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劃界秘聞：越南想佔中國200多平方公里土地

　　2006年8月初，為了籌備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15周年紀念峰會，我來到廣西。利用這一機會，我由南寧出發，途經憑祥，考察當地中越邊境貿易情況，然後又驅車18公里，來到中國和越南邊境的友誼關。

　　在友誼關關樓前的廣場上，我下車徒步緩行，一片熟悉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

　　友誼關坐落在兩座山脈之間一片谷地上，扼守著這片谷地最狹窄而險要之處。關樓的左側是左弼山，右側是右輔山，兩座山脈宛如兩條巨龍，自空而降，在友誼關關樓前聚首。

　　站在關樓前的廣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方中越兩國的國旗在邊境口岸檢查站的上方飄揚。口岸前的公路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

　　轉身抬頭望去，關樓拱門鐫刻在漢白玉上的「友誼關」三個蒼勁有力的紅色大字十分醒目。這是當年由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親筆題寫的。

　　友誼關是中國的九大名關之一。據史料記載，早在漢代，這裡就設立了關口，稱雍雞關，后又先後改稱界首關和大南關。明、清兩代稱鎮南關。

　　1885年，中法戰爭爆發，清朝馮子材將軍古稀之年率領部將蘇元春、王孝祺等在此抗擊法國侵略者，打了一個漂亮仗，一舉殲敵1700多人，扭轉了中方在中法戰爭中被動挨打的局面，法國茹費內閣因此而倒台，史稱「鎮南關大捷」。

　　1907年12月1日，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在這裡的金雞山鎮北炮台親自領導和指揮了著名的「鎮南關起義」，同清軍激戰七晝夜，雖然最後因彈盡糧絕而失敗，但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

　　友誼關也是中越友誼的象徵。歷史上，它是中越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新中國成立后，它成為連接中越兩國人民友誼的紐帶。

　　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批准將具有舊時代烙印的「鎮南關」改名為「睦南關」。1965年，又改名為「友誼關」，越方一側對應關口的地名相同，也稱「友誼關」。

　　在越南抗法戰爭和抗美戰爭期間，這裡是中國援越物資的重要戰略通道。

　　半個多世紀來，友誼關在中越兩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看著眼前的關樓，追想過去的歷史，我不由得回憶起參加中越邊界談判的往事。

　　中越關係源遠流長

　　中越兩國是山水相連的近鄰，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與友誼源遠流長。

　　近、現代以來，中越兩國命運相連。

　　自鴉片戰爭后，中國不斷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19世紀末，法國發動侵越戰爭，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中越兩國人民為了爭取各自的民族解放和獨立，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第一代領導人，基於國際主義精神和對中越共同地緣政治利益的認識，以非凡的戰略眼光和無畏的勇氣，帶領中國人民，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抗美兩場獨立解放戰爭，並為此付出巨大犧牲。當時中越關係堪稱「同志加兄弟」。

　　20世紀70年代末，中越邊境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裝衝突，兩國關係降至最低點。

　　1990年9月3日至4日，越共總書記阮文靈、越南部長會議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顧問范文同訪問中國，與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在四川成都舉行高層會晤，雙方達成了「結束過去，開創未來」的共識，這成為中越關係的轉折點。

　　1991年11月，應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的邀請，新任越共總書記杜梅和政府總理武文傑率團訪華，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分別同他們進行了會談。中越兩國宣布實現關係正常化。

　　與此同時，兩國還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於處理兩國邊境事務的臨時協定》（以下簡稱「《臨時協定》」）。雙方決定維持邊界現狀，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國之間存在的邊界領土問題。

　　雙方領導人認識到，中越要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必須正視、解決邊界領土問題。

　　邊界領土複雜敏感

　　1993年3月，我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中國同亞洲國家的周邊事務等，中越關係始終是我最關注的事情之一。

　　中越關係歷史淵源很深，但交織著一些恩恩怨怨，不少問題都牽動民族感情，複雜敏感，特別是邊界領土問題，處理起來非常棘手。

　　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處理邊界問題，要研究歷史，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才能明辨歷史是非，找到解決辦法。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利用晚間閱讀了大量關於中越關係的檔案資料，對於中越邊界問題有了一些了解。

　　中越邊界領土問題，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即陸地邊界、北部灣海洋劃界和南沙群島問題。

　　陸地邊界問題是歷史遺留的。

　　中越陸地邊界自中、越、老三國交界處的十層大山起，大體由西北向東南，蜿蜒而行，由雲南段轉入廣西段，一直到北侖河流入北部灣處止，全長1347公里。

　　中越陸地邊界是已定界，它是在中越之間歷史形成的傳統習慣線基礎上，由中國清朝政府和作為殖民當局的法國政府於19世紀末通過《續議界務專條》和《續議界務專條附章》等15個劃界和勘界文件（以下簡稱「中法界約」）劃定的。其中，雲南段邊界線長710公里，山高嶺大，主要以分水嶺為界，中法勘界后樹立了70塊界碑；廣西段長637公里，多為喀斯特地貎，主要以山脊線為界，中法勘界后樹立了240塊界碑。中越邊界部分地段沿河流、河溝和小溪劃定。

　　對於這一通過國際條約劃定的邊界，中越兩國歷屆政府都是承認的。

　　中越陸地邊界基本走向是清楚的。只是由於各種原因，在某些局部地段，雙方對邊界線的準確位置和具體走向有不同的認識，因而存在一些小塊爭議地區。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和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曾於1957年、1958年兩次通過交換信件確認，在兩國政府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之前，雙方均應嚴格維持邊界現狀。

　　北部灣海洋劃界問題是隨著現代海洋法的發展，中越兩國作為沿海國將主權向海洋擴展，海洋權益主張發生重疊而產生的。

　　北部灣是一個半封閉海灣，位於南海西北部，東北西三面被中越兩國領土所環抱，最寬處為184海里，最窄處為112海里。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中越在北部灣不存在爭議。雙方各自在此從事航運、漁業和海洋科研活動，從未發生過衝突。兩國政府曾先後於1957年、 1961年和1963年三次簽訂漁業協定，對涉及各自3—12海里領海的漁業管轄權以及雙方漁業合作問題做出規定。對於距離兩國領海基線3—12海裡外的海域，三個協定均視為兩國漁民的共同捕魚區，實行「公海自由原則」，即兩國漁民按照世代相傳的古老習慣，可自由進入進行捕撈作業，由此形成了兩國漁民在北部灣的傳統漁場和傳統捕魚權。

　　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現代海洋法的發展，沿海國將國家主權由領海向外擴展，逐步確立了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法律制度。據此，中越兩國都提出了將國家主權擴展到北部灣各自領海外全部海域的海洋權益主張。雙方主張產生了重疊和衝突。就此，中方的一貫立場是，雙方應參照國際法和國際實踐，通過談判予以解決。

　　南沙群島分佈於北緯3度37分至12度40分和東經108度10分至119度之間，是南海最大的一組島礁群，由大約230多座島嶼、暗礁、淺灘、沙洲組成，包括25座島嶼、128座露出水面或隱於水中的岩礁和77座露出水面或隱於水中的灘沙。

　　南沙群島自古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人民最先發現南沙群島，此後中國政府即對南沙群島行使管轄，並從很早起就將南沙群島納入中國的版圖。歷史上，南沙群島曾一度為日本所侵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國政府收復了南沙群島。此後，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在國際上並不存在爭議。

　　1983年，中國政府在原來命名基礎上，對189個島嶼、沙洲和礁灘群體和個體進行了重新命名，再次宣示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

　　自1975年起，越南開始對南沙和西沙群島提出領土要求。

　　對於這個問題，中國政府的立場是明確的，即中國對南沙群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主權問題不容談判。同時，我們主張可以在南海有關爭議海域探討實現「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以利於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

　　這就是我接手亞洲事務時，中越邊界問題的基本態勢。

　　正視問題啟動談判

　　20世紀70年代，中越曾兩度舉行過邊界談判，主要討論了陸地邊界問題和劃分北部灣問題，基本上未涉及南沙群島問題。

　　當時，由於種種原因，兩國之間說是在進行談判，實際上是進行論戰，你說你的理由，我講我的道理。那個時代，雙方通過談判解決陸地邊界和北部灣劃界問題的條件和時機還不成熟，因此兩次談判均無果而終。

　　此後，中越兩國在陸地邊界、北部灣和南沙群島的糾紛和爭議不斷，導致多起流血衝突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兩國關係全面惡化。

　　在邊界領土問題上，中越兩國曾經兵戎相見，有血的教訓。

　　事實上，在實現中越關係正常化后，雙方部分官員和一些普通民眾之間的敵對情緒仍未完全消除，兩國之間經常發生爭議，陸地邊境、北部灣和南海都難以保持平靜和穩定。

　　我們意識到，中越之間在陸地邊界、北部灣和南海的矛盾和衝突如果持續下去，勢必對兩國關係產生消極影響。隨著中越兩國各方面關係的全面恢復，落實兩國領導人在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之際所達成的共識，通過談判解決邊界領土問題被提上了外交日程。

　　1992年12月李鵬總理訪問越南，同越南領導人舉行會談，雙方就解決兩國邊界領土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並達成共識，同意在繼續舉行專家級談判的同時儘早開始政府級談判；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就解決邊界領土爭議問題的基本原則達成一致，並根據這些原則加速談判進程，早日解決包括海上和陸地領土爭議問題；在談判解決前，雙方均不採取使邊界領土爭端複雜化的行動。

　　至此，中越兩國高層就適時建立和啟動兩國政府級邊界談判機制達成了共識。

　　實際上，在李鵬總理訪問越南之前，1992年10月，中越兩國專家已經就邊界問題在北京進行了首輪接觸。中越兩國領導人達成共識后，1993年 2月，雙方又在河內舉行了新一輪邊界專家小組會談。雙方討論了兩國陸地邊界和北部灣海洋劃界問題，也談到了維護邊境地區和北部灣地區的穩定等問題。通過接觸，中越雙方對彼此立場有了一定的了解。

　　此後，根據兩國領導人關於在適當時候舉行政府級邊界談判的共識，並結合中越專家小組兩輪接觸的情況，我多次組織外交部等有關部門和省、區以及專家學者對中越關係進行評估，對通過談判解決邊界領土問題的可能性進行了研究。

　　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經中央批准，成立了外交部和其他有關部門組成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我被任命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

　　確立原則建立機制

　　隨即，我們進入了談判的前期準備工作。

　　在充分研究越方以往立場的基礎上，我們起草了《關於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陸地邊界和劃分北部灣問題的基本原則協議》（以下簡稱《基本原則協議》）中方草案，內容涉及雙方談判機制、推進步驟以及有關政治、外交的原則和國際法依據等。

　　通過這個草案，我們希望向越方傳達一條重要信息，即中方對談判的態度是積極、務實和建設性的，雙方可以為最終解決有關爭議問題打下良好的基礎。

　　為了促使雙方儘快達成一致，我們把《基本原則協議》中方草案提前交付越方，並給予越方充分時間進行研究和提出反饋意見。

　　在中越政府級第一輪邊界談判正式舉行前，越方即對中方草案做出了較為積極的回應。

　　1993年7月22日，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在新加坡會見越南外交部長阮孟琴。錢其琛表示，希望中越雙方共同努力，使政府級談判取得進展，爭取就一些問題達成一致，作為談判的階段性成果，雙方可簽署一個關於解決邊界領土問題的原則性文件，可稱之為《基本原則協議》。

　　阮孟琴表示基本贊成。

　　1993年8月24日至29日，中越政府級第一輪邊界談判在北京正式舉行。

　　我擔任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越南外交部副部長武寬擔任越南政府代表團團長。在五天時間裡，雙方共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和兩次單獨會談，雙方專家小組還舉行了兩次會議。

　　我主持了第一次全體會議，並根據越方提議首先發言。

　　我表示，在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越兩國已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新形勢下，雙方舉行政府級邊界談判具有重要意義。

　　接著，我全面闡述了中方對這次談判的設想。我開門見山地說，解決中越邊界領土問題應本著先易后難的原則。雙方應集中精力，以中法界約為基礎解決陸地邊界問題，根據國際法並參照國際實踐，按照公平原則劃分北部灣。就此，我提出了具體建議，包括談判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步驟。

　　關於南沙群島問題，我在發言中說，考慮到這一問題非常複雜，雙方可探討在南海有關爭議海域「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安全和穩定。

　　此外，我還就緩和雙方爭議提出了一些意見，包括雙方共同致力於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避免因南沙群島主權爭議一時無法解決而影響兩國關係的發展等。

　　對於我發表的意見，武寬做了積極回應。他說，越方基本同意《基本原則協議》中方草案關於陸地邊界和北部灣劃界的有關內容，越中雙方在以法中界約為基礎解決陸地邊界問題上達成了高度一致。武寬表示，越方同意同中方就劃分北部灣問題進行談判，這本身就體現了越方最大程度的靈活性。

　　武寬是一個職業外交官，面容清癯，待人彬彬有禮，風度儒雅。他年輕時曾在中國廣西桂林學習，對中國非常了解。他1955年進入越南外交部工作后，曾擔任俄語高級翻譯，多次隨越南領導人訪問蘇聯，外交經驗頗為豐富。

　　武寬平時不露形色，但在第一輪會談中，當他講到北部灣對越方的重要性時，顯得有些激動。他說，北部灣和越南猶如母與子，北部灣養育著越南10省1500萬人民，對於越南十分重要。越方難以接受中方關於按照公平原則劃分北部灣的意見。

　　接著，武寬提出了「長沙群島」和「黃沙群島」問題，要求將「長沙」、「黃沙」問題寫入雙方共同的《基本原則協議》草案文本。（越南把我們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稱為「長沙群島」和「黃沙群島」。）

　　針對武寬的發言，我首先總結了雙方在陸地邊界問題上的共識，並予以充分肯定。隨後，我闡述了中方對北部灣的看法。

　　我也略帶激動地說，北部灣是中越兩國共有的海灣，它不僅對越南十分重要，對中國同樣至關重要，它被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東省、海南省4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所環抱，養育著三省區1。1億人民，它也是廣西、海南的海上重要通道。北部灣不僅同越南地理關係密切，更是中國山水的延伸。因此，按照公平原則劃分北部灣，對於兩國和兩國人民都有好處。

　　然後，我闡述了中方關於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立場。我明確指出，中越邊界談判不涉及西沙、南沙群島歸屬問題，中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的立場是不能改變的。

　　我要求越方對此採取現實態度。我說，中越兩國在南沙群島主權問題上的分歧完全是由於越方違背自己對中國主權的承認而產生的。在南沙群島問題上，中方表現了極大的剋制，但是，中方不會同意把南沙問題寫入《基本原則協議》草案。

　　經過反覆磋商，雙方終於就《關於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協議》草案文本達成一致，並簽署了會談紀要。

　　1993年10月18日，我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的名義，專程前往河內，同越南政府代表團團長武寬一起，簽署《關於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協議》。

　　在《基本原則協議》中，雙方確認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通過協商解決兩國包括海上和陸地邊界領土問題，雙方將從實際出發，「目前集中解決陸地邊界和北部灣問題。與此同時，繼續就海上的問題進行談判，以便取得一項基本和長久的解決辦法」。

　　關於陸地邊界問題，《基本原則協議》規定，「雙方同意以中法1887年6月26日簽訂的《續議界務專條》和1895年6月20日簽訂的《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及其所確認或根據其規定製定的各項劃界和立碑文件、附圖以及按規定所立的界碑為依據，核定中越兩國邊界線的全部走向」，解決爭議地區問題，最終簽訂邊界條約。

　　關於中越劃分北部灣問題，《基本原則協議》規定：「雙方同意根據國際海洋法並參照國際實踐，通過談判劃分北部灣。」為此，「雙方應按照公平原則並考慮北部灣的所有有關情況，以取得一項公平的解決辦法。」

　　雙方還同意，儘快在兩國政府代表團領導下，設立陸地邊界聯合工作組和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討論解決兩國有關爭議問題，起草邊界條約和劃分北部灣協定，呈交兩國全權代表簽署。

　　《基本原則協議》為兩國最終解決邊界領土問題，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訪問期間，我與武寬舉行會談，討論了邊界談判問題和雙邊關係問題。我還拜會了越南外長阮孟琴。

　　我同越方達成了兩條重要的共識，即：第一，本著先易后難的精神，談判解決陸地邊界和北部灣劃界問題；第二，在解決過程中，雙方應努力保持陸地邊界和海上平靜，避免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考慮到這是我第一次訪問越南，《基本原則協議》簽署后，越方專門安排我瞻仰了胡志明主席遺容，參觀了胡志明故居和河內文廟。

　　胡志明主席是越南人民偉大的領袖，我對這位革命前輩十分敬重，讀過他的漢語詩文，知道他酷愛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充滿友好的感情。胡志明早年曾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老一輩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越南主席府是一幢米黃色的法式建築，坐落在一片綠蔭叢中，風格莊嚴、樸素。

　　胡志明故居坐落在主席府的大院里。據越南同志介紹，越南解放后，胡志明儘管已經擔任了越南最高領導人，但並沒有搬進主席府大樓居住和辦公，而是在大樓背後的樹林中建造了一座小小的高腳屋，在這裡主持政治局會議，指揮作戰，繼續過著貼近大自然的簡樸生活。

　　這次參觀胡志明故居，使我進一步了解到胡志明的高尚道德風範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對他肅然起敬。

　　在河內，參觀文廟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文廟，顧名思義，是紀念中國古代哲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地方。文廟是河內保存比較完好的古建築群，佔地40畝。文廟的建築物上有許多中文楹聯。進入文廟，這些楹聯立刻跳入我的眼帘，頃刻間，我感到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氣息撲面而來。

　　文廟正殿里供奉著孔子的雕像，正中掛著一塊「萬世師表」的匾額，上有「康熙御書」字樣。此外，大殿兩側還供奉著孔子七十二弟子的雕像和牌位。

　　這次參觀使我深刻感覺到，中越友好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根基，兩國人民在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很相近。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志明等中越老一輩革命家精心培育的中越友誼，已經深深地根植在兩國人民心裡。這些都是發展中越關係的寶貴財富，我們有責任使之發揚光大。

　　根據中越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和雙方簽署的《基本原則協議》，中越兩國正式舉行邊界談判，並且在談判過程中逐步建立了三個層次的談判機制：

　　第一層次是政府級談判機制，通過兩國各自組成的政府代表團進行談判，談判輪流在兩國舉行，雙方團長輪流主持談判。

　　政府級談判機制主要職責是，就涉及邊界領土的主要和重大問題進行正式談判，指導聯合工作組和專家小組的工作，審查並確認雙方聯合工作組和專家小組的會談成果。

　　在中越兩國先後於1999年12月30日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陸地邊界條約》和2000年12月25日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於兩國在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后，這一機制一直延續下來。

　　第二層次是在政府級談判機制下分別設立的陸地邊界聯合工作組、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和海上問題專家小組的會談機制。兩個工作組和一個專家小組均隸屬於兩國政府代表團。

　　第三層次是在陸地邊界聯合工作組和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之下設立的專家小組，包括陸地邊界走向專家小組、陸地邊界航攝測圖技術專家小組、北部灣聯合專家小組、北部灣測繪專家小組等。

　　陸地談判終獲成果

　　1994年2月22日至25日和3月22日至25日，中越陸地邊界聯合工作組和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先後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了第一輪談判。

　　自此，中越陸地邊界談判進入了解決具體問題的階段。

　　中越陸地邊界，說簡單，也簡單。作為已定界，有舊的條約作為依據。但是，說複雜，也複雜。條約的約文和附圖均存在缺陷，加上經過近一百年來人為和自然因素的作用，造成兩國對邊界線走向的認識存在一些差異，由此產生爭議。

　　這些爭議，在現實中就體現為雙方的利益衝突，既有國家利益，也涉及邊民生產、生活的切身利益。邊境上一小片不起眼的插荒地，往往就是一村一戶的口糧和生活來源。

　　在中越陸地邊界聯合工作組第二輪會談中，雙方通過交換陸地邊界主張線地圖，確認兩國邊界主張線的不一致地區共289處，涉及面積約233平方公里，其中因技術原因造成的畫法不一致的地區共125處，涉及面積很小，僅約6平方公里；而雙方爭議地區達164處。涉及總面積227平方公里。這些爭議地區大多涉及邊民的實際利益，談判解決的難度很大。

　　在核對邊界線走向過程中，我們向越方提出了三點建議。

　　第一，以中法界約及其所確認或根據其規定製定的各項劃界和立碑文件、附圖以及按規定所立的界碑為依據，核定中越兩國邊界線的全部走向。

　　第二，對經過反覆核對后仍然不能就邊界線走向和界碑位置認識取得一致的地段，雙方將共同進行實地勘察，考慮該地區存在的各種情況，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友好協商，尋求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

　　第三，經核定邊界線后，一方超過邊界管轄的地區，原則上應無條件歸還另一方，其中個別地區，從便於邊界管理出發，可由雙方通過友好協商，本著互諒互讓、公平合理的精神予以適當調整。

　　此後，陸地邊界聯合工作組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核對164處爭議地區的邊界線走向。

　　1997年7月，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訪華，江澤民總書記同他達成重要共識，要求雙方談判人員積極努力，爭取2000年前簽署兩國陸地邊界條約。

　　1999年2月，越共中央新任總書記黎可漂訪華。江澤民總書記同他會談。兩國領導人確定了發展兩國關係的16字方針，即「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確立了進入21世紀兩國關係的發展框架。

　　雙方一致認為，早日解決兩國邊界領土問題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雙方決心加快談判進程，提高工作效率，在1999年內簽署陸地邊界條約，共同把兩國邊界建設成為和平、友好、穩定的邊界。

　　雙方還就解決陸地邊界的居民點問題達成重要共識，即尊重兩國邊民長期居住、生產和生活情況，不要因劃界引起兩國邊民的巨大震動。

　　中越兩國領導人所達成的上述兩項共識，為中越陸地邊界談判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有力地推動了談判的進程。

　　根據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我著力推動越方下決心以務實的態度同中方談判，解決陸地邊界爭議地區問題，特別是涉及邊民切身利益的問題。

　　1999年5月，我就陸地邊界談判存在的問題致函越南政府副總理兼外長阮孟琴。我在信中表示，希望越方根據兩國最高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從大局出發，從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本著實事求是和互諒互讓的精神，充分體現誠意，提出剩餘爭議地區的解決方案，妥善解決兩國邊民生產、生活問題，爭取雙方就全部爭議地區的邊界線走向達成一致，確保在兩國領導人規定的期限內結束陸地邊界談判，簽訂中越陸地邊界條約。

　　我建議，雙方對歷史上本無爭議的地區，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予以確認，不擴大分歧，不改變兩國歷屆政府承認的邊界線；對於爭議地區，嚴格按照雙方達成的協議，根據中法界約及符合界約規定的界碑和附圖，確定邊界線走向；對於涉及居民點地區，嚴格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尊重兩國邊民長期居住、生產和生活情況，不因劃界而引起大的震動。

　　阮孟琴副總理兼外長很快做出了回應。他重申越方解決陸地邊界問題的決心，並且表示贊同我關於大力促進陸地邊界談判的意見。他提出，雙方應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在充分考慮各種要素和各方在國家主權、歷史過程、地形、管轄需要、邊民生活等正當利益以及今後維護邊境地區穩定的基礎上，儘快縮小分歧，尋求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辦法。

　　根據雙方達成的共識，我指示中方談判人員，在談判中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充分說明法理依據，要尋求公正、合理的解決辦法。

　　在1999年7月25日出席東盟會議期間和9月11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期間，我兩次會見越南政府副總理兼外長阮孟琴。在討論地區和國際問題之餘，我不失時機地做了一些推動邊界談判的工作。

　　9月11日，我在奧克蘭見到阮孟琴時提出，解決爭議地區問題必須實事求是，建議越方積極考慮體現雙方利益大體平衡的總體解決方案，雙方可就此達成諒解，以指導陸地邊界聯合工作組的工作。我還明確表示，希望越方談判人員能嚴格落實兩黨總書記就解決居民點問題達成的重要共識。

　　阮孟琴是一個很精明的人。他1929年出生於越南義安省的榮市，50年代初曾在北京俄語學院學習俄語，先後在匈牙利、德國、蘇聯擔任大使，是一位資深外交官，深諳談判之道。

　　聽我說完這番話后，阮孟琴表示，越方理解中方觀點，願做更大的努力，尋求解決有關問題。

　　經過外長級、政府代表團團長、聯合工作組和專家組各個層次談判人員反覆做工作，越方終於在1999年10月20日至28日兩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北京臨時會晤時，明確接受了我提出的雙方利益大體平衡和一攬子解決的構想。

　　此後，中越雙方在談判中均打出了一攬子解決方案，包括對敏感和難點問題的解決方案，並且就此達成初步共識，使中越陸地邊界談判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雙方又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談判，最後就爭議地區的邊界線走向全部達成一致。

　　此後，雙方談判工作人員在20天的時間內，密切合作，夜以繼日，最終就中越陸地邊界全線走向和邊界條約草案全部條款達成一致，並完成了條約文本和附圖的製作。

　　在條約正式簽署之前，中越雙方舉行了條約草簽儀式。雙方團長需要在協議文本的每一頁和每一張附圖上都簽上姓名，這一簽字構成對條約文本的認證。由於條約附圖數量龐大，僅簽字就簽了一個多小時。

　　1999年12月30日，在新的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我專程飛往越南首都河內，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陸地邊界條約》簽字儀式。

　　簽字儀式於30日晚在越南國家會議中心舉行。我和越南副總理兼外長阮孟琴分別代表中國和越南正式簽署了《中越陸地邊界條約》。

　　在簽約儀式上，我做了簡短致辭。我說，《中越陸地邊界條約》的正式簽署，標誌著雙方把一條和平、友好、穩定的陸地邊界帶入21世紀，不僅將直接造福於兩國邊境省份的人民，而且對促進中越兩黨兩國關係，促進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全面合作，促進本地區和平與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

　　2000年4月29日，中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決議，批准了《中越陸地邊界條約》；同年6月9日，越南第十屆國會第七次會議也通過決議批准了這一條約。

　　2000年7月6日，中越兩國在北京舉行了《中越陸地邊界條約》互換批准書儀式。至此，《中越陸地邊界條約》正式生效。

　　2000年11月，中越兩國根據《中越陸地邊界條約》的規定，在兩國邊界談判政府代表團之下成立了聯合勘界委員會。至2008年底，完成了全部實地勘界立碑工作。為此，雙方用了八年時間。

　　海洋劃界中國首例

　　中越啟動邊界談判以來，陸地邊界談判和北部灣劃界談判一直同時進行。此前，中國已同十個國家談判簽訂了陸地邊界條約或協定，在陸地邊界談判方面，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海洋劃界談判對於中國外交來說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因此，中越關於北部灣劃界談判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實踐。

　　在北部灣劃界談判過程中，曾出現過許多困難和曲折，每前進一步都需要付出大量辛勤勞動。

　　談判初期，氣氛尚好。但是，隨著談判逐步進入實質性階段，雙方之間傳統立場的對立、現實利益的衝突漸漸凸顯出來。

　　在《基本原則協議》簽署后，中越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剛剛進入第二輪會談，就遇到了重重困難。

　　1994年8月，中越政府級第二輪邊界談判在即，中越雙方在海上的矛盾變得十分突出。

　　我們原來以為，雙方達成《基本原則協議》並且啟動了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的會談，雙方在北部灣的衝突可以減少或者避免，北部灣的緊張局勢會逐漸緩和下來。

　　豈料，事情並非如此。

　　中越啟動北部灣聯合工作組會談后，在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內，中越雙方在北部灣的衝突有增無減，並有加劇之勢。在這半年中，越方加強和擴大了對北部灣爭議海域的實際管轄，居然否定中國漁民在北部灣傳統漁場的捕魚權，試圖造成一種既成事實。

　　在赴越談判前，我召集中方談判班子，對有關情況進行了認真分析和研究。

　　當時，在北部灣，我們海上力量和實際控制能力並不比越方弱。只要我們嚴格遵循國際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雙方已經簽訂的《基本原則協定》，我們有信心、有耐心，假以時日，一定會說服越方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比較棘手的問題反倒是越方不斷在北部灣傳統漁場抓扣中國漁民和漁船的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涉及漁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儘快解決。

　　我們希望，中越雙方能夠坐下來好好談談，解決這一問題。

　　在赴越談判前，我8月初專程去了一次海南省，聽取了時任海南省省長阮崇武同志對中越北部灣海洋劃界談判的意見。其間，我曾赴北部灣沿岸進行實地調查。

　　在瓊海潭門鎮和臨高調樓鎮，我到漁民家中訪問，並且登上停泊在漁港中的漁船，傾聽漁民們親口講述他們祖祖輩輩在北部灣傳統漁場生產作業的情況和他們最近在傳統漁場捕魚遭到嚴重干擾的事實。

　　站在漁港碼頭上，望著風平浪靜的海灣和港內無數的漁船，呼吸著略帶海腥味的空氣，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領土邊界，國家關係，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關的現實問題。作為一名外交官，要深入基層，了解民生，了解實際情況，才能真正知道自己肩上的責任，把人民利益和外交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在談判中不負國家和人民的重託。總之，外交也必須為改善民生、維護社會穩定服務。

　　1994年8月15日至18日，中越第二輪政府級邊界談判在河內正式舉行。我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這次談判。

　　越方團長武寬主持會議並首先發言。他闡述了越方對陸地邊界、北部灣劃界和南海問題的立場和主張，對雙方陸地邊界談判所取得的進展予以高度評價。

　　接著，我做了長篇發言，重點談了中方對北部灣劃界問題的立場。

　　我首先表示，贊同武寬對陸地邊界取得進展的評價，同時指出，為了使邊界談判保持良好的氣氛，在最終解決問題前，雙方應嚴格遵守《臨時協定》關於按照該協定簽訂之時的邊界管轄狀況進行管理的規定，雙方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需要加強對工作人員和邊民的教育。

　　然後，我從歷史、法理、國際關係和國家實踐的角度闡述了中國漁民在北部灣的傳統捕魚權，指出中國廣西、海南和廣東三省區有近138萬漁業人口，捕魚權問題直接關係到漁民的生計和社會穩定。

　　我嚴肅地告訴越方，在雙方就劃分北部灣達成協議前，越方應該尊重中國漁民在北部灣包括爭議海域的傳統捕魚權。中國政府不能容忍再次發生越方武裝船隻抓扣中國漁民和漁船的事件。

　　我指出，談判劃分北部灣，中國漁民的傳統捕魚權是公平劃界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僅如此，中越談判劃分北部灣，最終還需要以某種法律形式把中國漁民這一權利確定下來，對兩國在劃界后的漁業合作問題做出妥善安排。

　　18日，我同武寬再次進行了磋商，就雙邊關係以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正式會談后，我又以朋友的口氣個別提醒武寬，維護北部灣的安寧對於邊界談判和兩國關係的發展至關重要，一定要妥善處理好有關問題。

　　訪問期間，我還會見了越南國家主席黎德英和副總理兼外長阮孟琴。黎德英主席訪華時我曾全程陪同，他在會見中請我轉達越南領導人給江澤民主席的口信。他表示，越中兩國在社會制度、現行政策方面有許多基本共同點，越南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和各階層人士在發展同中國友好關係問題上高度一致，越中關係只能起，不能落。對此，越南領導人是有決心、有信心的。

　　中越邊民習俗相通

　　1994年8月19日，我們啟程從陸路回國。

　　從河內到南寧，當時走陸路需花十個小時。其實，從河內到友誼關只有180公里，只是由於越南公路狀況不太好，要走上六到七個小時。但走陸路可以看一看越南北部省份的情況，也可以到中越邊界進行實地考察。

　　第二天清晨我們早早起床，簡單用餐后，就出發了。我們車隊經過市郊，越過紅河大橋，離開河內。

　　不久，我們即賓士在紅河三角洲大平原上。我自車窗向外望去，一馬平川，視野寬闊，道路兩邊溝渠縱橫，阡陌村舍，錯落有致。

　　我們沿著越南一號公路一路北行，地勢由低及高。車過北寧，我們進入越南北部山區，視野漸漸由寬變窄，很快我們就穿行在山區公路上。

　　我注意到，公路兩側越南的農戶家門上貼著對聯，不僅有用越文書寫的，還有用中文書寫的。看來，貼對聯這一習俗，在越南民間也十分盛行。

　　經過北江，我們到達了越南諒山，這裡距離中越邊界已經很近了。在越方安排下，我們參觀了農貿市場。當時，中越邊貿開通時間不長，但是發展很快。在市場上，有不少來自中國的產品，其中以輕工產品居多。當地人告訴我，在這裡最受歡迎的是中國生產的啤酒。

　　我們終於在當天下午1點40分抵達友誼關。我步行穿過友誼關口，回到祖國境內。

　　稍事休息后，我們代表團一行即登上金雞山炮台，考察中越邊界情況。

　　金雞山炮台建立在友誼關西南側拔地而起的懸崖峭壁上，是清代抗法名將蘇元春督部將、兵勇和工匠修築的，由鎮南、鎮中、鎮北三座炮台構成，每座炮台上均裝有德國克虜伯兵工廠生產的大炮。

　　金雞山炮台是清代沿中越邊界廣西段「七十二連城」大小炮台防禦體系的一部分，在中法戰爭中曾發揮重要的作用。

　　清代中法劃界，凡中方建有炮台的地方，均被劃在中方境內。對此，中法界約關於邊界線走向的敘述和地圖，或有記錄或予以標註。

　　金雞山海拔只有511米，但是山勢挺拔，雄奇險峻，是方圓數十里的制高點，在群山中金雞獨立。它又因位於友誼關的右側而稱右輔山，與友誼關左側的左弼山互為犄角。

　　站在金雞山頂，放眼眺望，中法界約規定的東路第15號界碑至20號界碑的邊界線沿著山嶺蜿蜒起伏，其大致走向一目了然。

　　我深感，中越兩國山水相連，解決爭議、劃定邊界、消除齟齬，有利於兩國人民和睦相處，互惠合作，造福子孫後代，這是歷史和現實賦予我們的使命，責任重大。

　　協議劃界超越分歧

　　中越政府級第二輪邊界談判后，劃分北部灣談判遭遇到嚴重困難。

　　在談判中，越方不斷強化自己的主張，聲稱北部灣早已由中國清朝政府和法國政府按照中法界約的所謂東經108度3分13秒線劃定。

　　在1995年6月20日至22日於河內舉行的中越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第五輪會談中，雙方發生激烈爭論，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這種情況在整個中越邊界談判進程之中是絕無僅有的一例。

　　1995年7月13日，中越第三輪政府級邊界談判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正式舉行。作為東道主，我主持了這次談判。會談伊始，我即開宗明義，從歷史、現實和法律的角度全面、深入、系統地闡述了中方在北部灣劃界問題上的立場。

　　我指出，《基本原則協議》簽訂以來，越方單方面擴大對北部灣的控制，公布北部灣中間區的招標區塊，在北部灣中國漁民作業的傳統海域，抓扣進行正常作業的中國漁船和漁民，對中國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越方在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第五輪會談中重提東經108度3分13秒線的主張，立場倒退，對此中方十分關注。

　　我敦促越方顯示誠意，妥善處理兩國在北部灣的漁業糾紛，重新回到通過談判劃分北部灣的道路上來。

　　聽到我這番話，武寬表示，越方於1993年同中方簽署《基本原則協議》，實際上已打破兩國20世紀70年代在劃分北部灣問題上的僵局。他請中方相信，越方不會倒退，也不會走回頭路。對此，越南領導人是有決心的。

　　本輪談判期間，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會見了武寬。我們還安排武寬到山東訪問。

　　從山東回到北京后，武寬告訴我，他訪問了曲阜孔子故里，山東的發展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國后，武寬還以筆名發表了「訪孔子家鄉」一文，刊登在越南《國際周刊》上。文章最後說，中越「昔日之聯繫已深深紮根於歷史沃土之中，今後世世代代沒有理由不使它更加根深葉茂」。

　　中越關於北部灣是否業已劃分的爭論，直到1995年11月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訪華，才有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結論。

　　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重申在兩國曆次高層會晤達成的原則基礎上，本著大局為重、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友好協商的精神，根據國際法，參照國際實踐，通過和平談判，妥善解決兩國間存在的邊界領土問題。兩國領導人達成共識，推動雙方超越過去的分歧，結束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於北部灣劃界的爭議，確立了整個談判的政治框架和雙方努力的方向，促使中越邊界談判走上正軌。

　　1996年2月14日，我前往中越邊界的憑祥/同登口岸，參加慶祝桂越鐵路恢復通車儀式。中越雙方先後在中國憑祥和越南同登舉行了慶祝儀式，儀式隆重而熱烈。

　　我和越南副外長武寬分別在慶祝儀式上致詞。雙方都充分肯定了桂越鐵路在中越交往史上、在中國支持越南抗法和抗美戰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雙方都認為，這次恢復通車預示著中越兩國關係的發展具有更加廣闊的前景。

　　通車儀式后，應武寬之邀，我前往越南諒山，就雙邊關係和邊界問題進行磋商。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諒山。相隔僅一年多，這個邊境城市得益於中越邊貿的發展，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市面上店鋪多了，顯得更熱鬧、更繁榮了。沿街有許多廣告牌是用越中兩種文字書寫的。

　　在諒山市的金山賓館，我和武寬舉行了會晤。

　　我就陷於停頓的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會談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北部灣劃界談判應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大局為重，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友好協商」的共識為指導思想，以1993年雙方簽署的《基本原則協議》為法理依據。第二，雙方應繼續就各自提出主張線的依據和其他相關因素交換意見。中方將適時提出自己的主張線。第三，雙方應就公平原則達成一個內部諒解。同時，在劃分北部灣談判的全部過程中，雙方必須對兩國漁民在北部灣的正常作業做出適當、合理的安排。

　　武寬基本同意我提出的三點建議。他同時表示，越方將堅持通過談判解決北部灣海洋劃界問題。但是，對於保障中國漁民在北部灣的正常作業問題，武寬僅表示，只有在北部灣劃界完成後才能予以考慮。

　　對此，我明確地指出，不能把北部灣劃界同保障中國漁民在北部灣的正常作業問題割裂開來，漁業問題本身就是北部灣劃界談判的一項重要內容，希望越方重視中方對漁業問題的關切。我強調，中方對漁業問題的關切自始至終是認真的，不會因劃界而犧牲漁民利益。

　　1996年3月4日至11日，中越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第六輪會談在北京舉行。雙方就公平原則深入交換意見，確認公平原則是劃分北部灣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原則，同意儘快交換各自主張線。這使中越劃分北部灣談判又重新走上正確軌道。

　　1996年9月18日至23日，我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率團參加了在越南河內舉行的中越政府級第四輪邊界談判。

　　在會談中，我著重從國際法的角度闡述了中方關於公平劃分北部灣的構想。我指出，中越在北部灣的總體政治地理關係大致平衡，這一地緣政治現實構成劃界應予以考慮的最基本的有關情況。兩國在北部灣的海岸構成雙方海洋權益主張的基礎。

　　我建議，雙方考慮兩國在北部灣海岸相鄰又相向、海岸線長度相差不大等情況，實現雙方利益大體平衡的目標。這一目標法律上是公平的，政治上是友好的，經濟上是合理的，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武寬表示，中方對劃分北部灣的構想做出了全面、深刻的闡述，他將如實向越南領導人報告。接著，他闡述了越方的觀點。他說，越方認為，劃界首先應予以考慮的是地理因素，包括考慮特殊自然地理因素。

　　武寬還說，北部灣是越南北方的出海口和國際交通要道，對於越南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他提出，在北部灣劃界中，中國海南島不能與越南大陸相提並論。

　　對此，我當即指出，海南島是中國僅次於台灣島的第二大島，海南是中國的一個省。它在整個南海中是一個島嶼，但是相對北部灣而言，它是中國陸地領土和海岸的一部分，根據國際法並參照國際實踐，海南島在劃界中理應與越南和中國大陸海岸一樣，構成海洋權利的基礎並且享有同等的劃界效力。

　　最後，我再次希望越方認真研究中方的北部灣劃界主張和方案。

　　在這輪談判中，雙方同意成立一個聯合專家小組，就有關劃界方案線問題進行非正式磋商。

　　

　　1996年9月18日，我和武寬副外長舉行了中越副外長定期磋商，就雙邊關係、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19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陳德良會見了我和中國政府代表團一行。

　　1996年至1997年，兩國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又舉行了三輪磋商，雙方就北部灣海洋劃界的主張線問題非正式交換意見，由於分歧很大，談判未能取得突破。

　　1997年7月，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訪華。我與隨同訪問的越南政府邊界委員會主任陳公軸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會談，重點就劃分北部灣面臨的困難交換了意見。我明確指出，談判難以取得突破，關鍵是雙方未就實現利益大體平衡的目標達成一致。

　　此後，我還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的名義，主持了1997年8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越政府級第五輪邊界談判及副外長級磋商。

　　在這輪談判中，中越就啟動陸地邊界條約起草小組達成一致。在劃分北部灣問題上，雙方非正式交換了主張線，同意最大限度地擴大共識、縮小分歧，努力使雙方主張相互靠攏，同時維持聯合專家小組的非正式磋商機制，爭取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劃界方案線。

　　在談判結束后，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接見了武寬副外長一行。

　　北部灣劃界所涉及的漁業問題是我自始至終所牽掛於心的一個重大問題。

　　從1992年中越重啟邊界談判起，我多次同越方談到這個問題，強調雙方劃分北部灣的談判要同時解決劃界和漁業問題。

　　在中越劃分北部灣談判整個過程中，中方曾多次就越方武裝船在北部灣抓扣中國漁民問題提出嚴正交涉。

　　直到談判最後階段，這一問題已明顯地成為阻礙談判向前邁進的最大障礙時，越方才終於明白過來，並且理解了中方為什麼那麼堅持，一定要同時解決劃界和漁業問題。

　　事實上，我們如此重視漁業安排，是因為這個問題涉及漁民的生計，關係到國家和政府是否對人民負責，是一個政治問題，影響到當地社會穩定。

　　但是，當時越方談判人員難以理解中方在這個問題上為什麼一直堅持不讓。

　　為此，我多次向繼我之後擔任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的王毅同志做了交代並謀商對策。我們一致認為，可以通過高層予以推動。

　　1999年2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黎可漂訪華，江澤民總書記同他會談，雙方就在2000年內解決北部灣劃界問題達成共識。

　　1999年12月，我在出席《中越陸地邊界條約》簽字儀式后，前往拜會越共中央總書記黎可漂。

　　會見中，我著重從政治角度談了中國領導人對北部灣漁業問題的重視和考慮，並特別提及江澤民總書記曾向黎可漂總書記提出關於「北部灣的劃界與北部灣的捕魚安排一併解決」的意見。

　　黎可漂總書記表示，就此問題，他已同越南其他領導人仔細商量了，願做出積極回應。他說，兩國水產部門可以馬上就北部灣漁業問題進行商談，漁業談判可以同劃界談判同時進行。

　　黎可漂總書記的這一表態非常重要，為雙方及時啟動漁業談判開了綠燈，並為兩國最終劃界問題和漁業問題一併解決創造了條件。

　　2000年1月28日，越南政府換屆，阮怡年接替了阮孟琴副總理所兼任的外長職務，武寬則出任貿易部長。我和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分別向他們兩人致電錶示祝賀。

　　在接到我的賀電后，阮怡年非常高興。1月31日，他向中國駐越南大使李家忠表示，希望把中國作為他上任后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同我進行會談並且拜會中國領導人。我即向阮怡年發出了訪華邀請。

　　2000年2月24日至26日，越南新任外長阮怡年正式訪華。朱鎔基總理和李鵬委員長分別在中南海紫光閣和人民大會堂接待廳會見了他。

　　25日，我同阮怡年外長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正式會談。

　　阮怡年溫文爾雅，頗有學者風範。他1954年進入越南外交部工作，60年代曾在印度留學，後來又在印度工作，先後長達九年，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在會談中，我們就雙邊關係、地區和國際形勢全面交換了意見，我還重點談了北部灣劃界問題。我表示，雙方應下大力氣抓好這項工作，集中解決劃分雙方海域面積比例和漁業安排兩個問題。

　　我說，中國領導人於1995年就提出了體現雙方利益大體平衡的劃界構想，越方領導人也發表過類似談話，只要雙方都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實事求是地探討解決辦法，這些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我表示，坦率地說，中越北部灣劃界，將對雙方漁民傳統作業產生影響，涉及維持北部灣地區的穩定問題，漁業問題已成為北部灣劃界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希望越方儘快啟動漁業談判機制，使北部灣劃界和漁業問題一併得到解決。

　　阮怡年外長表示，他贊同我關於推動北部灣劃界談判的意見，願意同我一起推動談判朝前邁進。他說，越方已充分意識到中方對漁業的關切，雙方可就漁業問題單獨形成一個文件，與北部灣劃界協定同時簽署。

　　2000年4月份，在北部灣劃界談判框架內，中越雙方啟動了漁業專家小組談判。但越方工作層一再以技術原因拖延和推遲談判，不同中方進行實質性磋商。

　　2000年9月14日，我前往紐約參加第55屆聯合國大會。會議期間，我在聯合國總部會見了阮怡年外長，著重就北部灣劃界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

　　我表示，中越劃分北部灣談判已進入關鍵階段。越方同意在北部灣設立共同漁區，這是談判取得的一個重要進展。現在，雙方需要抓緊談判漁業協定，確保劃界協定和漁業協定同時簽署。我還表示，希望越方儘快就劃界雙方所得面積比例問題做出政治決策。

　　阮怡年表示，願意和我一起敦促雙方政府代表團和劃分北部灣工作組加緊工作，朝著兩國領導人提出的方向和目標做出努力。阮怡年並明確表示，越方同意同時簽署北部灣劃界協定和漁業協定。

　　2000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王毅和越南政府代表團團長黎功奉舉行團長非正式會晤，就北部灣試划方案線達成初步協議，使談判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次日，我會見越方團長黎功奉，肯定了雙方團長所達成的共識。我說，兩國團長這次會晤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雙方打破僵局，為談判帶來新的轉機。希望雙方專家能夠按照兩位團長所達成的共識進行工作，形成一條共同的劃界方案線。

　　我還談了我對漁業問題的關注和意見。我表示，希望雙方外交當局共同推動漁業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一攬子解決北部灣劃界問題。

　　2000年11月21日，我就越方漁業專家小組一再拖延漁業談判事致函阮怡年外長，希望加快北部灣劃界談判進程，特別是與劃界有關的漁業談判進程。我表示，在談判進入最後階段的關鍵時刻，雙方應從政治高度大力推動談判，特別是與劃界有關的漁業問題談判，確保年內同時簽署劃界協定和漁業協定。

　　我還提出了最遲在12月5日前結束劃界和漁業問題全部實質性談判的時間表，並且希望阮怡年外長能和我一起從政治層面予以推動，給雙方談判人員下達明確指示。

　　阮怡年外長在復函中表示，越方領導人已就在北部灣建立共同漁區的問題做出了決定，越方願意同中方一起，採取積極態度，商談漁業協定。

　　在兩國外交部的推動下，雙方談判人員進行了最後衝刺。

　　2000年12月12日至14日，中方團長王毅和越方團長黎功奉在河內舉行了第三次團長非正式會晤。經過兩天艱苦談判，雙方就北部灣海洋劃界的主要問題達成了一致，實現了雙方在北部灣的利益和總體面積的大體平衡。

　　12月18日，中越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在第十七輪會談中，落實兩國政府代表團團長達成的共識，確定了劃分中越在北部灣的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方案線，並就各界點的地理坐標和北部灣劃界協定文本全部達成一致。

　　至此，中越雙方在充分考慮北部灣所有有關情況的基礎上，按照公平原則，通過友好協商，克服了重重困難，闖過了一道道難關，最終完成了關於北部灣劃界的所有實質性談判。

　　在北部灣劃界取得成果的同時，雙方漁業專家小組也解決了劃界后的漁業安排問題，包括確定了兩國漁業長期合作的原則，劃定了3萬多平方公里的跨界共同漁區和過渡性水域，共同起草了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文本。

　　回過頭看，中越劃分北部灣談判非常艱難，一波三折，起伏不定。從1992年起，中越北部灣劃界談判前後經歷了八年時間。八年中，雙方共舉行了2 輪專家級談判，7輪政府級談判，3次政府代表團團長非正式會晤，18輪劃分北部灣聯合工作組會談，3輪聯合專家小組非正式會談，6輪漁業專家小組會談和7 輪測繪專家小組會談。談判密度之高，在中國外交史上絕無僅有。

　　2000年12月24日，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應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25日，江澤民主席和陳德良主席舉行正式會談。兩國領導人高度評價了雙方即將簽署的《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和《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會談后，兩國元首共同出席了兩個協定的簽字儀式。

　　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我和越南外長阮怡年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於兩國在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農業部長陳耀邦和越南水產部部長謝光玉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

　　兩協定簽署后，雙方各自按照國內法履行了批准程序。2004年6月25日，中國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批准《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此前，6月15日，越南第十一屆國會第五次會議也批准了該協定。

　　2004年6月30日，中越邊界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和越南政府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副部長武勇在河內互換了《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的批准書，同時，兩國外交部門就《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生效事互換照會。同日，上述兩協定同時生效。雙方還分別將《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提交聯合國備案。

　　《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確定了中越兩國在北部灣的海洋分界線。協定規定，中越北部灣海洋分界線自中越界河北侖河入海口起，大致向南延伸，至協定規定的北部灣封口線止，全長約五百公里。

　　和解之道意義深遠

　　世紀之交，中越雙方經過共同努力，簽訂《中越陸地邊界條約》和《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成功地解決了長期困擾兩國關係的兩個重大問題。這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對中越關係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中越陸地邊界條約》和《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的生效，標誌著兩國把一條和平、友好、穩定與合作的陸地邊界和海洋邊界帶入了21世紀，同時也進一步充實了兩國「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關係框架的內涵，為推動新世紀兩國關係的健康平穩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生效，標誌著中國第一條海洋邊界的誕生。中越通過協商，成功地解決了兩國之間在北部灣的海洋劃界問題，這一實踐符合現代海洋法制度。

　　中越北部灣海洋劃界，充分顯示了中國同有關鄰國通過談判解決海洋劃界問題的誠意，有助於增進中國與周邊海洋鄰國之間的相互信任，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發展，對維護周邊和平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中越解決陸地邊界和北部灣海洋劃界爭議的經驗表明，只有堅持在國際法基礎上，參照國際實踐，尊重歷史和客觀事實，考慮兩國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平等協商，互諒互讓，尋求公正、公平和合理的解決辦法，才能達成雙贏的結果。

　　要達成雙贏的結果，當事國必須尊重歷史，尊重客觀事實。這裡，尊重歷史和尊重客觀事實既不矛盾又互為補充，目的是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更好地了解現實狀況，釐清雙方分歧和爭議，對分歧和爭議的內容、性質和程度做出準確判斷，有利於更好地尋求解決辦法。

　　判斷談判成功與否的標準是雙方基於歷史、地理、主權、管轄和現實政治的權益主張是否合情、合理、合法，雙方的正當權益是否得到了維護。在這個意義上，《中越陸地邊界條約》和《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是中越雙方共同交出的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

白龍島就算沒啦？誰給的？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