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福利模式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福利國家，特別是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能否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這個問題已被忽視了30多年。理由有兩個：第一，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起步時，首要使命是擺脫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尋求通過市場機制激發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第二，也正是在這個時刻，福利國家陷入深重的危機，西方正忙著給北歐的「保姆國家」唱輓歌。如今，市場經濟一方面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貧富差距嚴重、社會保障闕失等問題。人們普遍承認：沒有理性的福利制度，中國的改革可能出軌。在這樣的歷史關頭，重新檢視福利國家，就顯得格外有教益。

　　均富、民主、幸福……一個都不能少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11～2012年環球競爭力排名，瑞士、新加坡、瑞典、芬蘭、美國、德國、荷蘭、丹麥位居前八位。五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中，瑞典、芬蘭、丹麥佔據前八位中的三席，另外兩個人口規模較小的挪威和冰島，也分別排在第16和30位，都屬於一流的高競爭力國家。而在前八位中，除美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有著和斯堪的納維亞相當接近的福利制度。再看2011年以美元計算的人均GDP，挪威9.7萬，丹麥和瑞典將近6萬，芬蘭4.9萬，美國4.8萬。所謂福利國家缺乏經濟效益之說，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習慣性地認為，斯堪的納維亞屬於傳統的先進國家，幸運地躲過兩次世界大戰，其地理和歷史運氣甚至比歐洲和美國還好，財富積累一直沒有中斷，所以有資本揮霍一段時間，但最終這種福利制度還是揮霍不起的。這樣的看法，也嚴重違背了歷史常識。

　　在20世紀初，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不僅不富裕，而且是歐洲著名的貧困角落，更接近於當今的第三世界，只有丹麥經歷了初期的工業化。一戰前夜的斯德哥爾摩，一般的住房是單間的出租房，全家六七口甚至十口人共居。這種單間，僅三分之二有廚房，但廚房的長凳晚上往往作為床位出租給日工……這不是貧民窟，而是當時主流社會的住房標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確實沒有直接捲入一戰，但英國的封鎖和德國海軍對海運不加區別的攻擊仍給這一地區帶來了嚴重損失。二戰中，丹麥、挪威都被德軍佔領，芬蘭不僅和德軍作戰，而且和蘇聯進行了兩次戰爭，雖然免於被吞併，但不得不割地賠款，將近10萬芬蘭士兵戰死，使芬蘭成為二戰死亡率第三高的國家。相比之下，美國在一戰最後階段才介入「摘桃子」，幾乎毫髮無損；二戰時美國本土未受到過實質性威脅。地理與歷史的運氣，幾乎都在美國這邊。

　　面對這樣的歷史，所謂福利國家無法創造經濟效率之說就不攻自破了。事實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福利制度要解決的主要並不是「餅做大了后如何分」的問題，而是「如何把餅做大」的「發展」問題。在福利制度確立以前，這一地區不僅貧困，而且貧富分化程度驚人。1810～1910年間，瑞典的貧民人數增加了三倍。在20世紀初，瑞典1.5%富人的財富，相當於所有其他人口財富的總和。是福利國家的制度帶來了高增長，這種制度的基本哲學是：確立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的原則以創造效率，同時通過民主制度對市場所創造的財富進行再分配，對最弱勢的階層進行扶助，創造一個平等、人人有尊嚴的社會，徹底消除貧困。

　　是什麼造就了福利國家制度

　　北歐福利國家的成立，有著深刻的文化根基，並經歷長期的演化。具體說，福利國家制度受著三大動機的驅使：

　　第一動機是利他主義。雖然福利國家也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其背後的哲學，則和自由放任的美式資本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許多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會告訴你：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健康的市場經濟，是以這種自私自利的動機為基本假設，進而建立一種使對個人最大利益的追求能自動增進社會福益的制度。斯堪的納維亞人則會告訴你：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有一種本能的厭惡；你不能說一句「市場競爭總是有勝有敗」就能為這樣的貧富分化建立正當性；幫助他人，也是一種基本人性。我們的制度應該弘揚這種基本人性。

　　這一對市場經濟的不同預設，有著深刻的宗教根源。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使許多人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動力，但也導致了對新教倫理過分簡單的解讀。以英美自由放任式的市場經濟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和以斯堪的納維亞為代表的福利國家傳統，其實都是新教改革的果實，但發展路向極為不同。在盎格魯撒克遜的傳統中，「選民」的概念滲透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每個角落。成功者往往把成功視為自己是「上帝選民」的徵兆，即「上帝降大任於斯人」，要他在社會中承擔更大的使命。這種信念，就把成功歸結於個人素質而非社會環境，進而要求個人充分享受成功的報償。這種個人主義精神，也解釋了19世紀末為什麼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突然風行：既然是「適者生存」，就要保證那些有優良品質的贏家能真正贏，把那些劣等的輸家都淘汰，這樣人類才能進化。當然，美國有著強大的慈善傳統，但美國精神強調的是個人慈善和社會慈善，而非國家慈善：既然成功的都是「上帝的選民」，其優異的品性自然會讓他們大發善心、回饋社會。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新教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遠高於美國，但「上帝選民」式的個人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這裡從未成為有影響的社會學說。斯堪的納維亞的宗教傳統更強調基督徒間的平等、友愛和互助：在這變幻莫測的世界中，人很難把握自己的命運。一場疾病、一次工傷，都可使人陷入赤貧。對此坐視不救的社會是邪惡的。換句話說，沒有邪惡的個人，只有邪惡的社會。前者大多被後者所造就。慈善不僅僅是私德，也是社會和國家的價值。所以，斯堪的納維亞的傳統所要求的不僅僅是慈善的個人和社會，還有慈善的國家，政府必須為弱勢階層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

　　第二動機是對經濟、社會安全的自我保障。存錢以備不時之需，就是這種本能的體現。但人所面臨的許多風險是無法自保的，比如長期的疾病或住房被火災吞噬等大災難，單靠個人的積蓄很難應付。這就需要大家集中資源、分攤風險，市場上的保險應運而生。但私營的保險往往無法涵蓋每個人，比如私營的醫療保險總是希望承保健康的人。工業化早期工人之間的互助會，也總是願意吸納那些在經濟上比較穩定的熟練工人。結果，最需要保險的，往往最難拿到保險，更不用說遇到大危機時，即使這些挑肥揀瘦的私人保險機構也往往因入不敷出而破產。另外，即使個人具有為了未來而儲蓄這類自我防衛、自我保障的本能，人們也往往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而低估未來的風險。比如，在美國許多年輕人就不願意購買醫療保險，覺得自己生病的機會很小，犯不上花那個錢。如果沒有法律強制的話，許多人連汽車保險都不會買，以致撞了人無力補償對他人的傷害。所有這些，都需要公權力的介入。這種介入並不僅僅是國家提供福利，而是在必要時強制有能力的個人購買基本的保險。

　　對福利國家的一個根本性誤解，就是把福利當作免費午餐。其實許多福利不過是人們把積蓄集中在一起共同防衛未來危機的戰略。這方面，歐洲中世紀的行會是現代福利制度的重要歷史根源。最初的行會往往是由從業者自願組成，基本目標是保障成員的經濟和社會安全。有實力的行會所提供的福利不僅涉及工傷、疾病、養老，甚至包括意外死亡后家屬子女的撫養和教育。16、17世紀阿姆斯特丹一個顯赫行會成員的寡婦，每月領到的錢可以大大超過一非熟練短工的收入。當工業革命摧毀了傳統的行會時，行會的社會保障功能就必須尋求新的制度依託。現代國家也正是在這個關鍵節點上介入，要麼以法規約束各種社會和經濟組織給其成員提供保障，要麼國家通過稅金直接提供福利。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這種個人自保性的制度普遍化、理性化。

　　第三個動機，是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風雨同舟的「團結精神」。這種「團結」，表達的是一種歸屬感，一種與他人的認同，一種平等夥伴之間的互助和互益。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兄弟會、共濟會等組織，就是建立在所有成員都是上帝的孩子這一平等的認同基礎之上的。行會也要求所有成員犧牲個人利益來捍衛整個行會的福祉。這其實很接近於《三國演義》、《水滸》等傳統小說中所弘揚的結拜式「哥們兒義氣」。許多中國人有個成見，以為西方的自由民主重個人而輕集體，其實，這種小團體的共濟精神，自中世紀以來就構成了西方民間社會的基石，無法僅僅用個人主義來解釋。現代工會運動和福利國家都弘揚了這種精神。丹麥現代福利制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政府的社會福利部長K.K.Steincke曾這樣描述工人階級的「特殊倫理」：「團結的情感、犧牲的意願、為共同的經濟和政治目標效忠的決心。」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人不過是把這種小社群中的團結推廣到整個民族國家。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在宗教、文化、種族等方面的單一性，使得社會比較容易形成共識，「團結精神」從以小社群為單位過渡到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也比較順利。二戰中，丹麥、挪威等國被納粹德國佔領，這種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在抵抗運動中得到進一步強化。

　　許多具有歷史意識的學者指出，8～11世紀維京人從斯堪的納維亞南下，沿著歐洲海岸一路劫掠，殺人不眨眼，這些結成小股團伙行動的「北歐海盜」曾讓整個基督教世界恐懼；當今的斯堪的納維亞，卻是諾貝爾獎的故鄉。在這裡生活的人們，正是維京人的後裔。他們如何能從中世紀那種兇猛猙獰的亡命徒，轉化為世界最為和平、對第三世界最為慷慨、連死刑也已絕跡的民族？論者指出，雖然維京人的殺氣早已無影無蹤，但維京人的傳統在北歐依然充滿了生機。這種傳統，體現在來源於小社群中的那種同舟共濟的平等精神。當時的維京人出戰，完全靠著輕型的獨木舟，即所謂維京戰船。這種吃水甚淺的船不僅可隨心所欲地出入各種港灣河流，而且在山窮水盡之處，所有乘員能輕而易舉地隨身攜帶戰船翻越陸地，到達另一個水域。這是他們令人感到防不勝防的奧秘。但是，這樣單薄的戰船遠洋征襲非常脆弱，於是船上的「海盜」形成了一個生死與共的小社會。大家不管能力高下，都絕對平等，絕對合作，集體高於個人。同時，這樣的小股群體的平等合作精神，又創造了驚人的高效率，使維京人面對數倍於己的敵人幾乎無往而不勝。那種揮舞青龍偃月刀單槍匹馬逞能的關雲長式個人英雄，在維京社會並無地位。斯堪的納維亞社會至今仍相信平等，這不僅是機會的平等，也包括結果的平等。同時，他們更相信，這樣的平等，可以創造異常高的效率。

　　美國模式並非唯一的參照系

　　如今，雖然發達國家在大衰退中滿目蕭條，歐洲更陷入深重的債務危機，但主要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荷蘭、德國等享有類似福利制度的鄰近地區，則一枝獨秀。人們往往忘記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不設最低工資制，保持著低關稅的自由貿易，把這麼小的人口規模不設防地鑲嵌於全球化的經濟競爭中，要是缺乏效率早就被淘汰了。如果拋開短期的經濟波動，以六七十年的長時段來評價不同制度模式得失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起點比美國低得多的斯堪的納維亞體制，顯示了更為優異的效率。這些小小的福利國家，就像當年在獨木舟中生死與共的勇士，以平等的集體主義精神，在全球化市場的驚濤駭浪中搏擊，並斬獲連連。

　　斯堪的納維亞模式有著深刻的文化和歷史淵源，當然不能照搬，就像美國模式同樣不能照搬一樣。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不能總把美國看作市場經濟的唯一模式，也不能只守著這麼一個單一的參照體系。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在當今世界經濟大衰退的關頭，引起了我們深刻的思考：發展的核心，究竟是人的幸福和尊嚴，還是GDP的增長？是GDP增長給人們帶來幸福和尊嚴，還是幸福和尊嚴創造了更多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