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漢族少年的中國夢（33）猶太人發動了幾次鼠疫

一個漢族少年的中國夢（33）猶太人發動了幾次鼠疫

1347年夏末秋初，一場罕見的瘟疫從地中海的西西里和科西嘉等島嶼登陸歐洲，短短數月時間便席捲了中、西歐全境，所到之處，人畜多亡，哀鴻遍野，黑死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它不僅帶來了巨大的死亡,銳減了歐洲人口,還改變了歐洲的社會結構,動搖了羅馬教會.橫掃歐洲大陸的病魔直到1351年才漸漸收斂了淫威。這場史無前例的瘟疫現在叫「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稱「黑死病」。雖然尚存爭論，但醫學研究傾向於黑死病的病原是鼠疫桿菌，即一種通過跳蚤在老鼠與人之間傳播的細菌，它傳播速度快，毒性極強，能迅速置人於死地。

黑死病奪去了歐洲約1/3人口的生命。雖然猶太人也難免被殃及，人們驚奇地發現，歐洲猶太人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比其他民族低得多。現代世界輿論把這個歸結為猶太人的衛生習慣好，可是，大規模的瘟疫，僅僅憑一個衛生習慣就能躲過去嗎？比如SARS，我們中國當年是怎麼嚴防嚴治才度過難關的。

是的，恰恰是猶太教巫師，造成了這場大瘟疫！最開始揭開這個秘密的地方是一個小鎮，這個小鎮就是今天瑞士日內瓦附近的小城西恩。根據史料記載，1347年，這個小鎮抓住了一個在水中放毒的猶太人。而且根據醫生的檢驗，正是這種毒導致了黑死病的大肆蔓延。最開始，這種說法還只是一種臆測。但是，到了第二年的秋天，這個猶太人向當局招供了，承認自己投毒的全部罪行。這個猶太人名叫阿濟邁，是小鎮西恩的一個藥劑師。他在法官面前坦白說，自己是在猶太拉比的命令下，用蜘蛛、青蛙、蜥蜴、人肉和基督教堂里的聖餐等，配製成毒藥，然後分發給其他猶太人，投放進小鎮的水井和河流里。還指著《舊約》發了惡毒的誓言。

審判的消息很快就傳播開來，小鎮的居民都震驚了：原來害死那麼多人的，竟然真的就是這些的猶太人。消息傳出，各地的證據都不斷的找到！整個歐洲都震驚了！

1128-1394年，法國先後六次大規模地驅逐猶太人；1290年英王下令驅逐境內所有的猶太人；1485-1492年西班牙、葡萄牙又掀起驅趕猶太人的高潮；1492年西班牙驅趕全國的猶太人，禁止所有的猶太人在西班牙生活，違者就會被處死。歐洲人持續那麼多年的反猶太，難道是無緣無故的？

可是，這方面的研究，在當今，是絕對的禁區！包括猶太人用基督徒血祭猶太神、猶太吸血鬼呀這些事情，都絕對禁止研究。我們能找到的資料已經很少了，猶太人為什麼要消滅這些文稿記錄？為什麼？

這場鼠疫，跟300年後滿清入關前明朝遇到的鼠疫是什麼關係？滿族人是否從猶太人那裡得到了發動鼠疫的技術傳授？今天，猶太人能研製出SARS這樣的生物基因武器對付中國人，其實這是有前科的。

在世界歷史上,鼠疫曾發生三次大流行,死亡人數數以千萬計。第一次發生在公元6世紀，從地中海地區傳入歐洲，死亡近1億人；第二次發生在14世紀，波及歐、亞、非；第三次是18世紀，傳播32個國家。14世紀大流行時波及中國。1793年雲南師道南所著「《死鼠行》」中描述當時「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拆堵」。充分說明那時鼠疫在中國流行十分猖獗。

猶太人與匈奴人是什麼關係現在學術界還在研究中。

21世紀，人類可能面臨的戰爭形態是不對稱戰爭。利用某些種類的新、危病毒進行生物戰爭，可能成為這種戰爭中的一種重要手段。這種戰爭手段可以在隱秘的條件下採用，並可以在短時期內，給對手造成經濟、政治和生命的嚴重破壞。對此，中國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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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進行的戰爭，起源於漢武帝後期的漢匈之戰，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對中國造成了嚴重的禍害。此事件關係西漢後期，以至兩漢魏晉數百年歷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我在編製《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台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秦人(按此即西語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希臘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希臘稱中國為秦尼策國(Tlinitza)，又稱秦尼斯坦(Tzmista)。長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敘利亞文稱中國為秦尼斯坦(Tzinsthan)。數名皆同一語源，由海道傳播至西方者。(見《中西交通史料彙編53—54頁)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語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后，遂致人染病。

1.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資料參看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的後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鑒》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后，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后，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年輕將領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現在看來，很可能與匈奴的「生物戰」有關。

2.漢武帝後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請參看本書《論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亂》)

3.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 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所謂「瘟疫」，即瘟病，瘟也是發熱的意思。)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後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覆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以及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張仲景總結治療疫病經驗寫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法的一部總結性著作。
　　
西漢後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係。總體來說，當社會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後期，疫情再度頻繁發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桓帝死後，靈帝時代大疫又於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發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4.由黃巾起義，中經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統一中國為止，戰亂分裂綿延持續八十餘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覆發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經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餘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

戰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統計全國人口五千六百五十萬。僅八十年後，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統計，全國人口僅有一千六百餘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情況，雲「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並不僅是戰爭，而是飢荒和瘟疫。

5.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麼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徵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烈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兩種與嚙齒類動物有關的烈性傳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熱。筆者竊以為當時東北中國流行的主要是後者，但此病基本未過長江。蓋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休克為主要臨床特徵，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症，英文縮寫為HPS。」)

現代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嚙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病毒，除嚙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貓、家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物本身染疫后，卻很少發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屍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后，將動物或動物屍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後，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覆傳播。由此即引發了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後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反覆發作的「傷寒」瘟疫。

6.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佛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於戰國後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生方術相結合，僅流行於貴族中。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後期，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等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傳布「太平清領書(《太平經》)，使其逐步發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係。

浮屠(佛教)於戰國末已傳入中土，但其立教並開始流行於上層精英中，或始於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遠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獲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認為是金佛象。帶到長安后，武帝詔於甘泉宮中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繪畫)。後漢明帝時期。東漢後期，精英貴族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已流行崇信佛教。當時人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於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來，臣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佛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學和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桓帝時在洛陽傳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學大師，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名醫，所以信徒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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