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從經濟的走火入魔到政治的權力潰敗

從經濟的走火入魔到政治的權力潰敗
孫立平
為什麼經濟發展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
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本來人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需要一定物質財富的依託，同時也要改善其他的方面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但很少見到一個國家為了經濟而如此不顧一切的。
原因在什麼地方？我認為主要有三點。
第一、既有的利益格局嚴重依賴增長所提供的增量。從宏觀的層面來說，在這個不斷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原來給的不但得繼續給，每年還得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每年還有新的需要花錢的地方出現，這個錢從哪裡來？只有從增長所提供的增量中來。所以這個社會有一種很強的增量依賴症。從微觀的層面說，只有經濟高速運轉，只有不斷上項目，尤其是上大項目，相關的利益集團才能從中獲益。
第二、越來越脆弱的合法性基礎使得其嚴重依賴於經濟增長。任何政權都得靠一個東西來維護合法性。現在能靠什麼呢？就是畸形的增長。中國的合法性基礎，在改革之前是意識形態，到了「文革」末期時，這種合法性可以說耗光了，轉換到績效的合法性，發展經濟。這次轉換很成功，有了一個新的合法性基礎。但是這樣的合法性基礎，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就已經開始受到質疑，失業下崗的人說了，你是發展了，你將我發展的下崗了；農民說你是發展了，但我收入也沒有增加；城市底層說，你是發展了，我狀況沒有改變，而且好像還在惡化。這樣，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建立在績效基礎上的合法性開始受到質疑。中央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力圖將過去完全靠績效的合法性轉換到公平正義，或者至少得是績效加公平正義上來。但這次轉換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轉換基本上是來自意識形態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這次遇到的是實打實的既得利益的阻力。 原來的合法性基礎越來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礎，既得利益集團又不幹，怎麼辦？只能拚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經濟發展、經濟增長。
第三、除了經濟發展之外，這個社會已經別無依託。上面說到，如此強調經濟發展是因為政權的合法性盡繫於此，但還要看到更深的一層的原因，這就是由於這些年的破壞，我們除了錢和財富之外，已經別無依託。現在自然生態的破壞已經使我們周邊的環境烏煙瘴氣，人們已經無法享受自然，享受青山綠水藍天白雲，只圖環境別給自己馬上帶來疾病。社會生態的破壞使得人與人之間充滿敵意和怨恨，這個社會中已經很少看到人對人的友愛和關懷，更多的是戒備甚至互相攻擊。對人類價值的摧毀已經使人們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蕪，沒有寄託，沒有理想，甚至沒有對正常人性和正常生活的想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我們還有什麼可以作為依託？還有什麼可以作為慰藉？於是只能靠「發展夢」來填充空蕩蕩的靈魂與人生。
走火入魔式的發展何以成為可能？
走火入魔式的發展，可以在一時之間轟轟烈烈，成果輝煌。於是有時也會引來無數人們的艷羨，據說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都有一些人對這種發展感到羨慕不已。勢利的學者也會不失時機地營造一些美好的概念加以概括。所謂「中國模式」就是一例。
然而這種發展模式是不是隨便哪一個國家都可以學習的。因為它背後需要一種體制。
支撐這種發展模式的，一種極為自負的體制。中國恰恰就是這樣一種體制。由於這種體制，我們前三十年是用這種自負運動式地改造了社會；同樣地，也是由於這種體制，我們后三十年用這種自負運動式地發展了經濟。而現在又要把這種自負進一步地推進到所謂「中國夢」。
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的體制化的結果。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舉國體制。這種舉國體制在體育、經濟發展和救災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其實，明白了體育，也就明白了中國經濟。明白了金牌，也就明白了GDP。
舉國體制是總體性權力的產物。它建立在兩個東西的基礎之上。一是權力的全面控制和滲透能力，二是社會各個部分的不能獨立運轉。因此，舉國體制只存在於總體性社會中，在專制社會中是不存在的。因為專制社會調動不了社會的各個方面。
舉國體制的第一個特徵，是政治化，無論做什麼都是為了達到一個政治目的，發展體育贏金牌是如此，經濟發展也是如此。一切出於政治考量，為此不惜違反自然規律，不惜在其他的方面付出代價。
舉國體制的第二個特徵，是運動式的運作方式。有人將這些年的發展方式稱之為「經濟文革」，就是這個意思。正如童大煥所指出的，想不到文革中止、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在「經濟掛帥」的指導下，這種「文革」的做法仍在大行其道，只不過那時候是「政治掛帥」，實行的是「政治文革」，今天則是「經濟掛帥」，實行的是「經濟文革」。
舉國體制的第三個特徵，是全面調動資源，用盡一切手段。比如為了經濟發展而進行的拆遷中，政治與行政的手段，暴力的甚至黑社會的手段，社會的手段甚至株連九族，經濟的手段等等，輪換交替使用。這因為權力是總體性的，滲透於社會各個領域才能做到這一點。比如將直系親屬停職停薪，停止子女上學等作為威脅手段，其他的社會是無法做到的。
需要看到的是，改革開放之後的舉國體制與此前的舉國體制不一樣的。新的舉國體制是在催生了市場，並用權力重組了市場因素之後形成的。如果對這種舉國體製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其內部的具體機制。
（一）動員機制：可以體育、救災、盛會和高鐵為例，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是制度模式通過新舉國體制延伸出來的；
（二）動力機制：可以以強制拆遷為案例，看看權力驅動與市場驅動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
（三）控制機制：可以以輿論和網際網路為案例，權力和市場式如何配合的。現在推進的文化體制改革，就是為了在體制上將兩種機制整合在一起，既是權力式的，又是市場式的；
（四）吸納機制：可以以兩會為案例，看看是如何對社會精英進行吸納的；
（五）整合機制：如組織系統；
（六）汲取機制：可以以房地產為案例，看看政府與企業是如何作為一個鏈條上的不同環節汲取社會財富的。
這種舉國體制是所謂中國模式的核心，其成就的原因在此，其弊端的根源也在此。
權力潰敗，最應當正視的問題
三年多前，我提出「社會潰敗」的概念，並指出，社會潰敗的核心是權力潰敗。所謂權力潰敗是指，權力系統內部的規則和約束機制失效，權力結構的整體性喪失，權力的不同部分各行其是，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種權力既專橫又無能的狀態。而這已經是我國社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權力的專制特性與內部的潰敗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國政治社會生活的獨特景觀。
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中，人們往往對權力的潰敗抱有一種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人們樂於見到某種專制權力的弱化，另一方面這種弱化過程的結果往往是負面的，可能又會帶來更為惡劣的結果。
這當中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專制權力潰敗的過程，表面上有點類似於走向民主社會中多中心的趨勢，但其實質是非常不同的。
第一，多元社會中一般有政治、市場、社會、宗教四種整合機制，政治只承擔有限的功能，哪個一時失效都不至於引起整體的危機。而我們社會中政治是唯一的，權力潰敗意味著唯一整合機制的失效。
第二，多元社會中政治內部是有規則的制衡，各司其職，又互相配合。權力潰敗社會中政治的各個部分則是各行其是，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亂做。
第三，在多元社會中，即使是分權式的權力，也受到社會的有效制約，而在權力潰敗的社會中，各個主要權力的擁有者都是別人無法制約的、無法無天的「土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目前出現的權力潰敗，是在權力不斷擴張，不斷膨脹的背景下發生的。這看起來是一個矛盾的現象。但正是這個表面矛盾的兩個過程，構成了我國權力演變的基本特徵。由此，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一種深深的困境。
權力潰敗發生的原因
發生權力潰敗的原因是需要認真分析的。官方往往將這種趨勢歸因於理想主義和信仰的喪失，很多學者也將其歸結為核心權威的衰落。但我覺得更要注意如下的一些因素。
第一，在理想主義消失之後，利益交換成為維繫權力內部關係的紐帶。
第二，在中心權威衰落的同時，權力的總體性特點沒有發生變化，分化的權力的每一個部分都仍然是總體性的，甚至是可以逐級複製的。
第三，在權力不可避免的分化的同時，沒有努力去建立相應的制度化規則，以約束分化了的權力，反倒總是一廂情願地想以重建中心權威來解決問題。
第四，在權力系統縱向約束不斷失效的同時，不想建立橫向約束機制，即民眾對分化的權力的約束，結果使分化的權力成為上下左右約束都沒有的無法無天的力量。
表面的大一統與實際的各行其是形成了一種默契。在潰敗的權力結構中，上對下的控制主要依靠三個機制。一是官員的任命權，二是模糊的政治壓力，三是以反腐敗等為手段的對不效忠的懲罰措施。第一個是主要的。同時，上級對下級的要求也越來越有限。一是完成我的政績目標，二是別給我惹事。其他的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由此，給下層權力留下了至少三大空間。一是不作為的空間或虛與委蛇的空間。二是暗中抵制的空間，底線是要給上面留表面上的面子。三是濫用權力甚至以權謀私的空間。
總起來說，這種權力潰敗是發生在過去總體性社會權力結構瓦解的過程中。過去的總體性社會是建立在再分配經濟基礎上的，資源的控制和壟斷是單一的，權力是單中心的。而在市場經濟基礎上想努力建立的新總體性社會中，資源的控制開始多元化，權力單一中心的基礎已經失去，權力多中心的趨勢開始出現。但新的體制拒絕在權力多中心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約束權力的機制，由此導致權力既無上下的縱向約束，又無左右的橫向制衡的狀態。
權力潰敗的第一階段（八十年代）：解決集權的思路導致總體性權力在地方的淤積
八十年代是在對文革進行反思中走過來的，但這種反思是很不徹底，甚至可以說沒有觸及實質。文革前實際是極權，即權力高度滲透於社會各個方面；而不僅僅是集權的問題，即行政權力集中在中央。於是，當時的改革明確了縱向分權的思路（尤其在財政體制改革的推動下），但卻拒絕橫向分權的思路。
因此，即使是下放的權力，仍是總體性的。這就導致：
第一，下放的總體性權力在地方淤積起來。
第二，下放到地方的總體性權力仍然是沒有橫向制衡與社會制約的。
第三， 由於目標不明確，無法建立真正有約束力的規則。
第四，社會與輿論一直無法成為制約權力的力量。
第五，摸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導致了對無規則權力的縱容。
縱容官員貪慾與潛規則形成是八十年代埋下的權力潰敗的兩個隱患。改革開放是以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老幹部復出為開端的。但這個群體，除胡耀邦等少數有理念的人外，實在缺少貴族氣。在經歷如此巨大的民族災難之後，上台後不是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而是要求「補償」，甚至是變本加厲的補償，當時的說法就是兒子票 子房子。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共產黨員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這樣，從一開始，吃相就很難看。而且對抨擊者進行打擊。八十年代葉文福的遭遇就是一例。
縱容官員貪慾和摸石頭兩個因素，造成潛規則的發育和盛行。八十年代是潛規則形成的重要時期，突出表現為對正式規則的大規模系統性破壞。對其進行辯護的理由，這是漸進式改革必不可少的代價。
權力潰敗的第二階段（九十年代）：瓦解規則，縱容貪腐
什麼事情在中國都是從負面汲取教訓，最後都是壞的選擇。六•四和蘇東劇變就是如此。蘇東劇變對中國最深刻的影響是心理層面的。首先，這個事件瓦解了官員對體制的信心。其次，是抱團取暖，形成了上層的精英聯盟，對外維穩，對內縱容貪腐。
當時兩個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九十年代前中期是官員對體制信心最低沉的時期，而貪腐則成了末日心態最集中的體現。體制則將貪腐作為效忠的對價，持默認甚至縱容的態度。
第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開始人們所說的第二波改革。這次改革對於中國有雙重含義。一方面使中國經濟重獲生機，另一方面通過經濟發展挽救體制的意圖更加明顯。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是發展與腐敗的交織，甚至體制化。體制性的行動就是權力「下海」。政府公司化，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就是由此而來。潛規則從八十年代的台下轉入台上。
更深層的分析，可以見之於由於權威、結構和制度等因素的變化而導致的原有整合機制的失效及整體的碎片化。在權威方面，原有的強人政治被代之以常人政治，一言九鼎的權威已經不復存在，服從趨於表面化。在結構方面，原來作為保持權力整體性工具的警察、司法、紀檢、媒體等機構均在地方化，開始為地方權力服務，原有的控制手段越來越不起作用。在制度層面，原有的對下級官員的任命權成為唯一的控制手段（俗稱的「拿你烏紗帽是問」）。但由於派系、關係以及腐敗等因素，陽奉陰違成為普遍的現象。二陳事件都有中央-地方因素，但此時殺雞猴已經視而不見。
上述因素表明，靠單一縱向機制約束權力已經不太可能，這時迫切需要建立橫向的對權力的制衡機制，如權力的互相制約，尤其是民眾對權力的監督。可惜的是，沒有往這個方向走，反而是企圖用縱容貪腐的方式來維持下級官員的效忠。於是，權力潰敗的趨勢一發不可收拾。但當時對社會中監督權力行為的直接打壓還較為少見。 一般是，你罵你的，我貪我的。
權力潰敗的第三階段（廿一世紀）：權力的膨脹與潰敗雙加速
進入廿一世紀之後，在經歷了短暫的所謂新政之後，權力潰敗的趨勢愈演愈烈，甚至成為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本來，孫志剛事件廢收容，非典促信息公開，辦陳良宇反腐敗，一時之間似乎政通人和，老百姓也對新班子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不知為何，轉眼之間，新政偃旗息鼓，學起了朝鮮，控制和維穩成了鮮明的主題，並鍥而不捨地堅持到最後。
這個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我到現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請教了許多朋友也不得要領。我唯一能夠想到的，是奧運的作用，當然背後是新班子的舊思維以及自信的缺乏。我一直在想，北京奧運對中國的影響可能是非常深遠的，不是僅僅在錢上。面對一個盛會的拘謹心態，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後來的歷史進程，可以說，奧運是舉國維穩體制化的開端。現在看來，奧運，可能是我們辦了一件不該辦的事情。
中國進入廿一世紀最突出的特徵是權力膨脹與權力潰敗的加速並交織在一起。此前就已經開始的強化政府抽取資源能力的過程，使集中到政府手裡的錢越來越多，可謂財大氣粗。而奧運的成功舉辦，拘謹的心理又演變為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種舉國體制的幻覺。而權力潰敗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愈演愈烈。財大氣粗加速了揮霍無度，舉國體制也培養著權力的專橫與任性。
客觀地說，過去的十年，有關人士可謂盡心竭力，身心交瘁。因為是在用最糟糕的方式應對最糟糕的情況。這時，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並由此造成巨大的社會不公。但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無能為力，只能用維穩的方式求得不出事。但這一維就把中國維壞了，因為這樣不但助長了社會不公，加劇了社會矛盾，而且毀壞了社會中正常運作的機制。前一段時間，我曾提出過逐級複製的「作惡授權」的概念，在維穩中，反正不能「出事」，怎麼做我不管。這樣一來，權力的任何胡作非為都可以在維穩的名義下進行，同時也可以用維穩的名義對任何監督權力的行為進行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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