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劇變根源：只求國家強大不提高人民生活

本文摘自：《四川黨的建設(城市版)》2012年01期，作者：左鳳榮，原題：《蘇聯劇變的根源》。

　　人們總是追問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根源在哪裡。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是蘇共在執政的74年時間裡沒有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而所聲稱的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新制度實質上是在倒退。

　　勞動人民始終沒有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其總的趨向是進步的，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社會聯繫的緊密，人逐漸從神和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成為自己和社會的主人。俄共（布）也正是打著給人民「土地、麵包、和平、自由」的旗幟走上歷史前台並得到民眾擁護的。他們聲稱無產階級政黨要實行比虛偽的資產階級更高更切實的民主，讓廣大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

　　但是，在7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勞動人民始終沒有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甚至也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蘇聯曾不遺餘力地宣傳「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蘇聯社會主義實現了社會和諧，建立起了各民族的兄弟情誼，代表著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許多世界上的進步人士也曾把蘇聯當成人類社會的希望，特別是在西方發生大危機時，蘇聯快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是，當他們有機會親自看看蘇聯的實際情況時，他們失望了。最典型的例子反映在1935年訪問過蘇聯的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所寫的《莫斯科日記》和1936年訪問蘇聯的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所著的《從蘇聯歸來》。他們都談到了蘇聯的個人崇拜、特權、個人專政和恐怖、沒有思想自由、與外界隔絕等問題，並對蘇聯的命運表示擔憂。

　　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的問題越來越明顯，蘇聯社會主義形象日益褪去了光環，遭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質疑和指責。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蘇聯逐漸失去了在世界上的道義優勢，人權狀況、不民主成為被攻擊的目標。蘇聯的經濟也只有軍工企業一枝獨秀，農業和輕工業幾乎陷於崩潰，輕工業的工藝水平還停留在1930年代實行工業化時期的水平上。這個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連自己都養活不了，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條是蘇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宗旨，建立了沒有民眾地位的政治體制。

　　蘇聯沒有實行普選制，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來解釋。列寧當時強調，由於人民的文化水平低，本應由人民掌握的政權只好由俄共（布）來代表；但是，幾十年過去了，蘇聯成了世界上文化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這一理由就難以成立了。長期以來，蘇共代表人民思考和決定一切，不相信民眾自己有判斷是非和選擇的能力。黨和國家的幹部由蘇共組織部門挑選和任命，為此，建立了專門的幹部名冊。斯大林還不恰當地提出「幹部決定一切」這一片面的口號。

　　由於民眾沒有權利選舉幹部，也沒有權利監督他們，造成民眾與國家政權的分離，民眾只是社會主義大機器上的螺絲釘，一切都是幹部決定的。蘇聯憲法上規定的公民權長期只停留在字面上，人民主權原則沒有落實。直到戈爾巴喬夫改革，才開始重視公民權的落實。但是，長期沒有經受民主訓練的蘇聯國民，實際上已經不知道該如何使用這一權利，他們被葉利欽等人的蠱惑宣傳所左右，成了推動國家解體的重要力量。

　　幹部處於優越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無法建立

　　正因為政府的權力不是來源於人民，民眾沒有權利監督政府，因此，機關越來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幹部處於優越地位。在斯大林時期就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權制度，如建立內部特供商店、餐廳、醫院、免費別墅，幹部根據級別享受不同的工資補貼、住房、醫療照顧以及其他的福利補貼。這一制度一直延續下來，並不斷加強。官貴民賤，官員們體會不到民眾的疾苦，民眾感覺黨政機關並不代表他們的利益。

　　斯大林的兒子瓦西里1940年從航空學院畢業，當時只有20歲，便被授予上校軍銜。1年後，被晉陞為空軍中將、莫斯科軍區空軍司令員，實際上他根本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勃列日涅夫的兒子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女婿是內務部副部長，連襟領導著機器製造部。烏茲別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拉希多夫在烏茲別克當政20多年，該共和國的黨、政、經和政法部門全部都是他的親信。

　　國家仍是鎮壓人民的工具，蘇聯的法律都是治民不治官，民眾不能有私有財產，不能有思想自由，不能自由發表意見。斯大林為了實現「大轉變」，改變了行之有效的新經濟政策，重新剝奪農民，搞全盤農業集體化，遭到了農民的抵制。斯大林則用殘酷的辦法推行這一政策，出動正規軍無情鎮壓農民的反抗，把新經濟政策下富裕起來的農民遷到偏遠地區。蘇聯農民重新回到過去，國家不發給他們身份證，他們無法自由離開村莊。斯大林破壞生產力、片面發展重工業的政策受到了許多人的批評和質疑，他便用「大清洗」來鞏固自己的成果，搞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暴行。至今學者們都無法研究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大清洗」中喪生。從1929年至1939年監獄和勞改營里的人數增加了11倍，達到200萬人。這成為蘇聯肌體上難以痊癒的傷口，在蘇聯解體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於武力反抗的失敗，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普遍失去了對勞動的興趣，破壞勞動紀律，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很普遍，儘管土地肥沃，但他們並不珍惜，不可能生產出國家需要的東西，結果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落到了連自己都養活不了的地步。

　　知識分子長期被置於工人和農民之後，在現實生活中，「司機、清潔工比記者入黨更快，因為他們被列入工人之列」。蘇共對知識產品嚴格監督，與

　　鄧小平在評價蘇聯時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這一評價切中蘇聯問題的要害。

　　知識分子的要求產生了嚴重矛盾。知識分子收入不高，又沒有像在實際物質利益部門的工人那樣有實惠，造成社會最具創造性的這部分社會力量同蘇共疏遠。

　　列寧曾指出：「一個國家的力量在於群眾的覺悟，只有讓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並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但是，蘇聯人民沒有成為國家的主人，不管是工人階級，還是蘇聯人民，總體上並沒有掌握蘇聯體制。權力滯留於黨—國制度的最高層。從擬訂經濟計劃，到做個人生意，工人們都無權制定涉及該制度應如何運行的經濟決策。正因為沒有主人意識，在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破壞國家、國家分崩離析之時，沒有人站出來維護它。蘇聯的實踐表明，沒有這種外殼的民主是不能實現民主內容的。

　　只著眼於國家的強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蘇共變成了向民眾發號施令的機關，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為議行合一機關的蘇共，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只著眼於國家的強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違背民眾利益的事時有發生。

　　如果蘇共能夠指導人民運用民主權利，在作決策、辦事情時，能聽取和尊重民眾的利益訴求，蘇聯就不會長期固守沒有生命力的集體農莊制度，不會把錢財毫無節制地浪費在發展軍備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權僵硬的政治體制使民眾喪失了積極性和創造性，導致了經濟危機。到1990年落到了滿世界乞討購糧款的地步，蘇聯自然難以為繼了。

　　當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之時，沒有民眾起來抗爭，這一教訓足夠深刻。鄧小平在評價蘇聯時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這一評價切中蘇聯問題的要害，值得後人認真思考。「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我們更應該研究蘇共的前車之鑒，防止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