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以文明大國出現於世界？

21世紀世界歷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的重新崛起，從而改變世界歷史本身。最近，國內學界熱議姚中秋教授提出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這是一個好命題。問題在於，當世界歷史中的中國時刻呼之欲出的時候，中國自身準備好了嗎？中國將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於世界？是西方文明的追隨者、挑戰者，抑或發展者？再進一步追問：那又是誰之世界歷史，何種中國時刻呢？
在所謂的中國時刻降臨之際，與其盲目地樂觀歡呼，不如冷靜地在世界大勢之中重新思考中國的位置，找到她的未來軌跡。

一，世界格局中的三個重心

今日的世界，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時代，也是一個帝國并行的時代。超越民族國家的資本與權力體系，為帝國霸權的興衰提供了物質和組織化條件。在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美蘇兩大帝國對抗的冷戰之後，21世紀初所展現的新的帝國圖景，乃是美國、歐盟和新崛起的中國的三分天下。
現代帝國的爭霸，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在全球資本與權力體系中的實力，二是其各自所憑藉的文明。一個具有長久競爭力和統治力的帝國，實力與文明，缺一不可。軍事和經濟的硬實力，如潮水一般有漲有落，然而文明，卻是長時段競爭的底蘊所在。
美國衰落了嗎？這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熱議的話題。雖然按照目前GDP增加的速度，中國將在未來十年之內綜合國力上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的衰落。究竟誰是世界老大，不僅要看GDP總量，而且要看其他同樣重要的指標。在全球化的資本和權力體系之中，以美元作為全球金融貨幣、科技的強大創造力和無可比擬的軍事威懾力，美國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繼續保持其全球第一霸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自身文明的可持續性發展性。與歐洲相比較，美國建國的主流文明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明歷經二個多世紀，依然有其充沛的活力，遠未走到盡頭。作為一個移民國家，世界各國的精英依然嚮往美國，他們從四面八方湧向那裡，源源不斷地給美國帶來新的創造性元素和競爭能力。誠如布熱津斯基所說：「美國的吸引力經久不衰的關鍵在於，它把理想主義和物質主義這兩大激勵人類進步的精神動力結合在一起。……在公民權利與創業精神兩個方面，美國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是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不具備的。」[1] 一個文明的生命，在於其核心價值的吸引力，是否有自信對其他文明開放，並且將異質元素轉化為自身新陳代謝的造血功能。從這點而言，美國的衰落尚且為之過早，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明的核心價值，再加上多元文化帶來的競爭性活力，將使美國繼續扮演世界文明帝國不可代替的頭號角色。
自2008年之後，歐洲陷入了持續的財務危機之中，至今不能自拔。危機的背後是文明出了問題。如今我們去歐洲遊覽考察，特別是那些天主教的拉丁國家，會發現19世紀工業革命時代歐洲人的那種發奮圖強、努力工作的工作倫理喪失了，到處充滿了鬆散、閑適、安逸的氛圍，度假比工作更重要，全民福利造就了許多人不思有進、坐享其成。科耶夫在冷戰時期曾經設想要在基督新教的美國和東正教的蘇聯兩大帝國的抗衡之中，建立一個以法國為軸心的新拉丁帝國。半個世紀之後，這個新拉丁帝國以自我毀滅的方式出現了，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這幾個拉丁國家再加上希臘被譏諷為拖累了歐盟的「笨豬四國」，在這些國家內部瀰漫著一種羅馬帝國晚期的「死於安樂」的文明墮落跡象。古老的歐洲雖然實現了統一，不再有國家主義的衝突，也超越了對物質的無限貪婪、對富強的過度衝動，但在一個激烈競爭的世界之中，其自身卻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動力。當在世界金融和貿易等級秩序中對第三世界的優勢喪失殆盡，歐洲可能將陷入一個長期的、緩慢的相對衰落之中。
然而，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也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弗格森在《文明》一書中指出，16世紀之前的歐洲陷入黑死病的絕望之中，如果有人告訴你，歐洲將在未來主宰世界，一定會被認為是瘋子的夢囈。然而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歐洲以科學技術的革命、勤儉競爭的工作倫理和民主法治的制度優勢逐漸領先於世界，創造了普世化的現代文明。[2] 歐洲有一種置死地而後生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乃是歐洲文明內部的豐富性和多歧性。法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莫蘭指出：歐洲精神就在於它的異質性和不確定性：「如果說它是崇尚精神的歐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質的歐洲。如果說它是有節制的歐洲，它也是無節制的歐洲。如果說它是理性的歐洲，它也是神話的歐洲，即便在其理性思想內核里也包含神話夢想成分」。[3] 歐洲不僅有拉丁文化，也有新教文化，歐洲在被逼到懸崖之後，有可能重新煥發出活力。在一片蕭條之中，德國作為歐洲經濟的引擎依然強勁有力，而且經歷過二次大戰的慘痛教訓，德國將英美的盎格魯·撒克遜政治文明與德國自身的路德新教傳統與近代以來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融合，既保持了新教的勤奮節儉和競爭精神，又有充分的國家福利保障，在二者之間保持了微妙的平衡。當代德國的文明模式成功綜合了西方文明各種異質元素，將是帶領歐洲走出低谷、重新復興的希望。
    19世紀和20世紀，世界秩序的重心在大西洋，先是英國、然後是美國，成為主宰世界的頭號帝國。在18世紀還領先於世界的東亞，不僅衰落了，而且一度成為西方列強瓜分和掠奪的獵場。然而，20世紀70年代之後，儒家文明圈的東亞開始復興，經濟高速發展，首先是儒家文明圈的外圍日本，隨後是邊緣地區東亞「四小龍」，最後輪到儒家文明圈的核心中國大陸。到21世紀初，以中國的崛起為標誌，整個世界的權力結構、財富結構逐漸從歐洲轉移向亞洲，從大西洋地區轉移到太平洋地區。世界歷史重新向亞洲傾斜，地球的重心發生了偏離。
未來的世界，將有三個世界重心，一個是美國，另一個是歐洲，第三個是中國。三個不同形態的世界帝國，彼此之間形成了三種共同體：大西洋共同體、歐亞大陸共同體和太平洋共同體。以往的兩個世紀，世界的重心在大西洋，戰後又以北約為標誌，形成了美國、西歐聯盟的大西洋共同體。在這兩個共同體當中，除了美國、中國和歐盟三個中心之外，日本、俄羅斯和印度，都不容小覷。日本作為最早在東亞崛起的國家，既有現代化的持續動力，又保持了日本亞文明中的本土傳統，近年來恢復「正常化國家」的衝動，將讓日本在亞太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俄羅斯雖然不復有當年蘇聯帝國時期的輝煌，但它的東正教文明底蘊再加上能源、科技、軍事和人才優勢，不排除有重新崛起的可能，普京最近推出的新「獨聯體」計劃，便是再造帝國的第一步。而南亞次大陸的印度，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也開始雄心勃勃，其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否有助於讓其從印度洋的地區大國，進一步發展為歐亞大陸板塊中的全球大國，也有待於觀察。
三個重心，三大板塊，21世紀的世界面臨著一個幾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多元格局，它將改變和結束西方統治世界的歷史，出現一個新的文明世紀。

二，從一神教到多神教的世界歷史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2012年會上，姚中秋教授提出了「世界歷史中的中國時刻」，這是一個好命題，但也頗受爭論。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誰之世界歷史？何種中國時刻？


在全球化出現之前，沒有統一的世界歷史，只有各文明的歷史。在最早的軸心文明時代，歐亞大陸的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國文明，都只是區域性的文明，相互之間雖然有影響，但整個地球並沒有形成密不可分的整體。一直到1500年之後，隨著歐洲的帝國列強對亞非拉美和澳洲的發現、移民和征服，特別是工業革命打垮了各國的地方手工業，締造了全球經濟貿易共同體，西方文明通過價廉物美的貨物、虔誠的傳教士和無所不催的軍艦大炮征服了整個世界，一部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歷史才真正出現。
從歷史學家的書寫到各國歷史教科書，至今我們所熟悉的世界歷史，乃是以大西洋文明為核心所展開的歷史，其背後預設了一個基本的歷史觀:歷史是有終極目標的，向著一個確定的時間終點展開和發展。這是從基督教到黑格爾的一元線性的歐洲歷史觀，而無論是古希臘還是東方的歷史觀都是循環的或輪迴的。基督教的末世論相信人類的歷史最後將出現末日審判的彌賽亞時刻，基督的重返人間，將代表上帝在人間實現普遍的正義，一切善惡是非都將得以清算。這一基督教的歷史觀在啟蒙運動之中得以世俗化，轉型為向善的歷史進步主義。而深受基督教文明和啟蒙運動浸潤的黑格爾，將上帝的意志變異為理性的絕對精神，它在現實世界體現為一種世界精神。人類的歷史是有自身目的的，向著世界精神的最終實現而展開。他說：「世界精神是人類的本體。這種世界精神與神聖的精神，即絕對精神保持一致。個別民族的特殊精神也許會沒落，但由於它是『世界精神』發展鏈條中的一環，因此這種普遍精神就不能消失。民族精神是以特殊形式出現的普遍精神」。[4]
黑格爾將整個世界視為絕對精神歷史性展開的整體，具有世界精神的民族（不是所有的民族）將通過自己特殊的民族精神逐次體現普遍的世界精神。世界精神的太陽最早在東方升起，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是人類歷史的童年，然後一路向西來到歐洲，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則是它的青壯年，最後世界精神的太陽降落於日耳曼民族，實現自由的終極目的。
我們可以看到，從基督教到黑格爾的歐洲歷史觀，乃是一個一神教的一元化世界。在統一的世界歷史進程之中，有一個超越性的絕對意志（無論是上帝的意志還是叫世界精神）在東西方遊盪。而所謂某某時刻的出現，乃是說在這個一元論的世界歷史中，擔負著絕對精神使命的某個世界民族的出場，於是1500年之後的世界歷史，曾經有過西班牙時刻、荷蘭時刻、英國時刻和美國時刻，也有過失敗了的德國時刻。那麼，「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是否意味著歷史的最後時刻將不再像福山所說的終結於拿破崙在耶拿戰役的勝利，而是終結於中國的重新崛起？到21世紀中國作為世界民族的登場，世界精神將重新回到東方，匍匐於中國文明的長城腳下？
如果以這樣美好而誘人的前景理解「中國時刻」的出現，首先不符合黑格爾的原意。在黑格爾看來，文明的死而復生，像神秘的不死鳥，通過鳳凰涅槃再現輝煌，產生新的生命，這只是東方的思想，而對於西方的觀念來說，整個世界歷史是不可逆的，向著一個確定的目標發展，不會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一個承擔了世界精神的民族，雖然也會衰亡，焚毀自己，但不可能死而復生，只能將世界精神的火炬傳承給下一個世界民族。[5] 處於19世紀的黑格爾雖然認為世界精神已經落在普魯士國家身上，但他也預感到20世紀的美國將接棒：「美洲是明日的國土，未來的時代將在那裡實現，世界歷史也將會在美洲實現」。[6] 的確，美國充當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世界霸主，承擔著世界精神，當21世紀來臨，美國時刻即將終結、所謂的「中國時刻」即將來臨的時候，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假如真的有「中國時刻」出現的話，它將終結的不是西方文明，而是黑格爾式的一元論世界歷史本身。「中國時刻」在世界歷史中的出現，首先改變的將是世界歷史的存在方式。世界精神依然存在，但它不再以某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展現自己，而是以超越民族、超越國家和超越軸心文明的普世價值出現，那也是一種文明，一種普世的現代性文明。這一文明可以與各種不同的軸心文明相結合，從而呈現出世界精神的多元性和豐富性。世界精神既不終結於西方，也不是以輪迴或循環的方式重返東方，而是在多種軸心文明和多級世界帝國的平行共處之中。
於是，一個新的世界歷史即將展開，將從一元性文明的線性進化轉型為多元文明的空間並存。21世紀的世界，在各大帝國的力量和文明的均勢之下，將重新回到一個多元的軸心文明時代，即所謂「后軸心文明」時代。在這個「后軸心文明」時代裡面，世界歷史既不是以西方為中心，也不會以中國為中心，而將從一元的世界精神走向多元的文明和諧，從時間性的世界歷史走向空間性的比較文明。
以往兩個世紀的世界之核心，乃是大西洋共同體。大西洋的兩岸，無論是西歐還是北美，都是上帝子民的基督教世界，大西洋的秩序乃是一神教文明的秩序。而正在形成的太平洋共同體和歐亞大陸共同體，並存著不同的軸心文明。歐洲衰落之後，整個世界的金融、財富和權力從大西洋地區向太平洋地區轉移，中美國（Chimerica）的出現，正是這一太平洋共同體的符號象徵。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共同體，乃是一種新的文明秩序，既不是東鳳壓倒西風，也非西風壓倒東風，而是一種對流風，甚至八面來風，是各種不同的軸心文明共享這個世界的多神教的后軸心文明時代。
   一神教的文明與多神教的文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基督教的一神教傳統相信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上帝，其他的神皆是魔鬼的化身，因而上帝的意志是唯一的、絕對的意志，世界歷史的本質乃是上帝與魔鬼、正義與邪惡鬥爭的過程。18世紀啟蒙運動之後，上帝的絕對意志經過人文的洗禮，世俗化為普世的絕對價值，而這一普世的絕對價值在黑格爾那裡被演繹為統一的世界精神。然而，真正的困境在於，世界的絕對精神並沒有超越民族國家的客觀形態，世界精神之實現，最後總是落實在具體的國家，那些自以為擔當了世界使命、能夠拯救全人類的超級帝國。但至今為止的帝國秩序，都是不平等的等級貿易、等級金融和等級權力的世界秩序，19世紀英帝國主宰下的世界如此，20世界美國統治下的世界亦是如此。
何種中國時刻？在我看來，所謂「中國時刻」的出現，應該是改變這種一神教世界歷史的時刻，讓整個世界不再在不平等的金融、貿易和權力等級秩序之下繼續生存，而在多神教的文明之中尋求平等的合作與共處。如果說，一神教相信的是神正論之下的普遍一元秩序的話，那麼多神教追求的是各種不同價值理念之間的多元和諧。中國儒家文明中的和諧觀念，將為世界的多神教新秩序之建立，提供重要的東方智慧。在傳統的中國文明的天下觀之中，不是只有一種宗教、一個神靈，而是儒道佛三教合一，是一個眾神狂歡、生機勃勃的和諧世界。孔夫子說「君子和而不同」，意味著一個君子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個可以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神靈所組成的大家族，既承認不同宗教之間的差異性，但又尋求不同宗教之間的和諧之道，即在共享的那些價值基礎之上，相互融合，互補短長，構成一個有機的眾神共同體。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一樣，都沒有一神的宗教，在遠古的歷史當中充滿著神話的傳說。神話世界是一個眾神和諧的世界，從神話中轉化出來的哲學，也是一個充滿了和諧精神的智慧。
以中國的天下智慧，來重新構建未來世界的多元文明秩序，將是一個可欲的方向。李零指出：「歐洲只有宗教大一統，沒有國家大一統。我們中國，正好相反，特點是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7] 歷史上的歐洲，是一個宗教，多個國家，而歷史上的中國，則是一個國家，多種宗教。基督教的一神教傳統，使得西方人有將上帝的福音傳播到全球的熱情，卻缺乏如何尊重異教的神祇、與別的文明和平共處的經驗。而歷史上的中國文明，雖然以儒家為核心，但從來不是儒家獨綱，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心靈秩序上是儒道佛三教並存，政治秩序則是霸王道雜之。無論是處理人的精神信仰，還是建構政治共同體，中國文明有自己的「多元一體」的歷史經驗。以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帝國為例，它雖然由滿清少數民族統治，卻是一個政治相當成熟的龐大帝國。帝國內部民族關係錯綜複雜，既包括以華夏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原農耕民族，也包括西部高原的藏民族和西北、北方大草原中的游牧民族和東北森林的滿族，宗教形態也相當多元，儒道佛回並存。清帝國以「多元一體」的方式成功地將這些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地域整合進來，作為大一統象徵的帝國王權，在漢民族這裡被稱為皇帝，在游牧民族那裡被奉為草原各部落的共主大可汗，而在藏族那裡又被視為文殊菩薩的化身。清朝統治者在漢族區域以儒教治國，在蒙藏民族那裡尊奉喇嘛教。這一多神論的雙重政教體系使得清帝國維持了將近三百年的統治，若非更高級、更強大的西方文明入侵，可以想象清帝國將會有更長的壽命。
中國文明的這些歷史性經驗剛好可以為逐漸降臨的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秩序提供借鑒。所謂「中國時刻」的出現，不是僅僅參與現存世界秩序，而一定是以中國的智慧重新定義世界歷史，改變世界秩序的時刻。今天的世界已經形成多元文明的格局，亨廷頓因此認為未來的世界戰爭將以文明衝突為軸心。問題在於如何在多元文明之中形成一體的秩序？這個一體以一種什麼樣的建製得以實現？不同的文明之間不可通約，需要有多神教的智慧，相互和諧。
而和諧的基礎，乃是在各種文明之上，有近代啟蒙的普世文明和普遍人權。普世文明超越於各軸心文明之上，既是對軸心文明、也是對國家理性的制約。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世界在價值觀上已經逐漸接近，公認聯合國各種宣言、決議所確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公平正義等為普世的文明價值觀----儘管不同的國家對其的理解和何為優先性上理解不同----但至今為止，世界的普遍秩序依然在理念形態，而缺乏超越國家主權的約束性建制。康德所追求的「世界永久和平」如何實現？全球的文明價值如何落實為一套有效治理世界不同主權利益衝突的機制？二戰之後建立的聯合國以及安理會是一套成熟的機制，但功能有限，哈貝馬斯設想過全球的公共領域、《帝國》的作者哈特、奈格里想象的全球的「雜眾」共同體等等，至今為止都是烏托邦，還沒有落實為現實的建制。因為全球治理秩序的缺位，美國因此得以常常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隨著未來多元文明的格局來臨，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恐怕是怎樣建立一個超國家的有效的國際機制，以維護「多元一體」的和平秩序。
世界核心秩序從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轉換，到目前為止還只是一種可能的發展趨向，尚未成為完全的現實。歐洲和北美經過20世紀二次世界大戰慘痛教訓，擴張性的國家主義得到了抑制，整個西歐和北美在現代文明價值和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得以整合，而冷戰結束之後，整個歐洲又基本實現了一體化，一神教的大西洋文明實現了長久的穩定秩序。相形之下，東太平洋地區至今為止依然不太平，潛伏著局部戰爭的威脅。布熱津斯基將21世紀的新亞洲視為20世紀上半葉的老歐洲，他說：「世界的權力正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新亞洲在21世紀會像老歐洲在20世紀那樣熱衷於國家之間的爭鬥，最終成為自我毀滅的受害者嗎？」[8] 布熱津斯基的擔憂不是沒有理由的。東亞和南亞各國在經濟上崛起之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普遍將國家利益視為最高原則，多國之間領土糾紛、海洋資源和水資源的爭奪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從文明的角度而言，東太平洋地區的各種文明像歐亞大陸的結合部中東地區一樣複雜：東亞的儒家文明、混合形態的日本文明，南亞的印度教文明，東南亞的小乘佛教文明，印尼、馬來亞的伊斯蘭教文明、韓國的基督教文明、菲律賓的天主教文明……各種軸心文明在東亞和南亞地區業已內在化，它們與國家利益相糾纏，同樣潛伏著文明衝突的危險。

三，中國作為世界民族的天下使命

    當整個世界都在期待「中國時刻」到來的時候，中國準備好了嗎？要回答這個問題，要首先討論所謂的中國時刻，究竟意味著什麼。關於中國時刻的出現，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中國的綜合國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老大的那一刻，還有一種是中國文明的崛起，重新定義世界歷史的時刻。
如前所述，至今為止的世界歷史，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中國早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就被迫加入全球化，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但在差不多一個半世紀當中，中國始終在這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之邊緣，而在毛澤東時代，甚至一度在世界歷史之外。自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國重新進入世界歷史，經濟高速發展，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終於從邊緣走向中心，在綜合國力上趕超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並在不遠的將來壓倒美國，成為頭號經濟強國。然而，即使這一刻到來，也並不意味著中國時刻的出現。因為世界秩序並沒有隨中國的崛起而改變，而反過來倒是中國被世界秩序所改變。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便成了歐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甚至比歐洲更歐洲，今天的中國人，比今天的歐洲人更像19世紀的歐洲人：野心勃勃、勤勞節制、充滿著貪婪和慾望，相信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而與重義輕利、懶散中庸的傳統中國人大異其趣。簡單地說，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崛起只是富強的崛起，還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當年的日本一樣，中國成為模仿西方文明的模範生，而且還是一個偏科的模範生。
早在晚清的時候，無論是嚴復，還是梁啟超，都發現歐洲的崛起有兩個秘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所謂富強，指的是近代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科學技術、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世俗化與工具理性化，以及由此發展出來一套理性化秩序與制度設置，以及永不滿足、無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而所謂文明，乃是指一套啟蒙價值觀以此相適應的制度化建制，即嚴復所說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富強是中性的、去價值的，從世界實踐來看，可以與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嫁接，產生不同的現代性制度類型。而文明則有著確定的價值內涵：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相應的制度建構，包括現代的法治、責任制政府等等。
在富強方面，中國不僅學得惟妙惟肖，而且在有些地方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比歐洲還歐洲。比如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崇尚的競爭法則，如今在中國已經到了上面「贏者通吃」、下面「末位淘汰」的登峰造極地步；為了當下的成就和享受，不惜破壞生態環境，對老祖宗留下的地下資源進行掠奪性開採，提前預支子孫後代幾代人的紅利。然而，在富強崛起的同時，中國卻面臨著文明價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的巨大危機。傳統的中國文明已經解體，毛時代遺留的意識形態也陷入虛空，而普世的啟蒙價值尚未成為主流。與此同時，現代的法治、政府的合法性權威和廣泛的民主參與----這些政治秩序的基本建設，依然有待於清掃地基。
今天的中國，是否會重蹈13-14世紀蒙元帝國的覆轍？當年的蒙古鐵騎不僅征服大江南北，而且橫掃中亞東歐，成為跨越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然而，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征服者獨有武功，唯缺文明。沒有精神魅力和先進位度所支撐的帝國是支撐不了多久的，不到一百年，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國便分崩離析，走向滅亡。古代的世界由軍事力決勝負，今天的世界則是經濟力定乾坤。今天中國這個新帝國的崛起，所憑藉的也是橫掃世界的中國產品和中國投資。各大洲都可以看到中國商人的活躍身影，湧入眾多國家的中國熱錢。然而，中國商人給世界帶來的只是金錢和商品，卻沒有像當年的西方列強那樣，還有更厲害的軟實力----文明的價值觀和先進的制度。實力所能征服的只是國家，唯有文明方能俘獲人心。一種缺乏文明導向的實力崛起，給世界帶來的只是恐懼、不安和誤解，而不是世界的新希望。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一個民族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階段中究竟佔據什麼樣的位置，不在於這個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於這個民族所體現出的精神，要看該民族體現了何種階段的世界精神」。[9] 中國不是一般的民族，盤古以來就是一個世界性的民族，是有著天下主義胸懷、對世界精神有擔當的民族。軸心文明的核心國家，都有這樣義不容辭的世界歷史使命。
    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帝國，中國到了19世紀之後，被全球化的資本-權力體系邊緣化，開始了民族國家化的歷程。然而，作為一個有著龐大人口、國土、資源和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在其文明內部一直有著再造帝國的原始衝動。這頭被拿破崙稱為「東方沉睡的獅子」，要麼不醒來，一旦蘇醒，就不會甘於僅僅作為一個邊緣性的民族國家存在，她一定會走向世界的中心，天生就是一個帝國的命。在冷戰時期，毛澤東試圖在美蘇之間，建立一個領導第三世界的紅色帝國。帝國的真正夢想是在鄧小平決定打開國門、加入全球世界體系之後開始實現的，中國逐步從世界資本與權力體系的邊陲走向半邊陲，隨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進入了世界體系的中心。相隔一個世紀之後，中國在國際社會不再作為受屈辱的民族國家，而是作為一個世界帝國被尊重和對待。
  世界帝國之間的爭霸，不僅是實力的高下，更取決於文明的制度和話語的較量。至今為止，全球的文明話語權依然在西方手裡，西方也繼續顯示出政治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崛起的中國無論在文明話語的塑造、還是制度的合法性建構，依然處於過渡的、不穩定狀態。中國步入了全球的經濟中心，但尚未成為國際事務的政治中心。30年毛澤東的閉關鎖國和30年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使得中國對全球事務依然陌生，對國際法則和普世價值相當隔膜。在文明的意義上，中國並沒有準備好擔當一個世界性帝國的角色。一個擁有世界第二實力的大國，陷入了文明的迷茫之中。
    白魯恂說中國是一個用民族國家偽裝的文明國家，按照中國的本性來說，這話不錯。然而偽裝得時間長了，假作真來真亦假，今日的中國真的忘記了自己的文明本性。文明國家考慮的是天下，而民族國家想的只是主權；文明國家追求的是普世之理，而民族國家在意的只是一己之勢。自晚清之後，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勢力打怕了，越來越重視勢，而不在乎理，以理代勢、勢就是理，在中國似乎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基辛格在與中國領導人接觸和會談中，留下一個強烈的印象：在中國人看來，國家利益壓倒其他所有的原則，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國際關係是由國際利益和國家目標決定的，再無其他。[10] 今天的中國從上到下，從政府到媒體、知識界，所熟悉和操作的都是民族國家的話語，從主權政治和地緣政治角度觀察世界，為中國定位，唯獨陌生的是超越國家利益的普世文明。我們不再懂得用世界通行的文明話語為自己辯護，不再懂得對國家利益的最好守護，乃是站在文明的制高點上。美國之所以持續強大，不僅在於軍事、金融的統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話語權。難怪北京一位學者如此感嘆：毛澤東解決了中國的挨打問題，鄧小平解決了中國的挨餓問題，但至今中國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挨罵。為什麼挨罵？因為普世文明的話語權不在中國一邊。
中國作為富強的崛起，其潛力已經基本窮盡，要進一步發展，成為改變天下的世界民族，下一步則是文明的崛起。過去拿破崙有一句話，中國是一頭東方沉睡的獅子，最好不要喚醒它。這是拿破崙作為偉大戰略家的深思熟慮，中國這個帝國一旦蘇醒就不得了，一定會震撼整個世界，改變世界歷史。但這一切僅僅是「應當」，要將「應當」轉變為「可能」乃至「現實」，首先要改變的是中國自己。如何從民族國家的思維回到文明大國的天下主義思維，如何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內化到為人類貢獻的世界民族當中，如何從全球的世界工廠走向明的思想工廠?----這些問題都值得今天的中國人重新思考。
   今日的世界精神，就是各軸心文明和民族國家所公認的普世價值和主流文明。對於至今還迷茫於「打什麼旗、走什麼路」的中國來說，在「外在成就」輝煌、綜合國力崛起的今天，在內在的文明建構上，究竟是要當主流文明的追隨者還是反抗者，抑或發展者？
如果中國僅僅扮演主流文明追隨者角色的話，即使學得再惟妙惟肖，即使從一個只知富強、不懂文明的偏科生進步為德藝雙馨的模範生，那也不算是中國文明的復興，而只是西方文明的勝利。世界精神的中心依然在大西洋，依然是一個一神教的無趣世界，或者用科耶夫的話說，是一個「普遍同質國家」的世界。世界精神即使回到東方，但東方不但對它毫無貢獻，而且以犧牲自己的文明作為代價成全了歷史的終結，窒息了世界精神向更高階段的提升。
那麼，充當主流文明的反抗者行不行？這幾年一些「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鼓吹者試圖將主流文明簡單混同於西方模式，視之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邪路，強調中國文明的特殊性、近代以來中國反抗西方、探索強國之路的「偉大意義」，似乎中國將為天下開闢的，將是一條與之前的世界精神完全迥異的現代化道路。時殷弘曾經做過一個富有啟發性的研究，他藉助喬治·莫德爾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發現近五百年來，所有對世界領導者的挑戰無一不落入失敗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業的國家，都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合作夥伴。比如17世紀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荷蘭、18、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11] 國與國之間的世界爭霸戰，較量的雖然是實力，但背後是對世界精神的爭奪，是對普世文明的態度：凡欲挑戰主流文明的，最終難免失敗，比如曾經是那樣地野心勃勃試圖的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下半葉的蘇聯。而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都曾經是當年世界霸主的同盟與夥伴，他們尊重主流的普世文明，又在自身的文化傳統上有所發展，最後代替老霸主，成為世界精神的領導民族。
對世界主流文明，追隨是沒有出息的，反抗終將頭破血流，唯有在順應主流文明的基點上，有所創新、有所發展，才是中國文明崛起的正道。黑格爾說：「個別的民族精神通過與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會貫通才能實現自己的任務，才能完成自己，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原則之間存在著一個前進、發展的連續的關係。世界歷史哲學的哲學就是要在這種運動發掘其內在連續性」。[12] 一個偉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傳統的民族，而是將民族復興的大業融入到世界歷史中的民族。中國需要一種新天下主義精神，能夠將全球優秀的文明遺產（包括自己的文明傳統）都包容進來，一方面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另一方面又保留中國文明的自身主體性；一方面將普世文明轉化為中國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將中國的特殊性提升為普世文明的一部分，如此中國才能真正成為一個世界民族，中國文明對全人類才有偉大的貢獻。
   一個新的世界歷史即將降臨，它將改變過去幾個世紀的大西洋文明的一神教歷史，開始太平洋文明的多神教歷史，而黑格爾所說的世界精神，將存在於被現代文明所內化了的各大軸心文明的共享之中。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生存於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邊緣，到了21世紀，中國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那是各大世界民族展現普遍精神的舞台。中國的返場，東方睡獅的蘇醒，將重新定義並改變世界歷史本身，那就是一個「后軸心文明」時代的降臨。
中國準備好了嗎？


[1] 布熱津斯基：（《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洪漫等譯，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頁。
[2] 尼爾·弗格森：《文明》序言部分，曾顯明、唐殷華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3] 埃德加·莫蘭：《反思歐洲》，康征、齊小曼譯，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2頁。
[4] 《黑格爾歷史哲學》，潘高峰編譯，九州出版社（北京）2011年版，第57-58頁。
[5] 參見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李秋零、田薇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1997年版，第68-69頁。
[6] 《黑格爾歷史哲學》，潘高峰編譯，第205頁。

[7] 李零：《環球同此涼熱：我的中國觀和美國觀》，。
[8] 布熱津斯基：《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第162頁。
[9] 《黑格爾歷史哲學》，第58頁。
[10] 參見亨利·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20-421頁。
[11] 時殷弘：《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戰略與管理》雜誌，1995年第5期。
[12] 《黑格爾歷史哲學》，第63-64頁。
摘自許紀霖的鳳凰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