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何多次貶低有恩於他的蔡元培？

　　作者：蔣泥

　　人有成績就很自負。為使自己強大，一個個的「他」，會劃出線來，組幫結黨，各自歸隊，黨同伐異，其人身安全似乎隨之鞏固，卻不知帶來的社會破壞，也與日俱增，有時失控，便引發曠日持久的危機與動蕩。這就超出了最初組建幫黨的預期。

　　可以說，整個20世紀上半葉的鬧嚷紛爭，社會大亂，百姓流離失所，中華民族付出沉重的生命代價，多半正由幫黨之禍導致。

　　宵小群氓、政客文痞不必說，即使號稱「精英」的文化名流，他們身上流淌的，也並非都是鮮血，他們的血里也有毒、有菌、有病，但其中一些人，因為他們身上的光環一直放光，我們都滿不在意，另有些人，出於某些需要，已經被改頭換面，本來的光隱退後，人也退到了幕後——這個時期的歷史，被改寫過多，我們都需花費巨量的精力來打掃收拾，還歷史以清明。

　　在這方面做得很傑出的人文學者，前有謝泳，他通過對西南聯大和1940年代中期《觀察》雜誌這兩個個案的研究，複員了一部分史實，解開了大學之為大學、報刊之為報刊的真正內涵究竟在哪裡，後有張耀傑——他本是曹禺、魯迅、胡適研究專家，後來跳出來，研究當時整個的文化界，發掘歷史背後的東西，發現20世紀初葉的知識精英、文化精英，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貢獻，但他們嚴格說多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現代」精英，他們的「公民」意識、法治理念，多比較混亂，甚至與之相悖。而且，精英們的門派、黨派觀都很強，彼此對立不容，大體上可以分作法日派與英美派。

　　國民黨內，法日派李石曾、吳稚暉、顧孟余、沈尹默等人與蔡元培、蔣夢麟、石瑛、王世傑等英美派有黨爭；延及文化界，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郭沫若、田漢、郁達夫、沈尹默、胡風這些人，在日本混了幾年，「連一張正式文憑都拿不到」（《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20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3 月。以下未註明出處者均見該書），與英美派之間也有許多隔閡，以魯迅尤甚。

　　魯迅的一生，是好鬥的一生，他的「假想敵」特別多，一旦樹立，就會「特別打幾棍」。

　　魯迅說「這兩年來，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敵手都消滅了，實在無聊，所以想再來鬧他一下，順便打幾個無聊咬我的傢伙」（154-155頁）。他一度和弟弟周作人不和，跟帶著與周作人關係密切的《語絲》同仁錢玄同、劉半農、江紹原、孫伏園們，都成了「賤胎」，受到攻擊。

　　魯迅是尚未掌權的法日派勢力之一。他曾極力鼓動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許廣平和她的同學劉和珍等人，與校長楊蔭榆「斗」，因為法日派的國民黨高層想排斥異黨，楊蔭榆即使開初留學過日本，但後來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過教育學，屬於英美派。於是許廣平等人散發公開信，罵教務長「你真沒人格 當楊蔭榆的走狗 還想當我們的教務長么 快滾蛋吧」（167頁），逼得教務長引咎辭職。對此，在《兩地書》中，許廣平給魯迅寫信說，他們「對於違反民意的亂臣賊子，仗三寸劍，殺萬人頭，飲千盞血」。這應該視作一切燒搶者、造反者、革命者們的邏輯。

　　也就是說，他們自己以「正義」自居，把別人派為「非正義」，再以「正義」的名義砍人、殺人，亦不足惜。

　　至於誰賦予他們自居「正義」的權力，通過什麼程序、手段賦予了這樣的權力，這樣的「正義」可不可靠，非正義者是不是該打，假如該打，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追究等等，這是許廣平的盲區，也是魯迅的盲區。

　　「楊蔭榆擔任女師大校長雖然不是眾望所歸，也算得相對合適的校長人選」（170頁），學生有什麼權利驅逐政府任命的國立大學校長呢？

　　這在法律程序和制度規則上，確實是「非法的」。

　　魯迅不僅意識不到錯誤，反而煽動、支持他們繼續斗下去。學生因著背後又有李石曾等高層權貴撐腰，就很是有恃無恐了。這時，魯迅跳到第一線，積極加入進來，出席會議，撰寫呈文，聯合知名人士發表宣言，而且寫了好幾篇文章，要「痛打落水狗」。真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詞！

　　楊蔭榆因此成名、留名。後來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先生，在《回憶我的姑母》中借自己母親的口，評價她的三姑母楊蔭榆，說楊「其實是賢妻良母」（《將飲茶》115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楊更是一個不幸的人，年輕時被家人說給了一個嘴角流哈拉子的傻男人，抗婚回家后，從此「投身社會，指望有所作為」 （同上，115頁）。最後是因為日本人侵佔蘇州，經常姦淫擄掠四鄰，楊蔭榆懂日語，上門找到他們的軍官，義正嚴詞地責備他們，軍官不得不命令部下退還財物；1938年1月1日，兩個日本兵哄她出門，開槍把她打死。

　　受魯迅煽動，以錢玄同、劉半農打頭，陳獨秀、胡適、蔡元培、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仁加盟，在自己還沒有盛名遠播，也沒有來得及內訌時，為了確立白話文的地位，祛除文言文，早先他們成功策劃、「圍剿」過當時和嚴復齊名的、著名的翻譯家林紓（琴南）。而他們又都是「由閱讀林譯小說起步從事文學創作的」（22頁）。

　　錢鍾書也說，他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假如我當時學習英語有什麼意識到的動機，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夠痛痛快快地讀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險小說」，「好譯本的作用是消滅自己；它把我們向原作過渡，而我們讀了原作，馬上擲開了譯本」（《林紓的翻譯》）。

　　命運乖巧，衝鋒在前、多次無中生有地中傷林紓的皖籍人士陳獨秀，1919年3月遭到浙江籍湯爾和、沈尹默、馬敘倫等人的排擠，離開北京大學（37頁）。同時受到排擠的皖籍人士還有胡適、劉文典、高一函（78頁），浙江籍學人也排擠四川人、反孔學者吳虞等（66頁）。

　　1933年，民權保障同盟會的宋慶齡、魯迅等人，則極力主張開除胡適，蔡元培消極順從，隨後蔡元培與林語堂一道退出該會（147頁）。

　　但浙江人內部並不和睦。譬如蔡元培賞識的是胡適、顧頡剛等人，不賞識魯迅，魯迅一直耿耿於懷（155頁）。他在給朋友的信里表示不滿，對於有厚恩於他的蔡元培，多次進行毫無原則的貶低。

　　趙陵江披露道：1927年10月初，魯迅從廣州抵達上海。離粵前夕，致信翟永坤說：「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我於三月間早已辭去了，在此已閑住了六個月，現在是肚子餓而頭昏……我先到上海，無非是想尋一點飯。」然而到滬后，他很快感覺到上海灘的飯碗並不那麼好尋，居大不易。做學問么，沒有參考書；寫小說么，缺乏相關的生活積累；教書么，不感興趣；回北平么，有這個念頭，卻顧慮重重。靠辛辛苦苦爬格子、編刊物所得的收入，實屬杯水車薪，根本不足以養家糊口。處於失業狀態的魯迅日益焦慮，留下了這樣的話：「現在是專要人性命的時候，倘想平平穩穩地吃一口飯，真是困難極了。我想用用功，而終於不能，忙得很，而這忙是於自己沒有益處的。」（致江紹原信）「正當魯迅在上海因失業而弄得心力交瘁之際，『大救星』從天而降，老上司兼紹興老鄉蔡元培又一次(上次是1912年) 救助了他」。該年12月，經許壽裳牽線幫忙，魯迅被中央監察院院長、大學院院長蔡元培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那是個「挂名閑差」，光拿錢不做事，月薪三百大洋。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計一萬四千七百元大洋，摺合黃金四百九十兩」。

　　這是一筆豐厚的、「平平穩穩」的固定收入，它成了初到上海的魯迅的救命錢，「使他得以在上海灘上安身立命，並為他進而操自由撰稿之業、打『壕塹戰』，奠定了牢靠的經濟基礎」。1932 年，「特約撰述員」的待遇被裁，魯迅的經濟狀況頓感拮据，無奈之下，竟把與許廣平的往還書信拿來出書換錢了。「為啖飯計，擬整理弟與景宋通信，付書坊出版以圖版稅。」（致許壽裳信）

　　但在如此重要關口上，魯迅沒有感念蔡元培。當國民黨元老之一的李石曾「向蔡元培在教育學術界的權威地位發起挑戰」時，魯迅更看好的是李石曾一派政治上的勢力（158頁）。並且，當魯迅通過許壽裳獲知蔡元培已口頭表示要聘其為「特約撰述員」的消息后，曾先後在給江紹原、章廷謙的幾封信中就「飯碗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反覆表示對這個飯碗實在不太「感冒」。10月21日，他在致同樣將被受聘的江紹原的信中說：許壽裳「有信來，先以奉聞。我想此事與兄相宜，因為與人鬥爭之事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與兄相宜」四字妙甚，難道「特約撰述員」這一美差於「弟」 (魯迅自己)就不相宜？

　　十天後的信中則說：許壽裳「所談事迄今無後文，但即有後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對於該方面的感覺，只覺得氣悶之至不可耐」，口頭上已明確表示不想去端「大學院」的飯碗。

　　又七天，他致信章廷謙，說：許壽裳「本雲南京將聘紹原(按：此處顯然省略了「與我」二字)，而迄今無續來消息，豈蔡公此說所以敷衍季弗（許壽裳）者歟，但其實即來聘，亦無聊」。又一月後，也就是蔡元培的聘書送達前的十幾天，盼聘書盼得焦躁不安的魯迅，「實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氣」，在致章廷謙的又一信中，盡情發泄了對蔡元培的不滿：「太史之類，不過傀儡，其實是不在話下的，他們的話聽了與否，不成問題，我以為該太史在中國無可為。」

　　這裡所說 「太史」，指的就是蔡元培，舊時稱翰林公為「太史」，蔡系清末翰林出身。趙陵江分析認為，魯迅信中那一個「類」字，境界全出，使得自己對於蔡元培的鄙夷之情，「躍然紙上」。可是後人會百思不得其解：既然盼「大學院」的聘書，如大旱之望雲霓，又為什麼要屢出豪言，表面上故作清高之狀？既然視蔡太史為不屑一顧的「傀儡」、言而無信的「小人」，為什麼還一門心思要到「傀儡」門下去充當「食客」，總嫌人家的聘書來得慢？平心而論，不管是講新道德，還是講舊道德，對魯迅當年表現出來的為人處世的心態與做派，都無從有在理在情的說道，足見他不怎麼厚道。

　　事實也表明，由於魯迅和蔡元培曾有「舊怨」，當年他在是否去吃「撰述員」這碗飯的問題上，曾有過一番痛苦的思想角斗。但最終接受了蔡元培安排的這個「無聊」的飯碗，而且一吃便是四年多，直到因「絕無成績」，被裁撤為止。要是沒有這筆錢，「以魯迅那樣的性格，那樣的健康狀況，他能否活到五十六歲，肯定是一個未知數。這樣說並非聳人聽聞，因為在舊社會的上海灘上，年紀輕輕的文化人，早歿於貧病交加(如蔣光慈、朱湘等便是如此)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新聞」。

　　1932年3月2日，魯迅還致信許壽裳，代弟弟周作人謀留商務印書館編輯職位，蔡元培多方努力，保住了他的飯碗。然而正是這個周作人，出於和魯迅同樣的理由，1926年2月9日就寫過清算蔡元培的文章《外行的按語》（158頁），7月19日又發表《我們的閑話（二六）》，挑戰蔡元培（160頁）。

　　1929年7月20日，周作人在私人信件中，甚至反對蔡元培回北大任職（161-162頁）。始終君子如一的蔡元培則熱心如初。

　　可見得魯迅兄弟對於英美派人士的嫉恨，是多麼根深蒂固、沒有底線，幾乎成為了一種本能。

　　張耀傑先生總結說：魯迅「致死不妥協的精神」，所針對的最為直接的對象，並不是日本人和國民黨政府，而恰恰是被稱作「四條漢子」的田漢、周揚等人；對魯迅構成最為直接也最為致命的精神傷害的，不是來自日本侵略者和「以漢奸的姿態出現在我們左右的」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們，而是自稱「同志」卻偏要與魯迅內鬥內耗的田漢、周揚們。文革中清算「四條漢子」的，同樣不是外來的帝國主義、本土階級敵人，而是被田漢、周揚們引為「同志」的革命小將與老將（217 頁）。

　　宿命的歷史無情，它一次次被風刀清晰地刻錄下來，雖然據說有一種人是鐵了心宣布不相信「宿命」的。

歸根到底，誰對誰好不好涉及到錢。
作者和其他許多攻擊魯迅的人一樣，有意無意犯了一個錯誤。即把魯迅的收入灌水，大大浮誇了他的收入，再指責他忘恩負義。要知道那個時代中，國政權混亂，貨幣十分複雜，有中國和外國的銀元，有中國各個政府的銅元，鋼元和紙幣元。它們之間的兌換十分麻煩。魯迅的收入是各種各樣的元，你不能假定它們都是『銀元』，『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