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漢族少年的中國夢（32）猶太滿蒙邪靈的生物戰

一個漢族少年的中國夢（32）猶太滿蒙邪靈的生物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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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年鑒學派的著名歷史學家拉迪里，曾在《歷史學家的思想和方法》一書的第二章《一種概念：疾病帶來的全球一體化（14－17）》里討論了疾病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提出了很多新鮮的歷史認識。比如，印第安人那些帝國的滅亡，我們通常的理解都是歐洲殖民者藉助先進的武器，使很多印第安人部族幾近滅絕。但拉迪里的看法是，導致印第安人滅絕的主要原因是傳染病，是瘟疫。拉迪里舉例說，阿茲特克帝國，人口從1519年的1100萬減少到1793年的370萬；聖多明各島的情形就更為驚人，從1492年的700－800萬減少到1570年的125人，僅僅80年左右的時間，700－800萬的人口幾乎完全滅絕，等等。當時歐洲殖民者的人數很少，武器也不過剛剛開始有槍炮，也不會很先進，完全靠他們的力量，是無法造成人口的滅絕的，只有一個解釋，歐洲人把他們已經適應的微生物帶到對這些微生物完全不適應的美洲和澳洲，造成了從未接觸過此類病菌的土著人的大面積傳染和死亡。

歐洲也遭遇過這個方式的傳染病，就是從1348年開始的黑死病，也叫作肺鼠疫。規模非常大，經過瘟疫流行，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即2500萬左右的人口死於這場幾乎遍及整個歐洲的瘟疫。

在這之前，在亞洲地區，黑死病最初於1338年中亞一個小城中出現，1340年左右向南傳到印度，隨後向西沿古代商道傳到俄羅斯東部。從1340年到1345年，俄羅斯大草原被死亡的陰影籠罩著。1345年冬，蒙古人在進攻熱那亞領地法卡，攻城不下之際，蒙古人竟將黑死病患者的屍體用拋石器拋入城中，結果城中瘟疫流行。這種戰術，也許是猶太人教給蒙古人的，畢竟同源嘛。

瘟疫是猶太滿蒙邪靈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威力堪比現在的原子彈，甚至還要大。竟然可以輕易的滅絕一個大洲上的人，猶太教、薩滿教，有很多古巫術，是非常可怕的。現代科學檢測到細菌呀什麼的，其實還有更微觀的東西。

而且，現代科學，針對中國人的瘟疫武器，一直在研製中。

「前段時間有人提出非典是針對華人的基因武器，在沒有確切科研證據前，我不敢肯定。但非典病毒的確有可能是人為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專家侯雲德2003年12月16日在中國衛生部、義大利外交部聯合主辦的「非典防治國際論壇」上發表這一看法。給大家看個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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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剛剛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其70%以上篇幅都在闡述一個推論：非典可能是針對華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基因武器。

據了解，童增曾在1998年參加一個「中國西部老人長壽監測服務」的國際合作項目時發現，美國、德國等一些機構偷偷地在中國採集老人的血樣，從事基因研究。童說：「我當時感到中國人遺傳基因這樣流失出去可能會對我國的安全帶來嚴重威脅，於是我站出來力阻此事的進行，當時，國內有多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

據童增介紹，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德國、美國、丹麥、日本等一些國家的有關部門，以及一些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懷著各自不同的目的，利用中國當時還未認識到基因資源的重要性這一點，對中國人的基因資源進行了舉世震驚的巨大掠奪。它們利用中國人的這些DNA，在它們具有的先進軍事科學技術條件下，完全足以研究出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讓中國60歲以上老人患老年痴呆症、讓中國婦女患絕育症以及讓中國軍人在戰場上熟睡三天三夜的各類基因武器。

童說：「大量的DNA在美國人的實驗室里，他們在搞什麼研究，我們不清楚。冠狀病毒以前是個冷門研究項目，但美國有上十個實驗室研究了30多年。」中國曾向美求助被拒.

支持童增論點的還有這樣一些情況：非典具有基因戰基本形態；美國感染SARS的，45%是華人；日本也很少有非典病例......非華人確診人數，只佔所有病例的3.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廣東發現的冠狀病毒是一樣的，其從廣東輸入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冠狀病毒卻發生了變異。而美國的非典死亡率是零，中國曾向美國申請幫助，被拒絕，美國至今未公開其非典診治方式。在這一點上，非典病毒的來源沒搞清楚以前，其表現形式與面對基因武器難以防範的特點非常相似。

10月6日，台灣媒體報道說，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何美鄉表示，非典如果重新出現，將會在高緯度且有著足夠病毒量的地區率先爆發。何表示，一位不久前造訪台灣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預言說，北京緯度高，今年秋冬再度發生非典疫情的機會較大，此外，中國香港、台灣以及加拿大、新加坡都不能掉以輕心。專家們言之鑿鑿，人們就不能掉以輕心，非典的警報就不能解除。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世界上緯度高的城市遠不止北京一個，而新加坡緯度並不高，為何獨獨這些地方偏受非典病毒的青睞呢？10月份剛剛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一書也許為解開這個疑問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該書作者童增在此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非典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一個基因武器！

香港《大公報》今年4月13日報道說，俄羅斯醫學科學院院士卡雷辛柯夫在非典疫情大規模爆發初期就斷言，非典型肺炎是一種生物武器，極可能是從實驗室里流出來的。他的依據是：非典是麻疹病毒與流行性腮腺炎病毒的混合體，而這種混合病毒只有在實驗室里才可能培育出來，在自然環境中根本不可能發生。

如果非典是生化武器，它就會不分國界、種族地進行侵害，但實際情況是，非典主要肆虐的是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華人社區，因此，非典可能是比生化武器更高級的基因武器。

童增說，全世界有白色人種、黃色人種和黑色人種，由於遺傳基因的差異，不同人種對疾病感染是有差異的。他引述中國遺傳學專家楊煥明的觀點說：「現在測的人類基因組是白種人基因組，白種人基因組和黃種人的基因組肯定還有差異，現在看至少差千分之六左右，可能還要更高一些。」基因武器是根據某個人種的遺傳基因而製造的，它在使用過程中針對的就是這個人種。

而非典病毒就有這種特性。非典病毒白種人就很難被感染，即使染上了恢復也較快。日本也很少有非典病例，這是因為日本人的地緣關係與同一緯度的中國人相差很遠，基因病毒可以很容易「識別」日本人和中國人。美國則沒有死亡病例。加拿大截至4月25日被傳染139例，死亡15例，而其中華人佔13例。

從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計確診病人為8437人，而非典累積病人集中在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等地，加上華人比較集中的新加坡，合計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華人非典確診病人，共佔全球非典確診病例的96％以上。世界包括美國在內的其餘地區，合計不足400例。全球非典累積死亡人數為813人，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以及新加坡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華人死亡病例，也佔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

上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還在北京、河北等地獲取了中國百歲以上老人的血樣帶回美國進行研究。1995年，美國一個機構在中國北京、成都和杭州3個城市一共採集了300個老人的血樣，然後送到美國。美國一個機構大為驚喜，隨後，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通過美國健康研究院進行資助，由美國杜克大學具體實施，策劃在1998年—2003年期間，在中國22個省市進行一萬個中國高齡老人的血樣採集，進行中國老人的遺傳基因研究。為此，美國方面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

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廣東的深圳、東莞等地，有一些日本人辦的企業，日方老闆要求中國打工者定期進行體檢，進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當地的醫院去抽血，進行體檢，而是在工廠里抽血。每年要抽幾次血體檢，最後也不告訴你究竟有什麼問題，而日本工廠對中國打工者在自己廠里一年抽幾次血究竟幹什麼？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答案。

在20世紀，中國各地相繼出土了大量的中國古人骨。在1998年以前，由於中國對古人骨的基因研究還未開始，美國一些機構通過各種渠道，採取資助合作方式，將一些中國出土的古人骨運往美國的一些實驗室進行DNA提取、擴增、測序、對比研究，以此來研究中國古人類基因與現代人基因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這對於從歷史的角度了解中國人種的遺傳基因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從今年非典肆虐中國的情況來看，中國人顯然屬於非典病毒的易感人群，這說明中國人體內存在著抵抗非典病毒的缺陷。這種缺陷的研究，只有通過中國人的血樣進行基因測試和分析來進行。這就聯繫到1996年美國健康研究院在中國進行的「中國人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因素」項目。

根據研究要求，美方選擇了安徽安慶地區做採樣研究。美國健康研究院的這個項目期限是1997年7月10日到2002年6月30日，不能排除有關部門將中國人的遺傳基因無償或有償提供給美國其他的軍方實驗室或非軍方實驗室。

童增還提到，美方利用了中國在農村地區建立的三級醫療體系來提取血樣，而且還有超量提取血樣的現象。最終，僅哮喘病一項調查，美方拿到的DNA樣本就有1.64萬份。其中僅在安徽的肺炎和哮喘病樣本的篩選就「涉及600萬人」。加上上述其他的研究項目，「覆蓋面達到兩億中國人」。可以說，中國人的幾千年的生命信息在美國的各大實驗室里暴露無遺。」

美國早就在研究冠狀病毒

非典肆虐時，美國也發現了數十例病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結論，非典患者的死亡率約為15％，但美國無一例死亡病例。雖說美國醫療水平較高，但從傳染病學來講，美國人對非典病毒屬於非易感人群。

20世紀90年代，隨著基因研究的突破，美國軍方的基因研究項目越來越向實戰的目標邁進。為了確保美國未來的霸主地位，美國軍方制定了以基因武器為秘密武器打擊敵方的計劃。美國《華爾街日報》根據參與者的透露報道說，中國的華人、歐洲的雅利安人、中東的阿拉伯人的基因，均屬於美軍的搜集範圍。大量的非軍方機構參與了美軍的基因戰項目，如美國的孟山都公司（世界最大的種子公司，農業類）、美國的MCRC公司（合成核酸，製造基因結構）、美國的國家醫藥總局、負責專業疾病研究的組織等等。

2002年8月23日，《俄羅斯人》報發表特約撰稿人波格丹諾夫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到：在非洲某個神秘島嶼上，有人正在秘密試驗一種新型生物武器，這就是被稱為「種族炸彈」的基因武器。他還在文章中引述英國醫學協會此前發布的《生物工程技術———人類基因武器》專題報告中的預言說，一種殺傷力空前的「種族武器」近年內即將面世。

英國《泰晤士報》曾於1998年9月披露一則秘聞：為報復伊拉克的導彈襲擊，以色列軍方正在加緊研製一種專門攻擊阿拉伯人而對猶太人沒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種炸彈」。

基因武器可以使已接種或預先儲備的疫苗失效，基因武器的製造者享有單方面優勢，只有掌握遺傳密碼的製造者才可以破解，即使最終能夠破解，也會由於缺乏時效性而導致重大損失。童增認為，在這一點上，非典病毒的來源沒搞清楚以前，其表現形式與面對基因武器難以防範的特點非常相似。

據一些中外專家估計，此次波及全球的非典疫情給中國造成了400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勝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1998年的大水災。此外，非典還給中國造成了其他無形的損失，譬如一些國際性會議不得不因此而延期或易地舉行，今年的女足世界盃就因為中國非典疫情使美國輕而易舉地從中國人手中拿到了主辦權。如果今冬明春非典再度在中國肆虐，那麼它危及中國順利舉辦2008年奧運會也不是沒有可能。

記者問童增：「儘管有許多證據，但這也只能算是一種推測，你對此究竟有多達把握？」童增說：「也許事實並不像我推演的這樣，但上述問題仍足以引起人們的重視。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有許多事情都從不可能到了可能。可以說，非典給我們上了一堂深刻的國家安全教育課。」

似乎是為了印證自己的觀點，童增說，目前許多國家都在研究冠狀病毒，如果各國管好自己的實驗室，不讓冠狀病毒流出來，那麼我想今冬明春非典就不會再度肆虐。

童增：
大家所看到的這本書。是在SARS以後花了四個月時間寫出來的。構思這本書以前，那還是在1998年的時候，當時我參加了一個項目，這個項目就是當時美國、德國和中國的一些機構，組織了一個中國高齡老人健康檢測的一個國際項目，我負責河北省的采血。當時採集的是全國22個省市一萬個老人，85歲以上的老人。我們正在做培訓，這個書的第一幅插圖就是當時的培訓，美國聘請的專家在采血，他拿這個濾紙，上面有五個圈，這個圈相當於一個硬幣這麼大，一分錢的硬幣。老人的血，第一滴血不能要，不能用碘酒擦，第一滴酒出來的血去掉，把老人的手放在熱水裡面泡，因為老人的血很少，泡熱了以後，拿出來采，從第二滴血開始滴入這一個圈之內，要求填滿。你想想這些老人手指上哪有這麼多血。我的祖父九十歲，看起來龐然大物，一背起來很輕，他是皮包骨。當時是以什麼名義，就是為了給老人檢查身體。我想了一下，這麼多血樣，老人有沒有這麼多的血樣，而且比較殘酷。我是學法律的，我從維護老人權益的角度提出了異議，就站出來反對。我把這個濾紙當時給中國醫學科學院看，他們說這是搞基因。後來我問了一下北醫大的博士生導師他說是搞基因，我才知道是搞基因。1998年以後，當時國內的媒體報道的比較多一點，當時可能有一百多家媒體報道這件事情。後來發現在安徽採到大量的血樣，還有以各種名義把中國的一些病例，前列腺的病例拿出來，植物的基因也拿出去，很便宜的拿出去，古化石也拿出去。這麼多中國的DNA數據的流失，我始終是感覺到有一種威脅？威脅在哪兒呢，也說不清楚。

到了今年非典以後，剛開始還沒想到這一塊兒，因為我要到重慶開會，我到了首都機場一看，一大片，人山人海擠不動，都戴著口罩，我沒戴口罩，我把口罩拿出來，口罩掉在地上了，我也不敢撿，這個時候估計就我沒有戴口罩。到了重慶開董事會，我這次一去，旁邊沒人了，都到我對面去坐了，外地人對北京是非常地恐怖。我到重慶我兄弟的房子裡面隔離起來，因為到我父母親家裡面熟人太多，肯定會被人舉報，所以還不如自己隔離。

這個時候，我就天天從媒體上看一些信息，我逐漸逐漸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大家也深有同感。發現每天死亡的大都是華人，4月26或27號我發現，加拿大有15個人，13個人死掉的是華人。美國最開始當時兩百多例，我非常仔細地觀察，最後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非典死亡率是多少呢？是15％。沒幾天，他馬上就降到了只有75例。我覺得這個情況很奇怪。回到北京以後是5月18號，我在網上查它的信息。我以前搞項目的時候，也留下來了很多第一手資料，王小東先生在很多年以前也提出過，也是預想。我開始構思寫這本書，我也聯繫了出版社，出版社都不願意發表，這可能影響中美關係，後來我就看見一個叫羅曉（音），他曾經編過《交鋒》，我覺得他還可以，我就跟他講，後來這本書就算是出來了。因為以前我在參加采血的時候，拜會了一些專家，這幾年，我對這些事情非常敏感，也非常關注。這個書寫出了以後，引起了一些反響，反對的、贊同的、支持的，現在找我的比較多，包括一些生物學家，一些部門的，特別是有一些敏感的部門找到我。從我現在看來，我覺得這種人為的SARS病毒，我以前只是很小心說可能，現在我覺得完全有可能。

美國幾家媒體採訪我時，我說你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下爭執，美國75個病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15％的死亡率，其中45%是亞裔人，但是一個人沒死。美國的藥品，包括你的診斷方法，可以把這75個病例全部治好，保持零死亡率。中國政府向他要求幫助的時候，他們不予理睬，拒絕。我想像美國政府現在就應該公開了，你現在用得什麼葯，吃得什麼葯，你的診斷方法是什麼東西，你可以向世界公開一下。你忍心看著華人一片一片的死掉，自己保持零死亡率。既然是前所未有的，現在就應該公開出來。如果說這由私營企業控制，那麼我們中國，我想政府也願意拿十個億美金，甚至是一百個億美金來引進使用權，制出葯來，不要讓我們的非典病人再有死亡。加拿大和美國地理位置也不是相差很遠，非典在加拿大的死亡率還是比較高，美國保持零死亡率，這是一個疑點。

再有一個情況，這本書我寫完了以後有的部門的同志都提出了這個疑問，他說，我書上也談到了這一點，傳統的病毒，所有自然產生的病毒，都是屬於單點式的，一個人一個地區的擴大，但是這次SARS的病毒是多點式爆發的，這跟傳統的病毒來源是不太一樣的。現在大家都以為是在河源爆發的，其實在佛山也早有發現。廣東的病毒到香港到新加坡有變異，但是廣東的病毒和北京的病毒沒有發生變異。北京和廣東的氣溫氣候不太一樣，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北京和廣東病毒是同時產生的。再有一個情況，我們也通過一些調查，現在發現回族人，有些少數民族地區，比如說藏族，還有回族，維吾爾族，彝族這些少數民族患病的人很少很少甚至是沒有。因為少數民族像藏族跟漢族的遺傳基因也是有一些差異性的。有的人問到了，比如說周邊地區，日本韓國是沒有病例的，也都是黃種人了。雖然是黃種人，但是地域性不同，它還是有一些差異的。

現在可以這麼講，從科學上來講，對於還沒有做出明確的結論，作為我們中國人講的，要有一種懷疑。除了搞基因，搞遺傳學方面，搞非典研究的人，這方面實際上是一個多學科的。比如說國防方面的，國際政治方面的，歷史方面的，應該是多學科、綜合性的因素。這樣來拓展我們的思路，這樣就為解開非典之迷，為我們的科學家，為中國政府，甚至為整個世界研究非典的人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現在我提出來這個問題，非典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我上面談的這些東西，比如說提出的現象，當然我不是說直接針對美國，肯定說就是美國的，單從幾個情況來看，我們國人並不是很了解。首先一點，美國研究冠狀病毒有三十年歷史了。中國沒有研究，中科院院士洪濤，他當時說是衣原體，因為他不熟悉冠狀病毒。歐洲國家也很少研究冠狀病毒，因為它是一個冷門學科，因為研究它沒有效益。唯獨美國大量的研究，他研究了三十年，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地熟悉冠狀病毒。再有一個情況，在美國病毒傳播的渠道，因為他要防護，首先要研究病毒，然後才能夠研究防治它的渠道。他研究傳播渠道，可以說我們根本就不了解，病毒到哪兒，怎麼一個傳播。大家知道炭疽病，後來發現是他們自己的專家，就是研究傳播炭疽病菌的一個專家，信封多少克鼓起來了，多少克不鼓起來，把這個發出去就會害人。美國在研究病毒傳播渠道，非典從哪兒傳播到哪兒，這種傳播渠道，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地熟悉。他這方面的科研水準，技術手段非常先進，這個情況我們都不清楚。

再有一個情況，病毒在世界上的交易也是很盛行的，我給你幾百萬，你就把這個病毒給我，這是在國際上的交易，非常盛行，我們不太清楚。為什麼說這次不是生化武器呢，大家知道生化武器就像當年的日軍在中國投放毒氣，中國死了很多人，但是日軍也死了一些人。但是基因武器與此不同，是針對一個民族的。非典這個東西就是基因武器的誕生，在非典的來源沒搞清楚以前，這種懷疑，這種可能是存在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能夠多一個思路，多一個想法，為保衛我們的身體，生命，我想今天在座的年齡都比我小一些，大家共同來議論，探討這個問題。這個不是說煽動仇視美國的情緒，我們在9.11的時候，當時還專門搞了悼念的活動，並不是仇美。但是你事實是這樣，這個事情我提出疑問，提出可能，我就要堅持我的觀點。我就先講這麼多吧。

王小東：　　
非典到底是不是美國的基因武器，我沒什麼研究，我不敢說，我只想講一下基因武器的可能性。我看到《南方周末》的報道，誤導是非常嚴重的。它借那些生物學家的名義對公眾進行誤導。其實那些生物學家除了洪濤院士之外，並沒有對基因武器的理論可能性進行否定，只是說還有很多事要做等等。當初洪濤院士大言不慚地講，非典肯定不是別的東西，就是支原體、衣原體，早就有的東西，最後證明是一個笑話。沒想到這次他又這麼快地蹦出來，否定基因武器。這個科學家也太沒有科學家的品行和作為了，這個院士是比較差勁的。我作為納稅人的話，我很不想把我交的稅拿出一部分來給這樣一個院士。我講一下關於基因武器的可能性問題。

首先講一下，我不是生物學家，但是我的這些知識，並不是憑空的，它肯定是有來源的。關於基因武器的報道，有人在研究基因武器的報道，我最早是在七十年代末看到的，在座的有些學生可能當時還沒有出生呢。當時有一本雜誌叫《世界軍事》，那期我覺得比較重要就買了，它就講到了基因武器的問題。到底是1978年還是1979年我就記不住了。他當時就講到了像美國還有其他一些國家，在六十年代就開始研究這個東西，可以識別種族的武器。 這個雜誌不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據我當時的觀察，這個雜誌文章的來源都是編譯或者是摘譯外國的雜誌，但是我們也知道，當時我們的雜誌的做法確實有一些缺陷，做這種編譯和摘譯的時候，並沒有非常清楚地註明來源，所以不妨對他的報道的可信性存疑，但是至少證明了在中國七十年代末就有這樣的報道。後來這些年，我也沒有去關心這個事。

到了1997年，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就想到了這個問題，剛才我講了，我不是生物學專家，我憑什麼推斷基因武器是可能的呢？其實在推斷有些東西的時候，你不一定非要是這方面的專家，你可以從蛛絲馬跡中推斷他的可能性。我對生物學也不是一點知識都沒有，從我所具有的知識當中，已經可以推斷它是可能的。比如講有一個知識大家都是知道的，某種特定的病菌或者是病毒，它有它的易感人群，這種易感人群有時是和種族有關係的。既然自然界能做到這一點，人類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未必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老是強調人和人之間的基因差別非常小。我們跟酵母菌之間的基因差別都不大，跟豬之間的基因差別就更小了，但是就是這麼一點差別，我們跟豬長得完全不一樣，我們跟豬得的病也很不一樣。黃種人跟白種人之間在基因方面，就差這麼一點，但是很明顯，外形差異很大。為什麼這點差異就不能決定你可以得這個病而他不可以得這個病呢？從這個角度來想的話，基因武器應該是可行的，但是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是非常認真負責的。我知道我自己不是生物學專家，雖然我相信我的推斷，即使不是生物學專家，我堅信也是可以站住腳的。但是我拿出來要給讀者看的，我一定要更負責任。所以我特別寫信問過一個英國的生物學家Patrick Dixson,我說這個東西可能不可能？這個英國生物學家是很有名的，他告訴我，這是可能的。我才敢把這個寫出來，而且我把他的名字寫上了。我為什麼問英國的生物學專家呢，一個是他非常有名，第二點，我也知道咱們國人的崇洋媚外,或崇洋迷外。如果一個中國的生物學專家告訴我可能的，人們可能說這是狹隘民主主義，那麼我問英國人行不行，英國人說出來，你總不能扣這個帽子了吧，所以我問了英國人。

這個書出了以後，我還是經常求證這件事的，因為說出這個話以後要負責任。有一次我跟中國一個非常著名的高校的生物學教授聊天，他是我的一個同學的朋友，我又問到了這件事情。這個生物學教授他在美國長期工作，他在美國也是生物學教授，在生物學方面屬於拔尖的人物，他不讓我說名字。我問他這個可能不可能，他說這一點非常容易做到，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容易做到。而且他還透露給我一個信息，美國全國衛生研究所（NIH），咱們有翻譯成國家衛生院什麼的，反正是各種各樣的翻譯，它應該算是官方的，美國在衛生方面最權威的機構，曾經贊助了一個項目。這個項目，很多親美的人士肯定不相信，肯定認為是胡說八道，美國有憲法什麼什麼的，不可能幹這個。但是這個生物學家告訴我，美國官方機構確實贊助了這個項目。這個項目是什麼項目呢？發明一種病毒，使得它能夠降低黑人和拉丁裔美國人的生育率，因為他們生孩子生得太多了，使得美國人種越來越退化。這個項目在1998年被披露出來停止了，但是他們進行過這樣的研究。我在這裡就想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他們真能做到這一點的話，那要研究一種只能殺人的基因武器就更簡單了。因為他要掌握分寸，這個分寸非常難掌握。打個比方，這就是照你的頸上的大動脈砍一刀，要血流出來一點，但是卻沒有擦到大動脈，這比直接把腦袋砍下來難度大多了。這個分寸不僅要不死人，而且還不是讓你完全不能生育，只是降低你的生育率，這個難度是相當高的。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他研究基因武器殺人，讓你變傻什麼的，太容易了。他給我舉了很多例子，包括澳大利亞的一些例子，有的是由於科學家的良心最後放棄了實驗。

但是科學家的良心往往是靠不住的，這也是《南方周末》當時提出來反駁基因武器的可能性論據，說科學家還有良心呢！《南方周末》提出來這個論據是非常可笑的，科學家的良心並沒有制止他們研究核武器，既然他們的良心允許他們研究核武器，為什麼他們的良心不允許他們研究基因武器呢？這是很奇怪的。在《南方周末》有個專家提出了，還有大量的活體實驗要做呢。我想這裡有兩個疑問，第一點，既然做了大量的活體實驗就能夠把它搞出來，你就不能說他搞不出來。第二點，你怎麼知道人家就沒做活體實驗。人家的軍隊要是搞武器，能跟你說嗎？我今天做活體實驗了，今天做了一百個，明天做了一百五十個，公開宣布，美國軍隊不會這麼搞法吧。還有一個專家說，我們距離那兒還很遙遠。究竟還有多遠？你距離那兒很遠，但是人家距離那兒有多遠？我想他並不清楚。他也別說他是生物學家，他是院士也未必清楚。你距離那兒遠著呢，那是你的能耐有限，人家就不一定是了。退一步說，即使人類的最高水平距離那兒確實還很遠，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對這個事情有所警惕？

美國在中國進行大量的採集血樣還有好多了，包括安徽的那個，主持安徽的那個項目的是我的同學，叫徐希平，他跟我一個宿舍，給我做過一件好事，他從醫學上詳細地解釋了抽煙的危害，抽煙危害的不可逆性，使得我戒了煙。他在安徽主持采血的這個項目。我這同學是哈佛大學的，我看他也是真不怎麼樣了，他搞得連哈佛大學都不好意思了。當他這個事被揭出來了以後，他給衛生部和教育部寫信，要求官方採取行政手段來制止這方面的報道，結果被炒到國際上之後，哈佛大學臉上掛不住了，哈佛大學校長在北大演講的時候，對這個事進行道歉，說他的行為不當，要求中國政府壓制新聞言論的行為不當。因為美國畢竟標榜自由和民主，標榜新聞自由，你的教職員工怎麼在中國按照專制的作法去壓制別人呢？所以哈佛大學的臉上掛不住了。他的這件事，最早系統報道出來的是熊蕾，是新華社特稿社的副社長。講老實話，按大夥的說法，她可能還是太子黨，她的父親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即使她佔有這麼一個位置，她的報道拿出來了以後，很長時間，到處投稿無門。後來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我利用了我當時有一段時間掌管的一個很小的破報紙《中國產經新聞》，把她的這個報道，和《艦船知識》網路版的北斗工作室關於這方面的調查給發了，但是我的報紙的影響太小。我要是掌管《南方周末》就好了，但是我沒有這個權力。

這方面的研究，你要是往好了說，他研究這個東西，對人類有好處，能治病。能治病就也能殺人。我們希望他拿著這個是治病的，我們希望他搞這個可能是想治病的。但是我們不得不防他拿這個來殺人，這是應該防的。為什麼一說要防這個事，就這麼多人罵街，就好像是我們特別狹隘，我們特別壞，老把人往壞里想，就象《南方周末》這樣的報紙。我要提一下，《南方周末》有很多的文章反應民間疾苦，這我認為很好。但我搞不清楚，這些記者和編輯怎麼就覺得要反映民間疾苦就必須要當漢奸呢？好像當漢奸與反映民間疾苦是不可分割呢？我認為這是兩回事，我既可以關心民間疾苦，也可以不當漢奸。他們認為這個就不可以，只有當了漢奸，才能站在人民的這一邊，如果不當漢奸，肯定是站在專制統治者這邊了。「我是漢奸我怕誰啊！」我覺得這是兩回事。我覺得我可以既不當漢奸，又站在廣大的老百姓這一邊。

比如說徐希平，我的同學，美國全國衛生研究所贊助他的項目有五個，據說在美國是頭一號，拿諾貝爾獎的都沒有他多。在這裡面有他巨大的個人利益，美國為什麼在乎他？因為他可以進入安徽那個地區。他有獨特的進入權力，因為他是安徽人，他是在那個山區成長的赤腳醫生，他有特殊的進入渠道。其實美國人看重的主要就是他的這一點。為什麼安徽的那個血樣特別寶貴呢，因為那個地方地處山區，沒有混雜，基因比較純，從這裡可以看出純的、標準的中國漢族人是什麼樣的。

我給大家講一個知識，這也是一個學生物學的同學告訴我的，就是像這種識別種族的武器，也不一定非要針對基因來。比如講到韓國人，日本人和中國人在基因方面沒有太大的差別。然而，即使在基因上沒有什麼差別，也一樣可以做出識別韓國人，日本人，中國人的武器來。比如說飲食習慣的不一樣，日本口腔當中的細菌菌落跟中國人不一樣，就憑這一點，就可以做出識別。這個我是原來不知道的，後來那個搞生物學的同學才告訴我的，他說這裡面辦法多了。

有一個生物學教授告訴我，很多事你看著很難，但是其實並不難。比如說艾滋病病毒，只能通過體液流傳，不能利用飛沫來流傳，不能通過呼吸來流傳，但實際上要想把艾滋病從體液流傳改成其它途徑並不難，你給我兩個博士生，我一年就可以做得出來。也許他是吹牛，但是他這麼說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後來我問，為什麼生物武器就沒做呢？他說生物武器有一個難度，特別是政府使用的生物武器，就像我說的，刀下去了，要有分寸。對於生物武器或者是基因武器製造，首先是要提高解析度。如果製造出一種基因武器，中國人80％死，美國人20％死是很容易的，但是做到中國人95％死，美國人5％死，這個難度就高了。

還有一個定時的問題，比如說蘇聯當時研究斑疹傷寒這種生物武器，它殺人是很容易的，關鍵是在哪兒呢？在敵國投放了這個以後，他要求這個傷寒只發作若干天，使得你失去作戰能力，但是若干天之後，這個傷寒必須馬上消失，全部自我滅絕。定時這一點非常重要，做到這個不容易。剛才我說了，美國人現在研究已經到了這一步了。他研究這個東西，不是單純的殺人，單純殺人是恐怖組織的所為，是很容易的，關鍵是定時，定程度。殺傷到什麼程度，還要定時，要到一定的時間之後，完全消失。要不然他這一塊兒土地不能使用了，對這個國家佔領沒什麼意思了。這是比較難做到的，確實有難度，但是並不是做不到。所以這個東西我們要提高警惕。

像《南方周末》這樣影響很大的媒體，對於公眾進行誤導，說基因武器是無稽之談，純粹是一群瘋子在胡說八道。這是非常糟糕的。我看《南方周末》上除了洪濤之外，沒有一個專家否定這個可能性，只是說還有很多東西要做。第一，沒做，那人家做了不就是了嗎。第二，你怎麼知道人家沒做呢。

這些年當中，我們光想著「雙贏」，在很多的情況下可能是這樣，但是萬一出現的不是雙贏的局面怎麼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這裡講的都是防人之心，沒有講害人之心。結果我們一講防人之心，人家就講你是狹隘民族主義，你是種族主義，把帽子全扣在你頭上了。我不知道我們的媒體是怎麼想的。我們有的部門說，怕傷害與某國的感情，但恐怕內部還是有所警惕的。然而，我希望公眾在這方面也要引起警惕。

再一點就是專家的話信不得，為什麼呢？我不是懷疑他們的專業知識，當然專業知識有時候也可以懷疑，因為專業知識不是全面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別忘了，專家也是社會當中的人，他有他的利益，他不一定跟你說真話。信不得他，不是因為他的專業知識有限，而是他不一定告訴你實話。我們不聽專家我們聽誰的？不要聽少數幾個專家的，我們多聽一些專家的行不行。我剛才講了，我寫那個書的時候，不是自己一拍腦門就來了，我也諮詢了專家。奇怪的是，我所諮詢的所有的生物學專家，都告訴我這是可能的，而《南方周末》諮詢的專家就告訴他不可能，所以專家和專家還是有差別。他們告訴我你不懂，得聽專家的，我對他們說，我聽哪一撥專家的？我是聽專家的，我說的話都是聽專家的，這些專家告訴我是可能的，你非拉幾個專家告訴我是不可能的，我聽誰的？你聽你那撥專家的，我聽我這撥專家的。所以我們對這個事情要關心，而且在這方面取得一些常識性的東西，並不難。而且在有時候，根據這些常識，你已經能夠得出一些大概的結論了。我記得我第一次高考考英語的時候，我英語當時是挺差的，但是分卻不低，你英語水平差，但是從其他方面分析，照樣能分析出正確答案來。我們掌握了一定的生物學知識了以後，多動動腦子，就會得出正確答案。

我曾經在美國生活，我是今年7月份回來的，我在美國的時候，很關心這個事情的，我把我在美國的看法講一下。美國1997年還是1998年的時候《紐約時報》有一個封面故事，就是講發達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采血樣的事情。他開始講是做葯，他可以申請專利的，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經濟利益在背後。1998年的時候，美國出了一本書，（英文），那個是挺有名的，他以前都是做預測的，有好幾章講到了發達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采這個東西，包括采血樣，采植物樣本，回國去申請專利。申請專利之後，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之間就有爭議了，發展中國家說你這個東西是我那邊採過去的，這個東西是歸我所有的。發達國家說我的醫藥公司投了很大的錢進去的，你的植物樣本如果我不去採的話，你是開發不出來的，但是我去采了，我開發了，這是屬於我的，這個經濟紛爭是非常激烈的。你講的安徽的事情，我是在2001年，還是2002年的《華爾街日報》就提到了，講的哈佛大學在中國采血樣的問題。中國政府已經定了一個標準，什麼東西可以出口，什麼東西不可以出口，是定了這個東西的。包括血樣國家已經有一個文件下來了。特別是他講過，有一個事情講到一個北京鴨，做北京烤鴨的北京鴨實際上都是從英國進來的。中國做北京烤鴨完全是中國的東西，純正的北京菜，但是他的鴨子卻要從英國進口。這個資源你怎麼去保護他，怎麼把這個利益快速的留在國內，這是一個問題。我對這個事情是很感興趣的，你這個基因資源應該來說，是一個信息處理，你只要去建一個信息庫，你怎樣搞一個標準。中國它的地方是很大的，人很多，而且特別是像你們所說的，他有很多地方跟外界交流並不太多，如果你把這個基因庫建立起來了以後，可以扶植國內的產業起來，比如說你申請專利什麼的，這個肯定是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對這個是挺感興趣的。

哈佛大學管安徽項目的人，是一個東方人，他具體做這個事情，但真正負責的還是一個美國人。這個人是世界上比較著名的呼吸道流行病毒專家。他們當時在安徽找的人，有一大部分是屬於呼吸道疾病的，肺病，哮喘病，支氣管病。負責這個項目的那個美國人，他是屬於負責這方面病毒的專家，找中國的這些對象也是屬於這方面的病人。安徽的那些人是一千年，兩千年前就在這兒住，他的基因比較純，他能反映出中國人的特點。在安徽這一帶他采了一家的血，得氣管炎的，他的父親也是得氣管炎的，他的兒子也是得氣管炎的，他的胞弟，胞兄，他們專門找這些人。他發現他的父親得氣管炎了，他在測試的時候，他可以反覆論證。基因排序完了以後，哪些功能是什麼樣的，他這一塊兒對於肺病是屬於易感的，他是這一塊兒。他的父親來論證他，他的兒子來論證他，最後就發現他整個家族裡面的基因缺陷。它反應出中國人對於病毒的易感人群，這個只能是在中國的大山裡面，那種從爺爺一家幾十代都是在這個地方住的，這個反應出整個基因的同源性。主要是掌握排序完了以後，你認識它了以後，它起什麼作用，哪些是屬於易感的。

比如說非典，台灣做了一個研究，非典病人的血清進行測試，發現非典病毒與基因有關係，美國就反對，說你樣本太少。後來我就提出來，擴大樣本量，台灣做了，香港做，新加坡做，北京再做，擴大樣本量，看到底是不是有沒有對於非典病毒易感和致命、致死的基因。再找黑人，日本人，白人來做，他們如果沒有這個易感的基因，說明什麼問題？這個研究，我們擴大一個思路，除了從動物身上找，我們再從人的基因，遺傳基因這個角度再做一些研究。可能對於我們思路開拓好多了。高加索地方患艾滋病，性病的人比較少，就是沒有這種叫做CCI5（？）的這種基因。但是中國人就有這個基因，其他種族沒有這個基因。有的具有這種易感的基因，有的是不易感的。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對於我們是有利的。

非典型肺炎的名稱起源於1930年末，與典型肺炎相對應，後者主要為由細菌引起的大葉性肺炎或支氣管肺炎。60年代，將當時發現的肺炎支原體作為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原體，但隨後又發現了其他病原體，尤其是肺炎衣原體。目前認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體主要包括肺炎支原體、肺炎衣原體、鸚鵡熱衣原體、軍團菌和立克次體(引起Q熱肺炎)，尤以前兩者多見，幾乎占每年成年人社區獲得性肺炎住院患者的1／3。這些病原體大多為細胞內寄生，沒有細胞壁，因此可滲入細胞內的廣譜抗生素(主要是大環內酯類和四環素類抗生素)對其治療有效，而β內醯胺類抗生素無效。而對於由病毒引起的非典型肺炎，抗生素是無效的。

黃杏初，中國首例報告SARS病人（即中國大陸地區俗稱的「非典病人」）,也是全球首例。有跡象表明，中國非典病毒是美國投的生化武器俄羅斯醫學科學院院士卡雷辛柯夫前天聲稱，非典型肺炎是一種生化武器，極可能是從實驗室里流出來，由於非典型肺炎是麻疹病毒與流行腮腺炎兩種病毒的混合種，而這種混合病毒只有在實驗室里才可
以做出來，在天然環境中根本不可能發生，所以他認定非典型肺炎是從實驗室流出來的一種生化武器。對於SARS是一種生化武器台灣和美國可能早已知情.這並不是一種臆測,目前至少 有以下證據可能證明:

1,最早對SARS大肆宣揚和惡意炒做的是0死亡率的是美國和台灣.這顯然是一種賊喊捉賊的伎倆.因為做賊心虛,所以聲音才喊的特別大.尤其是早早的就拋出一篇似乎早已準備好的的評論. 裡面未卜先知的提到了非典型肺炎是一種神秘的病毒,並且輕率的斷言,病源地是中國廣東. 稍微有傳染病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最早發病地並不一定是病源地.例如愛滋病最早是出現 在美國,但是病源地在非洲.這種不負責任的輕率斷言,顯然是一種轉移視線的栽贓伎倆.

2, 在評論拋出不到一兩天的時間美國就找到了病源體.美國在生化方面可能是比中國先進,但是比較詭異的是如果>的評論里關於中國封鎖消息,不與國際合作的指責是真的話,美國是怎樣取得病源標本的呢?要知道美國沒有一個死亡病歷, 而且發病的只有幾個疑似的病人.顯然在病源樣本不充分的情況下,美國取得這樣快而且準確的進展是很奇怪的事情.

3.最奇怪的一點是美國和台灣的0死亡率.按照台灣的衛生狀況和人員流動情況,台灣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絕對應該高過新加坡和加拿大.美國目前有100多病例,就算美國護理條件比香港好,在沒有治療藥物的情況下,按照4%-5%的死亡率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唯一的解釋就是台灣和美國可能早就備有密而不宣的解藥.

4.台灣對待SARS的態度也很奇怪.台灣的氣候和衛生環境一直是各種傳染病比較容易,爆發流行的地方,象最近比較出名的就有口蹄疫,出血熱,腸病毒等等,雖然台灣每次也都是用同樣的手段栽贓給中國,但是每次都因為怕影響商業和旅遊業,台灣每次也都是採用封鎖消息,隱瞞數據的消音處理.但是這次卻有本質的不同,在只有一兩個病歷且　　尚無一人死亡的情況就大肆宣揚,向WHO告狀,呂銹鐮還因為做賊心虛向外暗示大陸是秘密研製的生化武器外瀉,雖然這樣做的結果是台灣被列為了SARS的疫區,但是台灣卻似乎並不在意.

5.香港的發病也具有遭受生物武器攻擊的特徵,病源地集中在一兩個建築物里,而且初期傳染性非常強,幾乎住在附近的人無一倖免.而到了後期傳染性就逐漸減弱.廣東在初期的時候也是這樣,據說最初發病的人,傳染性特彆強,而且全部死亡,到了後期就逐漸減弱, 死亡率也迅速降低.這顯然是有人在某個建築物里投毒的結果,初期病毒體非常集中,所以危害就大的多,到了後期,由於病毒體密度的減少,危害也就迅速降低.

6.從這次SARS事件的爆發時間和結果及影響也可以看出誰是元兇.SARS爆發的時間恰好在美國要發動侵伊戰爭之前,這樣一來即可以打擊中國的經濟防止資金因為戰爭的原因都跑到中國來,又可以轉移中國的注意力,一面在美國戰局不利的時候中國趁機統一台灣.台灣有可以借這個機會取消剛剛兩岸開始的三通,又可以打擊到前進中國的台商的信心,三還可以藉機撒潑打滾摸黑中國,四可以向WHO告狀以求渾水摸魚加入WHO.五可以打擊香港,離間香港　　和中國的關係.總之怎麼推演都是對大陸不利,對台灣和美國有利.而且選擇生物攻擊可以不著痕迹,中國很難查出證據,只能吃啞吧虧.但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而且台灣和美國表演的太過了,反倒畫蛇添足,漏出了馬腳.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初步認定是美國提供了生物武器給台灣,然後讓台灣特工先後在廣東, 香港,北京等各大城市投毒.中國一直講究后發制人,相信現在正在收集證據,一旦證據確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