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與弗里德博格的爭論

by 胡波



冷戰結束后，隨著共同敵人的消失，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重構和再認識的過程。一方面，台海危機、炸館事件、撞機事 件等使得中美關係一波三折，崛起國和霸權國的權力競爭的不確定性使得兩國在安全上的相互防範與猜忌愈漸加深；另一方面，日益加深的經濟相互依存、地區熱點 問題及全球治理過程中的相互借重等又使得兩國的共同利益急劇增加。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基於歷史教訓，還是現實風險成本，中美兩國均承受不了與對方 直接對抗的代價。



這就是中美關係的全景，也是柯林頓、小布希及奧巴馬政府所面對的最大現實。從柯林頓政府開始，美國的對華戰略就常常在接觸 （Engage-ment）與遏制(Containment)兩者間來回徘徊。所謂遏制，即美國動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對中國進行全面孤立，採用內部分化、外部圍堵的策略，削弱中國國力甚至顛覆中國政權，這即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所謂接觸，即通過貿易、對話、科技文化交流、人員往來等鼓勵中國遵守國際規則，融入國際社會，尼克松訪華至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的政策大抵如此。然而，自柯林頓以來的美國總統所面臨的形勢遠較杜魯門、尼克松等所遭遇的複雜，以致無法採取遏制或接觸這樣稜角分明的單一政策。出於權力競爭及安全上的擔憂，美國想要遏制中國；而出於經濟利益、地區合作及 全球治理的需要，美國又越來越離不開中國，不得不與華進行接觸。因此，接觸加遏制就成了無可奈何的選擇，雖然柯林頓以來的各屆政府遭遇了諸多挑戰，受到了各類壓力，但其政策都沒有脫離這種窠臼，差別主要集中在是接觸多一些，還是遏制多一些。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對於中美關係以及美國的對 華政策，美國學術界也存在著長期的爭論，中美間是競爭大於合作，還是合作大於競爭？美國對華政策該以接觸為主，還是應加大遏制？隨著中國崛起勢頭的加速， 美國相對實力的下降，這類分歧與爭論更加如火如荼。當前，亞太地區已成為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美國正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而該地區的形勢走向也正成為 中國崛起的試金石，中國的權力和影響將不可避免地快速在該地區延伸，兩國的戰略碰撞似乎難以避免。然而，與此同時，在推動經濟增長、防核擴散、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等方面，兩國深入合作的動力和壓力都顯著加大。在這種背景下，接觸加遏制的兩手策略的內在矛盾也愈發尖銳。對於美國而言，接觸過多，擔心助長中國 實力增長速度；遏制過猛，又憂慮中國反彈加劇對抗。而且，遏制多一分，接觸的作用就會少一分，兩者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兩面下注的平衡或度的確難以掌控。 形勢似乎要求美國應更加旗幟鮮明，究竟該如何調整？對此，基辛格博士和阿倫·弗里德伯格兩位堪稱政學兩界「水陸兩棲」的國際問題專家於2011年前後分別推出了各自的專著《論中國》（On　Chin）和《中美亞洲大博弈》（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就此類問題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議或結論，引發了美國國內各界的廣泛關 注。



基辛格的《論中國》從中國歷史，尤其是晚清以降的中西互動探求中國戰略的特點，認為中國和美國一樣，堅持自己代表獨特的價值觀。中美雙方在文化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是巨大的，他的解決方案是，中美應該相互尊重彼此的差異，共同構建太平洋共同體。「亞洲的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和美 國的遠見，以及兩國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對方的地區歷史角色。」對於美國而言，應適當地讓渡部分戰略空間給予崛起的中國。



弗里德伯格的《中美亞洲大博弈》指出，中美敵視的兩大根源是兩國日益縮小的實力差距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實力差距縮小導致權力競爭加劇，一黨專政和民主政治的分野加大彼此的懷疑 和戒備。他認為，中國正在採取「韜光養晦（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門檻政策:隱藏真實動機並增強實力以待時機，通過對話和經濟合作以利益吸引合作夥伴，通過分而治之減緩潛在競爭者的反應，避免它們團結一致。當中國實力強 大到一定程度后，制衡最終將難以維繫，而適應包容將成為美國的唯一選擇。他批評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中國觀察家為「上海聯盟」（shanghai　 Coalition　）即中國說客的代表，視基辛格的「中美共治亞洲」設想為綏靖政策；主張美國應強化在亞太的軍事存在，並通過與盟友及夥伴國的合作，始終保持對中國的軍事優勢，構建足以威懾中國強制外交和進攻性行為的力量存在和能力，限制中國的成長空間。



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曾多次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進行過深入交談與接觸，並已專註於中國事務達40餘年，正如其所言，他越來越欣賞中國人所展現出 來的堅忍不拔、含蓄縝密等系列特質。在《論中國》一書中，他毫不吝嗇對中國文化的褒揚和中國外交戰略的稱頌，豪無疑問，他總體上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及將對 國際社會產生的「正能量」，雖然他也認為有些事情還不太確定。該書主要採用歷史及大戰略的研究方法，展現了作者嫻熟的歷史素養，以及對重大事件準確睿智的解讀。然而，絕大部分美國學者及民眾很難企及基辛格的傳奇經歷和與中國高層長期持續的接觸機會，因此基辛格在《論中國》中分享的認識和經驗很難取得他們的 共鳴，這也使得該書在美國的影響遠不如在中國。另外，作者以其固有的習慣，專註於哲學思考及戰略設想，忽略進程的作用，對中美各自的決策和雙方間的互動過 程著墨較少。事實上，中美雙方的國內政治進程均已非常複雜，領導人及領袖的作用呈現下降的趨勢，外事機構、商務部門、軍隊及安全等領域的專業或技術官僚的 影響越來越大。即便中美兩國領導人都有意願要減少對抗，促進合作，兩國國內各自複雜的利益博弈過程及中美間不太順暢的互動也可能使得中美關係最終將走向對抗。因為對互動進程考察的缺失，該書的解釋力和說服力必然會打一些遺憾的折扣。



相比之下，弗里德伯格則側重於從政策層面為美國決策者出謀劃策。自冷戰結束伊始，他就長期唱衰中美關係，堅持應早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拋開《中美亞洲大博弈》一書的觀點和結論不表，弗里德伯格對歷史事件和中國意圖 的解讀的確無法與基辛格博士比肩，素材的選用、推理的過程均有些偏頗。該書主要採用歸納法，通過總結中國學者在公開政治刊物上發表的文章的觀點，藉以推測 中國的意圖，稱「中國正謀求取代美國成為東亞的主導力量，甚至將美國趕出亞洲」。這無疑誇大了中國學者的能量，也混淆了學術研究與政治決策間的關係。這著實令中國學界嘀笑皆非，還從來沒有一本學術專著如此集中地肯定中國學者對於決策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是正是大部分學者夢寐以求的。



從論證過 程來看，《中美亞洲大博弈》的最大硬傷便是邏輯範式的混亂，權力的相互接近導致衝突風險上升是權力轉移理論的基本觀點，而集權與「民主」的差異導致衝突卻 是「民主和平論」的主要論點。他有意將兩類變數結合起來，但在行文中卻有意向後者傾斜，不時流露出這樣的邏輯：只要中國改變當下的執政模式，中美關係短期內的風險雖可能上升，但終將如歷史上英美一樣走向和平共處。「民主和平論」本不值一駁，摩擦並不意味著衝突與戰爭，且弗里德伯格只看到了雙方在人權、民主 等價值觀差異上引發的摩擦，沒有看到與人權、民主相聯繫的文化、傳統及思維方式對於中美和平地進行戰略博弈的重要意義。歷史上英美權力的和平轉移並非因為 兩國都是民主國家，而是因為兩國面臨的共同敵人，先是德國，后是蘇聯。二戰以後的民主國家間少有戰事，一是因為冷戰的原因，二是因為民主國家的個頭差異太大，實力及利益過於懸殊，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東西方的歷史均表明，意識形態及觀念的趨同不僅不能促進合作，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會加劇競爭。一旦體系內實力懸殊不大的幾個國家行為體形成類似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其結果往往是戰爭和對抗而非合作與和平。1648年，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起點的民族國家 體系確立后，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沙俄等幾個歐洲主要國家間戰爭的激烈程度要遠遠超過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其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民族主義開始在各 國醞釀、蔓延，當所有國家的民族主義動員都完成的時候，一次世界大戰的火藥也就準備就緒了。東方的歷史同樣如此，中國戰國時期，七國間的戰爭烈度之所以遠超春秋時期，是因為各國都經歷了變法，接納了法家的中央集權和兼并政策，而拋棄了春秋時期尚存的仁義及等級秩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國家間實力、觀念 的趨同將使得預期利益結構的趨同。而當體系內各國追求的利益類型不存在差異，國家必然更關注相對收益，權力的競爭將更為激烈；國家在集體行動中也將無意願主動提供公共物品，推卸責任將成為常態；各國必會挖空心思擴大自己的實力並落井下石，信任將變得稀缺，而良好的溝通與互動將變得困難。



緬甸、沙特這樣的國家成為美國所謂的「民主」國家當然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大威脅，它們與美國間的「民主和平」應當可以預期。而考慮到中國的塊頭和實力規模，設若中國擁有與美國一樣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戰略文化，必將擁有與美國類似的權力慾望，定會效仿美國在世界頻繁發動戰爭，擴張「民主」，角逐霸權，這絕非美國所願，也非世界之所幸。中國的民主進程固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推動民主需要考慮到各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特色的民主之路」等諸如此類的宣示也 絕非噱頭、外交辭令和空洞的說教。不同的文化傳統、歷史經歷、發展水平以及社會狀況等必然導致民主實踐道路的不同，這一點確實是人類文明史中的基本規律。



與弗里德伯格論述的恰恰相反，冷戰後，中美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戰略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不僅沒有導致中美走向戰爭，反而正是因為它們的存在，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才成為可能。這些差異雖有增加誤判和摩擦的風險，但卻也有助於防止雙方戰略意圖的完全對立。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如基辛格所言，中國的戰略恰如下圍棋，講究長期較量，追求「勢」和相對勝利；美國的戰略文化恰如下象棋，講究決戰決勝，追求殲滅對手。中國雖也強調自身的特殊性，但卻沒有 「救世主」情懷，這與美國也有很大不同。如果中國和美國一樣，注重決戰決勝，或如美國那樣，在世界強行推行價值觀念，輸出意識形態，中美即使不爆發戰爭， 也會重演美蘇冷戰式的對抗。



戰略和政策建議都得考慮可行性，弗里德伯格曾做過前美國副總統切尼的外交政策顧問，當是明白這個道理，但《中美亞洲大博弈》一書卻有意忽略了這一點，其所提倡的「遏制」戰略充滿了矛盾。他一方面承認，中美間擁有重大共同利益，這一點絕非美蘇關係可比，中美不是朋 友，但中國卻是美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這種「政經」分離的格局是美國面臨的一重大難題。他聲稱自己給出的「藥方」並沒有脫離「接觸加遏制」的總體框架，僅是改變了該戰略中的部分內容。但他的實際主張已經偏離了他的總體設想，他主張在繼續接觸中國的同時，應豪不猶豫地對中國的「違規」行為進行懲戒，同時加大遏制的力度，這必將顛覆「接觸加遏制」，幾乎將成為完全的「遏制」戰略。這種目標設計與手段規劃嚴重背離的戰略顯然難以實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這類糾結和註定的失敗已為美國近幾年的政策實踐所證明。自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其加速了由於反恐戰爭而擱置的全球戰略調整，結束大規模反恐戰爭，在中東地區 進行戰略收縮，推動全球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亞太戰略正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而對華戰略走向又是美亞太戰略調整的核心問題。奧巴馬第一任期后兩年 對華戰略的方向正是弗里德伯格所樂見的，美國宣布推行「再平衡」戰略，加速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調整，藉助東亞海洋爭端，加緊拉攏日本、菲律賓等東亞國 家，在南海、東海問題上對中國百般責難。不過，美國顯然低估了中國的意志和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同時也高估了自己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和可投入的精力及資源，黃岩島事件和釣魚島爭端更是直接凸顯了美國這類遏制圍堵戰略的危險性。而且，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與地區的經濟政治融入程度，盟國間的同床異夢，自身實力的相對下降也正從根本上改變亞洲地區的傳統利益博弈格局及特點，美國既無「險中求勝」的把握，也無「火中取栗」的決心。因此，自2012年底開始，美 國政府開始集中反思「再平衡」戰略，加大與華的溝通和接觸力度，其對華政策已再回「接觸加遏制」的大體框架。



但是美國的對華戰略確已進入了一個轉折期或調整期，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崛起的、與美國差別迥異的中國？基辛格的太平洋共同體暫時過於理想，而弗里德伯格的全面競爭預想則顯得過於悲觀，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均不可能奉行與對手全面競爭，全面對抗的政策。未來的爭論依將持續，在沒有形成定論前，美國對華政策的框架仍難以擺脫「接觸加遏制」，還將延續愈發糾結的「兩面下注」策略。



實質上，中美間現在的最大問題並不是諸如「美國將遏制中國崛起，中國圖謀將美國趕出亞洲」這樣的戰略判斷，而是如何改善中美間齟齬的互動。當今的現實已大不同於基辛格博士縱橫捭闔的年代，秘密外交、精英政治等也難以流行，越來越多的行為主體參與到中美間的互動過程中，越來越多樣的議題被囊括進了中美互動內容之中。理性的戰略設計和政策實施正被情緒化的應激反應所代替，中美均是有豐富戰略實踐及戰略自覺的世界大國，但再好的戰略設計如果離開了政策的良性互動也將於事無補，中美戰略互疑的核心根源不是來自戰略本身，而是源自互動過程。



中美間的 互動正呈現出互相矛盾的兩面，政策與意圖正日益脫節：一方面，中美主要決策及執行部門，尤其是兩國的軍方均以對方為戰略競爭對手或假想敵，習慣於誇張解讀 對方的行為，除台灣問題、經貿問題、人權問題等傳統議題外，海洋、網路空間、太空等戰略新疆域的較量也正日益激烈；另一方面，雙方還沒有做好將對方當成敵人的打算，也沒有準備好攤牌，利益博弈結構、相互依存狀態以及國際公共物品的供給壓力使得中美不得不極力避免彼此間的直接軍事衝突或戰爭。為改善這類自相 矛盾的互動以防止悲劇發生，中美當務之急是要建立有效的危機管控機制，防範中美在上述議題中的分歧擴大，導致危機爆發及升級。為長遠計，中美還必須建立統籌各自決策及涉外部門的有效機制，尤其是在安全領域，盡量形成統一協調的對外政策，避免因誤解導致「安全困境」進一步加深。除國際政治權力地位造成的結構性矛盾之外，中美關係的問題逐漸表現為國內政治問題。在美國，白宮、霧谷、五角大樓、國會山等圍繞對華戰略及政策的分歧越來越難以被忽視，而各決策機構內部也經常會發出不同的聲音。近些年來，中國的國內政治進程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各機構的小集團利益、本位主義、局限的視野等正給中國外交造成不可 忽視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