要藉由外力推倒重來。蔣缺少這種外力。

　　他一方面進行這種艱難的改革，一方面在日記里多次寫下4個字：另起爐灶。也就是說他想拋棄當時的國民黨，重新再來。大概在1948年，他就有另起爐灶的想法了，他發現黨內的問題很嚴重，不是他一人之力可以回天的。他到了台灣之後說過「老者另組一黨」，就是說老黨員守著國民黨，年輕人再去新組一個黨。

　　人物周刊：腐敗是全世界的千年難題。人們現在認為，中國式的腐敗跟國民性有關，也跟我們缺乏宗教信仰有關，你怎麼看？

　　劉維開：講得也沒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們缺少對制度的尊重。如果我們一切都按照制度走，按規章辦，很多問題就不會發生。比如想進一所學校，學校有一套自己的招生規則，比方就近入學。可我不住在這附近，我就送紅包、找關係，結果辦成了。你也這樣我也這樣，慢慢就會出現腐化。像台灣有一套嚴密的會計制度和招標程序，可是再嚴密，如果不遵守，走後門、想辦法，就會出現貪污等等問題。在國民政府時期，制度的制定是非常被重視的，出台了很多法規。但法又不外乎人情，制度就在一點一點被破壞。

　　劉維開

　　台灣民國史研究權威之一，專長民國政治、軍事、制度史，以熟稔檔案、精於史料考辨而著稱，是最早閱讀和利用《蔣介石日記》進行研究的學者，著有《蔣介石的1949》《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