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極權主義雜談（續）

四、極權主義的邏輯在過程中延伸

極權主義是一個過程。正是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極權主義的能量和魅力開始不斷地展開和延伸。
這裡有兩個文本，有助於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一個是Naomi Wolf的《十個簡單步驟建立法西斯美國》，另一個是Dennis Ganse導演的電影《浪潮》。

我們先來看看《十個簡單步驟建立法西斯美國》一文。這篇文章寫於二零零七年，是針對九•一一之後小布希政府的所作所為。他認為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之後所做的，就是在摧毀民主自由制度，而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他指出，從民主自由走向法西斯，十個步驟就可以了。這十個步驟就是：

一、製造出一個或是內部或是外部的可怕的敵人，使人們相信自己在受到威脅，從而使人們願意接受對自由的限制。

二、建立一個法外的監禁系統，以對付威脅者或敵人，這樣可以使得人們覺得有安全感。

三、建立一個惡棍團體，通常是准軍事性的，目的是對民眾進行恐嚇。

四、建立內部監視體系，並鼓勵人們互相揭發。

五、潛入市民組織並對之進行騷擾。

六、對持不同或相反政見的領導人進行專橫的拘留與釋放，而且一旦你上了這份名單就很難從名單中消失。

七、對一些重要的不合作人物進行攻擊，尤其是學者、學生和教授。因為在他們看來，學術界是各類運動的易燃地帶。

八、控制媒體，用虛假的新聞和偽造的文件取代真實的新聞。在一個法西斯系統中，重要的是混亂而非謊言。當公民無法區分真實還是偽造的時候，他們就一點一點地放棄了對政府應承擔的責任的要求。

九、異議即叛國，把持有異議定義為「叛國」，把批評定義為「諜報」。

十、中止法治。

這十個步驟演繹的是一個民主自由體制向法西斯體制演變的過程。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制度的層面。這當中尤其要注意如下兩點。第一，這種演變是通過一個完整的過程逐步推進的；每一個步驟幾乎都是天經地義；在其中的每一個步驟當中，你都很難意識到其最終的結果。在開始的時候，恐懼總是別人的事，孩童在玩輪滑，船隻在起航，狗繼續狗的生活……一切都從容而正常地繼續著。這時罪惡在發酵，而人們卻渾然不覺。第二，在有關極權主義的分析中，許多人都強調了烏托邦理想的重要性，但其實，在極權主義的想象中，對敵人或威脅的想象是同樣重要的。這兩個東西猶如硬幣的兩個方面。在這十個步驟中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製造敵人。因為只有對敵人或威脅的想象，才能動員民眾的感情，才能為其獨特的統治手段找到借口，才能在自己隊伍乃至社會的內部形成向心力。

如果說《十個簡單步驟建立法西斯美國》是從制度層面推演了極權主義的形成，而電影《浪潮》則演繹了在社會心理層面極權主義邏輯發酵的過程。這是在一個中學班級中進行的實驗。這個邏輯的起點（第一天）是從自由散漫到紀律和權威的轉變，重新排列過的桌椅和座次，統一的發言姿勢和稱呼，從中萌發出對獨裁魅力的感受。第二步（第二天）的重點是團結與集體理念的生成，統一的軍人式的步伐與統一的著裝，通過對整體的魅力感受由此帶來的優越感。第三步（第三天）則是用「浪潮」這個名字作為符號，以強化成員對其的認同與忠誠，並以集體的力量對其中的異端施加壓力。第四步（第四天）極權主義的形成了內在的動力，人們可以用自己的創造性和能動性推動邏輯的演進了，同時運動本身也開始失去發動者的控制。第五步（第五天和第六天），互相的感染已經使這個運動欲罷而不能，運動的終結將導致其中某些成員的絕望。

在這當中，有幾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第一，事情是到了中間才顯得有點不對頭的。故事幾乎是遊戲般地開始的。開始的時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甚至激動人心的，領袖的產生，集體的重大事情的決定，都是由民主的方式產生的。但不久，領袖在開始操縱集體，個人在走向狂熱，而由神聖性賦予的優越感則在變成針對圈子外其他人的敵意和攻擊性。第二，極權主義對於社會中的弱者最有吸引力。因為運動中形成的扁平結構（有人稱之為平等的結構，但由於領袖的壓倒一切的地位，稱之為扁平結構可能更合適）徹底顛覆了過於的不平等的結構和地位分配。電影中的蒂姆就是一個例子。他在集體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狂熱中體會著自己的價值，運動成為他的生命。第三，為了目標而走向人性的反面，並視之為一種超越。由於這個集體的目標是神聖的，女孩子可以放棄漂亮服裝，也可以將說謊視為正當。總之，這是混合了許多東西的一種帶有某種神聖性的驅動。直到這個時候，人們也才理解了殘酷的來源，因為他們把殘酷理解為是實現神聖事業的一種正義手段。

就在我搜索網友們有關《浪潮》的評論的時候，我注意到這樣一個帖子《別跟我談走向極權的可能性--浪潮觀后》。這位網友寫道：「按照影片里對極權社會的定義和描述，以我的生活和工作經歷來看，我們現在就生活在極權社會裡。但我們不一樣地安然生活著么？整個民族不一樣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覺中么？有什麼不好」？應當說，這樣的心態和看法，在我們的社會裡不是個別的。這正是我要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因。

（續）與郭於華的討論（根據孫立平、郭於華微博內容整理）

孫立平：
極權主義的基礎是什麼？人們熟悉阿倫特的觀點。她不僅把極權主義追溯到「群眾社會的毫無結構」，而且也歸咎於「一種原子化的和個體化的群眾的特殊的條件」。但社會學家達倫多夫不同意這樣的分析。早期美國有著原子化的特徵，卻沒有導致極權主義；而革命前的俄國顯然不是原子化的。達倫多夫認為，極權主義不會誘惑這類群眾，而是誘惑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而且也許基於這個原因，掉進了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極權主義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現代精神、知識分子的背叛和一個領袖的蠱惑人心的花言巧語。

達倫多夫分析道：之所以有誘惑，是因為人們在不確定的經濟前景中，希望擺脫一種不完善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端，首先受到誘惑的是那些選民，他們在事物的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出身於在社會方面（而且有時也在民族方面）無家可歸的家庭。他們的追隨者來自某些特定的下層群體，它們「從未為社會所整合」，後來也來自一些小的獨立職業者和小商人，這些人都為有組織的資本也同樣為有組織的工人深感不安，來自一些職員，他們在他們的要求和他們的地位之間被拉來拉去，搖擺不定，而且也來自那些「保守的和傳統主義的分子」，他們想要保留一個沒有現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階級，能夠解釋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而是已棄舊又拒新，這種混亂引起失卻方向的結果才能夠對此作出解釋，它們的問題是：它們是一些沒有家園的群體，而不是由個人組成的單一孤立化的群眾。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誘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 ）在他的關於《國家社會主義作為誘惑》的論文中，用幾句話總結了納粹的綱領，這幾句話清楚為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圖像：「階級鬥爭將會被消除；人民將會重新團結起來；一個大權在握的領袖將會治理第三帝國；國家的敵人將會被驅逐出境；對德國的苦難負有責任的猶太人將會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體；將不再會有政治黨派的存在；元首將作為強有力的獨裁者體現著人民的意志。」這些成分不是現代的社會衝突，而是共同體的母愛許諾，加上一種僵化的認同，以緩解對自由的恐懼（達倫多夫）。

極權主義可以同時吸引左派和右派。達倫多夫說：國家社會主義吸引了傳統的右派，共產主義則吸引了傳統的左派。然而，儘管兩者有這種種的矛盾和差別，其通過動員進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標是顯而易見的。專制的政府制度企圖進行控制，但是允許在廣泛領域裡的隱私和漠不關心；民主政治也進行動員，但是這樣做是為了進行非集中控制。在極權主義的政府制度里，動員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其實，我覺得極權主義最核心的是它的組織系統和組織技術。其組織可以見之於如下名詞：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衝鋒隊、黨衛隊、希特勒青年團……

說到組織，我想到了制服。崔衛平這麼評論納粹的制服：「比較起平民化、縫工也較為粗陋的美軍制服來，黨衛隊的制服緊身、筆挺、風度翩翩，包括手套、皮靴等，處處體現和助長著把對方視為次等動物繼而加以滅絕的優越感，甚至成為行使暴力的依據」。其實在我看來，制服即是與外部區別的標誌，更是一種形成內部認同的工具。其要點有二，個人交給組織，組織控制社會。

剛才說極權主義組織的要點有二，個人交給組織，組織控制社會。但無論對內對外，都必須進行人心的改造。這就說到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的一個基本區別：專制主義要求的只是服從，極權主義要求的則是盡忠。於是，宣傳與洗腦就成為必須。
組織的核心無疑就是領袖。希特勒強調：「要真正做到以上幾點，國家的根本就要實行領袖原則，領袖應該有領導整個民族和國家，主宰世界命運的的權力。」這對於一個要復仇或崛起的民族來說似乎是必然的。據說，蔣介石曾向一群藍衣社會員提出這個問題：「法西斯主義能否救中國？」並自己作了回答：「當然可以！法西斯主義系中國目前之亟需」。蔣介石還說「法西斯主義之要旨」，「系對英明領袖之絕對信任。」除非對這樣一位領袖完全信賴，否則，民族之復興實無可能。

希特勒個人生活方式又如此地簡樸，是個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煙更不鬧緋聞，從沒有為自己的享樂亂花過納稅人的錢。

引導希特勒成為一個犯有反人類罪罪犯的路標就是反猶主義。理解反猶主義是非常重要的。而要理解這個問題，需要讀一下拉爾夫•喬治•勞埃特（Ralf Georg Reuth ）的《大逆轉一九一九》。這是一本可以成為希特勒傳的書。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三部希特勒傳分別是由布洛克、費斯特和克肖撰寫的：布洛克的《大獨裁者：暴政研究》以及費斯特的《希特勒傳》和克肖的《希特勒》。

說到反猶主義，不禁想到原來讀阿倫特極權主義起源時心中的謎團。為什麼法西斯對猶太人有如此的深仇大恨？為什麼反猶主義在法西斯主義崛起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費蘭尼說：「反猶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長和最深遠的仇恨。其它仇恨的嚴重程度或許在某一歷史時刻超越了它，但這些仇恨到頭來已不復存在，或正逐漸掉進歷史的廢物箱。」有甚麼仇恨能持續廿三個世紀？為什麼經過六百萬人的種族滅絕行動后，這種仇恨竟然仍然存在，並且擁有繼續發展下去的潛質？這種歷史現象實在令人大惑不解。這種綿延不斷的仇恨和壓迫是怎樣來的？有誰應當為此負上責任？

在過去的在過去的若干世紀中，儘管人們對反猶主義從神學、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進行過多方面的解釋，但似乎並沒有一種解釋真正明晰和有說服力。更重要的是，為何獨獨猶太人成為極權主義這種新政體的祭品？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是一個新的現象，它之新，不在於它所造成的痛苦；也不在於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於它使人性本身處於危險之中。它是一種全新的政府形式，和傳統的暴政或專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無法用傳統的範疇去把握它。任何歷史流傳下來的類似之事都無法使它那種恐怖的原創性遜色。它的特點就是依靠意識形態和恐怖來統治。問題是，這樣一種全新的統治形式為什麼會建立在猶太人的血泊之中？

對於反猶主義的形成，人們分析過許多原因。比如歷史上宗教與民族的因素，比如猶太人對所在國經濟命脈的控制，比如一戰後在德國被占區猶太人對佔領者的配合等等。更有人論證法西斯主義的目標就是種族滅絕。但拉爾夫•喬治•勞埃特的分析表明，事情並非這麼簡單。他提出了這樣一系列的追問：希特勒是從何時開始又是如何成為狂熱的反猶分子的呢？是在一戰時成為排猶大熔爐的維也納還是在一戰後當德國被失敗、革命和《凡爾賽合約》推入谷底的混亂中呢？確定希特勒反猶傾向意識形態化的時間點和催化劑又和另外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即希特勒激進的反猶傾向及其導致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是不是德國社會在十九世紀的扭曲發展造成的結果。本書還深入探討，希特勒是否在內心深處就是一個瘋狂的反猶主義者？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德國的政策、戰略以及戰爭？而歐洲猶太人大屠殺這個問題又牽動了另一個疑問：這場大屠殺是意識形態導致的嗎？抑或希特勒的反猶傾向並不極端，大屠殺是社會非理性的加劇和制度機器不可控的極端化的結果？

歷史記載，在納粹德國進行的種族清洗中，約近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怎麼解釋這個罪行，特別是這個罪行與希特勒的關係？勞埃特的研究發現了兩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第一，在早年的時候，希特勒居然曾是猶太之友。「其觀點在根本上異於反猶主義者。他更多的是驚訝於猶太人在文化領域的成就，肯定猶太人的慈善機構。在他境遇一落千丈的時候，甚至於跟流浪人之家的猶太人以及猶太手工業者、猶太商販建立了很好的關係。」第二，後來他利用一切機會，包括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努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純粹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

這樣，我們就在反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看到了一個建構的因素。也就是說，德國納粹是通過建構，將本來就對之充滿怨恨的猶太人建構成必須滅絕的敵人。勞埃特發現，希特勒一九一九年成為政治家之後，反猶的調門開始高了起來。關鍵的問題是他需要猶太人這個「敵人」。在極權主義所必需的社會動員中，「敵人」是個不可缺少的因素。

先說勞埃特最後的結論吧，「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最根本是源於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仇恨這一事實」。儘管有人認為勞埃特的論證還並不很清晰，但他的描述至少讓我們注意到當時德國人的兩個心結：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恐懼和對猶太人的怨恨。當時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僅發生在德國的近鄰，而且也波及到德國本身。這種革命是血腥的。在另一方面，在當時的德國社會中，反猶主義勢如洪水。問題是如何將兩者勾連起來。有人發現，「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看起來都是有著德國姓氏的猶太人……」。「猶太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恐怖主義」甚至成為一個流行的提法。

於是，人們將布爾什維克的流血革命看成猶太人的工具，於是，對猶太人的仇恨不斷升級。「將布爾什維克、革命和猶太教的混淆無疑是戰後德國反猶情緒不斷升級的重要原因。歷史學家約翰森•弗蘭克爾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於猶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緒』表現得就越強。」

我覺得，大屠殺是社會非理性的加劇和制度機器不可控的極端化的結果？《大逆轉一九一九》一書中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就是勞埃特的這句設問。極權主義是以社會動員為手段的。一戰的戰敗以及《凡爾賽和約》所造成的恥辱，對猶太人的歷史與現實的怨恨，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恐懼，所有這一切混合在一起，構成了使社會動員得以成功的社會情緒。但這種情緒一旦動員起來，就形成了自己發酵和走向極端化的邏輯。這時，邏輯開始自己推著歷史往前走了。

郇建立指出，用反猶主義解釋大屠殺有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一，德國並不存在強烈的反猶主義。在大屠殺發生以前，猶太人普遍認為德國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國人對猶太人的仇視並不根深蒂固；儘管歐洲其他國家都爆發過仇視猶太人的公眾暴亂，但德國卻沒有出現這種現象。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厭惡可能還不及法國人；即使在大屠殺過程中，公眾的反猶主義也沒有變成積極的力量。

用反猶主義來解釋大屠殺還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用普遍性的東西來解釋獨特性的東西，這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反猶主義數千年來一直是個很普通的現象，但是大屠殺卻找不到先例。在鮑曼看來，大屠殺在每一個方面都是獨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猶主義無法對大屠殺的獨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釋。因此，鮑曼指出，籠統地把獨特的大屠殺事件說成是「反猶太仇恨的頂峰」、「最猛烈的反猶主義」或者是「反猶太公眾仇恨的爆發」都是蒼白無力的，它缺乏堅實的歷史基礎和現實基礎。單單用反猶主義無法充分解釋大屠殺。

郭於華：
一、極權主義必須不斷地建構出敵人，至於是否真的是敵人則視情境和民眾心態而定，這是能夠裹脅大眾形成隊伍之必須，這也是共產主義的邏輯。猶太人如此，土改時被消滅的「地主階級」也是如此！

二、推薦此片：《蘇聯往事》，有助於理解二者關係。

三、希特勒的納粹德國與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這兩種制度有一個意識形態，就是都有創造新人類的野心。它們都不接受人類的本性，是與本性和人性的戰爭，這是極權主義的起源。納粹思想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生物學理論之上；共產黨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社會學理論之上；但這兩種制度都自稱是科學的《蘇聯往事》。

四、極權主義為何有力量：其烏托邦的理想目標設計基於人之德性，包括無私、忘我、利他、奉獻和犧牲等（暫且不論其是否為真善）；而其達至目標的手段卻訴諸甚至調動、發揮人性之惡。為達目標不擇手段，是其獲得自身統治成功和帶來社會毀滅的根本原因所在。

極權就是把權力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裡加以使用，以達到極少數人員、團體的自身目的。

如果掠得比獲得更容易,而且代價極其低,那麼極權主義就必然出現.

如果有無盡的資源能源技術,無須掠得,獲得就很充分而且簡單,那麼極權主義會消亡,但是問題或許更麻煩:自由主義會出現,而人類征服控制欲的慣性,也會將自由主義變為災難.

所以,極權主義有存在的必要,在任何時代,但是,極權主義必須要有邊界和正確的使用方向(人類好像從沒用對過方向),必須要用自由主義和其他很多東西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