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模式的成敗

為什麼亞洲東北部的日本、韓國以及台灣等地頗為富裕，而亞洲東南部的泰國、菲律賓以及印度尼西亞等國較為貧窮？導致後者經濟發展不振的原因是地理、氣候，還是由於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選擇了錯誤的政策方向？

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所著的《亞洲模式：全球最具活力地區的成敗教訓》(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一書簡明扼要、文筆流暢、頗具見地，其一大優點就在於史塔威爾在書中從不含糊其辭。東南亞國家現已淪為他筆下的「工業化垃圾堆」，原因就在於它們沒能吸取歷史教訓。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沒有採取史塔威爾書中列舉的三項相對簡單的舉措以推動科技進步，而是被本國的統治階層精英所鉗制，或是採納了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機構的糟糕建議。后一種情況催生出了新自由主義政策——例如不向處於起步階段的新興行業提供保護等舉措——在史塔威爾看來，對於試圖躋身經濟發展第一梯隊的國家而言，這種政策取向是極不恰當的。他對貧窮國家的建議是效仿朴正熙(Park Chung-hee)，這位韓國鐵腕統治者開啟了使韓國實現快速發展的「漢江奇迹」：「公開宣告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同時低調奉行國家控制之實。」

史塔威爾指出，在日本、韓國、台灣，以及毛澤東時代的錯誤舉措已經過去三十多年的共產主義中國，經濟發展政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分別涉及土地再分配、發展出口導向型製造業，以及構建管控嚴密的金融體系。他認為，這些國家得出的三項重要發展經驗分別是：「將農業轉變為大規模種植業，並通過農業推廣服務予以扶持，能夠最快釋放出一個國家的農業潛力；製造業的技術升級是實現經濟快速轉型的天然載體；金融業則須同時服務於上述兩個目的。」只有香港、新加坡等不具代表性的小型城市國家和地區(city-state)通過另一條發展路徑取得了成功。

書中討論農業的部分最具原創性。史塔威爾令人信服地指出，激進的土地改革奠定了亞洲國家經濟發展成功的基礎；他在2007年出版的《亞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一書中曾經詳細剖析過裙帶資本主義的失敗。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后開始分配土地，這一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得以延續，美國佔領軍推行了一場看起來很不美式的土地充公與再分配。韓國和台灣也採取了類似政策。大型農場常被認為效率更高，因其能夠通過高度機械化來實現更高的單人產出或單位投資收益。換句話說，大型農場的利潤率更高。但史塔威爾認為，這一點對於勞動力充裕的低收入國家來說並不成立。這類國家應把充分利用現有勞動力資源、實現每公頃農田產出最大化為目標，而這一目標應通過對面積較小地塊的集約式耕種來實現。

通過最大化每公頃農田產出，有助於實現幾項更為宏大的發展目標：農民可用所得收入購買本地製造商的產品；糧食產量上升意味著政府不必再浪費寶貴的外匯資產進口糧食；農民的儲蓄則可通過銀行系統的再循環流回工業領域。菲律賓的領導人過於縱容，他們將面積廣闊的農場留在了外居地主(absentee landlord)手中；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們則將土地集體化，以成立生產效率低下的大規模合作社。以上兩者都忽視了被史塔威爾稱為是「種植業的成功」的基本發展經驗。

書中有關工業政策和金融的觀點令人感覺較為熟悉，但這些觀點在認為政府不能「挑選贏家」的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當中仍然頗具爭議。史塔威爾表示，這類經濟學家未能正確理解日本以及之後的韓國究竟做了些什麼。兩國政策的關鍵在於強迫本國製造企業——不論它們生產的是鋼鐵還是汽車——對外出口，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那些未能成功打入國際市場的企業遭到了淘汰。例如韓國在1973年時擁有三家公認的龍頭汽車公司，而當時韓國國內每年的汽車銷量僅為3萬輛。在韓國汽車工業發展的早期，市場領導者曾是目前已被遺忘的新進(Shinjin)。之後現代(Hyundai)才逐漸崛起，並成為了笑到最後的本土汽車企業。史塔威爾寫道：「發展經濟學要求具備三點：培養、保護以及競爭。」說到這種講求實際、國家主導型政策的反面，他以不屑的口吻提到了菲律賓，稱其是一個「如假包換、技術落後、貧困人口比率高得驚人的第三世界國家」。

史塔威爾的觀點大膽，論證有力，文風尖銳。這些特點使《亞洲模式》成為了一本極具可讀性的重要著作，並將促使讀者重新思考在自由市場政策與經濟成功之間輕率劃上的等號。他還以輕蔑的筆觸寫到了有些人四處散播的有關低收入國家可以跳過工業化階段而實現富裕的「童話」。對於印度試圖通過僅能給幾百萬人帶來就業機會的IT服務行業積累財富的做法，他寫道：「將印度的經濟發展與北亞國家相提並論的所謂專家觀點非常荒唐。」

史塔威爾的言下之意是，有關全球生活標準趨於一致的說法過於誇張。那些沒有將全面土地改革作為發展起點、或者沒有逼迫本國企業家致力於建設國家（而非尋租）的國家必將遭受失敗。他指出，即使其中相對成功的國家也不會比馬來西亞走得更遠——他將馬來西亞亂作一團的工業化政策比作是到校上課卻不用心學習。

最後再來看看中國。中國在很多方面效仿了東北亞的成功模式，例如1978年以後的土地改革，以及通過政策性銀行的融資扶持創立大型國有企業。史塔威爾指出，中國重工業領域的大型企業已經逐漸與國際標準接軌，但消費品行業仍有差距。鑒於中國的人口結構趨於惡化，以及既得利益集團重視私利甚於國家發展目標，史塔威爾擔心，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否陷入停滯。

對於那些相信亞洲、拉丁美洲以及當前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破解了發展的秘密、必將趕上富裕國家的人來說，史塔威爾的書是一記警鐘。他指出，只有那些採取了正確發展政策的國家才能取得成功。而眼下好的政策並不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