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記看優柔寡斷的蔣介石

老馬雜談

      

數年前，由蔣介石家族後人委託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中心檔案館保存的《蔣介石1915~1972年日記》原件陸續對外公開，蔣介石先生終於被徹底褪下了「獨夫、民賊、賣國賊、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反動派頭子和人民公敵」等重重黑厚面紗，真實地走到了越來越多的世人眼前。在筆者所閱讀過的部分蔣介石日記中，竟然還發現了他作為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國家領導人和抗戰最高統帥的另一鮮為人知的性格側面——優柔寡斷。

夫人宋美齡女士經常私下批評蔣介石「性質（格）多消極，多懊悔為恥」，蔣介石先生後來在自己的日記中也承認：「其（宋美齡）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氣概，亦有理也」（1928年6月8日，針對北伐成功後有人批評他對舊勢力的軟弱和不徹底）；「以德報怨故非人情之黨，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寧人負我，我絕不負人，唯有心之所安而已」（1938年12月27日，針對汪精衛逃離重慶投敵事件）；在次年元旦國民黨中央臨時常務會議上，蔣介石針對吳稚暉、林森、張繼及馮玉祥等元老們強烈制裁汪精衛的呼籲，卻說：「無論汪怎麼不對，我們應當寬待他，饒恕他」；「餘一生多少黃金時代與特別機勢，皆為余臨時不決或處無當，以及待至下一時機之意念所誤。‥‥‥以至造成今日之窘境也。」（1948年3月24日）；「往日大好機會，肅奸建國，二十年來屢得屢失‥‥‥所謂政治寬大與民族仁愛之精神，今皆成為自取滅亡之禍根矣。今日政治果真大殘殺與橫霸不可乎？」（1949年1月26日）；蔣先生在棄大陸赴台灣前還深刻總結了自己的失敗教訓：「因循寡斷，巧取自敗」。

畢生崇尚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對孔孟儒家、朱熹、王陽明、曾國藩和胡林翼等先賢哲人道德修養及人格精神推崇備至的蔣介石先生，在與自己的政治軍事對手的長期交鋒中始終尊奉「三驅以為度」和「不打落水狗」的君子準則，他在日記中曾經如是說：「政治勝利至七八分為止，必須讓敵人一條出路，此圍攻必缺之道乎。」（1937年6月3日）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唐生智、李濟深、陳銘樞、陳濟棠、張發奎、蔣光鼐和龍雲等多位與其兵戎相爭或分庭抗禮的地方軍閥，後來均得以重返高位、再握重權或下野賦閑頤養天年之史實足以印證了蔣先生的這一心性特點。

在處理長期對他不恭不敬甚至企圖攫取中國戰場軍事總指揮權的美國將軍兼自己參謀長史迪威的問題上，蔣介石也是忍讓再三甚至進一步讓兩步。1943年10月17日，蔣介石在與到訪的美國空軍補給司令官索摩維爾將軍商妥撤史迪威回國事宜后，又因史迪威一百八十度的悔過認錯而改變了決定，並在日記中寫下「最後允史悔過留任，重加信用，此乃中美關係與戰局影響之一大轉機」（1943年10月17日）；以後為了鞏固中美關係維護抗戰總體利益，蔣還準備任命史迪威擔任「中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最後終因史將軍性格舊病複發甚至加劇，蔣總司令不得不以最強烈態度致電提請羅斯福總統將其召回，他在1944年9月20日的日記中憤怒萬分地抨擊史迪威：「欲奪中國軍隊之全部指揮權，已無所不用其極；以其自私之一念，意置中美合作政策於不顧。」

在蔣介石先生日記中，因其優柔寡斷心性從而最終導致中國後來乾坤徹轉的最典型史實還有如下四大類：

一、在中原大戰中聯手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等勢力出師反對中央政府的桂系軍閥兵敗、首領李宗仁白崇禧倉皇亡命異國時，蔣先生卻沒有「遺將乘勇追窮寇」指揮中央軍一舉進駐廣西，並在不久后只需李白二人發表擁護中央的通電即撤銷了對他們的通緝，和平解決了「兩廣」問題，卻「留下了無窮後患」；對李宗仁馮玉祥反蔣聯軍閻錫山部晉軍兵敗退回山西時，也同樣沒有發揚「痛打落水狗」精神窮追猛打直至盪盡，事後他還在日記中哀嘆「無父無母之身，又過一年矣。人只知我體面尊榮，誰知我處境之痛苦乎？若非為國家為民族為主義，則此身可以遂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還諸我生者。」（1930年12月31日）；不久之後，他又在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日，在日記上記下「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三）省！嗚呼！余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拼以一身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1931年9月18日）；面對強勢日寇在北方逼迫實行「華北自治」，同時華南兩廣「獨立」活動甚囂塵上的特殊局勢，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茹苦負屈，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猶難，何黨國不幸，使余獨當此任也」（1935年11月6日）；而在次年兩廣地方實力派聯合另立「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出兵湖南討蔣」事變平定后，蔣介石為洽商寧粵重新合作建國，在抵達廣州后反而首先登門拜會了事變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宗仁。

二、政府軍於第五次圍剿江西蘇區獲得勝利后，在明知中共殘餘勢力向西南借道雲貴川突圍再北撤的情況下，蔣先生仍因一廂情願的「招安設想」及「趁勢統一西南地區以做抗戰準備」的戰略韜略而故意「放水」，基本聽任紅軍殘部一路西遁北上至陝甘寧地區（1934年12月29日）。

三、「皖南事變」爆發之初，憤怒之極的蔣先生最初在白崇禧、徐永昌及商震等多位激進高級將領的影響下決定撤銷「新四軍」番號，表示即使蘇聯盟友為此停發已運至新疆的軍火也在所不惜，並在日記中寫下：「新四軍案，餘波未息，共黨與蘇俄皆對國際宣傳甚烈，此應早日發表其罪狀，粉碎其陰謀；俄使今正式質問，實為變相之壓迫與恫嚇，余嚴詞正色對之，彼乃技窮。」（1941年1月25日，俄使指前蘇聯時任駐華大使潘又新，蔣則以「皖南事變」純系國家軍令軍紀而非政治或政黨問題，明確回復了俄大使的疑問），但在其優柔寡斷性格特質和國內外壓力影響下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妥協，此舉自然也引起大量軍方高級將領的不滿，國民黨元老張繼先生甚至當場予以痛批。蔣當時也反唇相譏「厲聲痛斥其非」，但事後又懊悔非常並向張繼致歉，蔣先生為此事在日記中竟然連續反省了一個月之久，還留下了「全身遍鱗，心神憂傷」的悔恨之意。

四、抗戰即將勝利，在當時政府絕非無力抗衡中共120萬武裝力量的情況下，蔣介石在日本天皇下「無條件投降」詔書數日後，即於8月14日致電延安中共方面，誠邀毛澤東赴陪都重慶，希望與這位當時中國最大的反政府武裝政治組織領導人面洽國家統一及共同建國大事，邀請遭毛拒絕後，蔣在日記中寫道：「不可不防其突變叛亂也」（1945年8月18日）；次日卻又在日記上寫下「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國」的二次電文草稿（1945年8月19日），並於次日向延安發出邀請電；毛再次拒絕後，蔣介石又在8月23日再次發出邀請電，8月24日中共方面終於接受了邀請。在重慶談判因中共方面在裁減整編軍隊和行政區域分配的要求遠高於政府方面的安排而幾度陷入僵局后，近乎失望的蔣介石赴西昌短暫休息，並在1945年9月27日的日記上記下：「此害國殃民、勾敵亂政第一之罪魁禍首，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自第一個邀請電發出至第一輪談判結束，蔣介石因「為國相忍」原則所束，內心深處竟然經歷了「誠懇忍耐——扣留審判——授勛禮送」等三個大起大落的階段，最後做出了「為毛、朱、周、葉、林等中共組織領導人授發了抗戰勳章后禮送回延安，另擇時間易地再談兩黨合作與共同重建國家事宜」的決定。

如果沒有「蔣介石先生日記」在幾十年後的公開，估計誰都難以想象出這位曾經「太陽穴上帖膏藥、口銜血淋淋匕首、手握快槍、殺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大獨裁者和儈子手」還會有如此優柔寡斷的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