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為何不像大陸人這樣反日？

中國於 1895 年將台灣割與日本，台灣由此受日本統治 50 年，直至 1945 年歸還給中華民國。這 50 年裡，台灣比中國大陸穩定，並且經濟發展也更快（滿洲或許是例外，因其資源豐沛且在 1931 年至 1945 年間同樣受日本統治）。

台灣在日本治下獲得了建設。日本（儘管也是逐漸地並且不情願地）禁絕了鴉片，進行了人口造冊、普查，修建了鐵路和工廠。雖然此時台灣還是被日本當作殖民地對待，但現代政府體制在台灣的發軔仍需歸功於日本。台灣整整一代人在日本統治時期接受了教育，得益於初等教育普及計劃——這在當時中國大陸還不存在。在二戰後期，日本在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帝國國民方面的努力尤其顯著。

戰後，中華民國從日本手裡收回了對台灣的統治。起初，台灣人對「回歸祖國」抱有相當的歡迎態度，人們自發地製作橫幅和旗幟以迎接國軍進駐台灣。總體而言，人們很期待民國憲法中許諾的民主自治。然而，當時民國政府卻延續了日本對台灣人的歧視態度，而在腐敗、裙帶政治方面比日佔時期更甚。

國民黨在大陸內戰失敗之前，其駐台軍隊裝備落後，對待民眾也頗粗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至台灣之後也沒有帶來自由。1949 年國民黨政府頒布戒嚴令，戒嚴時期一直延續到 1987 年。在此時期，民國憲法所保證的很多——即使不是所有——個人自由權利都被「凍結」。必須承認，此間台灣比中國大陸更安全也更穩定，但這仍然是一個警察國家，人民生活在不經審判便被處決或暗殺的恐怖之中，此種情形直到 1980 年代後期仍有出現。

在此時期，台灣人被逼迫學習國語，甚至在學校里說台灣話或其他方言都會遭到羞辱和罰款。日語和日本電影電視等文化產品都被禁止（這意味著很多人的日語教育在台灣完全作廢），真正的民主直到 1990 年代才到來。

儘管民國政府努力消除日本的影響，當時在某種程度上也獲得了成功，但仍有一些影響在台灣文化中駐留下來。來自日語的辭彙，如弁當／便當（bento / biandang）進入了台灣國語，在台語中甚至更為明顯。這些辭彙在中國大陸、新加坡以及台灣之外的全球華人社區的現代漢語中都不存在。

民主轉型之後，日本的影響迅速回潮。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新一代台灣人日語水平遠不及其祖父輩，但很多人仍然努力去學習並取得了成功。大多數日本書籍、電視劇等等都被台灣人譯成了中文，這在今天可能並不正確了，因為中國大陸有越來越多的人也在學習日語。

戰後第一個十年（也許還包括第二個十年）里，民國政府幾乎完全忽視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因為其計劃仍是反攻大陸。1980 年代之前，大部分政府職位和公務員崗位都是內戰時隨著民國政府（或許並非主動地）移居台灣的大陸人，國語是主流語言，學校和公立機構都禁說台語和其他方言。

不過，[台灣經濟發展受阻的] 這種狀況在蔣介石去世后得到了改善。這仍歸功於日本，因為儘管日本曾殖民台灣，但的確在其治下發展了台灣的基礎建設和教育。台灣人對日本從一開始就不懷恨意。台灣人經歷的是日本統治，而中國大陸（以及蔣時期的民國政府）經歷的是對日戰爭，受到日本所犯戰爭罪行的戕害。台灣從未體會 [大陸人所經受的] 那種痛楚。相比之下，民國政府在台灣建立的警察國家和壓迫，反倒讓台灣人有切膚之痛，並記憶猶新。台灣和大陸（包括 1988 年之前的民國政府）的不同歷程，從根本上造成了雙方對日本態度的分野。

民國政府的多年壓制在台灣激發的緊張局面日積月累。在台灣民主轉型后，長年受壓的記憶快速融合了受大陸政府嚴厲對待（比如軍事威脅）的情緒，形成了今日台灣政治中的反大陸力量。在追尋台灣身份認同的過程中，許多人轉而去更多吸收和接納日本文化。

老一代人在日本統治時期有過生活經歷，並體會過台灣回歸中國之後警察國家時代之腐敗，對日佔歲月尤懷思念。他們在警察國家狀態結束后擁有了影響政治的能力，便迅速成為了激進的親日派。其代表人物即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他是第一個在台灣本土出生的中華民國總統，也是他發起了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他曾在日佔時期取日本名岩里政男（Iwasato Masao），戰後才恢復中文原名。

李登輝承認在他整個童年時期，甚至包括剛成年時，他都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其兄甚至還入伍日本陸軍並陣亡獻身。在他那一代人里，對日本之忠、之親，從未完全消弭殆盡。即使在今天，他和許多同輩人仍堅持閱讀日文報紙書籍。

文化上對日本的親近，也延續到了新一代台灣人，他們深受日本動漫和時尚等流行文化的影響。同樣地，與中國大陸和韓國人相異的是，他們對反日情緒缺乏認同，這使得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更為緊密。台灣從未有過是否對日本過於友好的爭論，而在對大陸關係上反而有更大分歧。與日本更親密的文化紐帶，也正是台灣在 2011 年日本東部大地震之後成為日本最大海外捐助來源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