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不同了，民主不一樣。（耶魯全球在線）

大陸封建民主最適合農耕時代， 已經崛起地大陸資產階級，正在爭取西方的三權分立、資本民主。 西方資本民主，最適合工業時代，但是已經崛起地西方中產階級，正在爭取信息時代的共識民主。


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廣場中的佔領運動 （點擊圖片放大圖像）

轉載： 耶魯全球在線
2011年，全球湧現出了一波波和平抗議浪潮。在突尼西亞、埃及、歐洲、美國，現在甚至在俄羅斯，公民們通過社會媒介組織起來，聚集於公共空間，抗議無法維護公共利益的各種政策。本文作者、律師兼政治經濟學家龍安志（Laurence Brahm）曾經參與了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他指出：警鐘正對那些無法有效配置日益減少的資源的政府和企業敲響。這種配置不善轉而損害了就業機會、可持續發展、平等、基礎設施和安全，並削弱了媒體的靈敏度和社會的基本信任。龍寫道，「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活動人士（activist）已經意識到，通行的經濟指標忽視了福利和穩定的關鍵組成部分」，而這些看法也已經蔓延到了發達世界。在全球共識面前，企業和政府必須做出回應，制定公平、透明、可持續的政策。——耶魯全球在線

全球共識：大家一起來佔領

紐約：紐約、波士頓、洛杉磯、巴爾的摩、舊金山和美國許多其他城市的警察或許已經疏散了「佔領運動」（ Occupy movement）的和平示威者。但這基本無法平息正在蔓延全球的令人不安的不滿情緒。

美國「佔領運動」的關注點與發生在遙遠國度的抗 議活動不無關聯。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最尖銳的時刻之一便是將埃及國旗懸掛在華爾街街頭。無言的諷刺和洋溢的激情如洶湧的波濤，席捲了聚集於祖科蒂公園 （Zuccotti Park）的人群。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抗議領袖們也加入了佔領華爾街運動。

埃及的抗議者向「佔領運動」抗議者說明了，華盛頓方面每年如何花費13億美元支持埃及軍方。穆巴拉克（Mubarak）用於壓制人權、鎮壓那些埃及抗議者的資金，本可以用來為美國改善基礎設施和增加就業機會。

埃及人的話觸動了美國人的反戰神經。祖科蒂公園還瀰漫著1969年反越戰的記憶，但這次的問題要深入嚴重得多。美國社會的巨大切面圖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所代表的是美國的縮影。

恰如穆巴拉克及其軍事集團，華爾街—華盛頓集團也是寡頭政治的象徵。
無論左翼右翼，雙方都有人失去工作。抗議者們公 開譴責失業、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房屋止贖（home foreclosures），這是自大蕭條以來從沒有過的事情。十年的時間內，美國的金融實力已經被不必要的戰爭、濫用財政刺激和向無良銀行家提供緊急財 政援助的做法消耗殆盡。恰如穆巴拉克及其軍事集團之於埃及人，對美國人而言，華爾街—華盛頓集團也已經成為無能政府、寡頭政治和經濟揮霍的象徵——這一點 切中肯綮，恰似在曼哈頓鬧市區的獵獵秋風中招展的埃及國旗。

解放廣場和華爾街的抗議者表達了同樣的失望情緒。他們已經聯手，向明顯虛偽的不正義秩序宣洩了自己的憤怒。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失業、惡劣的基礎設施、政府失信、不必要的戰爭和受到操控的媒體，這些現象在不正義榜單中名列前茅。

抗議者們佔領公共空間、參與非暴力不服從活動， 並在公共場所組成透明的專項管理委員會（ad-hoc governing councils），以此回應上述不正義現象。他們提出問題，但不進行人身攻擊，這與他們所譴責的政治安排形成了鮮明對照。他們也在網際網路上源源不斷地直 播未經編輯的新聞，發布自己的消息。

這種和平革命已經發展為全球性運動。

這些抗議者要求的不僅僅是換一批新政治家上台，而是重組全球金融結構。這意味著以新經濟模式取代舊經濟模式、改變基本政策，並重新評定各種根本假定和長久以來被視作理所當然的諸種價值。

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的是支持「貪婪」的各種政策，並要求產生新的共識。

這種和平革命已經發展為全球性運動。抗議者要求的不僅僅是換一批新政治家上台。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遵循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的經濟模式，認為通過促進貿易自由化、私有化和解除管制，不受約束的市場將達到平衡。 1989年，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首先提出了這個說法。幾十年來，它一直被視為毋庸置疑的金科玉律，在全球範圍內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無一例外 地適用。在這一金科玉律的支配下，進行債務槓桿工具交易的資本市場成為了創造財富的源泉。這些年間，跨國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為了獲取全球市場而將生產外包 給別人。這推動了股價上漲，卻將美國國內一度生機勃勃的各種社區變成了「鬼城」。大眾消費主義催生了一批單一的品牌，並抹殺了這些品牌的特色和個性。

眼下，要求進行新型結構調整的不是經濟理論家，而是為不平等狀況憂心不已的抗議者。一種新的全球共識可能正在形成。

對華盛頓共識的抵制始於15年前。1997年的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拒絕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主動建議，反而將計劃與市場融為一體，打造出一種強有力的經濟制度。基辛格顧問公 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將其稱為「北京共識」。它促進了新興經濟體中的財政援助和改革，以謀求創新、多邊主義，以及對機會和可持續性的分配。

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活動人士意識到，通常的經濟指 標忽視了福利和穩定的關鍵組成部分。因此，在亞洲興起了新的指標和計劃：喜馬拉雅共識（Himalayan Consensus）。它由小額融資（microfinance）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國民幸福總值」（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倡導者不丹總理吉格梅·廷里（Lyonpo Jigmi Thinley）提出。該共識提出以下三項原則：保護種族多樣性和地方認同；通過地方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並通過小額融資向個人授權；支持社區發展並優先保 護環境。

為了存續下去，各個企業也在重新思考自己扮演的角色：他們的目標僅僅是利潤嗎？
  同 樣，在達喀爾（Dakar）舉行的2011年度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上，也興起了一種擁有新穎發展路徑的非洲共識（African consensus）。人們的興趣集中於公民社會的作用，讓小型企業支持各種社會環境計劃，促進社區的發展。由於非洲百分之四十的生產力都來自非正式部 門，因此非洲人沒有考慮訴諸腐敗且功能失調的政府和無效的國際援助計劃。在由54個非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NGO）代表參加的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委員會論壇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Forum）上，今年4月份在甘比亞（Gambia）提出的《非洲共識宣言》（African Consensus Declaration）被視為一種新型經濟範式。

一個佔領華爾街的「工作組」（ working group）正在準備一幅可供替代的經濟運動的藍圖。它建議加強商品和服務的交換，設立地方化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由於銀行和風險資本融資 （venture-capital financing）有限，他們要求為小型地方企業提供建設性的融資方案，這對於各種社群的復興至關重要。

同 時，為了存活下去，各個企業也在重新思考自己扮演的角色：他們的目標僅僅是利潤、股東所持的價值（shareholder values）或運營獎金（management bonuses）嗎？一個企業怎樣才能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它能為其所在的社區、環境或僱員做些什麼？這是否也應當算作衡量一個企業好壞的標準？新的法 人責任方案正在出台，綠色技術和社會—企業資金也正在啟動。最後，政府也必須做出回應，制定能將企業引向新行為模式的貿易政策和財政刺激計劃。

各國政府也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各種反應。導致快速消費的刺激計劃無法解決經濟困難，因為過度消費是眾多問題之一。我們的星球正面臨資源銳減的狀況。因此，消費行為也必須改變。用於刺激消費的資金需要用於社區、教育、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能夠容納可再生能源的電網——所有這些都將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同時，新興的全球組織，如金磚四國（BRIC）、20國集團（G20）和77國集團（G77）也不斷改變著全球金融秩序的構造版塊。中國、印度和巴西的經濟崛起可能會創造出一種新的全球金融秩序。

11 月29日，非洲共識提交討論了一份名為《有關氣候變化的全球共識》（Global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的文件，該文件在南非德班（Durban）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談（UN climate change talk）上得到了各公民社會組織的支持。該文件的提出者呼籲三方利益相關者——企業、政府和公民社會——採取自我減緩的措施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在寄望於美國失敗之後，他們轉而勸說中國和印度擔當「帶頭大哥」。他們呼籲應儘快採取行動打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談判每年都會遭遇的僵局，提出公民社會和發展中國家能夠一致接受的「最小公分母」。這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新共識應當具有的面孔。

「共識」這個詞遍及從非洲到美國的大街小巷。儘管各國在德班就氣候問題達成了共識，但多邊組織中真正的長期全球共識和金融體系本身仍然前途未卜。

有一件事情是明朗的：那就是全球價值正在發生改變。這些價值最好放在新的背景下，在此背景下來理解。我們共享著一個多種族共存且資源日益銳減的世界。經濟方案背後的各種價值和假定，以及世界金融結構的各項功能也必須改變。

幸虧有和平革命，一項新的全球共識正在興起。


龍安志（Laurence Brahm），律師、政治經濟學家和作家。他曾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們並肩作戰。
Rights:耶魯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